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教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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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
1.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与演进
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深厚的传统。自“五四”以来就相继出现了鲁迅、沈从文等成就蜚然的大家。他们或以俯视的目光,冷静地描摹农村中芸芸众生的麻木、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或以恣情的笔调、怀旧的心态,记叙记忆中温馨、神秘的故乡山水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小说在描写对象、作品主题、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意识地摒弃了早期“乡土小说”的路数,直接禀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特色,追踪社会现实,紧跟时代步伐,摹万千风云于笔端,成为农村社会变革的形象化编年史。伴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村题材在丰厚的生活沃土中有了新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当代形态。本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无论在作家队伍方面还是在作品数量方面,都可谓荦荦大观。农村小说的兴盛与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两大支柱。
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的兴盛,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以来,农村题材一直是解放区作家关注的重点,新中国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延伸,此,农村题材创作作为解放区文学传统被直接继承了下来。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在中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也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农村大地正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五彩缤纷的生活图景足以吸引作家们敏锐的目光。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说:“我国农村人口有五亿多,而十年来从土地改革,经过劳动互助、合作化高潮而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从个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到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态度,从消灭封建剥削残余到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几乎是几个世纪的变化,在我国只短短十年间就实现了。这种迅速急剧的变化,必然突出地要求在文学上得到反映。
短篇小说因为便于迅捷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受到作家的格外青睐。建国之初,中长篇处于酝酿期时,便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强扭的瓜不甜》,马烽的《结婚》、《一架弹花机》等作品率先表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在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的同时,也表达了抛弃陈腐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强烈愿望,歌颂了农村中正在萌发的新的精神品质和社会风尚,鞭斥了阻碍进步的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农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家对新生活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康濯的《春种秋收》、秦兆阳的《农村散记》、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吉学沛《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刘绍棠《青枝绿叶》等,或写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或写充满情趣的新人新事,构成了一幅清新明朗的农村生活图景。
由于作家对农村社会变革的热忱关注,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可遏止地成为这一题材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正如合作化运动本身的发展过程一样,在小说中也呈现出从发端到高潮的运动轨迹。


邵荃麟:《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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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是当代小说中率先触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斗争,而是通过日常琐事和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来表现事关“走什么道路”的重大主题。之后,赵树理于195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三里湾195291月到国庆节前夕由扩社和开渠所产生的矛盾纠葛为线索展开故事,浓缩了农业合作化全面展开之前的中国农村生活,以简洁朴素而又不乏幽默的语言,真实描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所带来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小说以家庭关系、婚姻爱情为视角,揭示出这场变革对于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意识的深深触动。作品尽管也试图表现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赵树理断然不肯为了概念的东西而牺牲现实,他说:“《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并不是摆开阵势两边旗鼓相当地打起仗来„„对此,曾有人批评《三里湾》“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但也正是在生活画面的捕捉和矛盾的处理方式上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立见解和独特表现。赵树理小说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当时许多农村题材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
50年代中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左”倾思想也有所发展,有关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体系逐渐明晰化,成为指导农村工作的主要依据,对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农村生活小说的中心线索和主导模式。同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如果说《三里湾》尚缺乏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出现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则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邓秀梅、刘雨生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和以龚子元夫妇为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已初露端倪。即便如此,当时的评论家们仍为《山乡巨变》缺少“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而感到“美中不足稍晚面世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加强,作品中的人物的阶级阵线分明,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从广阔而丰富的农村生活画面中凸显出来,成为情节进展的主要推动,以往农村题材小说中大量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情景”受到严肃、紧张的“政治斗争情景”的挤压,从柳青对《创业史》所作的修改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评论家普遍认为“比起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创业史》在正面表现农村革命力量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随后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中国农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新旧事物的递嬗和新旧观念的碰撞,迅速改变着中国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吸引了许多作家的视线,打开了他们的艺术视野。经过建国初期的摸索和积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已全面成熟,成为该题材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一部分在建国前就从事该题材创作的老作家,开始适应和熟悉了建国后的新生活,凭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写出了思想深刻、技巧娴熟的佳品。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沙汀的《卢家秀》、《你追我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


赵树理:《谈读花鼓戏〈三里湾〉》,《湖南文学》196312期合刊。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读》,《文艺报》1961年第2期。
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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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刘澍德的《老牛筋》,西戎的《赖大嫂》等,内容上或针砭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或赞颂新式农民的美好情操和可爱的品质。表现技巧上各具特色,有的以生动的情节取胜,有的以质朴的描写见长。尤其是《“锻炼锻炼”》和《赖大嫂》等,成功塑造了本时期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群落——“中间人物”其独特的思想艺术内涵是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所不可替代的。此外,一部分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经过艺术上的反复锤炼,逐步趋向成熟,在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李準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农村题材中长篇创作也进入了高潮。除稍早发表的《三里湾》外,有代表性的中长篇佳作均产生于这一时期,中篇小说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刘澍德的《桥》、李準的《冰化雪消》、刘绍棠的《运河的浆声》、康濯的《水滴石穿》等。长篇小说则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为本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成就的代表。写作之前,两位作家都作了充分的艺术准备,两部小说是他们扎根农村、深入生活的成果。《山乡巨变》如秀丽的风俗画,集中体现了本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的乡土田园诗风;《创业史》如恢宏的历史剧,是本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风范的作品。
50年代末,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以及对“两结合”的倡导,给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李双双小传》就烙有狂热的幻想和“左”倾冒进的印记。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始终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深入农村生活实际,对现实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深切的思考,写出了一批富于现实精神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欧阳山的《乡下奇人》、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或提倡实干精神,或颂扬求实立场,表现了作家关注现实的敏锐识见。
60年代后,随着阶级斗争的逐步升级和文艺领域展开的批判,使一些作家受到冲击以至迫害,严重挫伤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农村题材小说开始走向衰微。小说主题明显地向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方面倾斜。甚至根据阶级斗争模式来设置人物、情节和矛盾冲突而不惜于曲解生活。从康濯的《东方红》,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题材小说在主题思想、人物设置、情节模式越来越屈从于阶级斗争理念的演变轨迹,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逐渐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所覆盖,变得简单化以至于模式化。
“文化大革命”十年,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整个文坛一片荒漠。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偶尔也露出一两点新绿,如克非的《春潮急》。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已乏善可陈。
尽管由于时代或作家本人的种种局限,本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存在诸多缺陷,但从整体上说,由于作家竭尽了自己的努力,从而得以为后人提供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社会变革的艺术画卷和难能可贵的艺术经验。
茅盾在谈论国统区作家所创作的农村生活小说时曾说道:“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出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表面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象,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自建国以来,在《讲话》精神的引导下,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不论是出生农村还是身居城市的作家,多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由“走马看花”转变为“下马看花”,由道听途说转变为悉心体察,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广大农民中的一员,体味他们的喜怒哀乐。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都是坚持长期生活在农村,开掘自己的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55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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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泉,因此很多作家的创作即或受到时风的影响,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仍然能够让形形色色的生活和人物跃然纸上,把当时农村各个方面的变革与冲突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作品从经济、政治、伦理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刻划了农村变革中各阶层人们的感情起伏,思想历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家以饱满的激情,墨重彩地塑造出一批新型农民形象,如公而忘私、任劳任怨的刘雨生,勤劳纯朴、克已奉公的梁生宝等。在他们身上寄寓了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是推进农村社会变革的生力军。在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同时,一批作家还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中间人物”典型。如糊涂涂、常有理、亭面糊、梁三老汉等,他们一方面背负着广大农民几千年来的精神缧绁,另一方面面对新生活的有力召唤,他们在这两种力量间迟疑地观望徘徊,疑虑重重。由于生活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并且是农村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群体,因此,无论从教育意义还是从审美意义来看,比起那些新人形象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成为本时期小说人物画廊中内蕴最丰富的一类。
在艺术表现上,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在鸣奏出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也描绘出充溢着泥土芬芳的田园抒情诗,呈现出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全然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秋耘在谈到《山乡巨变》时说,周立波“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有关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在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类似他作品中的轻喜剧色彩和田园诗风,也是许多作家的艺术追求。如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总使人感到是从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历经时间的磨炼而色泽不减,充满农民智慧的语言和生动场景,不时透出幽默、诙谐的气息,这也成为受其影响的山药蛋派其他作家,如马烽、西戎等人的共同风格。李準和王汶石也擅长于对重大主题作日常化的处理,当他们把矛盾冲突引进家庭之中、邻里之间时,往往流溢出带有喜剧色彩的生活情趣。浩然的小说也以此见长,且形成了其一贯的风格,即便是以阶级斗争理念来诠释农村生活的《艳阳天》,也依然充溢着欢快、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呈现出鲜明的乡土特色。农村题材小说普遍具有的这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模式对文学创作的羁绊,使不少作品给人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享受。在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许多作家摒除了远离大众矫揉造作的书面语,充分借鉴和吸收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口语,做到流畅、洗炼、平易、自然又不失生动传神。注意利用和改造民间传统文艺形式,注重情节,故事头尾完整、上下衔接,人物富于行动,避免静止的心理描写。应该说,不少作家们从创作实践上解决了革命文学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由于受到“左”的文艺思潮的冲击,农村题材小说中也存在着写政策、写中心、写路线、写阶级斗争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有的作品夸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曲解了农村的社会关系。也有作家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认识不清,反映现实的深度不够,题材单一,未能全面展示农村复杂的生活面貌。人物性格尤其是“新人”形象比较单薄,不够丰满。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


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读》,《文艺报》196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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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树理的小说
赵树理1943年以来相继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其一系列作品被誉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被认为是代表了解放区文艺的最高成就,开拓出现代文学的新局面。赵树理的影响和文学地位由此确立下来。他的作品以其强烈的生活气息、质朴的民间形式、生动的群众语言,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印数和读者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空前的。周扬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1947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集中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并形成了“赵树理方向”的提法。概括地说,“赵树理方向”的主要内涵有两点:其一,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为宣传各项方针政策服务,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中;其二,要求文学创作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具备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中国的老百姓(当时主要是指农民)喜闻乐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赵树理的故事体小说中。这两点,用赵树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他在创作中把政治需要和农民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正体现了《讲话》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因此“赵树理方向”在当时被公认为是《讲话》方向的具体体现。
赵树理对自己的小说有个说法:“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就是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由来。
“问题小说”并非创始于赵树理。“五四”时期就有小说家把自己的创作叫做“问题小说”,如鲁迅等作家写的那些揭露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的作品。倡导写“问题小说”的作家大都比较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自觉地以文学针砭时弊,疗救疾患,这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赵树理的小说也不例外,他是相当自觉地写问题小说的作家,但他的着眼点多是指出具体工作中的路线方针问题、政策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这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着重批判国民性有所不同。他写“问题”在《小二黑结婚》中就初见端倪,自写《李有才板话》以来就渐趋自觉。这个创作路子从4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而且越来越明确。他曾说,“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1925年于长治就读师范时,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3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参加革命,此后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和和报刊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说唱唱》副主编,不久重返晋东南工作。主要小说有《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另外还创作了若干曲艺、戏曲作品。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赵树理被树为“现实主义深化”的榜样,但在随之而来的“文艺反修”中受到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版有长篇小说《盘龙峪》、《三里湾》,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福贵》、《邪不压正》、《传家宝》,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赵树理文集》(4等。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826日。
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第29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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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在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中贯穿着一条明确的创作思路:从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矛盾——解决方法——指导工作。这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的思路。1958年写的“锻炼锻炼”小说一开头用一张大字报(顺口溜)提出了合作社主任王聚海总是迁就落后群众“小腿疼”“吃不饱”,压制杨小四等先进青年。继而分析矛盾所在,原来是因为王聚海是中农出身,和惯了稀泥。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趁王聚海不在时,开整风大会发动群众来批评落后分子,令其认错检讨。在赵树理看来,这就能指导工作了。这样的创作思路也表现在50年代写的《三里湾》和60年代写的《卖烟叶》等作品中。
由于过于注重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务,自然会给赵树理创作带来一些明显的局限,如拘泥于具体问题和事件,伸展不开;对人物的刻划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作品有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痕迹,有时会因政策失误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于赵树理常年生活在农村,扎根于农村基层,凭藉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农村革命进程的深切体验,以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工作作风和创作态度,也使得他的问题小说得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表现中国农村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赵树理的小说,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加上长期生活于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相当了解。他的作品对封建意识影响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小二黑结婚》是写批判封建婚姻关系的,《李有才板话》、《地板》是写抨击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关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写的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品《登记》,本来是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创作的。虽然是宣传政策,但这个作品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人物形象生动,情节饱满,罗汉钱的故事和小飞蛾的名字不胫而走,传遍城市、农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包办婚姻的野蛮性,写出了妇女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惨境遇。在作品中,小飞蛾和张木匠这对夫妻,同女儿艾艾和小晚这对年轻人的婚姻、恋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就是包办婚姻同自由恋爱的对比。由这两种婚姻制度的对比中,赵树理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作了深入开掘,有力地揭露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意识,这在新中国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由此也可以见出赵树理小说所坚持的反封建立场。
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服务于农民需要,是赵树理的创作追求。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他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肤浅的现实主义或者假现实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质朴的现实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现实主义固然可能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但是比起虚假浮夸来说,则不失针砭时弊的意义。1958年他从摘棉花的风波中,看到农民的思想现状和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写了小说《“锻炼锻炼”》,五六十年代之交,他为反对浮夸风写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与当时写农村生活的其他小说相比,赵树理的小说没有那么多的理想化色彩,人物质朴如本色,所以他对当时鼓吹“写英雄人物”之类有些不以为然。他从来都把教育农民的问题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反对“有些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
转引自高捷、刘云灏、段崇轩、郜忠武、任文贵:《赵树理传》第2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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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在他的笔下,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他写正面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虚浮的豪言壮语,如《三里湾》中的王玉生、王金生、王满喜、范灵芝,都写得质朴耿直,但比较起来,赵树理写得最好、最鲜活、意蕴最丰富的是那些“中间人物”“常有理”“糊涂涂”《三里湾》)、“小腿疼”、“吃不饱”(《“锻炼锻炼”》)等,他们是“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在当代小说中的延伸。作者对“中间人物”的创造,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赵树理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坚定实践者。“五四”以来,“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一直是作家、批评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赵树理的选择是很明确的:在“西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上,他强调的是“民族化”,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方面,他强调的是大众化。他说:“中国过去有两套文学艺术,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这些艺术主张在他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他的故事体小说上。故事体小说继承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叙述方式。赵树理的小说一反“五四”以后向西方借鉴来的小说结构形态,既少采用“横截面”式的短篇结构,也不大用跳跃式的或组合式的长篇结构,而继承中国评话式小说的特点,努力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作家非常注意按照故事发展的时序来叙述故事,如《三里湾》、《“锻炼锻炼”》等都是按照时间发生和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三里湾》虽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又是严格地按照时间关系来叙述的。小说一共有34节,时间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其中18节叙述的是一夜发生的事情,921节是一天发生的事情,2223节是一月中发生的事情。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的发生过程,赵树理极少采用跳跃、省略的方式来叙述,即使是交代故事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牺牲对人物的刻划,来照顾读者,18节,王玉梅的活动基本上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对故事给以交代。章节上的时间顺序安排,典型地体现出赵树理小说对于连贯性的重视,亦即对故事性的重视。完整性是指故事完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头有尾。他的问题小说既然提出问题,最后必有解决的方法;小说中的人物既然谈恋爱了,小说最后就一定要交代恋爱谈成了没有。线索明确,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了,很容易把握住。如在《三里湾》中,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尽管作者非常不善于写恋爱,但是,他哪怕就是写得很生硬,也要把结果交代出来,如写王玉梅和马有翼、王玉生和范灵芝的婚恋都是如此。
赵树理擅长讲故事,还得力于他熟稔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技巧技法,如“扣子”在他的小说中运用得很充分。所谓“扣子”是故事中多种矛盾的纽结点,或者说是诸多事件的聚焦点,如《登记》中的“罗汉钱”、《三里湾》中的“刀把地”、《套不住的手》中的“手套”等,这些“扣子”使故事集中,头绪清楚,同时又能引出其他的小故事,使作品有悬念、有起伏,能吸引读者。
在语言风格上,赵树理十分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大众口头语的运用。他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点。加工在什么地方呢?加工在更合乎‘说’这上头。”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开口即说,明白如话,如


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5期。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第22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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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中交代人物的一节: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0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大众口头语的特点之一是造成听话人的在场感,这也是讲故事、说评书的语气。如《登记》的开篇:“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特点之二是简洁、上口,合乎自然语流,一般来说多用短语、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饰语。如《登记》中:一个武旦,“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的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在语言的使用上,作者还十分注重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为了尽量避免采用文人书面语,也淘汰掉生僻的土语,吸收通俗晓畅的方言、口语进入作品,如“死受”、“相跟”、“团弄”、“开解”等,这类语言同山西的民情风俗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别具一格的自然、亲切、幽默、质朴的语言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影响到许多作家,特别是山西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这些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与赵树理相仿,既注重把创作同农村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又保持了山西浓郁的地域特色;既及时去表现新的天地和人群,又注重作品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就连给人物取外号、写“中间人物”,以及小说的幽默的轻喜剧风格也颇像赵树理,因而被称为“山药蛋派”早在解放区马烽和西戎就以章回体的形式合著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边区和解放初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批作家更成熟的创作期是在5060年代,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等都是广泛流传的作品;他们编写的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汾水长流》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山西新农村的田园风光和新一代农民的成长。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并影响到更年轻的山西作家。

3.李準、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作家李準是以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蜚声文坛的。《不能走那条路》是一篇及时


李準(1928-2000蒙古族,河南孟津人。15岁因家境贫苦开始谋生,当过学徒、职员。解放后,当过银行职员、中学教师。1953年,由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成名。著有小说集《卖马》、《不能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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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农村社会问题、密切配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作品。张拴因为不善务农,经商又亏本,被迫卖地;翻身农民宋老定打算买地。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一面以旧社会的悲惨往事教育他:“咱不能看产丰人家破产”“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一面想办法帮助张拴度难关,最终使宋老定思想转变。小说触及当时农村中贫富分化的问题,宣传了互助合作的思想。表后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刊纷纷转载,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梆子、坠子也曾广为流传。今天看来,这篇小说明显属于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问题文学”,有主题直露之嫌。但是,作品仍然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小说中俯给皆是河南农村俗语、方言为全篇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如“翻拙弄巧,袍子捣个大夹袄”,“人眼是秤”,“想治疮不能怕挖肉”,等等。
1957年春天,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李準发表了《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信》等暴露生活阴暗面作品。前者揭露了一个在婚姻生活中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干部的灵魂;《灰色的帆蓬》通过一个文化馆长在汇报工作中见风转舵、阿谀逢迎的表现,针砭了官僚主我者的虚伪与无耻。《信》通过描写一个志愿军的妻子在丈夫牺牲后忍痛以丈夫的口吻写信,安慰不知道真情的婆婆,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小说后来都受到粗暴的批判。
1960年,李準发表了《李双双小传》。作品以人民公社办食堂的背景,以风趣的笔成功塑造了一个泼辣、能干、积极为公的农村妇女形象。李双双原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大跃进”的运动中走出了小家庭。这样,她就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丈夫喜旺发生了矛盾冲突。喜旺反对妻子,既是“大男子主义”作怪,也出于担心惹事生非的好心。这样,夫妻间的家庭矛盾便与新旧思想的交锋喜剧性地交织在一起。矛盾的解决是有关领导对双双的鼓励才使喜旺转为了思想。在这样的描写中,既写活了喜旺的憨厚,也写出了中国农民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的文化心态。虽然历史已经证明了“大跃进”是一场历史悲剧,但这部小说仍因生动再现了那个年代里普通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命运的巨变、精神面貌的巨变而令人难忘。而且,小说中洋溢的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氛围,也明显不同于那些为了塑造英雄人物的崇高而显得严肃有余的作品。作家善于运用民间俗语、口语表现人物性格、渲染氛围的特长,在这篇作品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喜旺那句“‘这个出马一条线’的货”,既表现了他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又生动传达出双双的泼辣性格;而双双那连珠炮般的“放着排场不排场,放着光荣不光荣!我就见不得‘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狗肉不上桌’这号人!”也在充分表现双双火辣辣的上进热情的同时,又体现了她“恨铁不成钢”的心直口快性格,还幽默地活画出喜旺的性格弱点;而双双问老支书“什么是‘政治挂帅’?”,也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定背景,真切表现了双双的朴素性格。多年以后,李準重提这篇旧作时说:“我喜欢李双双这个人物。我呼唤李双双这样的人,我的老伴就太老实。李双双爽郎、泼辣、快乐„„我觉得她好像是快嘴李翠莲和莺莺的笑的结合”在这段话中,不难使人发现作家塑造李双双的深刻心理因素,以及李双双性格中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都是这篇小说超越了时

条路》、《芦花放白的时候》、《车轮的辙印》、《冰化雪清》、《夜走骆驼岭》、《春笋集》、《李双双小传》,电影文学剧本集《走乡集》、《李準电影剧本选》等。其中电影剧本《老兵新传》曾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奖;电影《李双双》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文革”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了电影《牧马人》。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1985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朱珩青:《海滨的谈话》,《作家报》19935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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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魅力所在。
《黄河东流去》是作家晚年的力作,也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开山之作。经历过“文革”的磨难,作家试图在这部小说中“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探讨“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的文化问题。他的结论是:“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的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小说以1938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千万人流离失所的惨剧为背景,通过描写七户农民逃荒、挣扎、顽强生存的动人故事,描绘出一幅浓墨重彩的“流民图”,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民魂之歌。在这些流民中,有刚强乐观的李麦、足智多谋的徐秋斋、忠厚朴实的海长松、聪慧能干的马凤英、痴情刚烈的蓝五和雪梅、狡黠可笑的王跑„„他们或凭着顽强的生命意志,或凭着朴实的传统伦理道德,或凭着灵活的处世态度,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因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礼赞而忽略了对生活丰富性的深入揭示。徐秋斋是乡亲们的主心骨,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播者,但作为一个穷愁潦倒的算卦先生,他的身上也有发财的梦想和善于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海春义本分、质朴,是传统农民的代表,但在他性格的另一面,则是农民的狭隘和笨拙,为了面子宁死不去做生意;而马凤英则能从一个帮工成长为一个发财观念极强的饭铺女主人,自然与她的聪明、能干有关,作者在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中倾注了欣赏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农民既有传统的道德观念,又能适应生存的挑战、商业的诱惑的豁达理解。与此同时,作家还通过对笔下人物的塑造表达自己对故乡民风、河南文化精神的理解。在谈及“河南人被称作侉子”时,他的解释是:侉子意味着“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而这种民风的形成,则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中原的山水、阳光、蓝天、亮星,影响人的视野、胸襟。战乱灾害,跑反逃荒,锻炼了人的适应性。地方戏曲,豫剧、坠子等的旋律、曲调,培养了人的热情。”这些议论充分显示出作家对《黄河东流去》的文化意蕴的自觉追求。
另一方面,作家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了他熟悉河南方言、善于通过富有个性特色的语言去写人物性格的特长,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河南文化的淳厚感。如李麦说的一番话:“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得刚强地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我们穷人家老坟里不长弯腰树,就是磨扇压在身上也不会弯腰。„„我这个人是苦水里泡大的,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人,什么苦也吃过,什么罪也受过,什么心也操过,什么气也装过!这番话掷地有声,既显示了李麦的刚强和开朗,也表现出中华民族乐观进取、人穷志气不短的文化精神。又如徐秋斋的一席话:“我什么也不怕。常言说,‘至死无大难’。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穷得身上连个肥虱子也捉不住,他就是把我扛起来转三圈,放下来还得管我饭吃”,也生动表现了他的豁达与幽默。作家写王跑的吝啬,是“棒槌打他手里过一下,也要刮掉四两末,挑担水打他门前过一下,他也要匀一碗”;写凤英的的果断,是“钱兴他赚,也兴咱赚。”“面子值几个钱一斤?”都给人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真切感。



李準:《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黄河东流去》(上)第2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李準:《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黄河东流去》(781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孙荪、余非:《李準新论》第304-3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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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汶石的小说主要以农村的新人新事为题材,他的小说特色在于选取那些平凡的小事,从小事中发现时代变化的新气象。在他看来,“在这种平静的外表下,所包含的内在的滚滚浪涛,比之于描写它的外在的惊涛骇浪,则更加深沉;这是对于沸腾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的表现。
发表于1956年的《风雪之夜》是王汶石的成名作。作品讲述了区委书记严克勤在除夕风雪夜下基层检查生产计划的故事,通过书记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忘我工作,彻夜不眠的情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冲天热情,使风雪之夜与人们的冲天热情形成对照,使节假日与人们不休息的情景形成对照,这是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发表于1958年的《新结识的伙伴》是王汶石的代表作。小说描写农村生产能手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却有意回避了对竞赛的正面描写,而是别具匠心地描写了两个竞赛对手之间的一次邂逅。泼辣的张腊月与文静的吴淑兰彼此是竞争对手,见面后又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这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双重关系,体现了新时代的新风尚。而二人(尤其是张腊月)的性格,也是在既亲热又较劲的对话中跃然纸上的。在张腊月“人家说你长得比我秀,我就不信,„„想不到,你这个俏娘儿,竟然同我作起对来了!”“你看来还很嫩,头一回抛头露面吧?”这些话中,充分体现出率真、可爱、不服气、争风头的品格;在她“对自己的男人,要经常教育呢,免得他们绊手绊脚!”的这段话中,也生动传达出新时代妇女的新风貌。相比这下,吴淑兰言语不多,但从她说张腊月“你也很俏啊!”和“非叫你连人带马投降不可”的笑语中,也显示出她文静中有心劲的性格。小说还穿插描写了吴淑兰由一个“好媳妇”成长为一个生产能手的经历穿插了张腊月的婆婆夸媳妇、羡慕媳妇的议论,也进一步凸现了新时代、新风尚、新型人际关系的主题。
以轻快的笔触描写时代大潮中的小小浪花,通过日常生活小事透视时代的巨变,这是王汶石的上说特色所在。另一方面,比起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西戎的《赖大嫂》、李準的《李双双小传》那样同样是通过凡人小事的描写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来,王汶石的小说就显得艺术精巧、社会内容失之单薄。这既是王汶石小说的时代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不少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王汶石(1921-1999山东万荣人。15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21岁到延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团。1946年发表作品。解放后,相继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中篇小说《阿爸的愤怒》、长篇小说《黑凤》,作品集《王汶石散文选》、《王汶石小说选》、歌剧剧本《战友》等。

《给胡采同志的信》,《亦云集》第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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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他扎根农村十四年、与普通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农民服务的经历被誉为“柳青式的道路”。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摧残了他的身心,中断了《创业史》的创作。“文革”结束后,他继续抱病创作,不幸于1978年去世。他的《创业史》是十七年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柳青对文学创作的虔诚与刻苦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当代许多后来的作家。路遥就说过:柳青“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的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路遥的名篇《人生》,也是以《创业史》中的一句富有哲理意味的话作引言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创业史》是一部具有史诗气势的作品。小说第一部虽然只是这部巨著的序曲,但已显示出了恢弘的笔力。在谈到《创业史》的主题时,柳青说:“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作者紧紧抓住“创业”这一主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五种农民的创业史:作为小农代表的梁三老汉的创业史,作为先进农民代表的梁生宝的创业史,作为中农代表的郭世富的创业史,作为富农代表的姚士杰的创业史和作为暴发户代表的郭振山的创业史。
小说的“题叙”通过梁三在旧社会艰苦奋斗几十年,尽管性格倔强、勤劳能干,却终因天灾人祸、势单力薄,没能创出一份家业来。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概括了无数小农创业梦幻来的历史。解放给了梁三土地,重新唤起了他的创业热情。可儿子梁生宝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又与他的小农梦想相左。他劝说,冷嘲,叹息,都无济于事。他不赞成互助组,又为儿子的“闹腾”深深担忧;他既有传统农民的保守、倔强,又常显露出天真、幽默的性格。在描写他思想感情转变的过程中,柳青也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变化的分寸感:他不是因为儿子的开导、而是因为儿子“平世事”产生的好名声给他带来了自豪才开始了转变的,甚至在他默许儿子为大家办事的同时,作者还让他说出了这么一段能够准确表现他既无奈、又通情达理的复杂心情的话:“你爷说:世事拿铁铲子也铲不平。我信你爷的话,听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给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吧!爹给你看家、扫院、喂猪。”这样,作家就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对传统农民的深刻理解与复杂情感,使这个人物成为一个典型形象。
小说中另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富裕中农郭世富。他曾经靠给人家打工为生,“破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青年时期积极从事学生运动。22岁赴延安,写出一批反映抗日根据地生活的小说。1943-1945年间,他到米脂基层农村深入生活三年,写出了反映抗日根据地变工互助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解放后,毅然带着全家到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在那里生活、写作了十四年,一方面出版了描写延安保卫战中人民支援前线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反映农村基层干部无私奉公、坚决斗敌的中篇小说《艰透铁》和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总结农业社发展经验的报告《根深叶茂》、《长安县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和《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等。

《柳青的遗产》,《路遥文集》第433-43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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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地干活,连剃头的工夫也没”。后来因为意外的机遇发了家。他有心计,处世圆滑,善于见风使舵。“他是蛤蟆滩最令人难琢磨的一个人。”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五世同堂的家长”“孔夫子和朱夫子两位老人家的忠实后代”为此,“这辈子三快一慢:走路慢慢,说话慢慢,思量慢慢,做活快快!”他“决心面善一辈子,做‘天公地道’的事情:和气生财,大道生财。”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不识字的经济专家”,精于心算,也精于在买卖中做手脚。他有心与共产党较量,又时时提醒自己“一辈子也不张狂”、“寸步要当心”。当作家写出他“是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时,就通过这个形象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典型:“外善内奸”。
作家着力描写的,还有富农姚士杰家的创业史。他的父亲因为剥削手段的残忍而被称为“铁爪子”。姚士杰继承了其父的为人,更因为共产党断送了他做地主的梦想而怀恨在心,但他的人生信条是:“好汉厉害,不在脸上,在心里头。”他能干,心狠,手辣。他一方面喜听借债人的诉苦,另一方面在“热心帮助困难户度春荒”的幌子下干着纠集力量与共产党较量的勾当。小说中还通过他奸污妻侄女素芳并唆使她嫁祸于梁生宝的情节,揭露了他阴险、肮脏的灵魂。
而“蛤蟆滩第一人要紧人”、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的创业史,则是一个从土改积极分子蜕变为既得利益保护者、“革命的局外人”的创业史。他曾经是“被剥削者的领袖”,积极斗争地主,认真开展工作,为村里争得了荣誉。但在成为富人以后,他对互助组运动产生了抵触情绪。他有自己的发家计划,决心“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但“绝不是自己的家业接近仇人姚士杰,那和他的‘政治性儿’水火不相容。”为此,他一面以“党员这样难当,怎么办呀”的问题而苦恼,一面对上级的号召敷衍,一面又嫉妒梁生宝的积极,对他冷嘲热讽。
梁生宝是小说中刻意塑造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英雄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了既积极工作、克己奉公,又朴实憨厚的优秀品质。作家有意刻画出一个成长中的实干家形象。面对重重困难,他常说的话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在这句口头禅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淳朴,也写出了他的木讷。作者在交代他的精神源泉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解放三年来,生宝注意到许多领导同志,都有这种精神,他就决定自己也这样过活。他也不懂得这是什么行为。这段描写也写活了主任公的朴实。在他的精神鼓舞下,互助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向发展壮大。显然,作家是将这条创业之路看作广大农民的唯一出路的。
以上五部创业史,集中概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状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在以“三大能人”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为代表的单个势力与以梁生宝为代表的集体力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同时,在“三大能人”之间,也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特别注重在展示复杂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同时,没有刻意去追求表现“面对面的斗争”,而是在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开掘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这样就显示了一种本真状态的生活真实。小说中常常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如第十章对姚士杰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第十二章对郭振山思想斗争的刻画,第二十五章对郭世富内心活动的展示,都是在心理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的成功篇章。在这些描写中,人物的性格发展史、人物情感起伏的思想活动,连同一幅幅很有典型意味的生活片段一起,交织成塑造典型性格的纤毫毕现的画面。这样的描写是作家将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引入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范例,也是《创业史》的一个鲜明特色。
除上述主要人物之外,小说中对一些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成功的。如小说对王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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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的刻画就是一例。“这是一个出尽了力气的庄稼人。„„他是这样一种性子,做起活来拼命,恨不得爬下去用脑袋犁地的庄稼人啊!”然而,年轻时因为一次偷东家的庄稼而被县衙门痛打的屈辱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块“精神上的创伤”,使他笃信“天官赐福”,宣传“老天和官家是无上权威,人都应当听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违拗”的宿命论。为此,他坚决反对土改,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看不起讨饭娃子出生的梁生宝,认为姚士杰“是高不可攀的富人”。他将儿媳妇素芳送进姚士杰家帮佣,是出于沾光的动机。而素芳被姚士杰所害的结果是对王二直杠的人生信条无疑是极辛辣的讽刺。此外,他还是一个“坐在敞院里茅柴上的家庭独裁者”,他的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因此也显得十分可笑。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突破了阶级论的框框,揭示了落后穷人心中的精神创伤,使人自然联想到鲁迅笔下那些病态的可怜灵魂。小说中对另一个穷人高增荣的性格刻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增荣是个鲁笨人,有奶就是娘。当村干部能给他解决困难的时候,他就‘和富农划清界线’;活跃借贷一没指望,他又投奔富农。”这种“有奶就是娘”的人格虽然与王二直杠僵化的人格在表现形态上迥然有别,却都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
另一方面,作家在小说中经常抒发的人生哲理议论,又为全书增添了超拔的气势。例如:“生活中急遽的变化,常常在很短促的时间里头,向毫无精神准备的人们冲了过来。人们的品格和品质,或者象大家所说的‘心术’,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一下子全摊了开来;因为时间的急逼和事情的严重,使任何人来不及考虑如何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这一段,就足以使人们发出对于人性的思考;又如:“„„这种交谈是庄稼人日常的精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尽管是见天都要说的闲话,听起来淡而无味,但庄稼人在走路和做活的时候,还是有必要认真地交谈交谈。要不然,让他们说什么呢?„„只有淡而无味的话题,年老的庄稼人说了几千年,也没有得罪下一个人”,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耐人寻味;而第二十四章开头那十一段“一九五三年春天„„”的排比议论,也以十分壮阔的气势交代了从全国到关中平原发生着的一系列变化,为全书烘托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背景氛围。这些或意味深长、或热烈奔放的议论,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哲理意味。
毋庸讳言,《创业史》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在它问世以后不久,有评论家就指出过,梁生宝的形象显然不如梁三的形象塑造的生动。虽然英雄人物的塑造一直存在着模式化的框框,但《山乡巨变》在这方面取得的突破就超出了《创业史》的拘谨。梁生宝的少言寡语、朴实木讷虽然真实可信,却毕竟显得单薄;作家写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爱关系,也明显给人以沉闷之感。尤其是当历史证明了梁三、郭世富的价值观其实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代表,证明了合作化运动存在着激进的偏颇时,作家依照当时的阶级理论来设计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褒贬人物的价值观念,就显得比较简单、肤浅了。作家后来对小说的几处“重要修改”(特别是那段“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谓‘错误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呀,‘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呀,‘四大自由’啊,‘确保私有财产’啊,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资本主义思想的泛滥,到一九五三年冬天才煞住了这股逆流”的议论)不仅显得生硬,也不符合历史的实情,因为明显打下了“文革”的烙印而成为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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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在周立波的众多作品中,成就较突出的是他在5060年代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要包括25个短篇和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和绝大多数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周立波的小说主要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在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留下一些“写政策”的痕迹,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政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因此他的作品相对于同时期大多数同类作品而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包含了更多真实而深刻的生活内容。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山乡巨变》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在合作化过程中所有制的巨大变革,不如说是在这场变革中广大农民心灵上的激荡。陈先晋、王菊生、盛佑亭等老一代落后农民如何一步一步缓慢而艰难地融入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过程,他们痛苦而艰难的精神蜕变,在作品中有真切而深入的表现。贫农陈先晋在解放后分了田,但他却十分留恋旧社会靠私有制发财的老路,所以他坚决不肯报名入社,在他看来,“么子互助、合作,还不都是乱谈琴”“龙多旱,人多乱,几十户人家搞到一起,怕出碌戏”。在全家人都要入社的情况下,他无可奈何地表示“先进去看看吧”,正因为如此,当他受到落后分子的煽动时又打退堂鼓。经过多次反复,好不容易下定入社的决心,但他的心情仍是非常的复杂与沉重,一大早跑到祖传的那一块小土地里,痛哭了一气——他是在和世世代代沿袭的旧的生活道路作痛苦的告别!和陈先晋相比,富裕中农王菊生的心灵改造更其艰难。这个外号叫“菊咬筋”的人,仗着自己殷实的家产、完备的生产资料以及自己的勤劳肯干,十分固执地坚持走单干的路,并决心和合作社一比高下。在他看来,“贫农都是懒家伙,他们入社,一心只想占人家的便宜。他自己的一条大黄牯要牵进社里,放足了肥料的上好的陈田也要跟人家的瘦田搞一起,‘这明明是吃亏的路径,为什么要当黑猪子呢?’”直到在和农业社的竞赛中彻底失败,堂客、女儿累病了,生产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自己实在干不下去了,而农业社又真心实意地帮助了他,他才真正地认识到集体的力量,认输入社。作品中的另一个性格最为丰满,刻划最成功的人物是盛佑亭,这个绰号叫“亭面糊”的老农民,性格上面面糊糊,随和风趣,他嘴狠心善,骂牛骂鸡骂子女,可是谁也不怕他。他极爱面子,又有些自私,不喜欢动脑筋,邓秀梅派他去龚子元家探听虚实,他却被龚的几句奉承话一瓶镜面酒灌得酩酊大醉,把正事忘得一干二净,回来时还醉倒在白水田里,出尽了洋相。在亭面糊身上,我们似乎能感受到某种阿Q精神的承袭,但是在合作化运动中,新的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孕育成长。从他向儿子口授入社申请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孕育过程: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又名凤翔、奉梧,湖南益阳人。立波是他30年代在上海常用的一个笔名,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音译。1929年入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并开始创作。1934年被捕出狱后加入左联。翻译了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名著。1939年到延安,1946年参加东北土地改革,创作了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54年出版了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1955年秋率全家回家乡湖南益阳桃花崙乡落户,创作了大量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还出版有文学论文集、散文集等。新时期发表了小说《湘江一夜》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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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婆讲:“搭帮共产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有作得热,又要归公了?”我开导她说:“这不叫归公,这叫入社。我问你,我们单干了一世,发财了没有?还不是年年是现路子,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
我婆婆又问:“田土都交出,不留一丘吗?”我说:“当然,一入,都入,留一丘,你来作吗?我是不作的,入一点,留一点,脚踏两边船,我不干。”
在这里“我婆婆”的话是他虚拟的,其实是他自己思想的另一面,他说服“婆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说服自己的过程。上述几个形象的意义在于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剔除着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和性格弱点而走向觉醒的,尽管这觉醒是那样艰难与缓慢。在当时文艺界普遍提倡创造英雄人物的环境中,却把这些“中间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为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和塑造“中间人物”一样,作者在塑造农村基层干部形象时也注意尊重生活的真实性,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他的笔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稳重细致尊重客观实际的干部。《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是本时期小说中刻划得较为成功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为清溪乡党支书兼农会主席,他随和宽厚,沉着稳重,注重实效,又有工作方法。他注意联系群众,对清溪乡的农民了如指掌。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喜欢他;他头脑清醒,遇事善于思考,不急躁冒进,因此被人们戏称为“婆婆子”。对于农业合作化,他说:“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当申请入社的农户超过百分之五十以后,他及时提醒邓秀梅,应该停顿一下,他担心的是“贪多嚼不烂”。正是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他领导的合作社朝着健康的轨道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在当时的气候下,李月辉这样的“小脚女人”不是被当作右倾错误路线的典型而是当作正面人物来塑造,曾经受到过非议,认为“作者让他不论在任何场合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出那么一种慢慢腾腾的脾性„„让人不可理解,莫名其妙”甚至认为这个人物淡化了当时的严峻的思想斗争,忽略了人物所“应该赋予有的社会意义”。事实上,不论从思想还是艺术方面看,创造出这个人物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看来,虽经时光的磨洗仍不失其光辉。
周立波的小说因其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被人们公认为“茶子花派”的代表,甚至有人称《山乡巨变》是“十七年的乡土小说中最具有风俗画、风景画特色的长篇小说”。由于作者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人情世故的熟悉,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雅淡的田野,幽美的山寨,翠绿的竹林,清亮的江水,喷香的茶子花,还是或长或短,或嘹亮或沉闷或嘶哑的各种牲畜的叫声,无论是诸如扮桶、箩筐、高凳、竹椅等各式典型的南方家当,还是湖南人爱吃的辣椒、姜盐茶、甜茶,无论是翻古、相里手骂、吃水莽藤、听壁脚、打山歌等乡土习俗,还是生动活泼极具表现力的地方方言,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周立波的小说,几乎每一个短篇或长篇的许多章节中都有一个主导的民间风俗,这种风俗甚至成为作者行文的逻辑起点。《山那面人家》为例,小说的显在意图是通过参加一对年轻人的婚礼来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尚,但是作者真实的创作动机却是来自于对乡村婚俗的兴趣。小说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湖南农村闹洞房的基本框架,只是为了增加时代气息而做了少许修改。比如按农村风俗,最后要新郎新娘“表演”各种节目时,新郎一定要藏起来,一帮人便到处找,这样才有戏剧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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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味道,而新郎一般又都是藏到储藏红薯的地窖里。在小说中这样的细节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只是将新郎跑到地窖里的动机改为看红薯种是否烂了。把民间习俗引进作品,又赋民间习俗以新时代的内涵,这是周立波试图调和乡土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生活所作出的一种努力。因此他在乡土风情的描写中总是体现出双重观照:一个还乡者出于眷顾情感对温馨故土的观照和一个革命作家出于政治理念对农村社会变革的观照。于是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安排了一个“我”或者“我”的替代者——上级派来的农村工作队队员——穿插其中,通过“我”或者“他”在体验乡土风情的同时,又保持着冷静的审视。如短篇小说《禾场上》写夏夜禾场上农民歇凉的场面,这是最具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但作者并没有让人沉浸在如诗如画乡村写意之中,而是通过邓部长对山边田野里落沙婆幽远的、凄楚的啼叫的感受来告诫人们: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痛苦;在农村如果不做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新生活的到来也必将伴随着巨大的痛苦。这样一种象征意蕴的表达,可说是周立波写乡土生活的一个鲜明特色。
明快而浓郁的诗意是周立波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一方面通过小说来抒发自己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于新的理想生活的渴望与憧憬,因此他能以饱满的激情敏锐地捕捉在实际生活中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并将它们放大,使之凸现在生活的前台,也正是作品的诗意所在。周立波认为:“诗和小说,应该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作者们要抓住时代的精神,进行艺术的概括;要集中而又细腻地描绘人物,努力使之典型化;要在仔细观察和研究了社会生活的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张开自己的幻想的翅膀;要尽可能地使读者们情感高扬,意象深远。因此在周立波的小说中,总能让人强烈感受到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调子,没有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看不到深沉的苦难。同样是写乡村,五四时期乡土作家笔下的民间陋习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如诗如画的乡村风情。在人物塑造上,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一大批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农村青年,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此外,在叙述、描写中插以抒情的叙事方式,幽默活泼的语言风格,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乐观抒情色彩。比如写到陈大春和盛淑君这对恋人在山里表明了心迹以后,作者紧接着有这样一段描写:

多好啊,四周是无边的寂静,茶子花香,混和着野草的青气,和落叶的沤味,随着小风,从四面八方,阵阵地扑来。他们的观众唯有田边的斜月。风吹得她额上的散发轻微地飘动。月映得她脸颊苍白。她闭了眼,尽情地享受这种又惊又喜的、梦里似的,颤栗的幸福和狂喜。而他呢,简直有一点后悔莫及了。他为什么对于她的妩媚、她的娇好、她的温存、她的温柔的心上的春天,领会得这样的迟呢?

在这样的文字中,浓郁的诗意就像茶子花香一样扑鼻而来。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散淡疏朗的结构速写画式的人物和场面,素净淡雅的山村美景,畅生动的雅俗共赏的语言,来寄托自己典雅的文人兴味,弹奏着一曲优美的心灵乐章。这样一种诗学品位,很大程度上与他成功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有关。周立波是一个30年代写欧化小说的作家,在提倡民族化、民族形式以来,他开始自觉地钻研中国古典文学,把传统文学的优点和西洋文学的长处揉和起来,加以融会贯通,使他的小说有某些外


周立波:《周立波选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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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之细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国古典文学的简练而避其粗疏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山乡巨变》结构零散的问题时,作者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都是着重人物的刻划,而不注意通篇结构的。我读过这些小说,它们给了我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作者是在有意地营造一种疏散的结构。因此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的小说都可当作散文来读。周立波还特别注意在小说中营造一种古典诗歌般的意境。他十分擅长在叙事的过程中融入自然环境的描绘,从而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浓郁的抒情气氛,形成静穆淡远的优美意境。如《山乡巨变》中写亭面糊靠在阶砌的一把竹椅上,边抽旱烟袋,边看外面的景致:

远远望去,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二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出了些微的青黛。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家家屋顶上,一缕一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这样一幅画面,明显地带有陶渊明的“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韵味。对于作者的这一追求,茅盾概括道:“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
周立波的小说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一方面,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在情节上有些编造的痕迹,《山乡巨变》中写反革命分子龚子元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就有夸大阶级斗争之嫌;另一方面,作者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倾向也妨碍了他对农村的深入透视,他的作品缺少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特别是他笔下的农村新人形象,性格比较单薄,深度不够。此外,作者小说中一文一俗两副笔墨常常相互抵牾,文的太文,俗的太俗。如前面提及的亭面糊在阶砌前看雨景,照理说这一段文字应该是亭面糊的心理语言,但是事实上,这一套话语方式却完全是文人式的,与粗话连篇的亭面糊似乎毫不相干,那样的一种诗意的境界是一个胸无滴墨的农民看不出来的。
6.浩然等农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国内阶级斗争呈现出扩大化趋势。随之,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也大量涌现,其中,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是这一时期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代表。.
《艳阳天》共三卷120万字,分别出版于19649月、19663月、19665月,是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浩然(1932-)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由于家境贫寒,13岁以前断断续续上过三年半小学。1956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受到文坛关注。到“文革”前,先后发表短篇小说180多篇,主要作品结集有《喜鹊登枝》、《苹果熟了》、《新春曲》、《夏青苗求师》、《蜜月》、《珍珠》、《小河流水》、《杏花雨》、《“小管家”任少正》、《老支书的传闻》等。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文革”期间,发表了《西沙儿女》、《百花川》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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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浩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无论从思想深度或写作技巧来看”“都标志着作者的创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文革”期间极少数可以公开发售的文艺作品之一。小说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展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沸腾、热烈的斗争生活,歌颂了在斗争中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其丰富的情节、完整的结构、明快的色调,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
由于《艳阳天》的写作,是作者运用阶级斗争观念和理论来处理50年代农村生活的题材,因而,相对于本时期出现的同类题材的小说而言,《艳阳天》呈现出更加尖锐激烈的阶级对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区分得更加清晰,同一阶层内左、中、右各色人等的区分也更加细致。《艳阳天》中的阶级对立,表现在以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和以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之间。作者用一条街道把两股势力截然分开: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一方住在沟北,代表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方住在沟南。双方虽处于一条沟谷之中但在经济实力、生活观念、人际关系甚至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双方在土地分红、闹粮、倒卖粮食、抢粮库、退社等一系列问题上反复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从而揭示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宣扬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在阶级对立之间,作者又描绘了一个处于动摇、犹疑、惶惧状态的中农阶层,他们大多住在沟北,如马大炮、弯弯绕、马子怀、韩百安等。而这一阶层中又有落后与进步之别,如马大炮、弯弯绕等是其中的落后代表,他们一再为马之悦所利用就是因为马之悦是这些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表。此外,小说还通过地主马小辫在北京读书并往回写阴谋信件的小儿子,把东山坞与外界联系起来,把东山坞的斗争放到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去,从而达到作者“把这个靠山小村发生的抢粮闹事的事件,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高潮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这些形势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它、研究它”的目的。
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作者有意把阶级斗争这一主线贯穿小说始终,不免在情节安排、人物设置上显露出人为结撰的痕迹。垂垂老矣的地主马小辫雨夜埋伏企图谋杀萧长春,以及小说最后他诱杀萧长春唯一的儿子小石头得手等情节,显然缺乏充分的现实生活依据。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浩然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认识和描写有不够明确和夸大之处,但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具有丰富而深厚的农村基层生活体验,对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心理极为熟稔,且能作细致入微的传达,因而剔除一些概念化的图解,仍能从作品中看到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历史图貌和中国农民的心理图貌,并能获得广大农村读者的认同
其实,《艳阳天》的精彩之处并不在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而在于农村生活的变革所激起的历史波澜和心理波澜,亦即个体农民固有的自发倾向、自私心理、保守立场、恋旧情怀与社会主义方向、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对立。沟北富裕户闹土地分红、弯弯绕闹粮荒、韩百安等倒卖粮食、马大炮等拉牲口退社,都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作者细腻传神地写出了千百年来一直深受压迫、一无所有的农民对分得的土地的眷顾、对自己的牲口的爱怜、对收获的粮食的无比珍惜,以及他们临到把这一切交给集体、融入集体时种种复杂婉曲的心理。如韩百安在清理自家耕地里的石头时生发的幸福感,倒卖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粮食后体验到的无言的失落与恐慌;哑巴、马老四在与牲口相处中流露出的与


《浩然简介》,《浩然作品研究资料》第5页,×××出版社×××年版。
浩然:《为谁而写作》,《浩然作品研究资料》第35页,×××出版社×××年版。参见佐平:《贫下中农喜读〈艳阳天〉》,《文艺报》196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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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类的情感;焦振茂在处理自己的私房和粮食时表现出举棋不定的焦虑等。作者对这些心态的刻画都十分动人。另一方面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革命的激情,满着蓬勃的朝气,呈现出浓烈的明快、乐观、向上的情调,因此尽管作品的题旨是要表现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但在描写普通农民种种落后的言行举止和心理状态时,却充溢着鲜明的“轻喜剧”色彩,这也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民的宽厚和理解。
《艳阳天》的成就还表现在塑造了一批既具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农村先进分子。萧长春是作者怀着满腔热忱塑造的英雄人物。他敢于斗争,头脑清醒,讲究方法,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作者通过对萧长春的描写,一方面把他放在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来表现其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精神风貌;另一方面,把他放在工作、劳动、爱情、家庭的现实生活情景中进行刻画,多方面表现英雄性格的丰富性和人情美,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作者在刻画这一形象时,交替推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来展示人物多方面的品质,即通过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关系、与小石头的父子关系、与马老四父子的乡亲邻里关系,呈现出充满人伦情感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显得温馨动人,体现出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本色;另外,又设置了许多同阶级敌人或落后势力发生诸多冲突的“斗争生活场景”,来体现人物的英雄品格。两种“生活场景”的切换,不仅使作品的情节展开徐急交替,张弛有度,也能够较充分地拓展人物的性格内涵,有利于拓展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面。但在更多情况下,作者往往用“斗争生活场景”去挤兑与覆盖“日常生活场景”,让后者成为前者的陪衬,这在小说的第二、三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不免使作品中原有的人情之美为阶级斗争的浓郁气氛所掩抑。除萧长春外,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形象,如农业社副主任韩百仲的临阵不惧、敢于承担责任,饲养员马老四的赤胆忠心,大脚焦二菊的直爽、泼辣,团支书焦淑红的朝气蓬勃,团支委马翠清的精明能干,哑巴的憨厚耿直,喜老头、福奶奶的人老心红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马之悦是作者倾注较多笔墨刻画的反面人物。小说描写了他在东山坞的一系列表演,证明他“脑瓜子里有转轴,笑里藏着刀”,成功地刻画了他老于世故、狡猾奸诈的两面派性格。一方面以“老干部”“老党员”自居,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支使少数落后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破坏。为了表现出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作者也编造了一些违背生活和人物性格逻辑的情节,如怂恿马小辫杀人,煽动马大炮等抢粮库等,至少是铺垫不足而显得不能令人信服。
作者对一群处于动摇、犹疑、惶惧状态的中间阶层人物的刻画,笔墨不多却颇具功力。小说揭示了农村社会变革在这一层人心底掀起的巨大波澜,细腻剖露了他们在既有的生活秩序、生活观念被打破,新的生活秩序、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中,焦灼甚至痛苦的内心世界。这些人物是对《艳阳天》人物画廊的丰富,如一辈子谨慎度日、抱持“傻子过年——看间壁”的处世态度的马子怀,胆小怕事而又财迷心窍的韩百安、精于盘算而又屡屡失算的弯弯绕、头脑简单的马大炮等,都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长期生活于农村的浩然因耳闻目染和用心积累而具有良好的民间文化素养,小说在叙述中每每吸收了民间故事手法或传统情节构造模式,把它们转化成生动活泼、惹人喜爱的艺术因素。如第三十章马立本在追求焦淑红的过程中,错把讨厌自己的焦父当作焦淑红本人而大诉衷肠,并作出求爱举动而引出颇为滑稽的场面;第七十五章马凤兰设计让孙桂英勾引萧长春,并亲自带人捉奸,但捉到的却是自己的丈夫马之悦,结果形成一场闹剧。两个场面利用“情景误会”的故事构造,产生中国古典戏曲中常见的“错位”艺术的效果,让人在忍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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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中冲淡了阶级对立的严肃性,增强了整部作品的轻喜剧色彩。浩然在《喜鹊登枝》等初期小说创作中,便呈现鲜明的北方农村生活特色和平易、生动、明快的语言风格。这些也同样保持在他的长篇小说里。《艳阳天》中,在阶级矛盾这一主线上点缀着一些对农村四时风物、节令气候、生活起居、行为衣着的描写;人物语言因大量口语、歇后语的运用,生动、跳脱,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色彩。
相对于《艳阳天》,1972年出版的《金光大道》则是“文革”时期典型的文学样本。“由于学习和运用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比较深刻而有一定深度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某些本质方面,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好评。”作者基本上是以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道路斗争的观念为依据,来描述、阐释与评价农村中各种社会矛盾,着力夸大这些矛盾冲突的严重对立、不可调和,主人公高大泉也在这些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被刻画成“高、大、全”式的人物,使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左”思潮的烙印。但就整部小说而言,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和描写依然是动人的。如高二林与哥哥高大泉分家的过程中,作者对嫂子吕瑞芬的复杂心理进行了精微呈现,让读者从中获得一种基于人性赤诚的感动;作者对高二林向刘祥索债时双方心理活动的描写也较为传神。得力于作家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切理解和纯熟的叙述技巧,应该说在“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金光大道》仍属于最具有可读性的作品之一。
80年代浩然的创作风格有所改变,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被发掘出来,并融注入个人的体验和思索,创作了《苍生》以及自传体三部曲《采土》、《活泉》、《圆梦》等笔力凝重的长篇小说。

《风雷》是陈登科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它以1954年冬到1955年春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淮北一个重灾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斗争,让人看到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激起的革命风雷,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小说开头作者便把故事发生地黄泥乡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推到读者面前。冬云暮雪重压固锁之下的黄泥乡只有破败的屋舍、没人的荒草、泥泞的道路。从阴冷、肃杀、沉寂的气氛中透露出落后地区贫苦农民备受天灾人祸折磨与重压的艰难处境。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五年了,但这里仍九湖为患、贫困依然,人们仍保持着年年讨饭的习惯,而且富农分子黄龙飞隐居幕后,企图弄黄泥乡于掌股之间,因而沉渣泛起,人妖颠倒。这一切预示着不经历一场革命的风雷便无以荡涤这里的贫困与落后。而黄泥乡是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场,祝永康和他的战友们,万寿年的亲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鲜血。这里的党和人民经受过战火的洗礼,这里所发生的变革正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继续。作者发掘这一深广的历史根基,证明黄泥乡发生这场革命风雷毋庸置疑的历史逻辑。小说所描写的具体环境有助于各种矛盾冲突得到更加集中的表现。
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风雷》与《艳阳天》异曲同工,也展示了50年代中期农村两


辛文彤:《社会主义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6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登科(1919—)江苏涟水县人。194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杜大嫂》,“文革”前的主要作品有:《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移山记》、《风雷》等。“文革”后创作了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第一部),与人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暗花明》、长篇小说《破壁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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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其情节主要由两条矛盾线索组成。一条是主要矛盾,即黄泥乡贫下中农和富农分子黄龙飞、投机倒把分子杜三春、黄三等人的矛盾。它贯穿全书,表现为争夺乡、村基层政权的斗争;另一条是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如何领导黄泥乡群众战胜灾荒的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以祝永康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组织群众自力更生,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战胜灾荒,而以朱锡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则企图以各寻门道、买卖自由的方式度过灾荒。在两条主要矛盾线索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小说还广泛地表现了其它各种形式的矛盾,如家庭矛盾、群众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或误会而造成的同志间的矛盾、上下级的矛盾;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外,还有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感受到作品厚重的生活质感。小说成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很自然地存在时代的局限,把阶级斗争,特别是敌我矛盾描写得过分严重,走社会主义道的热情与“左”倾冒进情绪缺少分明的界限。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作者的视野并不局限于一时的政策,而是关注贫苦农民历史命运的改变,因而终能以深沉的情怀比较真实地描绘出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的一段艰难历程。
与同时期的其它小说相比,《风雷》极具特色的一点是能在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中,造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人物形象。
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体现者、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引路人,小说一开始便把中心人物祝永康置于矛盾冲突的中心:乡民越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不欢而散的第一次乡总支委员会、骤然四起的谣言、一盘散沙似的人心、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等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人物的性格得以层层揭示,准确写出了祝永康从部队战士到乡村干部这一角色转换的全过程。刚开始处处按部队养成的习惯对待新的环境,经过处理救济粮、制止粮食投机、组织编席、开垦荒湖等斗争的磨炼,他于果敢中增加了细腻,在直率中添进了深沉,逐渐成熟起来。祝永康性格的发展,真实地反映出革命干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经历的历史跨度。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处理,写得完美无缺,而是准确地写出人物当时的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熊彬在作检讨过程中,作者细致写出了祝永康心里在三个阶段上的变化,而且直到小说结束,他对熊彬的认识还不太清楚。这给他性格的发展留有余地,避免了由于英雄人物性格过于简单而无从发展的弊病。
在祝永康周围的其他正面人物也大多塑造得性格鲜明。万寿年和任为群作为土生土长的干部,具有很多可贵的品质,小说在描写万寿年雪夜送粮、任为群堪测九湖等感人事迹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的弱点,而且较有深度地揭示出贫困的重压和斗争的复杂是形成他们某些弱点的重要原因,显示除人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何老九、陆素云虽然并非直接处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但又因亲朋关系使他们不能不关注黄泥乡的各种矛盾,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周围发生的事件表示明确的态度,而他们的态度正透露出蕴藏在广大贫苦农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热情。
小说对熊彬的刻画更令人关注。熊彬早年参加过革命,为人民做过一些工作。身处领导岗位的他,因极强的权利欲望,加上黄美溶的腐蚀,便逐渐丧失立场,蜕化变质。对这个人物,作者在艺术上也并没有采取漫画式或概念化的简单处理,而是逐层剥露他谋求和维护个人权利的心计和手腕,写出他蜕化变质的全过程。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做出一些虚伪的表演,如口头上任意编造列宁的话,故意徒步去黄泥乡参加互助组的砍草劳动等等。这些表象与本质的矛盾,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深藏城府、含而不露、工于权术、引而不发的性格和处世策略。与熊彬相比,朱锡坤的形象显得比较浅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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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前者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小说对黄龙飞的刻画也有独到之处。这个代表着落后与反动势力的幕后黑手,进行着运筹帷幄、牵线四方的隐蔽破坏活动。黄泥乡的暂时落后,给他和以他为代表的反动阶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而他们的猖狂活动又是造成黄泥乡落后的重要原因。作者通过他所策划的一系列破坏活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中落后地区的阶级斗争特点。此外,作者对羊秀英的复杂性格的把握也较有分寸感,她无赖、放荡、泼野,但狠而不毒、凶而不残。
值得一提的是,《风雷》与《艳阳天》产生的年代相同,但与《艳阳天》所呈现出的乐观向上的喜剧色彩相比,《风雷》中透露出阴冷沉寂的氛围,这是建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所不多见的。小说中部分章节对春芳恋爱心理的刻画,对金花、银花、翠花三姐妹的描写以及对淮北人情风俗的描述,带有较浓的生活情趣,呈现出难得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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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教材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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