1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中央部署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战略。为实施这个战略，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这场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错误更加严重。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偏差，特别是随着大跃进影响的显现和经济严重困难的出现，广大农民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为了克服困难，统一思想，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 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后来开展的四清运动，同上面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很大不同。它是与重提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1963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指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会后，运动逐步展开。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连续四次发表讲话，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四清”运动的方针是：“说服群众、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杭州会议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决定》的要求部署运动，进行试点。试点情况大多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发生乱斗、打人等情况。中央在9月工作会议上，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仍明确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其中具有些体政策的规定，对于防止运动中出现打击面扩大的现象是有必要的。

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认为运动“点、面结合去做最为有利”，决定向群众宣传两个文件。于是，从这年冬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解放军各地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较大规模开展起来。这个阶段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但由于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打击面扩大。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受中苏论战的影响，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和条例草案。会上，许多人的发言都表现出“左”倾过火情绪。刘少奇讲：“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要想办法摆脱他们。毛泽东讲：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认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这表明中央主要领导对各级干部的不信任加强。鉴于这样严重估计，毛泽东从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忧虑出发，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也对运动中“左”倾扩大化的发展产生相当的影响。8月1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刘少奇负责的“四清五反指挥部”， 依据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经刘少奇提议，毛泽东同意，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全国下去搞“四清”“五反”的干部，有一百五六十万之多。

9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作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其指导方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这次会议部署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组织建设。之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几个经验报告作为运动的参考。这些典型经验影响很大，进一步促进了“左”的错误的发展。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运动中左倾错误更严重地泛滥起来，不少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打击。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将运动性质统一认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城乡社会主义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规定运动进行七年。

就如何确定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对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保留了意见，与会人员对运动性质也意见不一致。会议第二阶段，毛泽东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并且修改了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其中具体政策的规定看，有利于稳定当时的形势，但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有了新发展，从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

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不能充分发动群众，解决根本问题需寻找新的方法。 于是，“四清”运动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

总的看，历时四年的四清运动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它夸大了敌情，过分估计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加剧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高晓林 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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