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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梁思成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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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梁思成阅读答案
时下，凡感叹北京之“古都风貌”不再的话题，绕几个圈子后总要提及梁思成或他的那些观点。五十年代初，梁思成与陈占祥自费刊行了《对首都建设的建议》一文。文中建议将新北京市区移至复兴门外，将长安街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同时保护老北京的大格局。这样的建议报送有关领导与决策者后，得到的却是批判和指责。
在那个崭新的年代里，旧城市、旧街道、旧建筑与旧道德、旧伦理、旧制度、旧文化等等一同被歧视冷落，被否定批判。梁文此时呈送，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之后针对该文及其观点发表的各类“反驳”文论多带有嘲弄揶揄意味。何祚庥先生于1955年10月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的文中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逝去的年代》1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民国初年，议员们曾出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的荒谬主意。传开后一时举国哗然。这时已经被尊为“吴大帅”的吴佩孚从洛阳发来电文：“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报刊登载了其通电后，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这才幸免于难。何先生当时的主张较之当年的议员，有过之而无不及。拆除紫禁城的动议远未停止，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印有一张1963年的北京城区布局方案图，显示天安门、端门、故宫皆被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景山下设“主席府”，故宫内建“党中央大楼”。
作为汉唐长安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北京堪称中国古代城市的经典，所以在梁思成之前，有人曾主张古都的一砖一瓦是概不能动的，这样的论点乍听起来未免有些过份，梁先生还不属这类学者。在其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见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的结尾有一段文字——“民国初年，北京正阳门瓮城之拆除，两侧增辟门洞，但保存箭楼，作为纪念建筑，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其事，由瑞典建筑师史达克设计监工，颇费慎思，为市政上一新献。”——足以说明其对古城的保护还是利用型的。五十年代的那个“建议”中更是要将城墙之上辟为花园，供游览休闲之用。“空中花园”的奇想是否为针对外部强大压力而提出的折衷方案，姑且不论，就其《中国建筑史》中采取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一种东西融合式的，即针对每一具体历史时期的具体建筑，在表述时穿插了相关的文化背景资料，并对之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但对实物的剖析却是西式的现代式的。从后来主持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样式看，梁先生还不是那种迂腐的守旧派。梁先生的观点主张，终于没有被以“革命”为时髦语的时代所采纳。1953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北京城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梁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恩来：“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应当拆除北京城墙的文章，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镕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梁先生的话后来均被验证了。待“古都风貌”丧失几尽时，当北京变得像一座暴发城时，当全国的城市再无南北之分古今之别时，人们恍悟出了梁先生几十年前的那般苦心，于是又是编文集，又是树铜像，聊以这番特殊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短视与浅薄。
对旧建筑旧文化提出保护抑或毁灭的人，其实同是从旧时代过来者，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有直观感性的了解，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呢?不能因为你的政治对手或敌人信奉什么，你就将对手与对手所持道德标准与文化态度一概否定，或对其信奉也一并加以厌恶，以致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蠢事来。可以容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词，为何不能容忍城墙牌楼殿宇塔幢的存在，还是胡适先生说得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尤其如此。人为坍毁的古建筑不复再生，它是愚昧与荒诞留给历史容颜的刀疤。当人们为有形之物的消亡扼腕痛惜时，更要对无形之物的匿迹表现出应有的关注与眷顾。
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同璧先生则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北平城确实没有毁于兵燹，却毁于了冲动。1944年夏天，美军已对日本本土开始战略轰炸。在重庆，梁思成开始整理古迹遗址名单，并在地图上标明位置，向盟军提交不要轰炸的建议。梁思成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遍布于京都和奈良城内的古代建筑，在战火中毫发未损。梁能保护敌国之古城，却无法保护己国之古城。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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