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读巴金先生长篇小说《寒夜》

[摘要]巴金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巨匠。《寒夜》是他最重要作品之一，是反映小人物悲剧的优秀长篇小说，通过对社会环境中汪文宣等几个小人物的刻画，将人物性格的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真实的反映了抗战后期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作家对现实主义认识的深刻性和对中国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同情。

[关键词]小人物；性格特点；悲剧性；社会现实；毁灭

巴金，本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他的文学作品内容、思想之深之广，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个大家，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巴金早期将自己对社会的情绪倾吐到文学创作之中，从世纪初最黑暗的时刻步上文坛，用文学活动宣泄他的政治激情，因此，他的早期作品主观色彩浓厚，大多数作品都是为发泄情感服务的，他常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1](p112)后期他的创作趋向沉稳，创作数量减少，开始描写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他的作品在我国家喻户晓，前期特别是《激流》三部曲。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先生在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关于这部作品，巴金先生曾反复强调，这部小说是为了“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2](p390)这部作品和《激流》三部曲中的《家》的创作风格是不一样的，《寒夜》反映的是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苦难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家》是作家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来描述中国年轻一代在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中如何被吞噬，或者由挣扎到斗争的不同命运的生活历程 。国外有评论家高度赞扬《寒夜》：“它是这样一部杰作，它触及到人们内心世界深处，是真理的片断、生活侧面和爱情与绝望的呼喊。”[3](p259)

有大批作家对《寒夜》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特色、艺术成就等方面作了细致、全面的分析，本文将几个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简单分析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1、小说的写作背景及基本情节。

巴金先生的《寒夜》构思并写作于抗战胜利时期，所反映的事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抗战胜利了，按理说作家应该写些兴奋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作品，但巴金先生对国家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他清醒的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中国共产党、反中国贫困农民，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非常残酷的血腥镇压和专制统治，将人民的生活再次推入了更为严重的深渊。巴金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典型环境：“战争失利，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谣言四起，‘陪都’人民整天地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死亡……”[4](p112)整个社会弥漫着寒夜般的冷气。《寒夜》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公务员汪文宣及他的母亲、妻子曾树生及儿子一家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他们一家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悲剧。

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有着较高的知识水平，有过共同的志向，算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他们是一对理想主义者，对生活充满勇气和信心，追求爱情与理想的统一，因恋爱而建立同居关系，并产生爱情的结晶而成为三口之家。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小公务员，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工具公司担任无聊的抄写和校对工作，为了一点点报酬，他带着病痛去工作，这已经够难的了，还要忍受主任厌恶的表情、科长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尽管他努力工作，还是穷困不堪，连给妻子买一盒生日蛋糕的钱都拿不出，一种沉重的自卑感包围着他，久而久之就变得懦弱起来。妻子曾树生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她很会打扮，凭着美色当了资本家银行的“花瓶”，虽然她心里不愿意这样，但为了维持生活，她去做了，因此，她必须应付感情与经济两方面的压力。这种物质条件的贫困及心里的重担已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更由于战争，汪文宣的母亲为逃避战祸由云南来到重庆，加入到这个家庭，婆媳失和使原来潜在的感情危机进一步加剧。尽管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彼此相爱，都想重温旧梦，但他们的温情无法与寒夜般的现实抗衡。终于，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中，曾树生随人他去，汪文宣在人们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默默的死去，留下一片凄凉。

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作者并没有直接道出，也没有刻意安排布局，只是将故事情节放置于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中不知不觉地推进，使人一看便明白造成汪文宣一家悲剧的元凶是谁，从而深刻揭露了在黑暗社会中小人物的挣扎是多么的艰难。

2、小说人物的性格特点。

汪文宣是一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为人正派，安分守己，善良，同情流浪儿，不会阿谀奉承，这些本是他性格美好的一面，但这种性格，与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这种美好的性格被黑暗社会吞噬了。

由于环境的影响，汪文宣的性格在发生变化，他变得懦弱，自卑，忍气吞声。上司冷眼他，同事们嘲弄他，他虽然心里感到压抑、气愤，暗地里责备自己，表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只能用“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痛苦的内心。当看到妻子与其他男人走在一起，他心里非常痛苦，却没有与妻子进行沟通，更不敢开诚布公地规劝妻子让她回来，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只是认为“我配不上她”，从而一味地忍让，使得曾树生小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恶性发展，最终选择离开这个令她压抑的家。遇到这种情况，汪文宣如果敢于向曾树生发脾气，甚至打骂她，拿出男儿的本色，可能曾树生不至于离弃他，但是他只会用哀求的眼光看曾树生，曾树生觉得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什么依靠了，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最后离他而去。

在面对家庭纷争中，汪文宣更显得束手无策，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妻子。汪文宣的母亲保守的封建思想特别严重，看不惯媳妇“花瓶”式的生活；曾树生是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享乐的资产阶级妇女，有自己的主见，婆婆自然讨不到便宜。这样的差异使得婆婆与媳妇双方无休无止的争吵，汪文宣左右为难，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精神困苦之中。他既爱自己的母亲又疼爱自己的妻子，一方面觉得母亲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妻子追求个人幸福的理想也不错，他试图把双方调和起来，但汪文宣看不出母亲与妻子的本质区别，双方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这样势必会让自己夹在婆媳中间两头受气，整个一“双面胶”。

他有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值得一提，就是自欺。当他在道德上、经济上束缚不住曾树生时，竟变得像他母亲一样，怀念起旧式婚姻来，懊悔当初轻易丢掉了这个唯一可以用来对付妻子的武器。这种心态足以说明他的性格已经变得不正常了，被社会扭曲了。

他的懦弱的性格，使他在与社会抗争中不断失望，加速了整个家庭的破裂和走向毁灭。

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对复杂的。她是一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同时很珍惜与丈夫的感情，为了维持生活，甘心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她很会打扮，得到了一个银行的职员工作，挣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她的内心并不愿意当这个银行的“花瓶”，为了生活，他做了这个“花瓶”，也因此而常常发牢骚，还常常与婆婆争吵，但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忍了很长时间。但是，曾树生不甘心一辈子的生活就这样过，她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最终无法忍受守旧婆婆的恶语中伤，无法忍受早熟的儿子沉默寡言，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懦弱无能和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她在这个家里感到了生活死亡般的气息，她想摆脱这种压抑，于是面临着严峻的道德抉择和感情的折磨。她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她的丈夫和家庭。汪文宣的家庭不是封建式的家庭，因而曾树生的离开，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追求幸福的表现，虽然她的这种抉择含着无穷的辛酸与痛苦。

其实，曾树生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女性，识大体，能在当时的社会中与男人周旋。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不忘曾经与丈夫的感情，经常带钱回那个曾经的家，还给家里写信，足以说明，她并不是一个没有良知的人。

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她以无奈的方式追求个人幸福，这条道路能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命运会不会向她倾斜，她不知道，但她做了。在这一点上，她不失为一个有追求、有个性的女性。

汪文宣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好母亲，不是传统家庭题材中“恶婆婆”的形象，念过一点儿书，在当时的社会也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女性，有能吃苦耐劳、热爱儿孙等美好的品行，甚至自我牺牲。她很疼爱自己的儿子，总是希望儿子的生活过得幸福，对儿子的物质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却极少关注儿子的感情，其实不知道儿子真正需要什么。她因受到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对儿媳极为不满，不喜欢曾树生爱打扮，装漂亮，瞧不起曾树生的“花瓶”职业，她认为女人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但又不得不用曾树生从外面挣回来的钱，在这一点上她是矛盾的。她想恢复家长制的作风来控制儿媳，可是现实处境使她常常处于下风，于是操起阿Q的精神胜利法：“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离开家以后，她暗自高兴，却没有发现儿子极为痛苦。这些性格特点应该是极大多数中国母亲的共同特征。

作家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反映出当时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生活面貌，让人们清醒认识这个社会。

3、个人悲剧命运与现实社会高度结合。

《寒夜》所描写的小人物，是这个时代普遍的概括。汪文宣的悲剧，并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作家将个人的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具有相当的现实性。

首先，《寒夜》通过描写生活在重庆的汪文宣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的社会面貌。作品创作于1944年到1946年这段时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人民只是经历一段短暂的兴奋和喜悦，很快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劳动人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和专制统治，残杀爱国志士，那些半官半商的富商巨贾趁机发“国难财”，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人民的生活再次陷入困苦不堪的境地，许多人因疾病和饥饿而死。巴金先生曾说：“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更为困难，生活十分艰苦，……我不论走到哪里，甚至在小屋内，也能听到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5](p64)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又怎能避免。可以说明，《寒夜》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揭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堪称是一部名族苦难史。

其次，《寒夜》反映的小人物的悲剧，是整个平民的悲剧。主人公汪文宣是作家典型化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当时的“国统区”，下层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艰难，生活极端困苦，他们白天在让人压抑的环境中工作，工作待遇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还要受到老板的冷眼、同事们的讽刺和嘲笑，整个人已经疲倦不堪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样让人压抑、窒息，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婆媳关系难以调和，疾病的威胁难以控制，既要遭受精神上的创伤，又要承受肉体上的残酷压迫，再加上自己性格的懦弱，可以说，像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是一种必然。作家对这些小人物报以更多的同情，负起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让人们思索人民的出路在哪里。

第三、《寒夜》写出了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举个例子，主人公汪文宣虽然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与懦弱。面对贫困的生活，母亲想去做一些下等劳动的事情，汪文宣碍于颜面，怕丢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让她去。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他对母亲的孝顺，毕竟老人年纪大了。自古以来，婆媳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作家在《寒夜》中不避讳描写这一问题，还将这种伦理关系挖掘到更深层次。巴金先生不做绝对的道德评判，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婆媳二人都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相反，他们都具有善良的品德，冲突的根源实际上是文化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不同，她们实际上都在遵循各自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汪母是传统的代表，曾树生是现代的代表，使得她们找不到彼此平衡的点。这样看来，婆媳双方都没有错，哪谁错了？这种婆媳不和又岂止汪文宣一家，整个社会都存在，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怪不得现代人都不喜欢四世同堂、三世同堂这样的家庭结构了。

总之，巴金先生谱写了一篇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悲剧，由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的狭小生活，写出了当时的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面貌，赋予了这个以“小人小事”为题材的小说以深邃的历史内容，使《寒夜》成为巴金最优秀的一部感动几代人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巴金.《谈灭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巴金.关于《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吴宏职、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巴金.谈《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5]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2c985039f121dd36a22d8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