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的价值与新闻价值
甘斯在正文之前便指出，决定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不应是新闻价值。因为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判断标准遮蔽了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性。
甘斯认为，新闻不局限于显示判断，还暗含了价值，或者是偏向性的陈述。由此，新闻所反映的，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应然”的图景（p48）。
肯耐特·博尔丁说，那些诊治和国家行动的决策者往往会回避客观世界，而去“建构”他们想象的世界，并希望得到民众的认同。媒体的功能部分在于强化这种想象，也就是以暗含价值判断的方式让其受众认同这幅“应然”的图景。
新闻中的价值与新闻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新闻价值定义的是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新闻中的价值则体现为各种利郎的相互制衡。甘斯将新闻中的价值分为两种：话题性（topical）价值与恒久（enduring）价值。
二.恒久价值
话题性价值与新闻价值的基本要素类似，这种价值是适用于各个国家挑选事件进行报道所依据的标准的。
恒久价值则具有特殊性，也就是指的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任何一个群体来说，只有符合群体的价值观的新闻，才能为群体成员所接受。
在本书中，甘斯的恒久价值更多的指的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和国家领导权。其实可以看出，民族优越感、社会秩序与国家领导权应该是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普适性
恒久价值。
首先，民族优越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博尔丁曾说，国家形象虽然充满着矫饰罪恶的谎言，但它至少让成员直面自身的责任与义务，超越时间与空间地连结在一起。民族优越感的形成既有文化基因，也有社会化因素。甘斯觉得，民族优越感在战争新闻当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其实在任何时代，民族优越感的强化倾向都无处不在。
第二，在“利他的民主”中，甘斯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新闻所捍卫的是民主的理论而非“几乎必然处于等而下之位置的民主的实践”。
即新闻追踪的对正式规范的违背是有选择性的，新闻关注的是新闻自由及相关的公民自由，而“对于激进者的公民自由的侵犯，对于法定诉讼程序、人身保护以及其他宪法保护——特别是针对罪犯的保护——规定的违背，则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可言。”这可以看做是新闻对民主的异化（p55）（也就是说，甘斯觉得美国的新闻媒体致力于搞大事，比如反腐。对于边缘利益群体而言，即使有关于他们的新闻再新鲜、再刺激，也是缺乏重要性的），因此，虽然美国新闻媒体标榜着利他主义，归根结底还是为巩固现行统治而服务。
这种利他主义，其实很像施瓦茨对霍夫斯泰德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分法的诟病。即，个人主义是依靠自身达成目标，满足自己利益；集体主义是通过满足内群体成员的利益，建立起群体系统内的互惠合作关系，从而达成自身的利益。
归根结底，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落脚点都是在满足自身的利益。
不过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坚冰已逐渐被打破。美国的事实有些远，拿中国为例，从早期的“躲猫猫”事件、到近年来的杨永信事件、再到聂树斌案的“平反”，都是进步的体现。越来越多的新闻开始将视角放低，关注小人物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的悲欢离合。当然，把常规化的题材做得接地气则会接收到更强烈的好评（再次安利我没有看过的《人民的名义》）
小镇的田园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在1970年代的逆城市化倾向是相吻合的。表现在当下的中国，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跑去云南开客栈（(⊙﹏⊙b）”
温和主义是用来中和个人主义过分追求个体理想化所带来的的反叛与越轨。它意在避免极端化倾向的出现，既不阳春白雪，也不下里巴人；既反对无信仰主义者，也审慎地对待狂热分子。这与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庸之道有些类似，既追求一种阴阳相和的平衡。（脑海中莫名响起了薛王爷的《刚刚好》）
对失序报道的定义是以对秩序的定义为基准的。谁的秩序？什么秩序？谁打破了秩序？这些问题都对新闻的定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失序报道具有可转化性，这种转化带有极强的主观性色彩。
韩剧《匹诺曹》开篇的那场大火就在媒体有意影响舆论走向的目的下，从自然失序变成了道德失序，媒体为了遮蔽给予其经济支持的议员，将公众的怒火引向本来尽忠职守的消防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