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乌篷船赏析

发布时间：2019-09-24 01:28:1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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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篷船》

　　一、周作人及其散文

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中令人感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感不到有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蓄于中的激情舒缓的、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周作人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到来，无所拘束。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得枝蔓。因而，读他的散文，有和与老朋友无拘无束闲谈的感觉。

　　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

　　周作人的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无论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讽刺性的杂文，写得不板滞，有趣味。文中有时庄中有谐，有时谐中有庄，有时又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这种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别有一种平易亲切的艺术魅力，使读者阅读他的散文时，感到亲切和蔼，易被吸引。

　　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读周作人的散文，我们感到似乎是作者舒徐自在、从容不迫地信笔写出，甚或简直是从笔端流出，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漂亮和雕琢，而是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恬适谈泊的趣味，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

二、《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心境。从表面上看，这里作者是在写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处世态度。在作者看来，在人生路途上，每个人大可不必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其实心平气和、淡泊恬适才应该是处世的最佳态度。作者以平和冲淡的格调、朴素自然的笔墨，紧紧扣住乌篷船这一典型事物，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透露出闲适隐逸的情思。

　　《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但他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为了排遣，“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他提笔写信，写给谁呢？给知己者川岛（《尺牍》之三）、钱玄同（《尺牍》之六）－－二三人而已；实在没人可写了，就写给自己（如，《尺牍》之一及《乌篷船》），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写信人周作人本人。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作者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外化为收信人“子荣”与写信人“岂明”，于是，就有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撞击与交流。这是两个“实体”，有着不同的意趣与追求。

　　先看收信人“子荣”。由于书信体的限制，作者没有对“他”多作介绍，只能留下大量空白；不过，寥寥几笔，已显出轮廓，足以使读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丰富与完整。于是，不知不觉间，也就参预了作品的再创造。“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开始有了现代物质文明、大概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里；“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他”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开始追逐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而对传统的、缓慢的、近乎停滞的生活不相适应；“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传统生活所特有的“风趣”于“他”已开始隔膜。可见，收信人“子荣”正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文明改造了的“自我”。

　　而写信人“岂明”就是在内心深处顽强抵抗着的“自我”，在周作人看来，这也是更值得保存、更真实、更本色的“自我”。“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马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从这近乎反常的表现里可以感觉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处，都要重复使用“有趣”、“风趣”、“趣味”这样的词儿。这当然不是因为“词汇贫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

文章的开头不再显得罗嗦了，正是从那些似乎有些重复的字句中，我体味出一种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从容心境，一种故意用轻描淡写掩盖起来的思乡感情。那些工匠式的介绍也不显得枯燥了，你看那几句对船头的描述：“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仍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不分明流露出了对家乡风物的亲近感情？尽管作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却不难揣想他那副津津乐道的表情。那些似乎漠然而处的形容句更都一个个活动了起来：跨上脚划的小船，“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这感受多么真切，我仿佛也坐在左右摇晃的小划子里，迎着岸边的泥土和小草靠过去了。

　　作者哪里只是在冷淡地作介绍，到文章的后半部分，分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看上去他是在历数沿河的景致，从岸旁的乌桕、红蓼和白苹，到稍远处时时可见的山，各式各样迎面而来的桥，都记得那样清楚；看上去他是在讲述夜航的趣味，从舷下的水声橹声，到岸上的犬吠鸡鸣，描绘得那样生动；看上去他是在怅叹旧俗的衰亡，从庙戏如何有趣直说到那些新建的“海式”剧场多么粗俗，好恶又是那样分明！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话。他并不仅仅要告诉我们他家乡有哪些风物，他更要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领略这些风物。他一开头就告诫说：“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的，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这岂不太慢了吗？可作者说，正是要这样慢：“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写到雇船看庙戏时，他更明白说：“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原来，作者笔下的那些山、水、树、桥，都是要用这样慢悠悠的态度才能欣赏的，重要的不是田园景致，而是抱着闲适的心情去亲近它们。不是匆匆忙忙，更不是步履沉重；不是愁容满面，更不是怒气冲冲；心平气和，悠闲自在，不惊不乍，随遇而安——这似乎就是《乌篷船》作者偏嗜的处世态度，在他心目中，故乡绍兴的山山水水正是为实践这种态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与其说他是在向我们介绍乌篷船，不如说是在引诱我们像他那样去乘坐乌篷船。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作者竟会推崇这样一种恬静的心境？《乌篷船》写于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那正是大革命震撼全国的前夕，北方故都一片黑暗。许多有血性的文艺青年纷纷南下，投身北伐的事业。就在作者写下这篇散文的半年以后，他的胞兄鲁迅也离京南行。满眼是地狱的景象，也许格外要向记忆中的家乡旧事去寻取慰藉，但看看鲁迅写于这时期的回忆散文，譬如《狗·猫·鼠》和《二十四孝图》吧，它们充盈着多么强烈的战斗激情。为什么周作人却要显露这样一副淡然无争的情绪呢？

　　他比鲁迅年少四岁，早年也和鲁迅一样东渡日本留学。他禀赋聪颖，精通日语，又通英语和希腊语，中国的古书也看了很多，以至被人誉为“博识”。一九一一年回国以后，他也和许多人一样深恶黑暗的社会现实，“五四”文学革命时，他就曾举起人道主义文学的旗帜，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但是，就在这积极入世的姿态背后，却还隐伏着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悲观看法。而在周作人，博识和敏感加在一起，却蒸发出一股销蚀斗志的冷气。倘说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却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年岁越长，阅历越深，他就越少有激动的时刻。既然不相信有身外的目标可以追寻，他就只能以调整主观态度来稳定自己；既然无需急急地赶向前方，那就干脆放慢脚步，随意游逛消闲吧。在田园诗和道德文章之间犹豫不定，一面追求平和的情趣，一面也禁不住要发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那样的怒叫。但到写于一九三五年春天的《关于写文章》里，他却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倘按照这个标准，《乌篷船》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原来，周作人并不是真正的田园诗人，他对那种恬淡闲适的心境的追求不过表明了他的惶惑，他的无可奈何。《乌篷船》也不是真正的田园诗，说得夸张一点，它不过标示着作者的一条自救之道。不妨再把眼光放开一点，看看这篇散文的作者和他置身的时代，你也许还能从这种特别的人生态度背后窥见一丝逃避哲学的影子呢。可悲的是，周作人终究未能避开世事的纷扰。四十年代他在民族大义上的严重失节，就是明证。

　　舒徐自在、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小品文独有的魅力。这篇散文也同样表现出周作人此类散文的特有风格。

　　首先，采用书信体形式，显得亲切随意。在结构上，作者不刻意追求大起大落的变化，而是以乌篷船为中心，先写乌篷船的特点、构造等，然后再侧重写乘船游故乡的景色。其间，作者信笔所至，舒卷自如，不着痕迹地介绍出了故乡的风情野趣。

　　其次，笔调委婉含蓄，语言风格自然平和。作品无论是写船，写乘船游景，或是借此表达悠悠的思乡之情以及闲适的人生态度，笔墨都极其朴素、自然、含蓄。如作品的前半部分介绍乌篷船的特点，初读起来，那平实朴白的介绍笔墨，简直有如介绍商品的“说明书”；但细想，倘若作者真的对阔别多年的家乡已经淡漠，那么他谈起故乡的风物，就不会是这样真切、细腻地一一道来。又如作品的后半部，作者在向人们介绍如何乘船游家乡景色时，简直就像一个高明的导游者——时而从远处的山峦谈到“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时而又从鉴湖、兰亭说到 “城上都挂着薛荔”的绍兴东门，从河中的水声、橹声谈到两岸乡间的犬吠鸡鸣，从乡下的庙戏论及“海式”戏场里的猫儿戏。这里，作者介绍家乡风物的笔墨也是极平实的，而且作者也没有直接写出自己的乡情；但透过作者对家乡风物如数家珍。绘声绘色的介绍，人们一样可以领悟到作者对故乡的绵绵情愫，领略到作者所追求的闲适隐逸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