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文集》读后感
场桥中心小学 郭克胜
既没有深奥的理论，亦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蕴涵着教育的真谛，这是我读《陶行知教育文集》的最深感受。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是他，开辟了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先河，让中国教育事业向前进一大步。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这本《陶行知教育文集》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教学合一”、“学生自治”、“平民教育”、“学校观”、“创造的儿童教育”、“民主教育”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及“知行合一”的独特教育思想，经过八十多年的考验，不仅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阅读《陶行知教育文集》，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是那么的贫乏，感受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积累。所以在读书的同时，我还认真做了笔记，做到了学有所得。下面我对读本书的几点体会记录如下：
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972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辟了一条改造中国教育的新路，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使教育贴近人民大众，参与社会生活，提高学生的文化和科学水平，立志做第一流的人物，“不能舍身实验室，亦当埋骨边疆尘”。“生活教育”学说是从中国土地生长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受到进步教师和劳苦群众的欢迎，引起了世界教育家的注目。这一方面说明陶行知视野的宽广，研究问题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界旧习惯势力之大。老教育观念改变之难！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也让我感受到了在教育教学中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传统的教育中我们让学生读死书，让他们以考试分数为目的，以分数来分学会是呢感的好坏。陶行知形象的把传统教育比喻为吃人的教育。例如有一则漫画这么形容的。一副图：学校开学了，学生带着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等等各种形状的脑袋进入学校。另一副图：他们毕业后，一个个带着圆形的脑袋从学校走出来。这个漫画形象的表现了传统教育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以传授知识为已任，学生以接受知识，应付考试为追求的目标。生活教育他则教人做人，他要教人生活。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他第一就注重健康，他反对杀人的各种考试。这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教育，新课标中重要一点是让学生活起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让他们自主。他倡导“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现代学习方式，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那么的重要。现代的教育必须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上取得和蔼发展。
二、所谓“教学”即教生学；所谓“学生”意要于学会生存。因此，归根结底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教会学生学会如何生存”。至于如何人教才是最有成效的捷近，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了。
教学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理重要的是教养学生的能力。如果说教学内容已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要求，而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的话，就无所谓能力的培养了。因此我们主张要由“喂养”式转为“觅食”式的教学。陶行知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先生如果只“教”或只“教学”，就把学生当作“容器”，被动地接受知识，调动不起学生学的积极性，更不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素质教育主张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所以教师的社会职能就是体现出“导”这个特点来。陶行知认为，教师不应把现成的解决等问题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根本不用思考，而应把解决总是的思路告诉学生，使学生自己动脑，经过不断反复推调敲以求得最佳结果。与此同时，陶行知又指出不能让学生像“无头的苍蝇”似的盲目乱撞教师应精心设计好一系列程序，指导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而言，能推而广之，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也能够发出去，以期达到解决别类的问题。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陶行知的苦心，他想通过这一方法的寻求来最终培养学生的能力，能力有了，学生就不仅能使自己获得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可以探索解决新的问题。
“教得法子必须根据学得法子”，学生怎样学就怎么样。这里所指的实际出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学生的知识程度和接受水平；二是指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由于学生各人的文化水平、道德修养、天赋才能和各年龄段的心理水平各不相同，教师必须实行不同的教学。补偏救弊，长善救失，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陶行知指出：“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也就教得快。学得少就教得少，学得快就教得快，学得慢就教得慢。”由此得知，陶行知把教和学的关系翻过来，不是传统的教师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学，而是学生的学决定教师的教；教学内容的选择安排一事实上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来确定；教学过程不取决于教师的主观意图和外界加的压力，而应该取决于学生的快慢程序。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兴趣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此。当今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根据学生得可接受水平和最近发展区来促进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发展，不可操之过急，拔功助长。同时，现代教育理论还注重非智力因素如性格、意志、兴趣等对学习的影响。综上所述，因材施教是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深入研究陶行知的这一思想，有利于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学生的个性。
三、教学内容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的产物“：人”是否真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试教育表现出一大“弊端”即教育的片面性。片面性是指应试教育偏重于“升学准备”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陶行知提出了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体现出一个核心观点：“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始终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把生活看成一个整体，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把人的一生看成一个整体，也把教育与生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待。他指出“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因此由于生活的内容是全方面的，故而教育也应体现出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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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至18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陶行知思想当代价值”高端论坛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与会代表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回顾与梳理，为我们更好地弘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带来启迪。 新时代如何求解“平民教育” 家长在争名，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校在争胜，一分都压倒英雄汉；社会在争强，就业岗位青睐“985”“211”的学生。这样一争就很难“平”下来。 平民教育一直是陶行知推崇的教育思想。陶行知作为留美博士辞去高官厚禄，从象牙塔走向茅舍，打赤脚扛锄头创办师范学校，他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动力在召唤：“建立100万所乡村小学，改造100万个乡村，达到改造中国、富强中国的目的”。他说：“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他还前瞻性地预判：“所以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陶行知主张的平民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对提高国民素质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使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但现在，随着生活富裕程度越来越高，平民教育却日渐式微。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顾久心中一直有些担忧：“家长在争名，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校在争胜，一分都压倒英雄汉；社会在争强，就业岗位青睐‘985’‘211’的学生。这样一争就很难‘平’下来。” 在新时代，我们如何传承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顾久提出两条路径：一是弄清楚陶行知时代“平民教育”的内涵。当时的平民可能就是弱者，是与贵族、精英相对应的一个阶层。教育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复制。只不过，它不是原版再现，而是一个“升级版”。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建立新的平民教育理念并展开实践。在顾久眼中，中国具有平民教育的良好基因，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里，我们可以传承创新。在顾久看来，旧的平民教育产生的情绪可能是怀旧；如今的平民教育，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可以义利并举。既怀旧又创新，奖励出类拔萃，帮扶弱者，人人平视，通过建立一个平民社会，从而支撑起平民教育。新时代践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要通过建立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实行具有民族主义、义利兼顾的平民教育。“社会制度、环境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第二位的。有了好的社会，教育就会更加美好。”顾久充满信心地说。 在张劲夫、陶晓光、陶城、刘季平、方明、张健、胡晓风等老一辈陶行知研究专家的指引下，教育界留下了许多与“平民教育”息息相关的文字和影像。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从此，一个追寻行知精神、与时俱进推进教改的中坚力量出现在舞台上。以理想交换‘陶子’，以勇气触碰变革，带着理性和饱满的情感，抒写光荣的梦想。”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回想起这些，依然激动不已。 朱小蔓还说：“陶研会作为学陶、践陶的重要载体，我们不追求在研究会中的名分、奉献和得失，陶研会不是什么时髦就追求什么，什么有利益就做什么，而是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需要我们忧虑、操心、思考什么，我们就针对问题寻求解决之策，引领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陶行知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拥有“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 成人是儿童的朋友，教育的功能是解放儿童，而不是束缚儿童。这些观点时至今日，我们做到了多少呢？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边，也是陶行知一辈子教育情怀和教育理念的真实写照。“陶行知的教育情怀，除了体现在爱教育、爱学生之外，还有改造教育、批判教育问题的意识。”朱小蔓的评价引起200多位与会“陶友”的强烈共鸣。 陶行知的一生充满了对教育的爱。他不仅做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而且亲自创办了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陶行知在实践中摸滚打爬，不断提升和丰盈着自己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成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核。“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本土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充满人民性、社会性、民族性，让传统的中国教育走出狭小书斋，走向了更广阔的城镇、乡村和落后地区。这是很了不起的。”代表们异口同声地说。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饱含着教育的影子，教育、学习和做人是分不开的。在他眼里没有坏学生和好学生之分，每个儿童都可以教，并且儿童是新时代的创造者，而不是旧时代的继承者。“成人是儿童的朋友，教育的功能是解放儿童，而不是束缚儿童。这些观点时至今日，我们做到了多少呢？”有代表连连发出这样的感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所以深邃，在朱小蔓看来，“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限于校园或课堂，不只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升华到了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种审美。”一个“爱”字贯穿了陶行知一生的教育思想。 “在有些学校，教师只喜欢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不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看到学生学习就高兴，看见学生玩耍就生气。这样的教师，如何能做到爱满天下？”有代表针对当前存在的现象，强烈呼吁我们要在新时代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内化到教学实践活动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教师只有心中充满爱，才能真正做到用心用爱去对待学生。”一位教师代表说，“我们要友好平等地对待学生，信任学生，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孩子，考虑学生差异，让他们在教师的教育下能够‘吃到’‘吃好’‘吃饱’，这些都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实践。” 此次会议上，中陶会副会长吕德雄、李洪天、周洪宇由衷地说：“陶行知是超越时代的。我们现在谈走教育现代化之路，同样离不开他的思想精髓指引，要多吸收、多实践、多借鉴。” “教学做合一”更好地师陶、践陶 陶行知教育思想永不过时，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落实过程中，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有了更肥沃的土壤。 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中国思想宝库的瑰宝，其“行先知后”“知行并进”“辩证反复”的哲学思想，“开放、包容、多元、创新”的文化思想，以及“生活教育学说”，都是融汇中西古今精华、最具原创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是影响和构成未来中国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开始掀起“学陶热”，不仅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行知学校和其他研究基地，还聚合了一批“陶友”“陶子”。而且，国外也开始陆续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研究，这让周洪宇既吃惊又惊喜。周洪宇算是较早接触“陶研”事业的一批人。1982年，周洪宇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教科所工作。从编译《陶行知》小册子开始，周洪宇对陶行知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等等，周洪宇对陶行知的崇拜和敬重融入到了写作中，但他觉得还远远不够，认为思考的触角应该更广、更远。于是，他将目光盯向了国外。从2000年开始，他远涉重洋到了陶行知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搜集有关陶行知的资料，至今已经完成了八卷本的出版工作。“因为在我看来，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世界上难得的具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之一。”周洪宇发自肺腑地说。 30多年来，我国学陶、研陶事业从未停止过。陶行知强调实践，我国也一直注重实践载体的建设。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每年都针对当前教育关注的主题，结合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研讨和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全国农村师范教育研讨”“农村教学做合一”“关注农村教育，城乡共同发展”等等，都是长期以来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神的重要议题。“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教育局局长张萍说，虽然山东陶研会成立才两年多，但现在已经有了7所中陶会实验学校，建立了“七陶子”合作研究和“陶陈研究社”联合研究机制，学习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神。 要想将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现时代深入系统地进行传承，教师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只有将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陶行知教育思想才更有影响力、更能广覆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江苏省陶研会会长李洪天介绍，“江苏省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源地，我们理应让它在这块大地上绽放更美丽的花朵”。所以，在江苏省，每年都会进行课题发布，建设一批“行知”基地，举办“行知”学校校长、骨干教师培训班，组织“行知优秀论文”评选，以及开展“行知伴我成长”演讲活动。通过这些途径，让陶行知教育思想真正影响到师生，内化到心里。 在一所学校，有一群学生每到小麦扬花的时节，他们就会由教师带队到田间地头去做农作物杂交育种的实验；针对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他们会亲自采集样本形成治理报告。这所学校就是学陶研陶的典型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中学。校长安宏斌饶有兴趣地讲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村里遭遇大风暴，全校电器设备因为停电出现故障。其中，有一些电脑被烧坏。一个叫任一薄的同学，经过检测发现，通过软关机方式关闭的电脑被烧坏了，通过硬关机关闭的电脑却丝毫未损。后来，他根据这个分析报告发明了新装置并获得专利成果。学生之所以了解这些，正是与学校30多年来一直践行陶研知生活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多在实践中学习的理念分不开的。在这所农村学校，学生个个乐意为农业、农民服务，人人争当“小先生”。 虽然时代在变化，但陶行知教育思想历久弥新。正如陶基会会长崔祖瑛所说：“陶行知教育思想永不过时，在现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落实过程中，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有了更肥沃的土壤，终将结出累累硕果，遍布神州大地 | ||||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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