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2020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2013-07-18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急速膨胀，国际社会不再满足看到一个低调的中国，而是要求中国负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也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更多的保护。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原则重新定位，核心内容包括：坚持一元化的国际秩序，做现存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推动G20成为管理世界经济事务的正式机构，以增量改革为原则推进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为其他国家的发展留出空间、交更多的朋友，在国内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中国定位，一元多极共治，国际秩序，全球责任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动荡，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冲击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话题，不仅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也关注，它们越来越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更多的责任。中国经济的强大也增加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要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呼声日渐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迅猛增长，其利益和所在国的稳定休戚相关，如何保障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挑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必将在未来十年之内进行一次重大的调整，其核心是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仍然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重点是“韬光养晦”），一些学者（如王缉思）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取向仍然如此。但上述变化已不允许中国继续这样的政策。本报告旨在为中国未来十年提供一个适应中国经济体量变化的新定位，核心思想是：未来十年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基本信念，在此信念之下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一元”不是指听任哪个国家独霸世界，而是指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即国际秩序以及支持这个秩序的价值体系只有一个：“多极”是指在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下多个大国或国际势力共存：“共治”则是所有大国和国际势力在一个认可的国际框架内为维护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所做的努力。“一元多极共治”的定位符合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本报告包括以下七节。第一节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报告也将给出中国其他若干项经济指标的增量和预测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对世界经济将构成重大冲击。第二节讨论中国人口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给出对未来的预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劳动力加入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格林斯潘所谓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不是发达国家有效宏观治理的结果，而是得益于新兴国家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规模在未来十年将有所下降，但仍然将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第三节总结强国更替的历史经验，找出强国和平更替的条件，即不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不搞殖民扩张、依靠贸易增加国民财富、接受主流价值体系。根据这四个条件，报告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强国更替者。第四节从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一元多极共治”的思想。这是报告的核心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元”的世界体系是最节约资源的体系。国际上存在众多的风险和冲突，需要强权来加以遏制。但是，当存在多个强权的时候，强权之间的竞争将导致资源的浪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一元”并不排斥“多极”，就像一个公司以利润为一元目标，但却不排斥多个股东参与公司的治理一样。事实上，“一元”可以理解为多极世界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它是所有大国认可的共同的东西。“一元多极共治”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伸张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里，报告将给出中国在“一元多极共治”框架下参与全球公共治理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七节总结全文。

　　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

　　（一）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在谈及中国的GDP总量及其与美国的比较的时候，本报告将更多地使用名义GDP，而不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购买力平价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但不反映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购买力，而名义GDP反映这一点。比如，当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10%的时候，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居民持人民币购买美国产品或服务时的购买力却提升了10%。因此，在确定国与国之间的相对地位的时候，名义GDP是比购买力平价GDP更好的指标。

　　过去十余年里，中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到2012年GDP名义量达51.93万亿元（或8.23万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67%。2009年美国GDP总量是中国的2.9倍，2012年下降为1.88倍。表1显示了中国在2003-2012年间相对于美国的追赶。以美元计价，这十年间中国对美国每年的名义追赶率达到17.3%，这意味着不到五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就缩小一半。

　　假设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每年7.5%的增长率，美国经济总量以2.5%的可比价格速度增长；再假设美国的通胀率为2%，中国通胀率为3.6%，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名义升值2.5%。则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名义增长率为11.1%，以美元计价名义增长率为13.6%，美国的名义增长率为4.5%。表2给出了基于2012年的数据对2015年和2020年中美的名义GDP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12.05万亿美元，和美国的差距缩小到1.47倍：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2.6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总量3%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升值到5.87元／美元（2015年）和5.19元／美元（2020年）。

　　假设世界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以年均7%的名义增长率增长，则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0%上升到近19%。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084美元，在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行榜中位列90名上下。联合国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4.3亿，则人均收入约为1.59万美元。届时中国将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不过人均收入仍将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25%。

　　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与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相当。如果国际贸易亦以7%的速度增长，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11-2015年间平均保持在22%的水平（2012年为24%），在2016-2020年间平均保持在18%的水平，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将维持现有水平。但是，中国不大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从一个顺差国变成一个逆差国。如果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在1%-2%之间，则到2020年贸易顺差将达到在2300亿-4600亿美元之间。如果对外投资不增加的话，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即便从目前的48%下降到35%-40%之间，外汇储备的总量也将达到7万亿-8万亿美元。假定外汇储备平均年收益率为3%，仅此一项导致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就会超过1%。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将对中国的国内货币供给产生持续的压力，估计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大幅度增加。

　　另外，如果中国投资率从目前超过40%下降到35%左右，十年后投资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投资规模14万亿美元的一半。目前，中国的国防支出只有美国的14%左右，2020年之后，即使不增加国防开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将达到美国的一半。

　　（二）中国占世界份额的趋势分析

　　过去十多年中国多项经济指标占世界份额的变化，可以佐证上一节对中国未来十年的预测。本节选择投资、出口、外汇储备、主要大宗商品等基础性经济指标，度量中国在这些指标上全球总量占比以观察中国经济的相对体量。不同指标定量表现存在差异，不过总起来看中国已是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

　　首先看中国资本形成占全球总量比例，该指标值从2000年的5.9%上升到2012年的22.7%。中国投资世界占比于2006年超过日本，接近于1992年日本该指标值23.2%的峰值水平。中国投资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2011年首次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经济体。估计中国有望在将来一个较长时期维持资本形成占比的世界最高地位。

　　其次看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该指标值从2000年3.5%上升到2012年10.5%。中国出口占比2004年以后超过日本，2011年超过美国，但是远低于欧盟三强34.6%的水平。与一般印象有所不同，中国出口全球占比与GDP全球占比两个指标值大体相等，意味着中国出口依存度与全球平均水平大体持平。由于有较大规模贸易顺差，中国进口依存度还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一观察提示，中国外贸主要问题可能不是规模过大而是不够平衡，不平衡集中表现为晚近时期外部顺差规模及其对全球失衡贡献度增加。图3报告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以及中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例。20世纪80-90年代，全球顺差GDP占比大体在0.7%和1.5%之间波动，进入新世纪后一路飙升，从2001年1.25%上升到危机前2007年3.09%峰值，七年间失衡相对程度扩大1.5倍。而后全球顺差占GDP比例有所下降，到2012年下降至2.08%，显示全球失衡有所改善。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重随国内宏观周期波动在正负值之间波动，其中五年为负值，三年接近零，其余年份为正；20年总计贡献52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为2.6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全球顺差贡献率快速增长，从2001年4.1%上升到2008年23.5%，八年增长近五倍。危机后中国对全球顺差贡献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12.8%。

　　外汇储备绝对规模及全球相对水平上升从另一角度提示中国开放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外部失衡困难。中国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国内投资回报率较高，虽然对外商证券投资实施QFII管制，直接投资以及整个私人资本账户仍有相当规模顺差。2001年主要通过FDI净流入实现的资本账户顺差为348亿美元，此后资本账户顺差在波动中上升到2011年2655亿美元，年均约为1100亿美元（2012年资本账户逆差168亿美元）。经常与资本账户持续“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21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1600多亿美元，20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目前已飙升至3万亿美元以上。

　　表3报告过去近20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以及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十个经济体构成和排名的变动情况。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从1993年1.09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1.98万亿美元，七年增长不到1万亿美元；但是2012年增长到11.3万亿美元，十年增幅是此前七年增幅的3倍多。从中国相对地位看，1993年中国尚未进入储备规模最大的前十位经济体之列，到2000年已经成为第二大储备拥有国，2006年首次过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12年储备规模约为3.3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三成，超过21世纪初全球外汇储备总和。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中国对基础金属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并超出早年预期。图4报告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钢铁生产国钢产量数据。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美国钢产量遥遥领先，并于1973年达到1.37亿吨峰值。战后日本和苏联钢产量快速追赶，日本1973年达到1.19亿吨峰值，约相当于美国峰值的85%。苏联1988年达到1.63亿吨峰值，超过美国峰值19%。

　　20世纪80年代中国钢产量增长开始发力，1996年第一次达到1亿吨并超过日本成为最大钢产量国家，此后一直位居最大产钢国地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钢产量更以令人惊诧速度扩张。2000年钢产量达到1.27亿吨，2012年飙升到7.17亿吨，占全球钢产量47.5%，是美德日俄英五国的1.99倍左右。就提示中国经济崛起的规模、速度和冲击力而言，这幅浓缩世界百年钢铁史数据图形包含的信息量，或许超过一打专著的冗长阐述。

　　中国铜、铝、铁矿石、石油等大宗资源性商品消费也不同程度快速增长。图5报告四种资源性大宗商品消费指数，显示新世纪最初十年中国铜、铝、铁矿石消费分别增长3-5倍，石油消费增幅虽较低也达到八成。

　　随着中国消费增长，消费占全球比重也快速提升。图6报告过去40年中国上述四种资源性大宗商品消费占全球比重数据，显示晚近时期占比不同程度显著提升。2001-2012年铁矿石消费占全球比重从大约30%上升到70%，铜铝从15%左右上升到45%上下，石油消费从2001年的6.3%增长到2011年的11.2%。

　　对中国经济相对体量还可以从特定时期增加量国际比较以及“增量贡献比”角度加以观察。如果给定时期全世界某个指标如投资增加量为100单位，中国同期相应指标增加量为30，中国增加量相对世界增加量比例30%被定义为“增量贡献比”。从增量比较和增量贡献比角度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甚至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更加凸显。

　　图7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GDP增加量趋势值。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部分受汇率变动因素影响，用美元衡量的欧盟GDP增量波动较大。中国增量趋势值从2000年144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11180亿美元，2006年超过美国，2008年超过欧盟，成为全球增量贡献最大国家。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追赶全盛时期GDP增量趋势值曾一度逼近美国，但是进入90年代后增势走弱，近年增量趋势值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其20世纪峰值水平。中国以外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GDP增量趋势值在2008年超过美国，2009年超过欧盟。

　　图8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资本形成增量趋势值。日本该指标值在20世纪80年代曾超过美国，并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与欧盟15国并驾齐驱，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不久增势也趋疲软。中国2002年投资增量趋势值超过美国，2006年超过欧盟15国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中国以外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投资增量在2004年也超过美国，成为在中国和欧盟15国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增量经济组合体。

    图9报告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出口对全球三年增量贡献比数据。欧盟出口增量贡献比平均水平较高，除个别年份外一直是对全球出口增长贡献最大区域。但是受危机出口深度下跌影响，欧盟2010年三年增量贡献下跌至-8.7%，2012年升至21.6%。中国该指标值1996年超过日本，2001年超过美国，此后在10%上下波动，是仅次于欧盟15国的第二大出口增量贡献国。由于这次危机时出口收缩量较小，中国2009年对应的三年增量贡献比从上年11%上升到26.7%，暂时领先欧盟首次成为最大增量贡献国，2012年回落至15.8%，再次低于欧盟。日本1985年出口增量贡献比曾名列前茅，不过此后大幅下降，到90年代中后期低于美国和欧盟退居第三位。其他四个新兴经济国出口增量贡献比近年与美国基本持平。

　表4报告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几种基础性大宗商品产量或消费量对全球增量贡献比。具体表现可分几种类型。一是石油消费增量贡献比提升速度比较均匀，20世纪60和70年代没有超过10%，过去30年分别递增到14.9%、24.9%和46.3%。二是粗钢和铁矿石，产量和消费全球增量贡献比过去四十年持续较快增长，20世纪80年代就分别超过50%，晚近十多年分别达到92.1%和83.0%的很高水平。三是两种最重要有色金属铜铝消费，90年代以前贡献率不超过20%和10%，但是过去20年增量贡献比大幅提升，新世纪最初十多年分别达到134.2%和80.8%的高位。

　　总而言之，几种大宗商品增量贡献比具体数值虽有不小差别，但近十年它们绝对水平都相当高。其中石油增量贡献比最低也超过四成，其余主要金属原材料增量贡献比达到八成甚至超过100%。就这些大宗资源性商品而言，中国需求变动对全球供求关系和市场行情显然具有显著甚至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口转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是可变的；人口结构的变动却是缓慢的，特别是，如果劳动人口进入下降阶段，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未来的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红利规模虽然会下降，但仍然将成为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一）中国人口转型趋势

　　中国劳动力的增速正在下降，2015年左右由正转负，但是人口中净生产者对净消费者的比例会持续保持在高位。劳动力市场过去20年迅速增长的形势正在有所改变，联合国预测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将在2015年左右接近顶峰（图10），但是，从生产者（年龄在25岁到64岁之间）对净消费者（年龄在25岁以下或64岁以上）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之比大于120%，而且未来30年这个比例都会高于100%（图11）。

　　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和年龄结构正在向发达国家靠近，劳动力质量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但是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从劳动力供给增速来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处于上升期，增长速度平均每年0.5%左右，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明显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图12）。从生产者与净消费者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而非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图13）。相对于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中国人口中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比例高，储蓄率较高，生产能力较强，通胀相对温和。从劳动力质量看，中国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人口比率高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图14），比发达国家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潜力依然存在，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

　　（二）中国人口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劳动力增速降低略有放缓，但是不会出现大幅下降。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所以劳动力成本将出现长期的结构性上升，经济增速将会出现大幅下降，物价持续性上升。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原因有二。

　　首先，生产率提高可以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作用。人口红利消失指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近年已经出现下降，在2015年左右会由正转负，因此劳动力供给下降。这本质上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在中国，劳动力增速确实正在下降，年轻人口数量已经出现减少，但是这些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有多种因素可能部分抵消人口数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机器代替人力可以减缓劳动力成本对总成本的冲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链内移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这些都会减缓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其次，“刘易斯拐点”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具体来讲，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现代工业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由于劳动力转移持续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

　　本报告认为，不应高估“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增长和通胀的短期影响。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城市化率2012年为51%，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刘易斯拐点”更可能是一个“转折期”，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90年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供给融入全球市场，使得全球经济供给能力激增。在1990年之前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中，这些国家劳动力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90年后几个变化使得这些劳动力得以融入全球经济：一是苏联和东欧地区政治体制的变化；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三是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20年融入全球经济，为全球贡献了7亿左右的新增适龄劳动力，几乎等于西方国家人口总和，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图15）。

　　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出现了高速稳定增长和持续低通胀率得以并存的状况（The Great Moderation），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是重要原因。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世界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中央银行的“价格盯住”政策）得当，控制通胀成功。我们认为虽然政策作用在需求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供给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劳动力供给的大量上升使得近20年来全球市场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激增，因此没有出现因为西方世界需求上升而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的现象。如果没有劳动力充分供给的前提条件，当西方国家需求上升时物价将会有上升压力，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必然提高利率来保持价格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人口转型将促使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且生产集中于供应链的低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生产者和供给方，对全球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有限。这种供给和需求作用的不对称在中国表现在大额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将显著增长，中国制造业将更多地向价值链的高端跃进。同时，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上升，中国的消费率会上升（尤其是中低端消费），资本品需求得以提升（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力），服务业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加平衡，更多倚靠内需而不是出口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多体现在需求方面。

　　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历史经验

　　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七次新兴强国超越传统强国的事件，其中六次都导致持久的对抗或战争，它们是：16世纪西班牙对荷兰、17世纪荷兰对英国、18和19世纪英国对法国、20世纪英法对德国、1914年和1941年德国两次挑战苏联以及1945-1991年美苏之间的冷战。七次超越中唯一没有发生对抗和战争的是美国对英国的超越。到1890年，美国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19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也超过英国。总结七次超越的历史经验，有利于中国思考未来十年的国际定位。

　　美国和英国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但这不足以保证这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个反例。归纳起来，美国能够和平地替代英国，是因为美国的崛起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第二，不搞殖民或领土扩张；第三，依靠国际贸易增加国民财富；第四，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相反，其他六次超越之所以导致持久的冲突或战争，是因为违背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既有的国际秩序是现存的强国建立的，对它的挑战会激起现存强国的强烈反击；而殖民或领土扩张侵蚀现存强国的海外利益，同样也会导致它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平等的国际贸易最终会增进贸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手段是和平的，因此在道义上容易站稳脚跟。最后，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使得新老强国之间容易沟通，避免了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敌对。

　　在19世纪末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容忍了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不意味着美国喜欢英国的所有做法，而是认为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下它能够得益。只有当英国的做法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美国才加以抵制。如门罗主义就是对英国干预美洲的反应。另外，美国尽管在自己的周边扩张领土，但在海外却没有像以往强权那样强调殖民扩张，而是要求其他国家对其贸易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与此相对应，美国依靠自由贸易而不是海外殖民增进其国民财富。由于自由贸易最终对英国是有利的，美国的崛起容易得到英国的容忍。最后，相同的价值体系让英美在关键时刻走在一起，共同对付不同价值体系的敌人，如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所看到的。和美国的崛起不同，其他六次超越都缺少一个或多个条件。

    16世纪荷兰取代西班牙，成为西半球的强国。两个国家都依赖海外掠夺贸易，海上的争夺因此非常激烈。之后崛起的英国基本上重复了荷兰的致富路径，因此必然导致和荷兰的冲突，结果以英国的胜出告终，英国不仅在海上战胜了荷兰，而且攫取了荷兰在海外的准殖民地印度和北美。但是，英国的胜利只是更多冲突的序曲，法国及其盟友对英国发起挑战，尽管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侥幸获胜，法国最终却通过帮助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获得独立报了一箭之仇。但是，拿破仑在1815年进攻俄国的失败以及随后在滑铁卢的惨败让英国重新成为欧洲的霸主，并在世界上构筑起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在19世纪的经济成就和它的帝国特性是分不开的。尽管英国倡导自由贸易，但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先到先得，而英国的帝国体系让它牢固地垄断了它先得的份额。进入20世纪，英国受到德国和美国的双重挑战。为了避免和两个大国作对，英国对美国采取了怀柔和忍让态度，而对德国则采取了直接面对的政策。和美国不同，德国急于在英法的传统势力范围建立起自己的影响，最终导致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对苏联的两次挑战让苏联与美、英、法这些和自己价值体系不同的。国家结盟，最终加速了德国自己的失败。二战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完全是两种价值体系对抗的结果，期间也掺杂着双方在海外的势力较量。

　　总结起来，新强国超越旧强国时之所以发生持久对抗或战争，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对于海外利益的武力争夺以及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相反，美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取代英国，是因为它避免了与英国在非核心利益上的冲突，并和英国分享相同的价值体系。

　　（二）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一个曾经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古老大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无可厚非。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某种程度上巴西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既然中国在十年之后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在本世纪中叶的关系就将像美国和英国在19世纪末的关系。中国拥有美国当年所具备的四个条件吗？

　　在领土和自由贸易方面，中国满足美国当年的条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划定了边界，在有争议的地区，中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当然，台湾和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态度从来就是坚决的，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另外，中国是对外资最开放的国家之一，长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目的地。

　　就现存世界秩序而言，中国总体上来说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一方面，美国所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使得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增进国内的财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近二十年，让中国的产品得以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它们为中国的发展构建了数十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国对多数国际安排持赞成态度，并积极参与，特别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即使是在颇受争议的美元霸权问题上，中国也更多地是受益者，中国让人民币保持和美元的紧密联系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

　　然而，国内对于世界秩序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些人（特别是左翼人士）认为，现存世界秩序压抑了中国的发展和权利的伸张，中国应该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和声明也在提醒国人和外国观察者，中国不甘于从属于现有的国际秩序。

　　在价值体系方面，中国和西方的相似性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到一般民众，  自由民主都是一个得到认可的理念，而且，中国也不缺乏民主的因素，村庄选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和西方的差别，与其说是理念上的，毋宁说是实践层面的，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国需要时间来完成民主化建设，就是这个道理。过去三十年改革就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缩小国家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这和西方的价值体系是相通的。有人强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的不同，尽管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实践层面，儒家所倡导的中庸和实干思想与美国的主流哲学——实用主义——却是非常接近的，邓小平的“猫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和对世界秩序的认识相似，国内的一些人不仅不认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且认为中国创造了足以替代西方价值体系的新价值体系，围绕着“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就是这种认识的集中体现。尽管“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miamson）本人并不认可，“华盛顿共识”还是被普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其对立面就是“北京共识”，后者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在最低层面上，它也没有找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国内一些人对叫“北京共识”津津乐道，反映的是一种情绪，即中国可以用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取代当前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价值体系。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并不完全具备美国当年和平超越英国时所具备的所有条件，特别是在有关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方面，国内的观点分歧很大，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因此，要避免中美之间的最终摊牌，还需要中美双方做出更多的努力。

　　“一元多极共治”：中国未来十年的国际定位

　　在中国经济体量迅速膨胀的情形下，国内和国外的多种因素都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日益增加，仅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一项，就足以要求中国在事关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上采取更有作为的行动。从国际上来看，“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不仅仅是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更多地是要求中国像一个大国领袖一样行事，即不仅要关注本国的发展，而且要给左邻右舍的发展留出空间。在这个背景下，本报告认为，“韬光养晦”不再适用于中国的外交要求；自现在起的十年间，中国应该更多地转向“有所作为”，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元多极共治”。

　　所谓“一元”，是指国际秩序以及支持这个秩序的价值体系只有一个：“多极”是指在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下多个大国或国际势力共存：“共治”则是所有大国和国际势力在一个认可的国际框架内为维护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所做出的治理努力。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可以看作多极体系内大国博弈的一个均衡结果，换言之，它是大国所共同认可的东西，而不是某个强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

　　“一元多极共治”可以用公司治理来做类比。在一个公司内部，公司的成长和利润是公司的唯一目标，这就是“一元”的概念。公司是股东们合资设立的，大股东以及小股东之间组成的联盟就是公司里的“极”，他们共同参与公司的治理，这就是“共治”。股东在公司的话语权不是平等的，大股东比小股东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公司的成长和利润。

　　中国将成为多极世界内重要的一极，但中国的目标不是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或世界秩序替代现有的价值体系和世界秩序，而是在现有的一元体系下发展壮大，逐步实现在本世纪中下叶完成和美国的强国交替的目标。下面将首先论述“一元”和“多极共治”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论述中国在“一元多极”的世界秩序里提升国际地位的可能性，然后探讨中国参与“多极共治”的形式，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一）为什么要“一元”？

　　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垄断对暴力的使用，而且，只能有一个政府，否则就会发生战争。在国际上，尽管世界还不能像一个国家那样运转，但也远离了丛林法则当道的时代。和平是所有国家共同的愿望，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和平崛起。但是，国际事务中充满了变数和风险，需要一个强大且稳定的势力维持世界的安宁，这个势力可能是一个国际机构，也可能是一个少数国家之间的联盟，但不管是什么，它都应该是唯一的。这就是一元秩序。为什么要这个一元秩序呢？

　　首先，一元秩序消除了多种势力之间对国际主导权的竞争，从而节约资源。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为了获得国际主导权大搞军备竞赛，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苏联更是因此筋疲力尽，最终走向灭亡。

　　其次，一元秩序有利于节约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国际秩序是一种国家间的制度，一致的制度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提供确定性的保障，一个国家知道另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情形下将如何行事，也知道另一个国家知道自己的这个信念，这样就容易形成稳定的均衡，国家之间不必花很多精力去猜测其他国家的动机。

　　再次，一元秩序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秩序总是由先发国家主导和维持的，后发国家只要不挑战这个秩序，就容易得到先发国家的认可，从而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发展本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入到美国维护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市场化改革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认可，其国际空间因而大大扩大，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一元秩序维护一致的价值体系，排除了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从而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概率。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曾经由于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一方面，站在西方阵营的对立面，输出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还和苏联决裂，致使两国几乎到达战争的边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管理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价值体系也逐步和西方的价值体系接近。对外开放无疑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事实证明，目前国际上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人类过去五百年间上下求索的结晶，而中国是这个求索过程的一部分，其共性是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有人愿意把中国革命看作一个特例对待，但是，用历史的广角镜头来看，中国革命与其他原发性国家的革命，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作用是一样的，即推动了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此观之，也不应该把中国当前的体制看作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例，而是应该看作通向完美现代社会的中间状态。只有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认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为什么是“多极共治”？

　　首先，多极共治是美国在其相对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自身的要求。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独霸世界，但是，“9·11”之后，美国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债务危机，更是让美国雪上加霜。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向外国的借债；而为了经济复苏，美联储不得不继续超发货币。这些都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导致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是不均衡的，主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这些国家深受其苦，但这种不平衡的通胀也将未来的财富从美国转移到这些国家，从而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地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比如，目前中国的军费只有美国的约1／10，但是，十年之后，即使中国的军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例维持目前的水平，中国军费开支的总量也将达到美国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在其掌控之内，美国要求中国承担部分国际军事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其他国家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冷战时期，欧洲完全是美国的附庸；随着它们的共同敌人苏联消失之后，欧洲开始寻求自己的定位。欧盟就是这个努力的产物。尽管在许多事务上，欧盟和美国高度一致，但在非地缘政治领域，欧盟和美国之间也存在分歧。最显著的例子是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目前，美国基本放弃了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控制，《清洁能源法》可能无限期地搁置。但是，欧洲经济是建立在低能耗的基础上的，在节能减排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欧洲更愿意推动一个世界性的减排协议。俄罗斯虽然已经沦为经济上的二流国家，但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涨的国家企望，在全球事务中也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和巴西在积极争取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它们的影响力在增强。另外，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的地区性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的经济崛起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总之，当前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了。

　　再次，多极世界不一定要多元分治，正如前面所论证的，一元秩序比多元秩序好。多极世界可以实现共治，正如一个公司内部多个股东之间可以协调一致一样。只要参与国家具有足够广泛的利益重合，则“共治”就是可能的。

　　最后，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在多极世界里参与全球共治比单打独斗或另起炉灶要好。单打独斗容易被人看作是搭便车，戴上不负责任的帽子，甚至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孤立。另起炉灶则直接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不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容忍。事实上，中国的利益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得到极大的伸张。这是因为，在多数国际机构中，投票和决策权的分配是以一个国家的GDP相对于世界GDP的份额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的投票和决策份额必将大大提高。

　　（三）中国在一元多极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相对地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是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一元多极体系，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就会失去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进一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就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掣肘？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因此放在后面讨论，这里先讨论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即当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或用西方国家的话讲，担当起更多的全球责任的时候，中国就必须考虑左邻右舍的感受，给它们留下发展的空间。丰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家，可以生产任何型号的汽车，且质量优异，但它却不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其顶端雷克萨斯全尺度SUV，目的就是给美国厂家留出空间。根据第一节的数据，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市场和资源供给的冲击是巨大的，许多国家感觉它们的发展空间被中国挤压，这不利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最终限制中国的发展。但是，投桃报李，中国的负责任态度可以为中国赢得朋友，为中国的外交和对外经济交往赢得更多的空间。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在资源领域，随着国内企业的成长，将有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中国的良好的国际形象可能对它们的成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参与全球治理在短期内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在长期却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必须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而在一元多极共治的局面下，合作的前景可能更广阔一些。对抗的一面首先表现为一个现存的强国与一个崛起的强国之间的利益较量和抗衡，其次是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相互排斥的一面，最后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上冲突的可能性。两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也不会成为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可以用更为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中美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东西。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对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衡、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依存度愈来愈强，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美国和中国联手主导，经贸的相互依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扩散的危机，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形成了合作。

　　这样一种双边关系，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即向好发展和向坏发展的空间都会受到制约。从双边关系来讲，只要美国遏制不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野心，这种状态可以再维持很长时间。

　　在一元多极共治体系中，中国和美国之间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其核心是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如贫穷、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和气候恶化、粮食和能源保障、教育与卫生改善、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等。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

　　和美国进行合作不等于放弃中国自身的利益。在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方面，中国必须显示出毅然决然的决心；对于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成分，中国要推动改革。但是，从策略上考虑，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地位，而是在增量上做文章，在边缘上做文章。也就是说，中国参与一元多极共治，更多地应该是一个合作者，但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创新者。本报告“如何参与一元多极共治：国内方面”部分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讨论。

　　总之，参与“一元多极共治”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会得到其他多数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取向和国内的一些变化越来越激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在下文中，报告将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如何参与一元多极共治：国际方面

　　在一元多极共治的新定位下，中国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公共治理，原则是既要做一个现存秩序的合作者，又要做一个建设性的创新者，把握之间的度是关键。本节提出六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一）多边国际机制

中国当前的对外关系有重双边、轻多边关系的倾向。双边关系可以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具体问题，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和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必然影响其他国家，中国解决了和大国之间的问题，却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激增，中国要把外交政策调整到双边和多边并举的状态上来，更加积极地参与G20、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制。中国的目的不是改变现存的规则，而是利用现存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存规则基本上以各国经济体量分配权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规则对中国将越来越有利。

　　在经济领域，G20和IMF是两个关键性的国际机制，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它们的活动。联合国过于庞大，决策过程缓慢，不适合讨论经济、金融这样的紧迫问题。G20的大小适中，且囊括了主要的经济体，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决定了它们的“局内人”身份，容易就经济、金融事务达成共识。但是，目前G20还是一个磋商机构，决策容易被美国主导，成为美国用来压中国的一个多边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策略可以分成近期和远期两步走。

　　在近期，中国可以提出将G20正规化的建议，核心是：第一，建立类似于股份公司的治理机制，按照国家经济规模分配投票权；第二，将IMF作为G20的常设机构（或在IMF内设立G20秘书处），具体操办G20所达成的决议。如果能够实现第一点建议，十年之后中国的投票权就将和美国相当。由于IMF的投票权分配已经基本是按照国家经济规模分配，中国的投票份额将逐步增加。与此同时，中国要争取更多的高级职位，以增加在IMF决策中的影响力。

　　在远期，中国的目标是将G20转型为管理世界经济事务的常设机构，和联合国管理政治和安全事务形成分工。联合国的决策机制是否决权＋多数原则，G20的决策机制将是股份制原则。可以预见，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中美将是旗鼓相当的大国，两国经济体量将比排名第三的国家大一倍左右，因此，如果G20按照本报告的建议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世界经济管理将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共治局面。

　　（二）增量改革

　　国际权力结构有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对冲”（hedging）政策上。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走向具有不确定因素，美国必须采取“对冲”操作，以防止这些因素威胁美国利益。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任何改变，都会被美国认为是对它的利益的挑战。但是，中国也不能坐以待毙，被美国困住。中国的策略应该是以“增量改革”为主，不触动现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对G20的建议就是这样一种增量改革，建立区域性或跨区域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自由贸易区也是可选方案，特别地，可以研究东北亚三国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亚洲货币基金问题。

　　从数据上来看，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经济一体化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些宏观数据（如实际汇率）也呈现同步趋势。在这个背景下，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将大大增加三个国家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三个国家分享相似的文化传统，民间容易沟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和韩国均处于中美之间，它们不成为中国的朋友，就会成为美国对冲中国的盟友。

　　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加速了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包括清迈协定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议、储备集中管理、亚洲债券基金等等。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机制的实质性进展不大，最为突出的证据是2008年金融危机恶化，韩国需要新的硬通货流动性支持，基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不愿意向IMF求助，也不愿启动动用地区性储备的机制，其原因在于这些机制同样受到IMF条件性条款的限制，最后韩国向美联储申请了货币互换的流动性配额。

　　这些都表明地区性合作机制都需要做比较大的改进，才能在今后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曾经提出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不过最后由于美国的反对和中国的不支持而被束之高阁。当初中国的立场可能受到当时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但这样的问题也许需要放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重新审视。比如欧洲已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的设想，如果付诸实施，显然会影响全球金融管理体系的变化。

　　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影响日益增加，中国应该继续和非洲、拉美的政府间对话。但是，中国往往被西方国家和非洲、拉美的知识分子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很多，但却没有赢得非洲上层人士的认可。中国要避免日本对华援助上的教训。日本是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也通过政府间的协议培训了大量的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学生，但日本却没有在中国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实事，也在大规模培训非洲官员和普通学生，但是，要赢得非洲精英阶层和国际社会的认同，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根据美国的经验，可以考虑为非洲研究设立专门的基金，让非洲、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来申请，共同研究非洲。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官有民办”的办法，聘请中外知名学者负责项目的筛选。在项目选择上，可以给研究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项目优先权。中国在非洲做得比西方国家做得好，需要通过学者的研究传播开去。

　　金砖五国都是成长中的大国，因此分享一些共同的目标，金砖五国的定期会议让世界听到了它们的共同声音。中国要处理好的问题是，不要让美国和欧盟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另起炉灶的举动。这就要求金砖五国会议只能发声，不能有具体的行动。而且，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达成统一行动的成本非常高。中国要改变现状，G20是一个更好的机制。

　　（三）学会做大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冲击，为赢得国际支持，中国应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一些发展的空间。尽管中国现在的外贸政策没有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但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时候，中国应该把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考虑进去。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战后实现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且都把自己的货币和美国挂钩，美国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国提供的优惠条件，如最惠国待遇。在1994年之前，中国采取了双轨制汇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IMF起先非常反对，但由于美国默不做声，也只好作罢。美国的这种大国心态为美国赢得了大量的朋友。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对发达国家产生冲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发生所谓的“资源的诅咒”，即制造业萎缩、本币升值、腐败盛行。尽管中国占绝大多数国家的能源出口的份额不高，但也难免被扣上“新帝国主义”的帽子。再次，中国的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巴西）货币对美元快速升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却跟随美元一起相对其他货币贬值，这难免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最后，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总体基本持平（即中国的贸易顺差总额基本等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对中国有贸易盈余的国家除了日韩以及少数东南亚国家之外，都是资源输出国，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很多，但绝大多数是给非洲国家的进口信贷，目的是鼓励非洲国家买中国的产品。

　　学会做大国，就是要给比自己差的国家留出发展的空间。过量顺差是中国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而降低顺差的一个办法是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给其他国家让出空间之后，中国的增长速度会下来一些，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生产型的社会过渡到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居民的福利得到提高。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即使经过金融危机，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从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元在跨国银行负债中的比重虽然在金融危机时期降至43%（2008年初谷点，从2000年底的54%），但金融危机之后又回升到现在的49%左右（最新数据2012年第3季度末）。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中，美元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略有下降，但仍占40%以上（2010年底）。但这个情形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国际储备货币如何演变？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元浴火重生，一如既往地担当世界主导货币的功能；二是美元的地位不断减弱，但储备货币体系开始出现多样化，包括欧元和人民币等的地位日益上升；三是重新创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比如IMF的特别提款权。

　　面对以上三个选项，中国应该把“应然”和“实然”分开。“应然”是美元独霸世界对世界不利，需要改变：“实然”是几乎所有现有的替代方案都不足以在短期内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特别提款权不是货币，顶多只能提供价值储藏功能，而要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世界政府出现之前，大概没有可能。比较现实的选项是第二个，即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相互竞争的局面。为此，坚持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想成为国际货币，就必须让其他国家的居民和企业拥有这种货币。美国的做法是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贸易赤字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

　　这条路中国走不通，余下的选项是对外发行人民币贷款，并在境外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让人民币留在国外。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从2010年起，政府开始鼓励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在短短2年时间内，人民币贸易结算已从2010年的5350亿增长到2012年的29440亿。香港已经被确定为提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场所，截至2012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已经超过6000亿元，通过香港银行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已经增至近790亿元（2010：18亿元）。在港人民币债券发行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从2010年的358亿发展到2011年的1079亿元，直到2012年的1122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平缓地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全浮动。

　　大量的人民币在海外流通，必然产生对除贸易结算之外的回流渠道的需求，因此资本账户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要维持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必不可少的，剩下的选择只有人民币汇率的全浮动。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五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全浮动。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冲击，应在这段时间里将人民币汇率尽快调至均衡汇率上。

　　（五）避免大张旗鼓的国家资本主义

　　正如本报告“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部分所指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造成欧美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的普遍担心。以往，欧美政界和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对世界而言是一件好事，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动摇，因为它们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中外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而且构成了对现有世界价值体系的挑战。中国企业收购欧美企业多次受阻，除了欧美国家的偏见之外，怀疑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也是一个原因。

　　避免国家资本主义的重点是政府不要事事都为企业背书。事实上，一些国内企业正是利用了政府的动机，谋取它们自己的利益。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让企业自己去谈判，政府不直接出面，如果需要，更多地是通过行业协会，政府的作用是在关键时点上助企业一臂之力（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例子）。

　　（六）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如果世界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化或动荡，中国在本世纪下半叶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挑战美国是不明智的。自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先热后冷，在一个时期甚至有走向对抗的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朝野开始对中国的走向产生“焦虑”，并开始对中国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拓宽和梳理关键经贸争议问题，试图推动与中国就相关问题的新一轮对话。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仍然紧盯不放。在政策应对方面除了国会试图立法单边施压，同时重视双边对话以及在G20框架下寻求协调方案。美国更加强调人民币汇率是多边性问题，认为中美经贸失衡是全球经贸失衡的重要环节。此外还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协议、自主知识产权问题提出质疑和诉求。这些经贸政策和产业政策议题，与美国商界利益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二是提出“几个基本判断能否继续成立”来表达重估对华经贸和战略关系的意图。例如依据对近年中国国内有关“国进民退”讨论的理解提出，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依据对中国涉外经贸关系一些争议问题的观察提出，中国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依据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的一些争议现象提出，原来认为中国发展会有利于地缘政治格局健康稳定发展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还有，对中国愿意接受国际规则并在参与制定未来国际规则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甚至，对一个繁荣强大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根本利益的判断能否继续成立？

　　三是从历史对比角度加强反思纵深感。美国官民两界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geat power）。美国的精英认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新兴强国对现存强国的超越决定了近现代历史上的几次转折，能够管理好超越对于历史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使新兴强国受到足够尊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新兴强国是否愿意接受已有规则，是否愿意在参与制定新规则时发挥积极而建设性作用。他们进一步相信，美国已经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愿意在规则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重估，折射出面临深层挑战的背景下美国精英的战略焦虑心态；既有在老大自居傲慢心理支配下要求他国配合摆脱自身困境的诉求，也有迫于现实形势试图积极务实求解的愿望。“几个能否继续成立”的质疑，尽管对中国的形势和政策的解读有失片面，但也是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了醒。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不应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要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事实上，在国际事务中受中国崛起影响最大的是欧洲国家，它们必须让出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和决策份额。未来十年的目标不应以牵制或制衡美国为基调，而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内部提升中国的地位。与美国的关系要以寻找“最大公约数”为原则。

　　在对待美元霸权方面，中国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着眼于长远，着手于现在，还需要有条件地维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有条件就是要求美国实施负责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到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美国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解除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

　　目前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磋商已经非常频繁，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要求美方和中国建立一个常设的磋商机构，协调两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无法摆脱“特里芬难题”，即一方面美国要寻求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一方面又具有超发货币的冲动。中美两国经贸和资金往来频繁，且人民币在短期内也不会完全脱离美元成为完全浮动的货币，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极大牵制，一个常设磋商机构对中国有利。美国方面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机构，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如果不能就此和美国达成协议，可以考虑在G20的框架内提出某种动议，限制美国单方面的、不负责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如何参与一元多极共治：国内方面

　　要适应一元多极共治的新定位，国内也要进行配套改革，从政治、经济和人才三个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变政府的“经济财政”为“公共财政”。

　　（一）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他人的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我们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世界文明，不应简单地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不应混淆西方国家对外的帝国霸权与对内的民主法治两个面相。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中国的崛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大国的现代化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突破口，而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失衡就是一个契机。造成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行为的扭曲，即政府财政是“经济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而政府本身是“生产型政府”。这从几个方面得到反映。

　　首先，中国政府把20%以上的政府收入用于经济建设，是多数国家的两倍以上；相反，中国政府用于社保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却只有其他多数国家的一半。其次，中国政府的储蓄率很高，在多数年份都高于居民储蓄率，在近年更接近45%。中国过去十年国民储蓄率上升，政府的贡献很大。再次，中央政府掌握近60%的预算内收入，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出以财力转移为主，公式转移占的份额有限。财力转移和地方政府收入增长有关，且多数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因此通常是用于项目建设，而不是民众福利的直接改进。最后，政府的大量基本建设投资是对生产者的直接或间接补贴，特别是在开发区的建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政府的基建投资需要大量的银行贷款，近几年来，全部银行贷款中的30%以上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借款。大量的政府借款挤压了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的空间，迫使民间投资更多地依赖自有资金的积累扩大生产，其结果是提高了企业部门的储蓄率。

　　所有这些，都放大了中国的内外失衡，而内外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危机时刻也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当前，内外失衡可以成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改革的突破口是改变“生产型政府”，变“经济财政”为“公共财政”。这个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地方政府，因为它们有巨大的发展经济的冲动。靠以往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行为，在财政收入面前，上级政府无法说服下级政府放慢在经济方面的投资。要实现从“经济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需要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让人大代表真正做到“看紧政府的钱袋子”。由于人大代表是兼职的，需要在各级人大设立专门的预算办公室，聘用专门的工作人员，为人大代表审议预算做前期工作。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税收的敏感度增加，强烈要求政府公开税收收入的用途。目前，民众的呼声主要是在体制外的宣泄，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把民众的呼声变成体制内的民主过程，这样可以做到一石二鸟，既控制了民粹主义的泛滥，又可以改变政府支出方向，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回馈民众。最近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为保证这个转型的平稳过渡，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二）经济改革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单位GDP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反映国民财富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落后、贫穷走向富强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如此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的速度受到资源、制度、结构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己遇到瓶颈，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这个陷阱，除了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之外，还要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充分发展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为此，政府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艰苦的改革。

　　第一，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使之反映资源稀缺度。在中国，一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导致对生产者的巨额补贴。中国的能源价格偏低；存款利率受到管制，远低于民间市场利率；生产性用地价格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被大大压低；劳动保护不到位，人工成本被压低；环境质量恶化，环境没有得到正确定价。根据黄益平教授的估算，生产要素价格偏低给生产者的隐性补贴达到GDP的10%左右。这些巨额补贴鼓励高耗能、高资本密集企业的发展，打击就业，降低企业的效率，从而对中国的内外失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改革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活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金融部门受到的冲击较小，四大国有银行的表现非常抢眼，国内的一些人因此沾沾自喜，以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好于西方。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落后，中国的金融体系才免于金融海啸的冲击；而且，落后的金融体系也是中国产生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定中国的人口结构优势，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合理的，问题是由出口所创造的储蓄没有在国内得到完全利用，不得不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在国内，这表现在银行存贷差的扩大。尽管存贷差的扩大有政府调控的原因（准备金率的提高、央行的对冲操作等），但商业银行缺乏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由于中国银行数量有限，平均规模大于美国，因此更倾向于给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使用资金只有不到10%来自正规金融机构，其他绝大部分需要依赖自有资金的积累。因此，中国的银行体系是造成企业储蓄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远没有英美发达，更没有地方资本市场。除了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还缺少英美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即让普通民众分享未来经济增长的成果。比如，多数美国人都将退休金交给退休基金管理，以期在退休之后得到更高的收入。尽管发生过大的金融动荡，美国股市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仍然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资金回报率，这意味着今天的1美元投资在三十年之后就会变成10美元。当预期未来的收入可以得到保证的时候，民众就会增加今天的消费。这也是美国产生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之一。中国则完全反过来，由于缺乏对未来收入的稳定预期，民众在今天就会节衣缩食，增加储蓄，从而推高经常项目盈余。

　　第三，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时下流行的观点是，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担负着实施国家战略目标的任务，因此，它们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大力发展。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私营企业一样可以担负国家的战略目标，比如马丁·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Martin）就担负着美国最尖端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任务。为了保障石油供应，中国在海外大力开发股权石油。但是，股权石油中只有10%左右被运回国内，而且价格在一般情形下并不比市场价格便宜；在战争时期，也无力保障股权石油能够安全地运回国内。只有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大幅攀升的时候，股权石油可以起到平抑油价的作用。但是，此时恰恰造成油价扭曲，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政府为大型国有企业背书的后果之一是中国被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极为不利。中国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加速，20世纪90年代的民营化功不可没。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大有回潮之势，且助长了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态势。和以往相比，地方政府更多地是控制金融，大有金融财政化重来之势，这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地方政府的理由是，城市发展需要政府投入。但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福建和浙江等地的一些中小城市，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且经营市政设施，成绩斐然。

　　第四，扩大进口。中国要降低贸易顺差，关键不是降低出口，而是要增加进口，特别是消费品的进口。在中国1.4万多亿美元的进口中，消费品只占2.3%左右，主要原因是消费品入关税率很高，不仅要付关税，而且要付增值税。一些人认为，进口的消费品主要是奢侈品，国内市场小，可以征收高关税。但是，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前被认为是奢侈品的消费品，如汽车、家具、化妆品、名牌服装，现在已经步入中产阶级人家。对这些产品进口的控制，大大降低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在对外、特别是对美关系上，增加进口将为中国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也就是说，扩大进口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既降低贸易顺差，又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还提升国民的福利。因此，有必要以当年促出口的决心来促进进口。

　　（三）人才队伍建设

　　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人才队伍建设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培养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具备外交能力的人才，将他们推荐到国际机构工作。在目前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高校选拔一部分青年教师。二是要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在高校设立和恢复一些国别研究项目。在许多高校，国别研究被看作是二流学问，原先做国别研究的人要么转向做纯经济学研究，要么转向做文化历史研究，对其他国家的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少之又少。国家应该拿出专项资金，重建一批国别研究项目。同时，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研究基金，向中国和全世界学者开放，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研究。最后，建议比照发达国家的做法，成立中国援外总署，统筹中国的援外事宜，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工作。

　　结语

　　“韬光养晦”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的原则，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发展空间和时间。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急速膨胀，“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国际社会不再满足看到一个低调的中国；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负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也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更多的保护。在这个背景下，本报告提出，将“一元多极共治”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定位，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第一，坚持一元化的国际秩序，在其中和其他大国实现多极共治并壮大自己的力量：第二，做现存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而不是推翻现存秩序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和现存秩序竞争的新秩序或新的价值体系；第三，推动G20成为管理世界经济事务的正式机构，并坚持以“股份制”原则构建其治理方式，从而实现逐步增加中国主导权的目标：第四，以“增量改革”为原则推进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在区域或部分国家合作方面，坚持发声但不发力的原则，要以增加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谈判地位为导向；第五，树立大国心态，为其他国家的发展留出空间，交更多的朋友，以拓展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第六，在国内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变“生产型”政府为“公共财政型”政府。

　　如果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件，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的经济规模将远远超过排在第三名的国家，因此，中、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导世界格局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避免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符合世界的利益，而且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间和平的权力交接是可能的。就中国和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共同维护一元化的国际秩序，而两个国家价值体系的趋同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作者： “中国2020”课题组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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