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总理周恩来
讲解词（第一稿）
瞻仰厅解说词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参观。我馆于1998年2月28日，正值周恩来总理百年诞辰之际正式开馆，到现在开馆已14年。现在我们所在的是基本陈列展区的瞻仰厅。大家请看，正面耸立的是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汉白玉雕像，通高四米，是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创作的，题名为“情满江山”。背景是一幅大型纯羊毛手工编织的壁毯，高8米，宽15米，为世界之最，壁毯题名为“海阔云舒”。整体呈现出两位伟人耸立在高山之巅，俯瞰碧海的宏大磅礴景象，寓意着两位伟人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大厅两侧是青石浮雕墙，请看西侧，西侧记录的是：左起五四运动、南昌起义、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周恩来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再请看东侧，东侧描绘出：开国大典、四化建设、举世景仰的激昂场景。浮雕墙的总面积100平方米。瞻仰厅就介绍到这里，请大家随我进入周恩来生平展厅。
第一部分 为追求真理不懈探索
（版面文字：19世纪末，周恩来出生在内忧外患的中国，他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发愤读书。在天津求学期间，他参加并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他先后赴日本、欧洲，不懈追求救国图强的真理。通过推求比较，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
周恩来，字翔宇，号飞飞，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这里复原的周恩来故居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今天的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7号。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在封建社会，这个地方以出师爷著名，周恩来的祖父就是当师爷来到淮安的，这所宅院是他祖父当师爷时和弟弟一同买下的。周恩来出生不久，便被过继给病重的叔父。不久，叔父去世，由婶母抚育。从他四五岁起，婶母就教他识字读书，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九岁那年，生母、养母相继去世，父亲在外省谋事，收入微薄，幼小的周恩来承担起全部的家庭负担。他后来回忆到：“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这使周恩来从小就受到了生活的锻炼。
1910年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上学。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11年暑假，周恩来到同学何履祯家做客。何履祯家住沈阳南郊的魏家楼子，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在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带领下，周恩来参观了日俄战争遗址。1904—1905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以中国东北作为战场，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使东北人民处在外国军队的战火和硝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周恩来异常激愤。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同学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周恩来高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1912年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这是《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上登载的周恩来的这篇作文。这期间，周恩来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并养成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工作调动离开东北到天津。行前，同学的祖父何殿甲赋诗一首，赞赏与鼓励周恩来，并对其未来寄予无限希望。
后来，周恩来总结自己在东北的生活时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来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在这里他受到系统的教育，培养了多方面的才能。
南开学校创建于1904年，是一所仿照欧美近代教育方式创办的学校，校董严范孙和校长张伯苓都是中国近代爱国教育家。这里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民主。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座仿古罗马式建筑就是南开学校，请大家随我一起走进去，看一看周恩来的成长历程。
第一单元 求学南开 奠定坚实学识基础
南开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仪容举止，要求学生衣着整洁，举止礼貌。教学楼入口处有一面大立镜，上方镌刻着容止格言。容止格言是对学生仪容举止的具体要求，内容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走进学校时，都要先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要求。这对周恩来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周恩来当年上课的教室，班里同学的座位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名来坐的，学习好的同学坐在前排。这是周恩来的座位，桌上的学习用具和字典是周恩来当年用过的，《新字典》是周恩来获得的奖品。
教室后面墙上挂的奖状是周恩来所在班在全校比赛中获得的。其中“含英咀华”这面奖状，是周恩来所在班参加1915年3月举行的全校国文比赛取得第一名而获得的。“含英咀华”四个字是校董严范孙手书的。
这是周恩来所在班全体师生的合影。
这是周恩来上课时的情景。
周恩来学习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这是刊载周恩来学习成绩的部分《校风》杂志。
这是周恩来所在班获得国文、捷算、习字优胜同学的合影。
这里展出的是周恩来的部分作文。他的作文，思想深刻，文笔流畅，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批上“传观”二字，在同学中传看。1916年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赛，周恩来以《诚能动物论》为题写的作文获得了第一名。
为了团结同学，锻炼自己的组织才能，周恩来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一起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它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会的活动丰富多彩，下设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还有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会员最多时达280多人。周恩来主持出版了《敬业》杂志，他亲自担任编辑，并在这里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诗作。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自己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担任副会长、会长。
《校风》是南开学校的校刊，周恩来曾担任这个刊物的文苑部部长、记事类总主任、经理部总经理。他多次在《校风》上发表文章，从中国的内忧外患和道德精神状态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已处于危险境地，呼吁青年学生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周恩来认为戏剧是唤醒和教育人民的最通俗的方式。在南开学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新剧的演出，新剧就是话剧。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不能同校读书，更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学校是男校，因此剧中的女角色都要由男生扮演，周恩来敢于冲破封建习俗的束缚，经常在剧中扮演女角色。这是他在新剧《一元钱》中扮演女主角孙慧娟，这是他在新剧《仇大娘》中扮演范蕙娘。他还在新剧团中担任布景部副部长。
周恩来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学校，他和老师、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是1916年国文教师张皞如（前排中）离任时和部分国文优秀学生合影，这是化学教师伉乃如和学生们的合影。周恩来经常与同学常策欧、王朴山一起切磋学业，锻炼身体，因而成为好朋友，他们刚入学时曾一起照相，1917年毕业前夕他们再次合影。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时代。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书存根上，记载着他的毕业成绩总平均为89.72分。毕业前夕，周恩来受全班同学委托负责编写同学录，周恩来的小传是由同学常策欧撰写的，文中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这是周恩来给王朴山的临别赠言“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十年后，王朴山将赠言刻在镇尺上。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所受的教育和锻炼，为他以后接受新思潮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即积极筹备赴日本留学。行前，他到沈阳与伯父辞行，因为这时他的伯父又调回沈阳工作，并回东关模范学校看望师友。这是他给小学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第二单元 东渡日本 初涉马克思主义
1917年9月，周恩来启程赴日本留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逐渐强大起来，所以中国许多有志青年都到日本留学。
赴日本前夕，周恩来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表达了救国济世的凌云壮志。这幅手稿是1919年3月他回国前夕写给留日南开同学张鸿诰的。
周恩来到日本后，先在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一所学校，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但他又不愿一味地死读书，来到异国他乡，他总想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恩来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原先在国内，他受社会上一些流行看法的影响，以为“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但他到日本后，经过实地观察，看到日本人民处在元老、军阀、党阀和资本家的统治之下，军国主义并没有给百姓带来欢乐和幸福，他深感日本的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周恩来感到痛苦和彷徨。这时，震撼全球的十月革命爆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像潮水一样涌向日本。周恩来阅读了大量关于新思潮的书籍，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1918年2月11日，是中国农历春节，周恩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他在给留美同学冯文潜的信中提到对“新思潮尤所切望”。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原本是想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但经过一年来的观察，他对日本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失望。1918年年底，南开校董严范孙、校长张伯苓赴美国考察，筹备创办南开大学，回国时途经日本，受到留日南开校友的欢迎。就是在这次聚会上，他们告诉周恩来可以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
1919年春，周恩来准备回国进入南开大学读书。启程前夕，他笔录梁启超《自励》诗，赠予王朴山，表达了救国图强的抱负和决心。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回国前夕，在京都停留，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等诗篇，以“一线阳光穿云出”的诗句，表达了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的振奋心情。1979年日本友人在京都岚山公园建立周恩来诗碑，诗文为廖承志手书，邓颖超为诗碑揭幕。
第三单元 领导学运 经受五四运动洗礼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到天津。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处置战败国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会议。但是巴黎和会竟牺牲中国的利益，悍然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走出校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巴黎和会，惩办卖国贼。随后，天津学生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周恩来立即投入到五四运动中，领导了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宣布，会报“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要改造自身的思想。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为首届文科学生。这是开学典礼时的合影，这是他的入学注册表。
1919年9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20人成立了觉悟社，这里复原的是觉悟社旧址，河北区三戒里4号，是觉悟社社员李锡锦的家。觉悟社成员男女各半，以体现男女平等。他们用抓阄的形式每人获得一个代号，取谐音当作别名。邓颖超抓到的是一号，取名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取名伍豪……。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进步书籍，探讨社会改造问题。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曾多次来津指导觉悟社的活动。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邀请，在天津维斯理堂演讲，会后又到觉悟社进行指导。觉悟社还出版了《觉悟》杂志，由周恩来担任主编。在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1919年10月10日，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天津各界群众四五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共和纪念会，痛斥北洋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罪行。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邓颖超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出包围圈，各界群众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包围了警察厅。1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周恩来起草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
1920年1月27日，在周恩来等人主持下，天津各界群众在南开操场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动，发出“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呼声。这是当时大会散发的传单。
1月29日，为抗议北洋政府在抵制日货运动中逮捕爱国学生、查封学生联合会，周恩来等率领几千名学生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周恩来等当场被捕。他在狱中记下了大量日记，出狱后编写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翔实地记载了他们在狱中生活和斗争的情况。
这是由周恩来手书的同狱28人送给难友尚墨卿的生日礼物。
在狱中，周恩来执笔写信给主持正义的律师刘崇佑，列举理由，批驳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行。经过被捕代表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各界人民的声援，1920年7月17日当局被迫释放了全体被捕代表。
当天，到检厅迎接被捕代表的各界代表达百余人。公教慰问团为每位被捕代表佩戴了大红花和“为国牺牲”纪念章。天津商会准备了五辆汽车把他们接到商会，召开欢迎大会，并合影留念。这是被捕代表为答谢律师赠送他们的景泰蓝花瓶。
第四单元 远赴欧洲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周恩来出狱后，已经失去了南开大学的学籍，但校董严范孙对他极为器重，设立“范孙奖学金”资助他赴欧洲留学。1920年10月8日，北京华法教育会为周恩来和他的南开同学李福景开具了赴法勤工俭学介绍信。11月7日，周恩来随同第15批赴法学生共197人，在上海登上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和他同行的有李福景，还有觉悟社战友郭隆真、张若名等。
周恩来先到法国，随后到达英国，准备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但由于英国物价昂贵，不久他从英国回到法国，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社会考察。他作为天津《益世报》的特约撰稿人，为这家报纸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通讯报道，介绍西欧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时事政治。
1921年3月，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以后他又从法国到达德国，参与创建旅德中国共产党组织。
在此期间，周恩来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这两张明信片是周恩来给在英国读书的南开同学常策欧的，请他代订《每日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和购买德文经济学原理等书。这是周恩来阅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
《觉邮》是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周恩来和觉悟社社员的多封通信都发表在《觉邮》上。
在欧洲，经过认真考察和比较，周恩来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给天津觉悟社社员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1922年3月，周恩来从法国到德国，参与创建旅德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他和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在柏林的留影。
1922年6月，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不久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周恩来任书记。这是旅欧之部在巴黎郊外布洛涅森林召开代表大会后的合影。这是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写给团中央的报告。
这是周恩来在巴黎的工作地和住所门前的留影。
《少年》是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周恩来在此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多篇文章，提出中国只有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达到富强。1924年《少年》改为《赤光》，周恩来在这里发表大量文章，阐述拯救中国的道路问题和统一战线思想。
1923年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到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员八十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这是周恩来回国前和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的合影。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中，对周恩来的在欧情况作了介绍并予以高度评价。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回国后立即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由一个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第二部分 为民族解放建立功勋
（版面文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周恩来立下不朽的功勋：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奋斗；解放战争中，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为筹建新中国不辞辛劳，付出巨大的心血。）
第一单元 南昌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接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面对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周恩来主张予以迎头痛击，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明确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1927年8月1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
1933年7月1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上，决定以八月一日为中国人民军队建军节。这是刊载这一决定的《红色中华》报。
这是邓颖超珍藏的1942年为纪念八一起义15周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签名献给周恩来的锦旗。
（版面文字：党的六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整顿了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指导了各地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了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进行了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他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转入地下，秘密开展活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白区工作期间，周恩来主持成立了中央特科，负责营救同志、惩处叛徒特务、搜集情报等工作，他果断处理了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有力开展对敌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南京政府，“悬赏通缉”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委员的文件。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达瑞金。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从1930年12月起，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前三次均被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成功粉碎。1932年底，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毛泽东遭到错误批判，被迫离开红军，因此，周恩来和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坚持抵制“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是周恩来起草的红军作战计划与要求的报告，周恩来和朱德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致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文。
第二单元 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时，由于军事指挥权依然掌握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手中，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一筹莫展，造成战略撤退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城，中共中央面对严重的形势，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红军失利的种种客观原因，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方向，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第三单元 西安事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团结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加强了对当时正在“围剿”陕北苏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这是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了争取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联合抗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秘密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驻西安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武力拘禁了蒋介石。
应张学良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赴西安。这时，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看法不一。周恩来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通过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四单元 团结抗战
西安事变后，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制造事端，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首府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被迫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为这一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38年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这是周恩来（前排左二）、郭沫若（前排左三） 和第三厅工作人员合影。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领导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这里，他广泛联系各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同他们逐步建立起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合作共事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纷纷来到中国，援助抗战。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反法西斯战争的友谊。这是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中）等国际友人在武汉的合影。这是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36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曾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评价：“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奉命北调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难。周恩来向张冲、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围。国民党反诬新四军“叛变”，周恩来义愤填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5年4月，抗战大反攻前夕，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第五单元 迎接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他们抵达重庆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为了执行停战协议和解决国共军队整编工作中的问题，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调停代表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到华北、华中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他们抵达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也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为了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1月16日，由于国民党要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从而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中共代表团决定撤回延安，行前，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经过一年的转战生活，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随中共中央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6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致信邀请在上海的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并派邓颖超前去迎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规定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它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它在建国初期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决定为纪念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建立纪念碑。这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周恩来满怀热情，对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第三部分 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
（版面文字：周恩来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工作长达26年。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他作为开国总理，团结各阶层人士，为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事业和政权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际舞台上，他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长，为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仰；“文化大革命”中，他苦撑危局，力挽狂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像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第一单元 总理国家事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总理，出席了开国大典。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曾说过：“新中国政府人选，现在尚不能确定，但是恩来同志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0月1日下午2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签署的任命周恩来为总理的任命书。
建国伊始，周恩来即着手组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他十分重视广泛吸纳各方面人士，在政务院组织系统的38位部委负责人中，20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显示了广泛的代表性。人们无不称道说：“周总理不愧是‘周’总理”啊。”周恩来在民主党派人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自从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主席后，他又连任3届全国政协主席，全面领导了全国政协工作，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最广泛地团结最大多数的爱国人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周恩来在总理这个岗位上，鞠躬尽瘁地工作了26年。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从此以后，“四个现代化”的蓝图伴随着他的总理生涯，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三届人大、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两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大国，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签订了一系列支援中国建设项目的双边协定，我国自此开始了工业化发展步伐。这是《周恩来主持的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重点工业企业》，除军工企业外，涉及煤炭、石油、电力等9大项100余个小项，很多项目至今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这156项援助项目制定而成的。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他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适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我国的经济建设继续稳步推进和发展。
周恩来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的顺利发展，付出了极大心血。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周总理无微不至关怀的身影。他经常身穿一件普通的中山装，走到工厂矿山，田野乡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向他们嘘寒问暖。河南、海南、吉林、天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身影。这是周恩来亲笔修改的《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和计算草稿。在这张表上，周总理所作的标记多达145处。许多数字，都是他亲笔演算出来的。看到周总理辛辛苦苦地打草稿、算数字，工作人员曾向他建议，像这样的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可以由秘书来完成。可是，总理却说，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下，怎么能知道底细呢？让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但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不敢不慎之又慎啊！通过这一件小事，足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对人民群众有着多么强烈的责任心。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对我国的水利工作，周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到长江、黄河亲临视察，对全国很多水利工程，他都亲笔题词给予鼓励。河南的三门峡，他去过三次；北京的密云水库，他去了七次。展厅中央的这个沙盘，上面星星点点闪烁的都是周总理曾经视察和关怀过的水利工程，其中的重点工程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周总理所关心的“上天”指的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建国后，毛主席曾说：“没有一声巨响，世界是不会理你的！”1959年，苏联政府撤走全部援华专家，面对这一不利形势，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气馁，决心自己动手发展我国的核工业。1962年，我国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开国将帅们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团结一心，不懈奋斗。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周总理向大家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全场欢呼雀跃。消息传出，举国欢腾。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即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邓小平同志曾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今天，我国的航天事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周总理的奠基之功，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除去上天、水利，周恩来总理还总管着整个国计民生。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统战、民政、文化……各个领域，周总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我们在这里用一组文件墙的形式向观众展示周总理签署过的文件、手迹，总数达200余份，而这只是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单元 奠基外交事业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毛泽东主席一起，主持制订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周恩来即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函告各国政府，表示新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苏联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份文献是毛泽东、周恩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份国书”。
1954年、1955年，周恩来总理先后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向全世界正式宣布的。至今，这五项原则依然是我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两次大的国际会议，使全世界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不仅展示了中国的外交；而且带去了中国的文化；而亚非会议，周恩来利用午休时间赶写的补充发言，更是挽救了会议方向，使亚非会议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增进中国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曾十多次率领代表团出访，其中，他三次出访亚非欧国家，努力建立和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1960年，周总理出访柬埔寨前夕，恰逢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逝世，柬埔寨正处于国丧期。这个时候访问，是否合适呢？我国外交部拿不定主意。周总理决定：如期出访，并要求有关部门，为代表团全体成员每人赶制一身白色西装，用以吊唁国王逝世。周总理的善解人意令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大为感动，从此，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是纪录片《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影片全面展示了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风采。
“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但外交工作却迎来建国后的又一个春天。受当时国际局势影响，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华，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26年间，世界上有10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总理确实是我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组织者、实践家。
第三单元 心系人民群众
各位观众，直到今天，我们提到周恩来，还会联想起“人民的好总理”这个称号，还是会时常说到：总理和人民在一起。周恩来率先垂范，给人以公仆感；尊重群众，给人以亲切感；公道正派，给人以正义感；作风民主，给人以信任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被全国人民永远怀念。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他精心地照顾每一棵小草，却也能收获整片森林。”周恩来总理正是这样的人。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农业、工业、科技、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阶层人士，无不感受到和周总理相处时那种如沐春风的温暖，感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是各界知名人士的知心朋友，陈嘉庚先生逝世，总理亲自为之执拂，表达对这位华侨领袖的崇高敬意；西藏的十世班禅首次进京时，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两人从此建立了几十年不变的忘年之交。
他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总管家人。在河北邯郸，在山西大寨，在南开大学，总理和普通老百姓吃着同样的饭菜，说着温暖的话语；在天津二炼、在大庆油田、在开滦煤矿，总理就站在人们中间，蹲在机器前面，让大家感觉，他就像亲人一样。
他是艺术家的良师诤友，齐白石、冰心不会忘记总理的关怀照顾；新闻界、电影届、体育界，无论哪一群人，都会把总理的故事讲上几段。
他是学生们眼中的好老师；是孩子们眼中慈祥的爷爷。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们至今还记得总理到他们学校参观视察的情景；儿童车里的孩子，调皮的“猴娃”，也一定感受到了总理怀抱的温暖。
他是哪里有灾情就出现在哪里的国家官员。黄河洪水、邢台地震，总理都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抗灾的第一线。
周恩来总理，其实就在我们中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在这个互动数码桌上，我们编辑了周恩来总理勤政爱民的40余幅图片和故事，观众通过操作，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周恩来总理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动人风采。
展厅中央的这辆汽车，正驶出中南海新华门，仿佛周恩来总理正要匆匆离去，为国为民奔波劳碌。这是建国初期，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吉姆牌汽车，周总理乘坐了二十多年，直到逝世。
第四单元 苦撑“文革”危局
历史进入了1966年，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整整持续了十年，对我国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文革”初期，面对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周恩来以他一贯的耐心细致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苦口婆心、通宵达旦地做红卫兵的工作，要他们正确把握运动的形势，保证国家的经济建设。而面对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老干部，周恩来又要竭尽全力地加以保护。他曾多次以参加批斗会的形式，保护了贺龙、陈毅、陶铸等一大批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情况下，周恩来宁可把千斤重担压在自己肩上，也要为老干部分忧解难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这里，我们还要具体给大家介绍一张周总理保护老干部的名单。1966年夏天，民主人士章士钊被抄家，上书毛主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请总理酌处，此人应予保护。周恩来不仅妥善地处理了章士钊被抄家的事情，同时，联想到像章士钊这样的民主人士还有不少，也应当保护起来，于是，他起草了这个仅有79个字的名单，但是，就是这79个字，却一度保护了宋庆龄等几十位国家领导人和民主人士。
为了使国民经济在动荡的政治形势下仍能有所发展，免于崩溃，周总理费尽了心血。他苦口婆心地对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说道：“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在那严峻时刻，周总理对国民经济丝毫没有放松，他到东方红炼油厂视察、关心着大庆油田的生产，还参观了英国、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了解国外先进技术发展情况，可以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文革”期间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才在艰难之中有所成就，没有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周恩来机智果断地处理了“九一三”事件，并利用这一契机，解放了大批老干部。1972年1月，陈毅元帅病逝，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亲自修改并在追悼会上宣读了陈毅悼词，对陈毅元帅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应有的高度评价。随后，周恩来又巧妙地抓住时机，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可以说，在“文革”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能保护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周恩来总理功不可没。
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1972年5月，周总理患了癌症。此后，他开始了生命中最后四年的拼搏历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曾说过：“死我并不怕，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总理那伟大的人格光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怎能不令我们动容？
作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两位伟人，周恩来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他们两人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握手，2天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北京305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国庆二十五周年盛大招待会，举国惊喜若狂。见到了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周恩来，就连外交使节也顾不得外交礼仪，为了再看一看他那习惯的动作、熟悉的微笑和独有的风采，甚至站到了椅子上！周总理短短几分钟的讲话被难以抑制的欣喜若狂的掌声打断了10多次。人们以为他康复了，以为他又出来工作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是身患绝症已有两年多的周恩来作为总理，举行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作了他总理生涯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向全国人民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也成了周总理留给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可以告慰总理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1975年9月4日，周恩来在医院里用颤抖的手写下关于台湾问题的批示，批示的最后几个字是“托、托、托、托”，表达了他心系祖国统一的信念和对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重托。这是他无数次批示手迹中的最后一次。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照片中的周恩来总理，面容清瘦，目光炯炯，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终年78岁。
“文革”十年，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做出了客观、公正、极高的评价。
至今，人们仍以各种方式缅怀他，纪念他。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蜡像就是根据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的作品《沉思中的周恩来》制作而成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30多年来，世界各国先后出版了纪念集、回忆录等各类书籍近1000种，包含中、英、日、俄等多国语言及少数民族文字语言等各类书籍。在这里，我们展出了部分出版物，供大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这里是我馆的另一个高科技展项：虚拟翻书。观众朋友可以遥控书页，翻看中外名人对周恩来总理做出的评价。
现在大家随我步入圆厅，我们将观看一段纪录片《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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