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基本含义
倪梁康
一
在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德国哲学对东方思想的影响不仅可以说是“广泛”，而且也堪称“深入”。这两方面的例证俯拾即是，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他们的思想始终在东方文化的各个层面起着或者显赫或者潜隐的作用。
当然，这些纷繁复杂的作用和影响大都是通过各种概念、观点、口号与问题而具体地得到体现。德国哲学中的“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Anschauung（注：这个概念在中文翻译中从未得到过一致的译名：在康德那里被译作“智性直观”或“知性直观”，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里被译作“理智直观”，在西田几多郎那里被译作“知的直观”，在牟宗三那里则被称作“智的直觉”。笔者这里随蓝公武先生将此概念译作“智性直观”。因为“Intellectus”一词，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既不同于“Verstand”（康德的“知性”、黑格尔的“理智”），也有别于“Vernunft”（理性），所以这里一概译作“智性”，以区别于前两者。与此相关的形容词“intellektuell”和“intelligibel”则分别译作“智性的”和“悟性的”，名词“Intelligenz”（原意是觉知、明察）则译作“智识”。以下在引用中译本时会据此而作出改动。）概念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它在理论深层所发挥的作用展示着一个文化交流的奇特景观。
历史地看，“智性直观”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曾一度成为一个富于魔力的口令。人们通常认为，在康德那里，“智性直观”在纯粹理性的作用圈内是作为一个“语词矛盾”而被提出来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在实践理性的领域中，康德已经试着用它来解决“哲学的最高点”（《纯粹理性批判》，B135（注：中译文参照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1982年）和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1991年），下同。）问题；在此之后，费希特试图依据“智性直观”来证明他的哲学出发点：“自我”；而在谢林的哲学中，“智性直观”更是被称之为“一切先验思维的官能”（谢林，第3页）。“智性直观”与“先验哲学”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然而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进一步展开，或者也可以说，随着先验哲学在谢林之后的式微，“智性直观”的功能很快便受到了遏制。它首先受到黑格尔的质疑和拒绝：“智性
直观”被看作是一种过于轻巧的方式：“把知识设定在任何偶然碰巧想到的东西上面”（1981年a，第347页），是“知识空虚的一种表现”，是“黑夜”，“在黑夜中所有的牛都是黑的”（1981年b，第10页）。而在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和对手叔本华那里，它更被看作是“瞎吹牛和江湖法术”的代名词。（第13页）这是在叔本华和黑格尔之间难得听到的几个和声之一。在此之后，卢卡奇把谢林的“智性直观”视为“荒唐的神秘性”，并将它打上“非理性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乃至“前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第109、168页）的烙印。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性直观”在东方思想中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本世纪东方文化圈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即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和中国的牟宗三，都在各自的哲学中接受了这个概念，并附以自己的理解。西田几多郎把“智性直观”理解为对“生命的深刻把握”（第32、34页）；而牟宗三在“智性直观”概念中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认为“儒道释三教都肯定人有智性直观”，他甚至相信这个概念是“构成中西文化差别的一个重要观念”（第195页）。而在东方思想研究方面素有心得的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对西方哲学的背离和对东方哲学的亲近。他把“智性直观”理解为一种对歌德、胡塞尔等人所提到过的“原现象”(Urph＠①nomen的把握，或者说，对“存在者的结构”的把握，对“绝对的存在者”的把握（第68页）。
这两种对待“智性直观”问题的态度指明了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文化中所承受的不同命运，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两种思想各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