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204212 第57卷 第5期2004年9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Wuhan U 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V ol.57.N o.5Sept.2004.687～693 ■中国文学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李中华,陈 鹏(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作者简介]李中华(19442),男,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陈 鹏(19782),男,河南周口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摘 要]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关键词]玄宗朝;吏治与文学;盛唐气象[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320(2004)0520687207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提出以后,学术界不时有人对此加以评说,或然或否,见解不尽相同。汪 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文中提出:在姚崇用事的期间,与刘幽求、张说之流互不相容,其中“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尽管“他们自己是否已有一种自觉,现在无从知道,可是这种冲突,却一定是存在着的”。汪 又将此种政争引伸到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认为李林甫主张选择官员“应凭才识吏干,不应专用词章”,而张九龄的看法则是“崇尚文学的观点”[1](第196页)。杜晓勤在《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中认为“吏治与文学之争”是一种“极为新颖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随着两派政治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玄宗朝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2](第281页)。林继中《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一书解释说:“所谓吏治与文学之争,事实上是进士科举全面取代汉以来的选举、六朝以来门阀承袭的用人制过程中发生的斗争。”[3](第125页)许道勋、赵克尧在《唐玄宗传》中则提出不同的意见,该书中说:“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经再三考虑,难以接受。如果由此引出吏士派,似不够确切。”[4\〗(第176页)唐玄宗时期到底是否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如果存在,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纷争的历史与文学蕴涵?它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探讨并寻求回答的。一唐玄宗在位时期,朝中始终存在着朋党之争,史不讳言。其主要表现,在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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