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的传播学解释

框架理论的传播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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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论的传播学理解

本题目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讲解：

ＰＡRT　Ⅰ: 框架的基本概念

框架的定义是什么?

1、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　1９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2、　 对于Ｇofｆmａn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简单说来,框架是人们对世界进行主观思考和解释的一个结构

其来源是：过去的经验+社会文化意识影响

框架(Framｅ):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

3、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

界限:包含了取舍的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框架

　 　 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

　　　n ＆ v.　(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

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臧国仁,1９99）

　　 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

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eｇ：基特林（Gitlｉn ,　19８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

恩特曼(Ｅｅｎｔ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

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

PART　Ⅱ：框架研究的基本情况介绍

框架研究(ｆrａming research）自2０世纪８0年代兴起，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20多年来，框架理论被广泛引用.

1、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前提）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前提）来自两方面的研究:

　 　 　 　 　 　　 　 黑尔德（Heｉdeｒ)的归因理论（aｔtributｉon　thｅory）

宏观层面：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高夫曼（Goffmａn）的框架分析(frａme ａnaｌyｓis)

　　　 　　 　 　　 　　　　 　 　 舍瑞夫（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framｅs of refeｒｅｎce)

微观层面: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个人层面分析入手，认为框架

是个体处理和建构信息的方法）　 凯尼曼（Kａhneman)和特威尔斯基(Ｔversky)：

预期理论(pｒoｓｐｅct theｏry)

归因理论假设人类不能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个人试图从感官信息中引申出潜藏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即由谁来负责。黑尔德认为，归因是观察的行为和对此行动负责的个人或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连接。①也就是说，人们试图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关系的判断。高夫曼亦假设个人无法充分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为此,他们利用被称为“主体框架”的诠释基模②积极地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出解释。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理论意味着在新闻媒介中存在不同的、用以观察、描述媒介事件的方法,这依赖新闻记者使用的框架。③换句话说，人们采用的框架的类型为实际描述事件提供了一条途径。

舍瑞夫假定个体的判断和认知不仅受到认知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一个恰当的参照框架下的。④这里的参考框架指的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或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假设”。⑤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⑥这就说明，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存在着一种个体层面的框架会影响到媒介框架的效果。

凯尼曼和特威尔斯基考察了本质相同的一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或呈现，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和他们对选择的评价,即所谓的“框架效应”，即同一组资讯经由不同的表达导致不同的决策选择，⑦这种框架效应是其预期理论所预测的现象之一。预期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人们采用不同的认知框架来体验现实（表现为价值函数,即对回报预期的心理感受）,并根据这种框架采取行动（即做出选择），从而建构出特定的现实(即选择的后果)。但是人们在考察某一具体问题时，可能会超越某一框架,或采取不同的框架对现实做出不同的选择。⑧

2、 框架理论的主要观点

(1)迄今为止,研究框架理论的学者很多,例如Erving Goffｍａｎ,Tuｅn　van Dijｋ,William Ｇamsｏn等。但是,对框架理论贡献比较大、人们经常援引的要属美国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ｏffｍａn）（1９７4）介绍了一种框架分析理论,对我们怎样运用自己的期望来理解日常生活情景和其中的人提供了系统性阐述。他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犯下的种种错误所吸引，其中包括我们从来不注意的错误,例如把礼貌误会为情调。他确信日常生活比看上去复杂。他认为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经常性地大幅度地改变我们对境遇、行为和他人的定义或典型化。或者说,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在不停改变，有时候改变的幅度很大，我们却没有注意到。我们从一个时节步入另一个世界,却往往忽略已经跨过的边界。根据戈夫曼的理论，我们对于社会角色、目标或情景的期望并非固定的、有限的。事实上,我们在形成期望并且使用这些期望的时候是有相当灵活性的。

如果我们获取意义的能力如此强大又如此灵活,我们又是怎样构建它的呢？戈夫曼认为,生活的流转很像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场景改变了,我们也随之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获取意义的方式。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场景结束而另一个场景开始了？根据戈夫曼的理论，我们总是留意着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暗示，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开始改变。例如,当你在剧院里观看演出,很多惯例性的暗示提醒你场景在发生改变。最古老的也是最明显的暗示莫过于使用幕帘——在新的场景开始时幕帘升上去，场景结束时幕帘落下去。其它的暗示更微妙些,例如灯光的变换和音乐节奏的变动经常预示着改变。当灯光变暗，不祥之音乐响起，我们知道危险即将来临。戈夫曼相信我们在使用与理解戏剧一样的认知技能去理解日常生活。他的理论也表示，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学会的社会暗示也会被用来区分日常生活中不容社会场景的边界。

戈夫曼使用框架这个术语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不同的框架就像是音阶上的音符，它们连续分布,有的用来结构我们最严肃最重要的社会行为，有的则结构有趣的琐碎的行为。它们如同音符一般各不相同,但潜在的拥有结构上的连续性。

当我们从一套框架转到另一套框架，我们可以调低档或调高档。我们从新构造深处的境遇,以便用更严肃或更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和体验。当你和你朋友假装打假，一旦有人真的受伤,假打就变成了真打。你们都在调低档。忽然,你不再控制自己的拳头，尽可能的给对方造成疼痛。许多你通过游戏学会的打架技能得到了应用，但这次是在不同的框架中应用的——你在试图伤害的你的朋友。也许,当两个人都累了，其中一个人开了个玩笑，暗示对方他想调到高档，并且回到刚才以玩为主的框架中去。调低档和调高档增加了日常交互的复杂性,戈夫曼认为这是不可忽略的。

涉及概念:　

框架分析（Frame　Ａｎａlysｉs)：戈夫曼关于人类如何使用期望来理解日常生活的意义的想法。

社会暗示(Sｏcｉaｌ cｕｅｓ）:在框架分析理论中，指环境中的信息昭示着变迁或行为转变。　

框架（Ｆramｅ）：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

调低档和调高档（downshift and upshift):在框架分析中,在更严肃或更不严肃的框架中前进或后退。

（2)台湾学者潘忠党认为,高夫曼的“框架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在建构社会现实过程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包含以下几个观点：1.社会现实是人们经过社会行动和互动而建构的。架构分析是对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裁选和诠释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将之置于某特定意义体系内——的分析。2.社会现实的建构源自建立共同生活场景的需要,通过交往互动发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性（intersｕbｊecｔiviｔｙ,即由相互主观而构成的外在性)。架构分析考察的是人们如何遵循话语或叙事建构的某些具体规则展开交往行动，从而实现在具体行动场景下对情景的共同定义。3.发生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场景中，这种建构现实的话语或叙事活动表现为话语的争斗(ｄiscuｒsivｅ　contesｔatiｏｎ）,即讨论和争辩。架构分析必须考察争斗的过程,并在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同时展开。4.在公共领域发生的话语争斗，亦即架构的过程，是民主社会中人们公共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架构分析就是考察人民如何展开公共生活，它是在广义的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研究商议民主的一种重要分析手段。⑿ 可见,潘忠党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结合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商议民主等观念考察架构分析，认为架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过话语的途经，形成并交流对现象的认知，建构共享的话语环境（discursiｖｅ　eｎviroｎmｅnｔ）,使得公共生活得以展开。

ﻫ（３）其他学者如美国学者甘姆森(Gamsoｎ)可能是迄今引用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他曾指出，“框架乃是人们组织事务的原则,其功能在于提供人们整体性的思考基础,针对一连串的符号活动发展出中心思想,建构其意义。”他把“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ｕnｄaｒｙ,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ｌding frａ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⒀

　然而,“框架”也有其反面的内涵,即人们常说的“习以为常”,因为熟悉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而习以为常地以此为架构，因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框架界限以外的真象。“框架的正面意义固然在于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迅息，但另一方面，框架也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限’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⒁

PART Ⅲ：框架之于新闻的作用

１、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

坦克（Tankａｒd ,19９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

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ｏo,　1９９４)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2、框架分析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国内外传播学者的重视并且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黄旦教授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对框架理论分析到,从框架分析角度,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在这样的一种生产过程，新闻首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

(1)首先,新闻是对新闻消费者制作能够得到的信息的一种制作化方法。消费者购买报纸是为了他或她要阅读喜剧或桥牌专栏，了解天气预报，寻找正在放映的电影，或阅读关于洪水、水灾或社会动乱的报道。

(2)其次,新闻是合法机构的同盟。国务卿可以在新闻媒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普通的男男女女就不能这样使用媒介,一般市民也不能像合法政治家和机构所拥有的那种权力，把自己对新闻的反应变成公共政策和计划。

(3）最后，新闻是在组织机构中工作的专业从业者所发现、搜集并传送的。这样，新闻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制度化过程可遵循制度化操作的新闻从业者的产品。这些在操作必然包括和那些按惯例新闻要予以报道的机构合作。

３、那么框架理论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是如何得以应用的?

潘忠党对新闻架构作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新闻架构分析是在高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凯尼曼、特威尔斯基的预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加上了公共生活的基本现实特征,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他在总结了多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闻架构分析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了五个部分：1.意义在传播（或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建构;2.传播活动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活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生产领域;３.但是,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域；4．因此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5.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她）们的“框架”。⒂第一句话强调了传播的重要性，意义要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第二句话的“表达载体”在现代社会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指出传播活动是使用大众传媒的社会活动;第三句话指出传播活动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拟的；因为传播活动是现实的，因而这种活动遵循的现实的公共利益原则,同时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后一句话对前面的四点做出了总结，指出“框架”即是社会个体或团体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闻框架研究的四类取向以及三大范畴(话语、话语的建构以及话语的接收）。

４、张克旭指出,过去对新闻框架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审视新闻媒介如何介入受众主观选择客观现实的过程。现在一般认为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品，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因而新闻报道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而在新闻媒介建构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和受众都启动了主观的诠释基模，透过选择机制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一部分。这种建构意义或转换符号意旨的主观策略，是新闻框架形成的主要依据。⒃ﻫ　 由此可见,框架理论突破了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ｒd Coｈen) 在《媒介与外交政策》一书中的经典论述，即“在多数时间，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whａt to think)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ｗhaｔ ｔｏ think　abouｔ）时，却是惊人地成功。”但由于在社会现实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或组织）的框架和受众个体层面的框架,因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ﻫ

PAＲT Ⅳ:框架理论的媒介问题分析

1、 戈夫曼《性别广告》

可以怎么利用框架理论来解释媒介的问题呢？戈夫曼在《性别广告》(Genｄer　Ａdveｒtｉsemｅnts）(1９79)一书中,就影响我们对异性的理解方面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他认为,广告运用女性的性吸引力来吸引男性的注意力,这无意中教会了我们一些社会暗示,而这些暗示具有严重的后果。他指出在众多的广告中，与男性相比，女性怎么被表现得更不严肃和更好玩。女性微笑着，以不严肃的姿态展示着她们的身体,穿着好玩的衣服,用不同的方式暗示着对男性的顺从和听取男性知道的意愿。她们不仅在面临性的时候显得更脆弱,也发出对性的渴望的信号。毫无疑问这些广告会吸引男性的注意力,在促销产品是很有效。但是这些广告中的女性行为是否在传递着社会暗示，导致预料之外的后果呢？

我们从这些广告中了解到的不仅仅是关于产品的定义。我们会学到大量的社会暗示，一些非常明显，其它的则非常微妙。一旦学会，这些按时便会被我们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理解异性，并且对她们、她们的行为、和她们相遇时的情形进行构型。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广告式的男性对女性发出的好玩的暗示过渡敏感,很可能开始调高档。因为存在男性脑海中的这样的暗示指令太多了,女性很难避免在某些时候发出被认为是暗示的暗示。男性会经常性地误解女性本不在意的行为。广告也使得女性难以让自己的行为保持一个严肃的形态。假如她们微笑、以某种姿势曲肘、简短地点头，男性都会从中察觉出本不存在的暗示。所以，女性的外表越有吸引力,遇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因为绝大多数广告中的女性都是容貌姣好的。

戈夫曼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趣评估媒介怎样阐释和加强主导性公众文化的方式。广告上并没有创造出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但戈夫曼认为他们将女性在公众严重的形象弄得十分一致。他将私人相册中女性的千姿百态和广告中女性的标准形象进行了比较。在广告中，产品通畅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这些女性明确地或含蓄地暗示她们愿意作为贪玩的性感的排檔。在这些广告中有很多微妙的或者不难么微妙的讯息。一个主要的讯息是：消费这个产品，得到这个女孩。另一个讯息就是:外表具有美丽的女性在性方面比较活跃而且喜欢追逐娱乐。广告教会我们这些暗示，并且加强着这些暗示。我们每个人从广告中获得的特定信息互不相同，但这些广告的长期后果却是类似的——关于女性的一些主导型无接被再三重复并再三加强。

2、 框架理论VＳ议程设置

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

(1）议程设置理论(先做提问)

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根据同学们的发言情况来决定以下内容的讲解)

链接:科恩（Cohen,1９63）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这一假设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影响受众议程；其次,又从有限效果论回到强效果论,但与早期　“魔弹论”等强效果论强调的态度的转变不同，这一假设强调的是对认知的影响。对于经验主义学者来说，科恩的这一假设有了方法层面的意义,即可以进行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认知的调查,检验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可以确定假设是否成立。

　在假设内涵的发展上,首先是要证实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

　 19６８年,麦库姆斯和肖以美国总统大选为题进行了早期的量化研究。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把选举主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抽样询问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选举主题。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

以上的研究有一个缺憾，即因果方向问题。虽然证实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但不能确定是谁影响谁。如果是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则假设就不成立。ﻫ麦库姆斯和肖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７2年美国的大选期间，在卡洛特（Ｃharlｏｔte)进行了一次小样本的追踪访问，他们分别在当年的六月和十月访问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在同一时间，对当地报纸和ABC、ＮＢC电视的晚间新闻进行了两次内容分析,计算出了六月和十月的媒介议程，然后进行前后相关交叉分析,研究结果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接着,学者们对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这一范式中的中介因素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如肖（1９7７）和温特(Winter，1981）都把议程设置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两部分:媒介和受众。在媒介方面有:媒介的类型、新闻工作人员的价值观、报道时间的长短等;在受众方面有:受众本人的兴趣、爱好、人际交流等因素。许多研究者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具体地进行了研究。如，波姆格林等（Ｐaｌmgｒｅen & Chａｒke　，　１977）发现全国议题比地方议题较具议程设置效果,麦库姆斯和肖(１９7７）发现人际交流的增多，会减低议程设置的效果等。这一范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程问题，即从媒介议程→公众议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对这一问题，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如麦库姆斯等(1981)的研究显示二到六个月，温特和艾亚尔(Eyal , １９80)的研究认为四到六个月的时间是最适宜的效果时程。另外,在内涵上的研究还有议程建立步骤、定向需求等。ﻫ 　 在假设外延的发展上,研究又回到命题本身：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并对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因果关系再作思考。魏斯理（Ｗｅstleｙ)认为：压力团体或特别利益团体能促使一个问题成为媒介议程,冯克豪斯提出了受传媒注意力多少的五种运作方式,还有媒介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等。

197２年，麦库姆斯(McＣomｂｓ）和肖(Sｈ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ｅ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aｇendａ ｓettｉng）猜想的成立。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麦库姆斯等学者在最近几年开始思考: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这一关注重心的转移,就把这一理论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中,而这已超出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范围。于是,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外延拓展点——框架理论(fｒaｍe theoｒy)。

　 　在议程设置理论得到证实的稍后时间，高夫曼（Goffmaｎ,1974）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而广受重视，一些社会学者并以此来进行大众传媒的研究。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在近十年，框架论开始为传播学者所运用。

(2)两种独立的理论体系ﻫ①两种观点 从前面理论发展的回顾可知，议程设置理论内涵上的发展在定量研究上达到了一个很精致的地步，对各个方面都给予一种可测量的形式。但媒介和受众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完全可控制的。所以，发展到后来，却又从终点回到起点:重新审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更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来看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以及媒介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这一外延的拓展,研究的对象就处于一种多因素互动的系统之中，经验主义的量化方法显然有其局限性。而框架理论认为新闻是符号系统内符号间互动的结果,相应的研究方法无疑正好是议程设置研究者的目光所寻求的。所以，他们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

　 麦库姆斯（１996)就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包含有两种框架内涵：

第一面向是媒介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显著相关;

第二面向是媒介强调的议题的属性(或思考角度)影响受众的选择。

一些研究发现，将议题以特殊的角度来报道,对受众的设置效果较强。戈莱姆 (Ghaｎem,　1997)认为，新闻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对故事怎么报道,这就涉及到框架,框架的功能就在于为受众提供思考这些新闻故事的特殊角度。ﻫ　 　 而框架研究的学者却不同意这种合流的观点，他们更多地从两种理论的方法论所对应的研究范围来区别。如潘 (Pan, 199７) 等认为框架不应被视为是议程设置论中的次领域或新项目。框架着重的是语言结构的互相影响，是言说活动概念,而议程设置强调的是效果。凯普勒（Cappeｌｌa ，１997)等认为，议程设置着重研究的是议程被媒体处理的频数，而框架研究所关心的是议题如何被处理。ﻫ②两种理论的区别　以上的两种观点，由于各自切入的角度和层面不一样,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延伸的学者，其实只是把框架论的具体方法引用到对媒介议程的研究;而反对合流的观点，是在具体研究的侧重点上讨论。要探讨这两种理论的关系，我们应从理论的层面来进行探讨。下面从理论来源，方法论、理论焦点等方面来进行对比分析。 ﻫ　 　第一、在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　, 19２2）,他在《民意》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是他在研究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19６3）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观点。后来麦库姆斯等的实证研究多是选举主题。我们可发现这些研究的重心在于政治学。这种特别选择政治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实践结果去解释问题的方法，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原则是一致的。可见议程设置论的最初来源是实用政治学的研究。ﻫ 　高夫曼的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讯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高夫曼引用过来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其次,高夫曼也借用了贝特森的心理情境的说法,认为框架乃是在特定心理情境中,由一群语言符号讯息所发展出来的经验,人们借此建立了观察事物的基础架构,用来处理和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藏国仁　，1９9９）。可见,框架概念经历了从贝特森的人类学到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再到传播学的历程。

第二、在方法论上，把两者的方法论放到技术或操作层面来进行对比分析，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最为根本的五个方面进行区别如下:（卜卫，1９97)

第三、从理论焦点上看

议程设置理论在于效果研究，正如麦库姆斯所言：议程设置理论的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论的。新闻媒介对形成公众意见的焦点施加的影响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1996，顾晓方译,1９97)。

而框架理论在于意义的建构。即新闻是如何建构的，这进一步涉及到影响新闻建构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如新闻媒体、消息来源或社会情境对新闻建构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

③合流问题 以上三点区分了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但还未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两种理论的合流问题。议程设置理论中对媒介议程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对媒介议程成因的研究

对文本结构的研究。

这与框架理论研究的范围一样,又引用了框架分析方法，那么它们除了合流外，还会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虽然议程设置理论引用了框架方法,但它是在议程设置理论基础上生长的,即它是带着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来研究问题的。而这种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不可能因为引用了别的研究方法，就与另一种世界观融合在一起。

　 其次，在方法论上,议程设置理论是定量研究，框架理论是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有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从上表可知，在操作层面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显然不可能合流。ﻫ　 第三,所谓的合流,只是在方法上的互相引用，不涉及理论层面。它们是在互相的碰撞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自我丰富与发展，引用的方法都纳入了自己原来的体系中。

结论：因此，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条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有各自的发展脉络。

ﻫ（3)两者可以互相引用ﻫ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在方法论上有各自的体系,在此层面上无法结合，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可以互相引用。ﻫ 在文本分析中,议程设置的研究可以引用框架研究中所用的语言学、符号学等方法。前面提到的麦库姆斯等学者认为的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其实就是这种方法的引用，这无疑很大地加深了议程设置的研究。尤其有助于对媒介议程的层次分析。

1 议程框架化(fｒamiｎg）

对于媒介如何设置议程,学者们提出了议程框架化（frａｍinｇ）。即一方面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新闻，使内容与框架一致,进一步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新闻,具体到一个议题,架构时突出与框架一致的面向或属性。

在议程设置研究中除了引用框架方法研究媒介议程的架构外,学者们已开始探讨这种层次的媒介议程对受众认知程度的影响。

如在对政治议题的研究中, 弗凯尔德森(ferkildsｅn， 1９98)认为媒介的议程框架会影响大众对相关政策议题的认知程度。

这种议程框架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着眼点和再现形式。他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的,其实也就是对框架方法的引用。在这之中,因果框架在议程设置的效果研究中运用较多。这是指媒介的议程框架不仅是设置一个中心议题，而且设置了归因关系,即议题的责任问题。如莱恩加 (ｌｙengar， １9９1)认为电视新闻框架可分为片段式或主题式,片段式框架针对的是具体事件,主题式框架针对一般及抽象概念。研究结果显示,如用主题式框架，观众易将问题归因于一般的社会因素,采用片段式,观众则将责任归因于个人或团体。香港学者陈家华(1994）通过对环保新闻的议程设置研究来探讨因果框架的受众效果，他得出了受议程影响的被访者比不受议程影响的被访者更渴望解释原因,这说明对媒介议程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并且他的研究显示媒介议程必先达致一程度，始能产生框架效应。这个研究为我们今后对此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参考。ﻫ　 　②对受众研究,议程设置如何引用框架理论的方法与成果

Eg：如议程设置怎么样才能发生效果?当显著性的问题经传媒送给个人的头脑后，发生什么作用？是不有些暗示比其他暗示在暗示显著性上更重要?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暗示累积为一重要因素,而不管是采用什么暗示？人的头脑中是否有一评分表,以评定问题重要性的分数等等,这些是麦库姆斯（１９８1)提出的疑问。议程设置的受众研究,一直比较注重于受众的外化行为效果研究。而对于内在的心理机制研究较少。框架研究则可以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议程设置理论在外延上的发展是探讨媒介议程的成因，即谁在设置媒介议程？是新闻工作者、利益(控制）集团、政党、大众还是消息来源等?是单一因素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方式?这些问题其实与新闻框架的研究范围一致。还有媒介议程对现实事件或议题的报道,是放大了还是缩小，还是成比例的？媒介议程的社会责任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议程设置的传统的内涵研究中都不能求解答,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框架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可以引用框架理论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手段。

塔奇曼（Tuchman)是一个框架研究学者,但他把效果放到了一个中心的地位，放到了新闻过程之中。他认为在整个新闻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如何强迫受众接受新闻框架。受众就象记者和编辑,对新闻框架有接纳和排斥，他们也参与了新闻的产生过程，并且对于框架的形成,还发挥着反制作用。这种观点与议程设置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具体研究手段和研究文献上,其实也可以引用议程设置在此方面的成果。

最后,作为抛砖引玉或加深大家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为大家稍微讲提及一下框架理论在媒介问题解释中的具体运用，我们以下面的内容为例：

相关链接:从"框架理论"探析娱乐节目转型

恩格斯说过:“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由此可见，娱乐是人的天性。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时至今日,经历了晚会时期、娱乐时期、竟猜时期、真人秀时期、后选秀时期五个阶段。短短二十年，电视荧屏所呈现给我们的娱乐节目转型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是无容置疑的。纵观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程,从框架理论的角度出发,节目理念和形态的框架转型是由社会框架和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个体框架的转型所共同促成的。这样的转型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彻底的框架转型也警示我们要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关于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ｔesoｎ.１9５5)，由考夫曼(Ｇoｆfman.１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考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那么框架是如何而来的呢?考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高姆森(Gamｍsｏn)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也就是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由界限的定义来看,框架像是人们藉以观察世界的镜头，凡属此镜头纳入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再由架构的定义来看,人们藉由框架来建构意义，了解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与脉络。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后者显示意义的结构，因而框架研究（ｆｒａminｇ resｅarch）也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来自两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知心理层面从个人层面分析入手，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和建构信息的方法。舍瑞夫(Sheｒiｆ）的参照框架理论　(fｒaｍesoｆreｆerｅｎce)假定个体的判断和认知不仅受到认知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一个恰当的参照框架下的。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这就说明,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存在着一种个体层面的框架会影响到媒介框架的效果,而这种个体层面框架的构建又正如考夫曼所说的那样源自过去的经验,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电视娱乐节目通过各种样式所展现给我们不同时期的媒介框架必定是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的社会框架下，受到社会大众文化框架变迁的影响,并且很大程度上由受众这一个体框架的认知作用而发生着框架转型。

二、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和转型

8０年代末到９0年代初，《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的开播,填补了电视娱乐荧屏中春节联欢晚会“一枝独秀”的境况。由央视所引发的中国电视娱乐潮向各个省市电视台波及,“明星+表演”的综艺模式使主持人以绝对领导者的角色调控节目进程,明星嘉宾则是吸引收视率的砝码，留给观众的是距离产生的美和无尽的遐想。

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播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最高平均收视率曾达到33％，广告价格甚至超过中央电视台的均价。这档完全本土化的综艺先锋节目，以其青春、快乐、贴近生活的风格在中国电视娱乐版图中迅速扩张，动作游戏和观众参与是该节目的两大新内涵。它带动的明星效应和倡导的快乐理念使其成为红透大江南北的娱乐王牌节目,全国刮起一股猛烈的“快乐旋风”。于是，电视娱乐节目在形式和理念上都发生了变化,其模式已向“明星+游戏＋观众参与”转变。

19９9年至2０0３年，《开心辞典》、《幸运５２》等博彩类节目的开播实现了将普通观众拉入现场,而明星基本退出舞台的娱乐节目新样态。无论是答题闯关拿大奖还是作为选手的亲友团， 受众是真正的参与者,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 并成为了主角。“观众+答题游戏＋巨奖”成为新的电视娱乐节目模式。

２004年，《超级女声》、《非常6+1》、《梦想中国》点燃中国真人秀节目的燎原之火。“一夜成名”成为可能,“PK”成为关键词,“盒饭”成为对特定人群的称谓,这场包装造星的游戏随着节目的升温达到白热化阶段。当我们还沉醉在这个全盛时代时，“丑小鸭变天鹅”的神话已不再被热捧,明星电视真人秀成为了新的看点。《明星大震》是内地第一档明星歌艺竞技类节目；《舞林大会》的主角几乎都是内地港台的演艺明星;《名师高徒》又一次将被遗忘的明星们拉上了舞台。“电视模仿秀＋电视真人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娱乐节目新模式。

2０0８年,电视荧屏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全民娱乐多元化发展的后选秀时期。《我爱记歌词》借鉴了国外节目的理念，有机融合了“超女”走红的经验，并做了更具吸引力的本土改良,将“比唱功”改为“比记忆”，将“海选”降低为“零门槛”,将“大众明星效应”移植为“本土明星打造”，创造了娱乐节目的收视神话。这方还未唱罢,那方早已登场。从南昌唱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唱到全国，从全国唱到莫斯科，《中国红歌会》应运而生。这些新节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入了“全民娱乐多元化+本土改良＋品牌打造” 的娱乐节目时代。

三、探析电视娱乐节目框架转型的原因

基于考夫曼关于“框架源自过去的经验,并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的观点，并从框架“架构”的定义出发，我认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框架转型是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框架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框架的转型

首先，娱乐节目从属于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基础， 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　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时,　就会发生变革，　它是隐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一切精神力量的最终原因,　是动力的动力。娱乐节目转型的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经济条件有限,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为定位的《正大综艺》展示了不为大众所知的世界,满足了人们对外界的好奇和求知心理。同时，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也使得广大受众对极致的“美”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因而,有着优雅的舞美设计，精湛的表演技艺,以及大牌明星的助阵的《综艺大观》受到了追捧。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父母们可以为子女参加选秀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为“超女”、“快男”的走红奠定了经济基础。另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层次化、区域化使传媒的发展出现差异与鸿沟，因而娱乐节目的转型总是率先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或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之后的一些娱乐节目的实现成为了可能。移动电话的迅速普及,为短信、电话参与节目打下了基础;网络的引入，使得之前不可能实现的互动方式成为了可能;电视媒体本身的节目制作技术的发展,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美感,创造了一种视听娱乐新体验。 现场电话连线、场外短信投票、“蓝巨星”评判俨然就是媒介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一次又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探索。

再次,社会政治框架在这二十年也经历了从“集中”向“民主”的转型。民主意味着每个人不仅享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公民权,而且每个人一般的文化偏好都潜在地像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并应当实现。”在娱乐文化中,平民大胆的参与正是这种心理的外化,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节目的出现使得普通人“受关注”和“受重视”的潜在欲望得到了满足。

另外，中国传媒行业受到传媒消费主义影响,开始重视市场和商业化运营，把受众等同于消费者。这在电视娱乐节目中表现最为明显。大量的娱乐节目服务于观众的感官和本能，给观众以消遣享受。种种选秀活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的“不再是物质对象,而是影像符号。这些影像符号不再以逼真为目的,它以娱乐、感官刺激压倒信息和叙事”。中国的大众媒介事实上也开始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所以，传媒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传媒社会市场导向，有力推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市场化。

(二）大众文化框架的转型

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文化走向产业化，市场化，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自身的娱乐性、广泛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程度。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复苏与扩展，是在电视真正被视为娱乐手段后，电视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新的娱乐观念,也旷达了人们的娱乐选择，电视是最受欢迎的“娱乐表演家”。可见，电视娱乐节目框架的转型与大众文化框架的转型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纵观电视娱乐节目形态的发展演变,我们看到了我国的大众文化正从从娱乐精英向娱乐平民转变。以往娱乐的主角是专业演员，而一般的平民只是“局外人”。“电视逐渐从对公众的训导和启蒙转向了娱乐和消遣,但这娱乐和消遣却是由原来的精英来承担的,大众仍然将电视看成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然而,当普通人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通过一种“自娱”和“娱人”式的“做秀”,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快乐。“做秀”本身不在于你本身多优秀,而在于你有没有“自我欣赏”的“勇敢”,每一个“超级女生”正是在“想唱就唱”的感召下,“勇敢”地走到镜头前展现自我。真正的“秀时代”的来临使得一种被动观看式的娱乐模式转向一种主动参与式的娱乐模式，从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观众参与性电视娱乐节目的备受欢迎,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电视娱乐节目必须和当前的大众文化需求保持一致，如果脱离大众文化的需求,节目必将失去观众。优秀的电视娱乐节目能很快的适应特定的社会状况,满足当时观众的不同需求,这和文化的适应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电视娱乐节目作为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沟通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桥梁作用。

（三)受众框架的转型

  　 “受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反馈者。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思维走向物化,一切从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主义盛行,物质生产由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泛化为满足生产的需要，并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沉淀到人类的文化思维中,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理念,也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框架。

在电视娱乐节目匮乏的时代,受众饥不择食,他们需要通过收看电视娱乐节目来释放和宣泄压力，得到休息和消遣。然而在电视节目只强调宣传、教育、认知功能的时代,受众娱乐的本能无法从电视节目中得到满足。随着电视娱乐节目的商业化、市场化,同类节目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受众的选择余地也逐渐增大，电视娱乐节目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了买方市场。

娱乐节目带给受众的首要精神享受必然是“乐”，这也是《快乐大本营》成功的关键。受众压抑的心境、疲惫的工作在游戏精神的激励下可以遗忘。正是这种遗忘的轻松，让人欲罢不能。节目借助电子通讯手段,将一部分人的游戏快感扩展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使得长期处于教化式娱乐节目压制下的受众们眼前一亮。有人比喻说:　电视娱乐节目提供给了观众一张舒适的“床”， 在这张床上,精神负担可以得到缓解,心理压力可以得到释放。

随着受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从节目中“找乐”，于是寓教于乐成为了下一个时期电视娱乐节目的主题。首先,轻松愉快的制作方式使这类节目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中国以“考试”为典型代表的刻板的教育方式早已让受众感到厌倦,而益智类的电视娱乐节目将知识和娱乐有机融合，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方式。其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教育、重知识,受众渴望在娱乐中有所收获。而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受众,恰恰可以从这类节目中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并且在轻松休闲中得益于个人的发展,这也促使益智类节目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随后兴起的真人秀节目却很快取代了益智类节目一统荧幕的局面。真人秀节目能满足受众的窥视欲，通过镜头能直接人性的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就是职业的窥视者。打着“平民主义”的旗号的《超级女生》,让普通人有可能实现艺术梦想,乃至真正踏上星途,这是其卖点所在。而平民化的风格与公开化的选秀过程也成为吸引普通人参加的关键。但是，在节目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权威对普通人的毒舌”成了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噱头和卖点，活生生的人的梦想被毁灭后的真实的形象的展现使得受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具有一种“窥视”的快感。在真人秀节目中,PK既是节目基本的构成环节，也是用来抓住观众的有效手段,它使节目充满了竞争、选择、淘汰的激烈和残酷。这个过程宛若现实社会的缩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无处不在。然而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之处绝不止于它与现实社会的零距离,更重要的，是它让观众领略到了竞争中的情感与知性,感受到了融融的友情,体会到暖暖的亲情,也看到了智慧与勇气。这个过程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智慧的光芒，可以令选手虽败犹荣,并获得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四、电视娱乐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框架的转型势必带来电视娱乐节目的转型，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首先应该肯定这样的转型是一种积极的改良和提升。但是我认为转型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广，内容不够彻底。今天的电视选秀节目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片面追逐商业利润、以收视率论高下、以低俗为卖点、用娱乐来淘金等商业化的弊端逐渐开始显现并日益引起业界的关注。同时,广大受众在激情过后,对选秀节目产生了审美疲劳，期待欣赏到更具审美价值的娱乐节目。面临这样的困境，路在何方呢？我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进行更全面彻底的框架转型,可以从节目理念和节目形态两方面转型着手。

在节目理念上，实现从浅表娱乐向深层愉悦的框架转变。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如何处理市场领域与公共领域、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关系，这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不可回避的问题。２007年，已有娱乐选秀节目被管理部门“叫停”，广电总局还发出了《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的通知》。这提醒我们，必须把对社会责任的考虑变为一种自觉,并认真思考在广告得到市场，制作方得到利益之余,节目给了观众什么？给了社会什么?

在节目形态上，实现从内容拷贝向内容创新的框架转变。在电视娱乐领域，“北欧→美国→日韩→港台→内地某台→各台遍地开花”的模仿路径早已尽人皆知。其实,模仿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复制过后,节目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创造力?是否拥有不可或不易复制的核心内容?创新应该是全面的,包括内容、形式、手段、结构等方面，一档电视娱乐节目的持久生命力倚赖于其整体创新能力。精神产品市场也存在优胜劣汰，“以质量求生存”这个工业生产领域的根本法则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上同样适用。

面对社会框架、大众文化框架以及受众框架的转型的碰撞,电视娱乐节目的框架必将面临着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节目理念和形态观念的多元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特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代的电视娱乐先锋也势必在两极空间的游走和价值取舍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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