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差异

1. 东西方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首先我们要从与自然的关系入手，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既然说到这里，我们要明确，我们东方主张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主张的是天人相分，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世界观”又称“宇宙观”，宇宙万物乃天地自然“大用流行”演化而来，宇宙（天）与人（物）合二为一。“群经之首”的《易经》认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中国的“人生观”也指“心”性，《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血脉亲缘的伦理涵摄关系！宇宙富含着天命、天理、天良、天网、天帝，“心”包括有心性、良心、心眼、心知、心意、心神，“天理”与“心性”，相互鱼贯，融通为一！中国人讲“良心发现”，并非果真“发现”什么外在客观的“天理”，而是指“天理”原本存在于“良心”之中，“天理”与“良知”相互启示，彼此“发明”。中国式的“天地良心”，所昭示的“宇宙与人生和谐如一”，从另一维度，表现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因是之故，立于宇宙天地之间的人，可以以其自主的积极性，一方面赋予自然进化的世界以“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以自己的生命，参与自然演进，纵浪大化。

西方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乃上帝凭借“自由意志”，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个神圣而绝对的真理，只能由“先知”按照上帝启示，被“先验发现”出来，而不是“经验发明”出来。西方人生观认为，所谓的人生意义，不过完成上帝赋予人的神圣使命。上帝（或“物自体”）属于神圣、不可知的绝对“他在性”，万物则属于世俗、可感知的相对“此在性”，“他在”与“此在”之间，呈现“神人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神依照“神迹”来主导人或物，人或物必须依附于神——这种以上帝为本位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婴儿出生，必须到教堂接受洗礼；成人结婚，必须进教堂见证爱情；法院开庭，必须向神圣做出保证；总统就职，必须手按《圣经》宣誓；甚至钞票之上，都印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显著标志……这种“宇宙与人生乃被造，并遵循着制造者的规则运行”的思维范式，折射出西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当然，近代“文艺复兴”所提示的“人文主义”，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存在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人在“天人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开始向神夺回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次，东西方文化中人对变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则被“万物不变”，或“万变不离其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是在稳定中求进步，求发展。美国文化的真谛在“变化”二字，核心思想是“无物不变”，而且变化永无停顿。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体现出不断打破常规、不断创新的精神。

第三，在动与静，做人与做事上也有区别。在谈论民族性格的问题时，李大钊先生曾指出，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这是有道理的。儒家关心人的主体，偏重柔，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在道家与佛家的影响下，中国人又讲究“虚静”，“修身养性”，“谦虚自律”，自我压抑。可以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而不尚做事。做好人成了人生最高理想，而且道德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西方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精神的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因此“做事”，“有所成就”就自然变成了他们的重要的文化取向或价值观念。

第四是人的天性观。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人传统的人性论是性善为本，这种人性论渊源于孔子思想，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性本善说，注重发扬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及“是非之心”等与生俱来的善性。“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影响西方的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恶”，人们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就是被西方学者广泛称之为的原罪说。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为改变原罪，人们不断忏悔，设法改变罪的本性，努力超越现世，奋起变化，这就造成西方人求“动”，求“变”的心态。

第五是关于人机关系，是群体，集体主义取向还是个人取向。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这一重要概念充分体现在以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根据洛克的观点，“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

第六是时间取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思想相反相成，二者都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我们可以讲中国是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这说明传统的思想规则、方法等延续至今，为大家认同，变成集体的无意识，而且规定人们的行为。这意味着，在时间上，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或者重视过去的社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讲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第七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与我而言，即使是了解和接触了西方文化，我依然喜欢咱们的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大气磅礴却又内敛含蓄。价值观方面上中国人大部分所拥有的价值观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很少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隐私和空间来说，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与空间，这不代表中国人不在意，中国人讲究包容与开放，我们喜欢将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分享，并不是毫无保留的。

2. 论述东西方在社会结构的差异

谈论这点就让人想到了层级文化与民主，平等文化。美国等国家的文化都偏向于更加扁平化或更加民主的结构，在这种文化中，无论工作说明书怎么写，工人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同事考虑不同的责任水平。

东方社会则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国人通常认为向上级或是长辈提出不一致建议是不对的，甚至会影响双方感情。

3. 论述高语情境与低语情境文化的特点及自我的感受

根据“情景”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可将文化分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textculture)。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注重建立社会信任，高度评价关系和友谊，关系的维持比较长久。沟通是含蓄的，人们对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个体从早期就学会了准确解释这些含蓄的信息。“高情境文化”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西方工业化早期家族式企业中也较为普遍，从通俗意义上可理解为重感情的人际关系；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地对比而存在的，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了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有着一定的优点：高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传承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仁义泛爱的人文精神；有利地社会的和谐和管理的融洽；而低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以制度和刚性的表达来实现秩序与管理的规范性；但另一方面，两种沟通与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过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 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则过多地强调了理性，在执行中又陷于机械与刻板。

尽管二者不尽相同，各有优劣，但是我认为这正是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文化，有了这些充满差异性的文化，我们的世界才能如此丰富多彩，才能像一个大花园一样有这有那，让人流连忘返。正因如此，在面对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我很理智，并没有踩一捧一，因为国情不同，发展情况不同，所以文化层次不同，产生了不一样的分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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