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

发布时间:   来源:文档文库   
字号: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历史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1、修身养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每个人的道德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的最起码的德性。因此,儒家历来以修身为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融合家庭。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故此,儒家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规范家庭。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老年父母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3、报国敬业。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达于至高无上的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
4、凝聚社会。儒家思想产生于乱世。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一些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一统,由乱达治。客观地讲,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塑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孝道文化。
客观分析中国传统孝道的消极作用
孝道文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消极的一面也是突出的:
1、愚民性。中国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强调“三纲五常”等愚弄人民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
2、不平等性。儒家孝道思想中“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利不平等的关系表现为上对下、尊对卑的单向性服从,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无论是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充斥着扼杀平等的价值观念。
3、封建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体系,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阶级处于上升趋势过程中,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封建阶级的最后避难所。
4、保守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创新力量,强调对圣贤的思想理念的守成;在文化上就是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给中华民族文化蒙上落后的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难以肃清其保守性的影响。老龄社会下的孝道文化新理念
孝道文化的新理念应当包括五个基本内容:1、孝敬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基础,也是传统孝道文化的根本。离开对老年人的孝敬,就谈不上孝道。具体来说,孝敬老年人就是在家庭、在社会各种场合对待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孔子说的要以愉悦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父母和社会老年人,换句话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某种意义上说,孝敬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真谛,也是东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因此,在新时期弘扬孝道文化,首先要树立公民的孝敬意识。2、平等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前提。现代新孝道文化不是传统文化的退化,而是时代新文化的进化。要讲社会平等、家庭平等,是平等的亲情关系。孝道文化涉及到老年人和年轻一代的代际关系。在传统孝道文化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在新时代,构建孝道文化的新理念必须扬弃这一文化缺陷,用年龄平等的观念予

以弥补。从理论上说,年龄平等观念是老龄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是人类社会超越老年崇拜和青年崇拜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是要求年轻一代单向地孝敬老年人,没有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关爱和理解,要构建新的孝道文化将会失去其社会基础。从联合国提出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要求和目标来说,年龄平等也是孝道文化的必然的内在要求,并且也是其重要前提。3、保障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核心。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里有保障老年人生活的思想因素,但从制度上予以保障,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成果。因此,构建孝道文化新理念,从制度上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是核心内容。4、共享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内容。老年人曾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退出生产领域并成为消费者以后,除了要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生活以外,还要确保他们共享社会经济发展,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其他人群同步得到提高。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这一内容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所不具备的。建立孝道文化新理念,把共享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是赋予传统孝道文化活力的逻辑要求。5、和谐。
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人际环境。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代际关系。在老龄社会条件下,随着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年轻一代的数量将会减少,老年一代将迅速增多,代际关系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调整代际关系,促进代际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孝道文化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粘合剂。代际和谐是新时期孝道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重要目标。总之,孝敬、平等、保障、共享、和谐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孝道文化的新理念。
传统孝观念的消极影响
首先,“无违即孝”孟彭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所谓“无违”,即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这是家长的专制主义与子女奴隶主义的集中体现。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父在,观其志;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这种“无违即孝”的思想,对于国民性格最突出最严重的影响是:完全否定子女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意志,压抑子女的进取和创造精神,泯灭子女的理想和事业,对子女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予以根本否定,从而培育了国人的权威主义人格,即绝对服从,泯灭自我的奴性人格。个人的独特行为,很少被允许。这种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如果人人都坚守这一信条,那么,就不会有为国捐躯的无数民族英雄,不会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不会有见义勇为者,不会有解剖学的发展,不会有生理器官捐献等等。再次,“父子相隐”的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传统孝观念强调“家庭本位”“血缘优先”的意识。父子关系的自然特质是优先于是非判断,甚至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父子相隐”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宗法亲情被看作是最高的价值,中国古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当父子家人如有人犯罪,道德和法律都鼓励或默许他们之间的相互隐瞒和庇护。私情大于公法,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相违背的。现代法律精神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另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都是孝极端的例子。“郭巨埋儿”“王祥卧冰”“割股疗亲”等丧失人性的愚孝都已走向了孝本质的反面,是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应加以剔除。总之,对待传统孝道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历史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1、修身养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每个人的道德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的最起码的德性。因此,儒家历来以修身为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

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融合家庭。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故此,儒家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规范家庭。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老年父母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3、报国敬业。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达于至高无上的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4、凝聚社会。儒家思想产生于乱世。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一些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一统,由乱达治。客观地讲,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塑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孝道文化。
中国传统孝道的消极作用
孝道文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消极的一面也是突出的:1、愚民性。中国历史上的孝道文化强调“三纲五常”等愚弄人民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统治者也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2、不平等性。儒家孝道思想中“君臣、父子”的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利不平等的关系表现为上对下、尊对卑的单向性服从,虽然也有尊老爱幼的思想,但长永远在上,幼永远在下。无论是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充斥着扼杀平等的价值观念。3、封建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体系,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封建阶级处于上升趋势过程中,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处于没落趋势时,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封建阶级的最后避难所。4、保守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扼杀创新力量,强调对圣贤的思想理念的守成;在文化上就是文化守成主义,不思进取,给中华民族文化蒙上落后的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难以肃清其保守性的影响。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今天,“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笔者以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
其实,“和”与“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比如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

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
宋儒注重义利之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的“和因义起,同由利生”宋儒一脉相承。
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或者说,孔子是否认同后人的解释,不得而知。笔者以为,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当今时代似应超越“义”“利”的道德范畴,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处事哲学的高度加以阐释。
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这里,“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别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因协调而不重复故能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见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窝蜂随大流地摹仿别人,反而引起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不和谐。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对他人而言,高明的人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比如,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用乱石砌墙、碎石铺路,一块块乱石奇形怪状,一块块碎石各不相同,但墙一旦砌成,风格和谐统一,路一旦铺就,犹如一体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无法交媾,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
黑格尔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笔者以为,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间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核大战,那结果只能是共同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这样看来,“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的传统解释就显出了某种局限性。实际上,“和”可以因“义”而起,也可以因“利”而起,即便不讲“义”而仅言“利”,也应当求“和”,因为不“和”不仅不“义”也不“利”。反过来说,言“利”未必生“同”,如果不是仅仅图一时之利、区区之利,而谋“长远之利”“宏大之利”,就必须走“和而不同”之路。这也说明,“义”与“利”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还是可以形成统一的。当然,由“义”而生“和”,同因“利”而致“和”,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自觉的、主动的,后者是消极的、被动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实际上,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
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

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境界。这里的“大同”,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可见,“和而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所谓“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某种角度看,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社会。
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极好的阐释。
高光先生告诉我们:孔子“真正是一个人”。这话当然不错。说“他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至于说孔子比耶稣“更人性化”,不知如何比法孔子“人性化”的程度怎么样,耶稣“人性化”的程度又怎么样,有谁知道我只知道,孔子的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中,找不到“人性”一词。可见孔子当时,连“人性”的概念都还不曾有,又怎么谈得上“人性化”呢更不必说比谁谁谁“更人性化”了。
就我所见面论,先秦诸子中最先讲“人性”的是孟子,和比孟子年轻的告子名不害。孟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是“人性善”。孟子这个人性观,告子不赞成。他找上门去和孟子辩论。他开门见山地说:“以人性为仁义按:指孟子的性善论,犹以杞柳为栖栳杯盘。”他的意思是:杞柳被制作成杯盘,而杯盘哪里是杞柳的本性呢他又说:“性犹湍水也,决之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然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往低处流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争论到最后,告子无话可说了,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食色,性也。”不知为什么,孟子没有再驳他。其实,告子的“食色性也”论是大,大的豁边了。如果说“食色”即人性,那岂不把人性与动物性等量齐观了
孟子之后五六十年,有荀子。他与孟子不同,持的是“人性恶”的观点。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人生性“好利”、“好声色”,如“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孟子和荀子,一个主“性善”,一个主“性恶”。好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临了却殊途同归,归到了教化,即后世所谓的教育。孟子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如果不教育,则可能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想的浸染而变坏。所以必须进行教育,使“人性”保持善的品质。这就是明朝时出现的启蒙读本《三字经》开头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但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这样,本来是“恶”的人性,就变为“善”的了。
孟子和荀子,虽然都使用了“人性”一词,但都局限于人性的善恶之辨,而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涵。因此我以为,仅凭这些,还远不能说两人是什么“人性论”或“人性化”者。至于孔子则是连“人性”二字都没有使用过的。我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一个“比耶稣更人性化”的人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却确确实实是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家了。这决不是笔者胡吹,是有书为证的。这书,就是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礼记·礼运》篇,一开头

就是:喜爱的学生言偃,听了也一言不发。但是,孔子这篇谈话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被戴氏父子编入《礼记》,置于《礼运》篇首,我以为恐怕还得归功于言偃的。因为,孔子说这番话时,高高的“观”上,除了言偃,并无第三者在场啊所以我以为,这107字的《大同篇》①之所以能被载入儒家经典《礼记》。两千几百年后又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等人所赏识、所利用,这还得归功于言偃的。
总之,我以为,说孔子比耶稣更人性化,是没有根据的。而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则是有时间鲁国大祭“腊祭”结束之后、有地点祭殿外面大门两侧的“观上”、有人证孔子弟子言偃有文字记载、有书证《礼记》《大同篇》的。虽然,注《礼记》的元人陈说:此“非孔子之言也。”却是空口说白话,一点根据也没有。而且他也说不出,“非孔子之言”又是或可能是谁之言呢可见陈之言其实是不值一驳的。
由于孔子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实在太先进、太超前了。所以一直不为世世代代的儒家之徒所理解、所信奉,更不要说付诸实践了。直到两千几百年后,民主革命的浪潮涌起。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就很赞赏孔子的《大同篇》。他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并请一位音乐家作了一支《三民主义歌》,开头四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可见,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孔子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诚然,孙中山和孔子一样,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真要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还得多少辈人的努力和奋斗啊!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3cfd9f5f90f76c661371a25.html

《孝道.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