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戏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2015年年会
魏良辅《南词引正》有关问题的思考
南京大学 吴新雷
从明清文人的笔记看来，过去讲昆曲声腔的源头，都是从明代嘉靖时魏良辅说起的，推崇他是“曲圣”，是“鼻祖”，距今四百多年。不过，自从1960年路工发现魏良辅《南词引正》关于昆山腔创始于元末顾坚的记载以后，戏曲界掀起了重新探讨昆腔渊源的势头。令人注目的是，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南词引正》中并没有说他是首创者，而是将首创之功归之于元朝末年的昆山本地人顾坚，足足把昆山腔的历史上推了二百多年。学者们根据《南词引正》这件新资料进行考论，追溯昆山腔形成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再从明代文籍中探究，魏良辅是昆山旧腔的革新者，创造了水磨调，但当时并无“昆曲”之称，仍称昆山腔、昆腔，或称时曲、新声。《南词引正》中说了“昆山腔”，并没有提出“昆曲”二字。直呼“昆曲”的记载，实际上要到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籍中才出现，距今三百多年，但如今约定俗成地将昆曲作为昆腔剧种的统称了。
《南词引正》是1960年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中发现的。《真迹日录》的编者张丑（1577—1643），字青父，号米庵，明末昆山人，精于书画的鉴赏和品题，著有《清河书画表》和《法书名画见闻表》等。据《四库全书总目·清河书画表提要》记载：“其祖父皆与文徵明父子为姻娅世好，渊源有自。”所以张丑在《真迹日录》、《法书名画见闻表》、《清河书画表》等著述中记录了多件文徵明的书画珍品，而魏良辅的《南词引正》，就是他依据文徵明的手书真迹过录在《真迹日录贰集》中的。
《真迹日录》在张丑生前没有刻印，只以多种传抄本流传于世。清代乾隆年间，鲍廷博“知不足斋”根据一个不完全的抄本刊印了单行本，《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又采录了鲍士恭（鲍廷博之子）家藏本，但都缺失《南词引正》。而路工访得的是康熙年间的传抄本（“玄”字缺笔避讳），比较完整。在路藏本《真迹日录》第贰集中，赫然抄有吴昆麓校正的《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文本，共十八条；文本题署为“长洲文徵明书于玉磬山房”，小字注明“真迹”两字。文本有曹含斋写的《后叙》说：“今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岂弱郢人者哉！”对魏良辅唱论之妙，大加赞扬。曹含斋作叙的时间标明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比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写《南词叙录》记昆山腔“流丽悠远”的时间早十二年。过去，我们知道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吴歈萃雅》卷首载有《魏良辅曲律》，钱南扬先生在《<南引词正>校注》中作了比勘，发觉《南词引正》是原稿，而《曲律》是《南词引正》的删改本。使人惊奇的是《南词引正》第五条专门讲述了五大声腔，在《曲律》中已被删掉。《南词引正》第五条的原文是：
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馀姚、杭州、弋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魏良辅讲了五大声腔，除了弋阳、海盐、馀姚、昆山四大声腔之外，还有一个杭州腔（后已消亡）。至于讲到弋阳腔传播范围之广，则与《南词叙录》的说法是一致的，甚至记述明成祖永乐年间已传唱到云南贵州。最最稀奇的是具体记载了昆山腔的来历，并推崇昆山腔是“正声”，地位在诸腔之上，其创始人不是他自己，而是元末昆山千墩人顾坚。这种石破天惊的记事，引起了昆曲史研究者的热议，纷纷撰文进行讨论。如蒋星煜写了《谈<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昆腔形成历史的新探索》，黄芝冈写了《论魏良辅的新腔创立和他的<南词引正>》，施一揆写了《关于元末昆山腔起源的几个问题》，董每戡写了《由<南词引正>说起——关于魏良辅、昆腔、昆山曲派》，陈兆弘写了《昆曲探源》，我也写了《关于明代魏良辅的曲论<南词引正>》。
路工（左二）和赵万里（左三）于1957年在浙江访书时留影
回顾1960年暑期，我曾到北京登门拜访路工先生，承蒙路先生拿出珍藏的《真迹日录》给我看了。1996年他仙逝后，藏本经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之手转给书目文献出版社。该社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后，于2002年将载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路工先生原藏本《真迹日录》（上中下三册）影印出版，南京大学图书馆买到了一套。我对此继续进行探究，我的思考可以归纳为七点。
第一，依据《南词引正》的说法来理解，顾坚“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那末，他是原创歌手，是创始人。所谓创始人，并非说他一个人创造了昆山腔，而是指他是昆山腔形成时期具有标杆性的代表人物。但顾坚的生平事迹缺乏记载，我们从两种顾氏家谱中查到旁证，顾坚是确有其人的。（一）《南通顾氏宗谱》十卷首一卷，1931年南通翰墨林铅印本，分订4册（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据谱中记载，南通顾氏是因为“元季兵乱时”从昆山迁去的，在《远代志略》中记有四十九世顾仲谟至五十四世顾坚的世系表（首卷第十六叶上）：顾仲谟—顾时沾—顾祯—顾炳—顾鉴—顾坚。顾鉴、顾坚的时代正当元朝末年；（二）《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著录顾氏宗谱计有91种。其中书号为JP552的《顾氏重汇宗谱》，是民国年间顾心毅据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顾一元的原谱本续纂的手写稿本，不分卷共46册，在第6册第144页和第14册第301页，查见了顾坚属于顾仲谟这一支的家世谱系：
仲谟—时沾—祯—炳—鉴—坚
这与《南通顾氏宗谱》的谱系全同。可惜都只有世系表而没有谱传。至于郑闰在2009年12月25日《苏州日报》发表《顾坚身份之谜》一文（该文修改稿又载于苏州古吴轩出版社《中国昆曲论坛2009》），宣称他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中发现了顾坚的小传，但经日本学人查核，已予否定。
第二，《南词引正》记顾坚“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可惜均已失传，其内容不得而知，但从书名反映出来，顾坚是一位民间艺人，曾自号“风月散人”。“乐府”是指可以歌唱的散曲小调，而“陶真”则是宋元明说唱伎艺的名称。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记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这表明“陶真”是民间艺人随口说唱的一种文艺样式，受众大多是村夫野老，所以顾坚的著述叫做《陶真野集》。我们由此认定，顾坚是著有专集已经很有名气的民间艺人。由于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卑贱低微，虽然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顾瑛、杨维桢、倪瓒等文人名士交往，但他不是去从事文学创作，而是去参加声伎演唱活动的。《南词引正》说：“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可知顾坚唱得特好，名扬四海，连当朝高官也想听他唱曲。扩廓帖木儿（《明史》第124卷中有传）是元顺帝时朝廷的左丞相，慕名招请，屡屡相邀，但顾坚不愿为蒙古贵族统治集团的当政者献艺，再三拒招，其秉性耿介坚贞，不畏权贵，实非等闲之辈。
第三，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记昆山腔的来头，竟寻根追古提到了唐朝的艺人黄幡绰，说是“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据宋孝宗时昆山人龚明之在《中吴纪闻》（有《四库全书》本）卷五记载，昆山西乡绰墩，“古老传云，此乃黄幡绰之墓”。明人徐树丕《识小录》（有“涵芬楼秘笈”第一集本）卷一也说：“昆山真仪镇之北十余里名绰墩，相传是唐时黄幡绰墓。”那末，黄幡绰是何等样的艺人呢？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说他在宫中擅演参军戏，甚得唐玄宗的喜爱。可能在安史之乱时流落到昆山，传艺于乡民，死后所葬之地，村民即以绰墩称之。魏良辅在昆山是知道黄幡绰与绰墩的情况的，“所传”两字的含义，不是说昆山腔是唐朝黄幡绰创始的，而是指黄幡绰在昆山绰墩留下的艺术影响。在魏良辅之后，明末人钮格曾将黄幡绰在昆山的故事编成了一部传奇《磨尘鉴》（《古本戏曲丛刊》第一集影印），便证明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指优伶伎艺和音乐成分的“传承”关系，是指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中国戏曲史的发展来立论，黄幡绰把唐代宫廷俳优和梨园歌舞那一套伎乐方式带到了昆山，在民间生根发芽，直接影响了元明之际昆山的声艺活动。
第四，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特别指出顾坚与顾瑛（阿瑛）、杨维桢（铁笛）、倪瓒（元镇）“为友”，与当时以顾瑛为首的文士集团结交往来，这就为我们探索昆山腔的形成打开了一个窗口。在上海图书馆所藏顾心毅稿本《顾氏重汇宗谱》中，第六册第92页载有顾瑛父子的谱系，第十四册第301页载有顾坚父子的谱系，表明顾瑛与顾坚是同宗，都是南朝梁、陈时吴郡名贤顾野王的后裔，只是后世已分隶不同的支派（同宗不同支）。该谱第三册《家传》中，没有顾坚的传，但却载有顾瑛的传。顾瑛（1310—1369），又名阿瑛、德辉，字仲瑛，平生工诗善画，不屑仕进。《顾氏重汇宗谱》所载《五十四世德辉公传》记载：
德辉，字仲瑛，别名阿瑛，昆山人。……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饩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唱和，都为一集曰《玉山名胜》，又会萃其所得诗歌曰《草堂雅集》。淮张（按：指张士诚）据吴，避隐嘉兴之合溪。母丧，归绰溪（按：指绰墩通傀儡湖的河道）。
《四库全书总目·玉山名胜集提要》也说：“元顾瑛编。……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这都说明顾瑛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在昆山西乡邻近绰墩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园林别墅，总名玉山草堂；为的是筑巢引凤，招集四方宾客，弦歌相叙，号称玉山雅集。所谓“饩馆声伎”，就是指顾瑛园林中蓄养了能歌善舞的家班伶工，因此吸引了四方来客，皆奉顾瑛为艺坛盟主。顾瑛交游广阔，与文坛大家杨维桢、书画大家倪瓒等均有交谊。而《南词引正》记顾坚与顾阿瑛、杨维桢等“为友”，则表明善唱南曲的艺人顾坚也参与了玉山雅集的声艺活动。在顾瑛亲自编辑的《玉山名胜集》中，记载了雅集时“张筵设席，女乐杂沓”的盛况，在多篇诗文中露名的女伶有15人之多，如天香秀、丁香秀、素云、素真、宝笙、珠月等。她们能唱南曲，也演唱北曲杂剧。明人王圻《稗史汇编》卷20《词曲类·曲中广乐》记载：“富侠若顾仲瑛辈，更招致宾客，……尤好搬衍杂剧。”在顾瑛的座上客中，还有南曲戏文《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他在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到玉山草堂作客，为顾瑛写了《碧梧翠竹堂后记》。这说明在玉山雅集中，南曲的声伎活动除了顾坚“精于南辞”和家乐女伶善于弹琴唱曲以外，南戏作家高明也曾参与。由此可见，昆山腔起源于千墩和绰墩之间的昆山地域，而玉山雅集对于昆山腔的形成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第五，魏良辅《南词引正》说“国初有昆山腔之称”，这并非孤证，最有力的旁证是明人周元暐在《泾林续记》（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和《续修四库全书》本）中披露，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洪武六年（1373）召见昆山的老寿星周寿谊问道：“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足见在明初洪武六年以前，昆山腔的名声已从昆山传到了南京，已经名扬四方。昆山腔的产生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不可能在洪武开国短短六年之间就突然产生，必是在明太祖开国以前的元顺帝时期已经孕育出来了。《南词引正》记载“元朝有顾坚者”，其友人顾瑛、杨维桢、倪瓒也都是元末人，所以昆山腔起源和形成于元朝末年，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论定的。
第六，我在《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一文中，对明万历三十年（1602）秦淮墨客纪振伦编选的《乐府红珊》和万历本无名氏编选的《乐府名词》作了探究，发觉《乐府红珊凡例二十条》和《乐府名词》卷首的《曲条》都是《南词引正》的删节修改本。可知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吴歈萃雅》刊载《魏良辅曲律》之前，已有两种不同的《南词引正》的改本。经比勘，《乐府珊凡例二十条》最接近于《南词引正》的原文。至于《南词引正》关于元朝顾坚和昆山腔的条文，各改本都删去了。
经过对魏良辅曲论多种文本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是作为著名艺师的魏良辅，在昆山、太仓为人拍唱时讲了一连串唱曲的经验之谈，但他没有写成曲论定稿，而是四方的习曲者随时记录，各取所需，所以有多种不同的传习文本流传各地。经常州名士吴昆麓和金坛名士曹含斋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校正叙录的本子题名为《南词引正》是笔录，并未刻印。后来辗转传抄，苏州书画大家文征明便是传抄者之一。而万历三十年（1602）纪振伦刻印《乐府红珊》作为凡例选列了二十条，万历四十四年（1616）周之标刻印《吴歈萃雅》选载了《魏良辅曲律》十八条，天启三年（1603）许宇刊印《词林逸响》时改题为《昆腔原始》选载了十七条，崇祯十年（1637）张琦刻印《吴骚合编》时，选载了《魏良辅曲律》十七条。当时昆腔盛行于全国各地，书坊在辑刊昆腔曲集时，往往随意加上标题载于卷首，以供唱家参考。如以《南词引正》作为标准本来衡量，则其他各本可视为《南词引正》的改本，或可视为同源异流不同地区的流传本。经初步统计，付之刻印的现存改本计有：（一）《乐府红珊凡例》，（二）《乐府名词曲条》，（三）《吴歈萃雅·魏良辅曲律》，（四）《词林逸响·昆腔原始》，（五）《吴骚合编·魏良辅曲律》，（六）《度曲须知·律曲前言》。因为那时没有著作权的观念，所以作者魏良辅的姓名或标或不标，选录的的条文有多有少，选录者和书商们并未认真对待。沈宠绥撰著《度曲须知》前，先写了《弦索辨讹》一书，他在《弦索辨讹凡例》第一条开头就说：“‘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诚哉良辅名语。”这句名语出于《南词引正》第18条第7项，又见《曲律》第13条，沈宠绥明知作者是魏良辅，但当他编写《度曲须知·律曲前言》时，绝口不提魏良辅。而且魏良辅名语“南曲不可杂北腔”这一条竟删去没有选列。由此可见，明人对文本和作者的著录很不严谨，都是随意摘录，不加考订，所以出现了字句颇有差异，条文或多或少的各种不同的文本。这样看来，《南词引正》虽然只是笔录传抄本而不是刻印本，但却先后经历吴昆麓、曹含斋、文徵明、张丑四大名人认定，其可靠性当然是肯定无疑的。
第七，魏良辅革新昆山腔开创水磨调之时，尚无“昆曲”的称谓。明人沈庞绥在《度曲须知·曲运隆衰》中记载：“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太仓）、鹿城（昆山）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当时只说是昆腔“时曲”，并未出现“昆曲”的名词，明代的文籍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徐谓《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潘之恒《鸾啸小品》和《亘史》等，都说魏良辅革新后仍称昆山腔、昆腔，或称新声、新曲、吴音、吴腔、吴歈、吴剧。至于直呼“昆曲”二字的记载实际上要到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籍中才出现，距今三百多年。许莉莉在《论“昆曲”之称的晚出及其由来》一文中考证的结论是：“‘昆曲’之称远远后于‘昆腔’。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昆曲’之名始现；乾隆年间渐次使用，乾、嘉之后才普遍使用起来。”有意思的是，清顺治初年钱谦益在《列朝诗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顺治九年汲古阁刻本）丁集第十五卷中收录潘之恒诗“白苧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题为《昆山听杨生曲有赠》，而康熙时徐电发编辑《续本事诗》，却将此诗改题为《听杨生唱昆腔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据光绪十四年徐氏刻本排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张贡士》中叙述心头小人“唱昆山曲”，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二十六《谈异》引述心头小人故事时竟直说“唱昆曲”（有《四库全书》本）。由此可以勾出，从昆山腔、昆腔时曲、新声、新曲、昆腔曲、昆山曲再到昆曲的名称递变的历史轨迹。经查考，康熙二十三年（1684），苏州人王瑞生（字正祥）编成《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和《新定十二律京腔谱》，在《十二律京腔谱》卷首的《总论》中说：“昆曲之相传也，犹赖有诸词名家，如高则诚（明）、唐六如（寅）、沈青门（仕）、梁少白（辰鱼）辈，较羽论商，而腔板始备。”足证王氏所说“昆曲”的时代概念涵盖面甚广，包括距今六百多年前元末高明至距今四百多年前明人唐寅、沈仕和梁辰鱼所唱的剧曲清曲，一概称之为“昆曲”，所以现今把“昆曲”作为统称也是有历史文献依据的。
以上各点只是个人愚见，说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说得不对头，请惠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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