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是否具有道德意义？论朱子对孟子“浩然之气”的诠释
郭晓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内容提要：
从宋代的理学传统来说，人物之生，有“理”有“气”，“理”为价值之源泉，为形而上者；而“气”为形而下者，表现为知觉运动，并进而被认为在成德过程中具有负面的意义，如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而，朱子在对孟子“浩然之气”的诠释中，又为“气”赋予了某种成德之意义：“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由此，道德工夫之目的遂落实在“复”气之“初”，此“初”即《语类》中所谓“气之本体”。按《大学章句》亦同样提出“复其初”的要求，但《大学章句》所指的是被“气禀所拘”的心性之本体。于是不免启吾人之疑，道德工夫到底是“养气”还是“养心”？事实上，我们考察《语类》，又进而发现朱子与《集注》自相矛盾的诸多说法：第一，浩然之气为养得说；第二，浩然之气为气魄说；第三，浩然之气为中性说。以上三说或取消了“浩然之气”作为“气”原初本有的道德意义，但仔细分析，“气”本身在工夫过程中却并非纯然消极与被动。本文认为，就朱子论人物之构成而言，固然有“理”有“气”，“理”固然为德性之根本，但“气”却被赋予了使“性”与“理”得以具体化的意义。朱子之论“气质之性”，其内含迥异于张、程，已然透露出消息。朱子之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具体化到个体之气禀上，而每个个体之贤愚，事实上是由其所禀之气决定的，气清则为上智，气浊则为下愚，就此而言，道德之工夫固然必须针对“气”而期以变化气质，但变化气质之说，已表明“气”在成德过程中所具有的某种道德意义。这一说法在《孟子集注》中有关“浩然之气”与“夜气”的论述中进一步得到印证。因此，朱子虽然在诠释“浩然之气”过程中有前后抵牾之处，但所揭示出的气的首先意义却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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