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创办报刊作为推进变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办报思想，提出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开创报刊新文体、新格式。在其办报思想指导下，戊戌变法时期掀起了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第一次高潮，为中国报刊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 键 词】 维新派；办报思想；近代中国报刊业；影响。
【作者简介】 牛卓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图书
情报学研究。
一、维新派的办报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以传教士为首的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多种报刊，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在外国人创办报刊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报纸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等人都曾撰文对报刊加以阐述，希望通过办报启迪民智、富国强民。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发现办报比写书宣传变法更为便利，社会影响更大，从而踊跃投身报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艰难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下层民众受封建文化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深入，于是把变革的目标逐渐转移到社会下层的“开民智”上来，报刊成为推进变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汪康年等维新人士在大力宣扬变法思想的同时，启迪人们去认识报刊的多种社会功能。通过丰富多彩的办报活动，维新派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办报思想，在对报刊社会作用的认识、独立办报与言论自由、报刊文体的创新上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1.对报刊的社会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维新派人士对报刊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阐述。康有为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臣窃考之，报馆之盖，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二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1]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从1895年到1922年的二十七年中，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创办报刊十七种，其报刊思想对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他最早提出了报刊“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2]他的“耳目喉舌说”强调了报刊消除上下、内外之隔的作用。所谓“耳目”，是指报刊能帮助人们掌握国内外的消息，“喉舌”是指报纸能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他还强调报刊对社会的重要性，如可以刊载军政、民业等信息，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可达到“通上下”“开民智”的目的。
在维新派办报高潮中，谭嗣同对初步形成的近代报刊理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其办报思想集中体现在《湘报后叙》中：“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3]他强调报刊是助兴民权的“权力最大者”，可以成为实现维新变法目标的有力手段；还明确表示“立求日新”，指明报纸要求新，才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并肯定了报章文体的重要作用。其“民史”“国口”主张具有民主民权和言论自由的色彩，已经比康梁的“宣德达情”更为进步。
2.主张打破言论樊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坚持独立办报。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再次公开提出废止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建立以言论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还一度付诸实践，其最关键的一步即是冲破“言禁”“报禁”的樊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向光绪呈上《请定中国报律折》：“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为此，他建议“凡报章之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律”。光绪随即发布上谕，命康有为负责翻译外国报律并参酌起草中国报国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不久维新运动遭到镇压，报律便无从谈起了，但毕竟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了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报刊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提出报纸“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认为报馆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者，莫若报馆”。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普通之人物”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4]。1902年，他创办《新民丛报》，确定其办刊宗旨为：“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指出报刊应尽量避免政治性的干扰，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标志着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已完全成熟。
而坚持独立办报，不受外国人和满清政府所左右，则以汪康年为代表。作为近代新式民间报人，他主持创办了《时务报》等六种报纸。1898年5月，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不畏权势，拒不交出，并刊登启事，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仍如《时务报》。他始终坚持办报的独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如他认为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能因读者常以要闻多寡来衡量报纸质量，就将平常事统统列入要闻。这说明汪康年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
3.学习西方报刊模式，对报刊文体、编排格式进行大胆创新。因为报刊改变了原有的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社会层面，接受对象不再限于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扩及到一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一般民众。
为了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维新人士创造、发展了一种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该文体形式自由，解除了写作上的条条框框，实现了文体上的“大解放”；语言文字上力求浅显明了，摒弃艰涩难懂的文字，还允许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说明道理、论说问题，以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且“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不仅风行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过不断探索，维新派在报刊编排上也屡有创新。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日报》《中外日报》，在中国报刊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创新版式，改变了我国报纸原有的编辑排版方式。当时最流行的《申报》《新闻报》，都是单面印刷，一行到底。《时务日报》《中外日报》则仿照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报纸格式，两面印字，每面划分四版，每版分作两栏，行短字少，阅读大为便利。这表明中国近代报刊业从诞生起，经过从业者的努力，已取得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汪康年的许多编辑规范，如：报名内容要分类，以大字标出，以求醒目之效；转载其他报纸、杂志的新闻稿件和文章，应注明来历，以避窃取之嫌；等等，在当时都是报业的重要经验。《中外日报》的编辑形式已接近现在的报纸，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典范和先导之一。
二、维新派办报思想对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影响
19世纪末，中国处于民族危亡、列强环视的夹缝中，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的事实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他们迫切要求变法图强，中国思想文化界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而此时期担任时代旗手的正是维新派创办的文人报刊，并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在维新派办报思想指导下，戊戌变法前后出现了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维新派把创办报刊作为宣传变法、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随着维新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倾向变法，明令“报纸一律免税”“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是清王朝第一次正式承认官报以外民间办报的合法权利。这就为民间办报活动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达到顶峰，当时维新人士和支持维新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创办了三十多种宣传变法的报刊。在维新派带动下，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1895-1898年国人新办报刊达九十四种，分布于二十多个城镇。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第一份报纸。不久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896年1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由于顽固势力的攻击，两报相继被迫停刊。1896年夏以后，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其办报活动进入最盛期。1896年8月，由黄遵宪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旬刊），主笔梁启超。它一创刊，就高举维新变法的旗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一系列激情澎湃的政论文更使该报影响大增，最多时日销量达1.7万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也是鼓吹变法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897年2月，维新派在澳门出版《知新报》，成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宣传阵地。同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为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是维新派在中国北方唯一的舆论机关。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介绍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情况，大力宣传变法。1898年3月，谭嗣同、唐才常创办《湘报》（日报），对南方各省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报纸为宣传变法主张、推动变法的进行起了重要作用。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以“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查禁报馆，捉拿主笔，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只有《知新报》少数几种幸存，刚刚兴起的近代中国报刊事业惨遭破坏。
2.一批著名报人的涌现，开近代报刊史上政治家、文人办报的先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亲身办报，使国人第一次对报人刮目相看，改变了知识分子耻于从事报刊事业的状况。维新派报刊向广大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把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说通过报刊介绍到国内，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封闭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转变。士大夫、知识阶层普遍认识到“学而优则仕”已非唯一出路，他们从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投身到社会变革中。而办报成为他们的工具之一，涌现了梁启超、严复、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名噪一时的报人，近代文人报刊开始兴起，并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力量。
近代报刊的大规模创办与广泛传播为国人提供了新的知识体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报纸是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报刊这一新的大众传播形式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培育了一批拥有新知的人才群体，这些人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首要推动因素。知识分子们开始大规模公开议论国事和公共事务，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国内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流沸腾，不可遏抑”的局面；以报纸为基地之一，公众舆论基本形成，对此后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有为首开政治家办报的模式，把办报实践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利用办报为维新活动进行宣传，由此培养了一批办报骨干。我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从此开端，其操作方式基本上如康氏所创。维新报刊影响下形成的新知识阶层掌握一定统治权力后，更加注重报刊媒体的作用，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报刊的发展和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3.文体的革新，对近代中国报刊文体向白话文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戊戌维新前后，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为了扩大报刊在民众中的影响，已开始注意报刊文字通俗化的问题，一般报纸上的文字力求通俗易懂。文体方面，康有为作为中国报刊政论文体的早期倡导者，在维新报刊上发表多篇政论文，把当时刚刚起步的报刊政论文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办报活动又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论文体。因其代表作是《时务报》上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故被称为“时务文体”，又称为“新文体”或“报章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这种由梁启超首创的“时务文体”改良了旧的报刊文体，为中国报刊文体向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为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还出现了几种白话报刊，如：1897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白话报刊。该报以启蒙为办刊宗旨，其白话文风、竖排断句的编辑方法、可展可迭的款式等，被以后的白话报刊所仿效，对后出的白话报刊产生一定影响。但真正在白话报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是1898年5月在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它的创办人裘廷梁认为读报是大启民智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报安能而日日阅之，必自白话报始”。这种办报思想体现了一种要求把新的宣传推广到下层中去的趋向。它后来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白话报之一。其出现在中国报刊事业史和白话文运动史上都是一种创举。
注释：
[1]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32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第21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第352页，燕山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1.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徐新平：《谭嗣同的新闻思想》，载《新闻三昧》2006年第9期。
3.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载《新闻与成才》2003年第1期。
4.沈继成：《梁启超与〈时务报〉》，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5期。
5.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方汉奇、李 矗：《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7.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64a953ff7335a8102d276a20029bd64783e62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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