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定隆兴寺隋舍利塔到戒坛的演变
发布时间：2023-03-02 11:12:2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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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试论正定隆兴寺隋舍利塔到戒坛的演变
作者：张永波 于坪兰
来源：《文物春秋》2011年第04期
【关键词】正定隆兴寺；舍利塔；戒坛；恒州；龙藏寺
【摘要】本文通过引证文献及碑文等资料，论述了正定隆兴寺从隋龙藏寺到唐龙兴寺，再到清隆兴寺的演变过程，认为隆兴寺内现存的明清建筑戒坛，其位置原为隋代恒州龙藏寺舍利塔的旧址，戒坛内现存的明代双面佛有明初永宣造像的风格，是深受藏密风格影响的铜造像。
隆兴寺位于正定古城内东隅，是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北宋木构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宋代佛寺，其中轴线的中心地带却是一座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清式建筑——戒坛。笔者通过深入查找相关文献及碑文资料，发现戒坛与隋文帝仁寿年间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放舍利之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隋舍利塔兴建的历史背景
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在为北周宣帝的岳父、隋国公时，印度高僧送给他释迦牟尼佛祖真身舍利一袋，要他日后在各地建塔安放、供养、佑国。他建立隋朝后，谓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乃诏告天下诸州建灵塔，于仁寿元年（601年）六月三十帝诞日分送舍利于30州；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于53州立舍利塔；仁寿四年（604年），又命高僧大德护送舍利于30州造塔供奉，且舍利入州境，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停军机事务7日，专门负责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这期间，仁寿二年隋文帝敕令籍贯恒州、时在京城延兴寺的高僧灵达，带侍从2人、散官1人，各携熏陆香120斤，马5匹，护送舍利前往恒州龙藏寺安置[1]，三月十六日开地宫，佛诞日安放石函。
历史上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六年（577年）下令灭佛，致使数百年来的官私佛寺扫地并尽。隋朝立国之初的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就“普诏天下任所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2]；开皇三年（583年），又诏令修复周朝废寺，“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3]；四年（584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等，再行安置”[4]。
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1万人“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扩建龙藏寺。现存隆兴寺内的龙藏寺碑即为记载此事而刻立的。碑文中言：“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子、使持节左武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香楼并构，贝塔俱营。”[5]这说明两点，一是碑文中的“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及“共广福田”，证明隋开皇六年龙藏寺已存在，王孝仙是在原有寺院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二是文中的“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及“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则证明，开皇六年于龙藏寺内建起一座佛塔。隋文帝时期任著作郎的王邵在《舍利塔感应别录》里讲得更明白：“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所处，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空里即雨宝屑天花……降塔基石函……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回曲直上，周旋塔顶……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周旋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花。”[6]安放舍利过程中出现灵异虽不可信，但文中提到的塔刹、塔顶足以说明，在仁寿二年于龙藏寺放置舍利之前塔就已存在，否则高僧灵达到恒州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塔，从各方面来讲都不大可能。由此证明，奉诏安放于恒州的舍利并非供奉在专门新建的舍利塔内，而是灵达等人“度地穿基”，将开皇六年所建佛塔的地宫开启，把舍利安奉于其内。
二、莫高窟壁画中的恒州舍利塔
前些年，由于缺少唐、五代两朝寺史及相关的文物遗存，有关隆兴寺这一时期的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1996年8月，在寺内八角井院南头挖蓄水池时，出土了莲花瓦当、龙兽首、板瓦、白瓷片等唐代建筑残件[7]，2008年又发现了民国六年（1917年）被日本山中商会盗卖到海外的四尊唐代干漆夹纻佛像，为研究隆兴寺此段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8]。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李显复位，为标榜“大唐中兴”，敕天下诸州各置大唐中兴寺、观[9]。神龙三年（707年）春二月，下诏“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10]。正定在唐代为恒州城，龙藏寺遂改额为龙兴寺。
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一铺五代时绘制的《大五台山图》壁画，画面的北下角位置为一座城池的局部，题榜书“河北道镇州” （图一）。“镇州”是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为避唐穆宗李恒名讳，将恒州改称的。五代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只存续了短短几十年，而且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镇州“境内凋敝，人室九空”[11]，根本无力修建城垣，充其量只是原有防御的加固。所以，敦煌壁画中的五代《大五台山图》描绘的镇州，应是唐代正定城的格局。图中镇州城衙署东南方有一座四层方塔，其平面布局是北朝至唐代流行的砖塔样式，下三层方形塔身之上的第四层呈覆钵状，覆钵之上叠涩出檐，装饰二层山花蕉叶，正中起刹，上施三重相轮，顶冠宝珠，“与建于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的塔刹结构相近”[12]。 从壁画中此塔所处的位置和结构风格，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综合分析，莫高窟《大五台山图》中镇州城东南角的方塔，应为仁寿二年隋文帝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奉舍利的佛塔无疑。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三、宋代扩建隆兴寺，龙藏寺碑 被移至府署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讨伐后晋驻兵真定（正定）时，到城西大悲寺礼佛。他得知寺内原来供奉的铜铸大悲菩萨在五代战乱时被后周柴荣拆毁熔铜铸钱，在拆毁铜像时，于莲花座内发现“遇显则毁，遇宋即兴”的谶语，便下诏在当时城内最大的龙兴寺内隋舍利塔后的宽阔处重铸菩萨金身，并修建大悲阁。两年后，真定城南滹沱河发洪水，即宋碑《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记载的真定出现“河漂木、地涌铜”的灵异现象，赵匡胤谓此是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助修大佛寺，于是“差军器库使刘审琼监修菩萨，卫州刺史兵马钤辖慕容得业监修菩萨，差通判军府事范德明监修阁像，奉宣铸钱监内差李延福、王延光修铸大悲菩萨，差八作司十将徐谦盖大悲阁，差……郑又天场烧琉璃瓦，郑延勋等监修铸盖阁。至开宝四年（971年）七月二十二日下手修筑大悲菩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