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今的“国学热”
发布时间：2020-05-1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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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当今国学“热”
学生姓名： 谭 佳 林 班 级： 0 9 — 2BJ 时 间：年10月
2010
谈当今国学“热”
[摘要]国学“热”的产生有其国内和国际的背景，其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而且要用去粗取精的科学分析方法；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持一个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陈腐的内容。以积极、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国学的讨论，是今天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对我们如何学习和研究国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字]国学、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特别“热”，但是大部分人对国学的概念任然比较模糊，现在有一些人所谓的“国学”其实是一篇之学。比如讲孔子儒学就是国学。这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上的问题。事实上，国学不仅仅包含儒学。中国现在有５６个民族，并不都信奉孔子，如果这样定义国学，就把很多民族都排斥在外了。我们承认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那么，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按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依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经世致用也
契合了中华国学的宗旨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我单从定义这个角度看来国学：“国学是一入学为主，并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集体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最具代表性、民族性的伟大成果。”
国学“热”又是什么呢？国学兴起即为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近几年来，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者，都呼吁、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忘本。于是这些学者就进而以不同方式惊醒了不同影响的宣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重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情。如易中天、于丹等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古籍经典。一时间，三四岁幼童诵读四书五经，各地媒体一窝蜂地开出专家讲经栏目，而各出版社更是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类解读古籍经典读物，且市场销售火爆。究其本质，国学“热”实际上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祖归宗”现象，是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中国人对自己精神故乡的回归与认同。国学“热”反映出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个人觉得单用一个“热”字来表示这个社会现象欠妥，反而会容易误导一些正确的思想，也容易被一些人间接利用、偷换概念来质疑这场国学兴起。“热”表示已经过度，既然超过一定的限度，那肯定是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所以我个人觉得用“兴起”这个词来形容这场社会现象更加适合来对这一社会现象下定义。这就是我为何标题和前两段书写的是国学“热”，而下面我却用“国学兴起”来表达我对这场社会现象认识的原因。在个人观点看来当今的国学兴起这一现象可以简而言之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以中国为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站在时代的高端与前段，去深入发现和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目前社会上对国学兴起这一社会现象持褒贬态度，人们像对待一切兴起事物那样，出现了“两点论”。一点：赞扬者有之，另一点：反对者亦有之。在不乏肯定声音的大体上，国学兴起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不得不悲哀地去承认，当今许多年轻人漠视和疏离祖国传统文化，对传统国学更是缺乏自觉的文化认同，这必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事实上，传统国学不仅有着深邃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更蕴含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近来，有识之士们意识到了国学的重要性并号召国人重视国学和传统文化，一时间国学似乎重新成为了显学。然而这种热闹景象是否真正意味着国学的复苏与传统文化的振兴呢？社会上有人认为，“国学兴起”到底是虚热还是实热。对于这一现象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众人皆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80年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思潮几乎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并且这种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很大程度是以传统文化的“让位”为代价而前行的。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个困扰人们头脑的问题。但在当下，国学、传统文化的复兴“热”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且正未有穷期：议论纷纭的读经运动之争尘埃未落，名流贤达的《甲申文化宣言》又冒了出来；9月28日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公祭孔子诞辰大典，尊孔之风趋盛；10月22日，又有甲申年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在株洲炎陵县炎帝陵举行；北京安定门街道办事处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欲联手打造中国首个“国学文化社区”，继而又有报载山东济宁将兴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有人就会问到这些轰轰烈烈的“复兴”活动究竟昭示了什么？有文章指出，当前的传统文化复兴“热”已有从思想的层面发展到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趋势，兹事体大，实在不可以掉以轻心。倡导读经还只是文士墨客的议论，而“建设国学社区”，乃至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等等则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改造运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一旦启动，在各种名堂、项目底下就是真金白银的公共资源的调动、分配，还有就是某种公共领域的强制性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成员是无法不受其影响乃至制约，承载着这些工程规划的土地原生态无法不被改变甚至是破坏。尤其是对于像山东济宁要兴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大手笔”，更需明察、细辨、慎思，更需要在政治民主、加强舆论监督的前提下抉择去从，警惕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政绩工程”。传统文化的活力不在于“仿古”“五四”以来关于中西文化之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争其关键似乎更在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所幸的是，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些复兴的载体，或者说带来了新型的传统文化，尽管现在的传统文化已经绝非历史上的传统。
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仅仅做一个博物馆，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当前，在举办弘扬某类传统文化的活动时以发扬“传统”为名刻意“仿古”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刻意模仿古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和交融，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流于“形象工程”亦或市场逐利之嫌的作为，那么此“热”毋宁说更是国学或传统文化的不幸，而其是否能真正的热起来，以及“热度”又能维持多久，也就同样值得怀疑了。质疑国学兴起过程中由于人为的产生的问题是允许的而且是有必要的，我充分赞成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来揭露这一类问题，但是如果是质疑国学，那我就个人觉得你的质疑之声是可笑的。于个人“国学兴起”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国学兴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内外因观点：物质的存在于发展都有其客观必然的原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从外部原因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了国学兴起。这次国学兴起的出现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个样子，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们的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
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兴起产生的一个原因。
其次：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直接引发了国学兴起。亚洲四小龙就是指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研究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儒家思想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我国港台地区。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大学。但在港台地区，真正兴起，真正受到重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因为七十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对这种现象，东西方学者很自然就要追问: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它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当人们试图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得益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精神动力正是来自于儒家伦理，是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的结果。如日本着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加《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联想:儒家文化、儒家伦理导致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当我们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的时候，也必须重视对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的研究。这或许是当前国学兴起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港台新儒家代表对大陆的反哺引发了国学兴起。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
阶段: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这两个阶段大致范围是1919年到1949年，是在大陆出现的。三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港台。 当代国学兴起的兴起与港台地区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以接续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他们着书立说，四处讲学，身体力行，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着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在大陆出版并广为流传，大陆学者也兴起了对港台新儒学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不断扩大，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儒家文化热和国学兴起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四：国学的兴起与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据说，我国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约有3500万，这些华人散居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种祭祀活动，如祭祀伏羲、祭祀黄帝、祭祀大禹、祭祀孔子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道德始祖，这些海外华人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外力，也推动了当前国内国学兴起的升温。
第五：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引发了国学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