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毛女》观后感(精选多篇)
第一篇：电影《白毛女》观后感
电影《白毛女》观后感——愿爱满人间
part1:写在前面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风卷那个雪花，在门那个外，风打着门来门自开，我盼爹爹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欢欢喜喜过个年…”
这是出自歌剧《白毛女》里的歌词，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其实很早之前就听到一些关于“白毛女”的故事，也看过相关的歌剧、舞剧，但却从未观赏过《白毛女》这部电影，而之前的记忆也早已被时间冲淡，这次终于借这个机会完整地看完了这部电影，真的是感触颇多，有同情，有愤慨，有感动…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啊，她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只能说，我被撼动了…
part2:情节简介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华北的一个村里，贫苦佃户杨白劳与其女喜儿相依为命，靠租种恶霸地主黄世仁的土地度日。邻居王大婶和其子王大春对杨家父女多方照顾，而喜儿与大春情投意合而准备择日完婚，恶霸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与管家穆仁智设计逼迫杨白劳以女抵债，致使杨白劳除夕夜含恨而终，喜儿在黄家受尽折磨还被黄世仁奸污，而大春被黄家逼迫在救喜儿未成后投奔红军，喜儿在人帮助下逃离虎口独自入居深山，产下的婴儿也随即夭折，自己更因为长年过着非人的生活而青丝变白发，甚至被当地人视为“白毛仙姑”。最终大春随红军返乡，黄世仁、穆仁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喜儿也
终于在“山重水复”之后迎来了她的“柳暗花明”，与大春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通过对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辈人的悲惨遭遇的刻画，深刻揭示了那个年代的地主和贫苦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将地主阶段的丑恶嘴脸展现了当代人的眼前，同时也热烈赞颂了共产党和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光明与幸福，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后。
part3：观影有感
看完《白毛女》，我真的感慨万分，也愤慨不已，一方面是同情喜儿父女从其他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也愤怒于黄世仁和其走狗穆仁智的禽兽行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年代，不然又是何等的悲催，虽然我无法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劳苦大众们的愤怒与悲惨，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对地主的愤恨和无奈，但是就仅仅是电影里的一些场景就让我对那个社会唯恐避之不及了。劳苦大众们辛苦一生却依旧贫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要遭受地主的压迫且无处伸冤，地主阶级不单坐享其成还不断压榨贫苦百姓，这个社会简直黑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喜儿，一个单纯漂亮，勤劳善良的女孩，一个柔弱的可怜女孩，本是如花的岁月，本该是张扬青春享受人生的年龄，却因为不幸生在了那样一个混乱黑暗的社会，先是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又不能与爱人长相厮守，只能被迫为奴受尽苦楚，最终还承受丧子之痛，甚至因为常年过着非人的山林生活而青丝变白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这对一个女子而言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她与爱人也有着“君当做磐石，
妾当做蒲苇”的柔情，也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也本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生活，就因为一笔无力偿还的帐，就因为地主阶级的欺压，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这对她而言是多么的不公平…设想一下，如果喜儿有幸生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她又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早就诉诸法庭将黄世仁绳之以法了吧，可是，毕竟这只是设想，在那个年代，贫苦大众的利益是得不到保障的。值得庆幸的是，喜儿最终还是与大春收获了他们美满的爱情，不然又该是何等的令人惋惜。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大多数人都是同情白毛(敬请期待推出更好文章：)女的，但是也不乏一部分人觉得黄世仁很无辜。在他们眼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以女抵债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不可以，所以即使喜儿的命运很值得同情，也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怪罪在黄世仁的头上。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价值观到底怎么了，也无力评价别人的看法，我只是替喜儿感到不公，替这个社会感到悲哀。是的，我们只是法制社会，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杨白劳欠债不还是不对，可是，难道以人抵债就合法了吗？难道强奸不算犯罪吗？难道地主一手遮天、官商勾结不该受到制裁吗？而且，杨家不是不还，是尽力了还不起了。我承认自己很俗，只能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去同情喜儿咒骂黄世仁，可是，这难道不是人间在有真情在么？
同样为女子，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也很幸运没有受过任何的委屈和压迫，相比喜儿，我是真的幸福了很多。可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没有喜儿生长的那个年代那么黑暗，
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也多了几分冷漠少了几分真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很多人都在纸醉金迷中丢掉了自己，很多人还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然“药家鑫事件”、“小悦悦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这和黄世仁又有什么区别？是的，现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地主与贫农的界定，但是贫富差距仍然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还是有，虽然彼此之间可能不存在压迫，但是矛盾仍然不可避免，“我爸是李刚”还是发生了，甚至在孩子们之间都掀起了一阵“拼爹热”，这不值得反思么？还有，想当初黄世仁一手遮天与官府勾结，现在是法制社会，但是很多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像杨白劳这样有冤无处伸的现象还是有，“温州动车事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吗？
我不是想申诉什么，也不是想抱怨什么，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比喜儿生长的年代幸福许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现象，很多不幸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现实就是这样，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都只能选择默然接受。只是我还是愿意相信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我还是愿意期待随着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像喜儿这样的悲剧能少发生一点;我还是真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多一点爱少一分冷漠，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part4：结束语
真心期待人间能少一些悲剧，多一些喜剧，少一分冷漠，多一份温暖，大爱无疆，爱满人间。
第二篇：电影《白毛女》观后感
电影《白毛女》观后感
第一次看这种黑白电影看的这么入神，情节跌宕起伏，看完之后心中有对当时社会的感慨，有对喜儿的同情，也有对黄世仁的愤慨！
我很庆幸我没有生活在哪个地主和雇农矛盾尖锐的时代，我也无法对喜儿这样的命运感同身受，我也无法理解他们对地主的愤恨和无奈，但当我看到杨白劳被生生的按上了卖女儿的手印，当我看到杨白劳因无奈而服毒自杀，当我看到红军来时，群众们手拿棍棒向着黄世仁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他们对地主已经恨之入骨。
喜儿，这样一个单纯，漂亮，勤劳，善良的好姑娘，命运却如此曲折。在家时，苦命干活儿，没有好日子，还好父亲很疼爱她，记得杨白劳在掏出送给喜儿的红头绳时的唱词：“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被黄世仁糟蹋后，怀孕了却被赶了出去，还差点被卖了，经历丧父之痛之后又经历了丧子之痛，在山里一夜青丝变白发，过上了野人的生活，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柔弱的姑娘，是如何承受的这么多苦难！还好，八路军来了，打到了地主，报了仇，和大春哥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还让人有点欣慰。
庆幸如今世界太平！深感我很幸福！
第三篇：电影白毛女观后感---做风雪中的舞者
电影白毛女观后感---做风雪中的舞者
几千年前，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曾有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句话告诉世人要在逆境中发奋图强。仔细揣摩这句话，能明显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的确，奋发图强、坚忍不拔者多数是无背景、无权势、身份低位、命途多舛之人，比如《白毛女》中的大春和喜儿；而有权有钱、养尊处优之人多好吃懒做、冷酷无情、骄傲蛮横，无忧患意识，比如黄世仁。
从励志生存与教育意义的角度来看，1950年的中国黑白电影《白毛女》告诉我们的正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电影讲述的是解放前，在华北的一个偏僻农村里，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同村地主、富农黄世仁见色心动，逼杨白劳用其女儿抵债，杨白劳被迫自杀，喜儿被抢入黄家，受尽折磨后被黄世仁奸污，后喜儿逃出黄家，匿身深山丛林，头发全变白了……历经磨难，喜儿始终没有放弃，凭着自身信念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的大春回到家乡，为喜儿伸冤雪恨，重见光明……电影的结局是在全村公审会上，黄世仁、穆仁智二人受到严惩；喜儿绝路逢生后，白发复青丝，终于和大春喜结良缘。
很典型的一个苦尽甘来的故事，女主人公从喜儿变成了白毛女，最后又白发复青丝，这个过程中，纵然是“破布烂草不遮身，深山野洞难活命”，喜儿也没有放弃。这是值得我们现代社会中每一位青年思考以及学习的地方。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带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二代”现象频繁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的标签烙印明显的折射出了一种阶层意识。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若是生活于现代社会，他们的标签就是贫二代。黄世仁生的安逸，是典型的富二代，他所拥有和炫耀的财富，不是靠自身能力得来的。喜儿和大春，他们没有炫耀和享受的资本，所以只能努力，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
贫苦艰难如喜儿，却仍然期待“太阳底下把冤伸”，坚信“苦难的日子总能熬出头”，做风雪中的舞者。生活在新社会时期的、太阳暖照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拒绝被扣上富二代、贫二代的帽子，拒绝阶层意识，应该像喜儿一样，不向逆境低头，做风雪中的舞者。
第四篇：白毛女观后感
电影《白毛女》观后感
在华北一个偏僻的农村，贫苦佃农杨白劳早年丧妻，膝下一女名喜儿，相依度日。邻居王大婶及其子王大春常给杨家父女多方照顾，两家融洽和睦。喜儿和大春相处日久，情投意合。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土地是人类的根。土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如果没有一块地，种田人就只能租种别人的田，向人家交租子。白毛女的父亲杨白劳就是这样的贫苦人。每逢年关，他都要去躲债，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
五。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见色心动，遂与管家穆仁智设计，以重租厚利强迫杨白劳于年内归还欠债。强令杨白劳把欠他的六斗谷子利上加利，在腊月底前还他二十五元大洋，否则就以女儿抵债。当杨白劳拿着一冬的血汗换来的七块五毛大洋到黄家还利息时，黄要本利一起还，硬逼着杨自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了押。他和女儿的小命就攥在地主黄世仁的手心里，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人间悲剧。杨心如刀绞，自觉对不住女儿，除夕夜喝卤水自杀。初一早晨，刚死了父亲的喜儿被抢进黄家，不久即被黄世仁奸污。大春搭救喜儿未成，只身投奔红军。怀有身孕的喜儿在黄家女佣张二婶的帮助下逃离虎口，途中生下婴儿，旋即夭折。后独自入深山穴居，餐风宿露。非人的山林生活亦使喜儿变成了一头白发。喜儿常去山中的奶奶庙取供果和香火，有人遇见，便传说遇到了白毛仙姑，被村人视为“白毛仙姑”下凡显灵。两年后，大春随部队返回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粉碎地主借白毛仙姑的谣言动摇民心的阴谋，十五之夜，大春等人潜伏在奶奶庙，寻找白毛仙姑，然后共产党开进来，由大春带头。到闹鬼的山神庙里破除迷信。他们成功地抓住了喜儿，严刑拷打，屈打成招，又把她的头发剃光，希望消除女妖的法力，后来大春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爱人，立即制止了他的同志们。于是，共产党们听说了喜儿的遭遇以后，非常同情，就一起进了村里，把黄世仁和他大老婆杀了，把他们家的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大众。没想到这白毛仙姑竟是当年的喜儿。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伸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本片故事来源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它以主人公的命运概括了旧社会亿万农民倍受压迫的苦难历史，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的剥削制度“使人变成鬼”，劳动人民作主的新社会”使鬼变成人”。影片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形象。她不只是旧社会剥削压迫和苦难的承受者，而且还是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体现者，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杨白劳、大春、张二婶以及反派人物黄世仁、穆仁智等，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从整体构思到艺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它以比兴的手法，结合蒙太奇的运用、情绪的对照及情节的呼应，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既有力地烘托了人物命运和性格，又深化了主题。在音乐方面，它借鉴同名歌剧所长，又有所发展，富有民歌风味的韵词和曲调，和谐优美，为本片增添了艺术光彩。喜儿的纯真、甜美和变成“白毛女”后的坚韧、刚毅;大春的朴实、敦厚及参军后的英勇、干炼以及黄世仁的阴险、毒辣??等都刻画得比较鲜明、生动。该片的成就和
特点，使《白毛女》成为新中国电影探寻民族风格的重要作品。《白毛女》出品于文革时期，是“江青同志”当时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艺术样板作品”之一，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食粮，一时红遍全国、家喻户晓。
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这一出悲剧，就出现在我们太行山里。作家李满天从民间搜集到了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拿到报纸上发表，由贺敬之等改编成了歌剧，全国解放后又拍成电影，流传更为广泛。剧中的杨白劳和喜儿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亿万观众同情落泪的对象，是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艺术典型。
看了白毛女的故事我感慨万千，我十分痛恨可恶的老地主黄世仁，也憎恨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年代人们没有自由和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在地主手上。
《白毛女》是歌颂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的佃农的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恶。
《白毛女》写于抗战期。这指出了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被反动的地主阶级所破坏，所危害，从而这又指明了胜利以后反动的地主阶级，实行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用残酷的内战来答复人民的民主要求，正和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卖国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这又指明了在抗战时期，人民的力量既然能够阻止反动派的从无一时间断过的妥协卖国的阴谋而把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那么今天的更为壮大的人民力量一定也能把民族的民主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看了《白毛女》电影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们的大救星，分给人们田地和粮食，让人们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这不由得使我更加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要坚决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将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第五篇：白毛女
【评论摘要】
1、《白毛女》是一部几经加工修改，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移的作品。从某个宽泛的文化角度上看，《白毛女》不仅是一个叙事，不仅是一种心态（mentality），甚至也不仅是一种话语（discourse）——虽然尽可以把它作为叙事、心态及话语来研究。它还关联着一种在“解放区”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在形式来源、生产经过和传播方式上都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在知识分子层中流行的新文化，又有别于“原生的”民间文艺形式和意识形态。而作为文化产品，它既有明显的“本土”、“大众性”或“通俗”色彩，又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人”的加工痕迹。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它的政治特征，而只是想说明，这种带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反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上下文。如何重新清理这个上下文是我们研究“解放区”文学以及整个现代文化史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歌剧《白毛女》中)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只有这个民间秩序所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秩序的破坏者才可能同时是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秩序的力量才有政治上及叙事上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像是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歌剧《白毛女》创作中不同话语原则间的交锋象征性地展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当然，我们无法证明非政治的、民间伦理秩序的逻辑就一定代表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且毫无疑问，就算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意识形态，它也被利用来作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但它的确作为某种已被接受的，大众化的共识在这个剧本中发挥着潜在的定义和限制政治权威的作用，从而给观众留出了一个可认同的空间。
与歌剧本相比，电影《白毛女》改写并强化了某种带市井文学色彩的爱情主题。在歌剧中，“非政治”的叙事焦点在于一个毁灭喜儿家庭、践踏和谐平安伦理秩序的恶势力终受惩罚，蒙受苦难的良家女子终于得救，申冤复仇。而在电影里，这个民间秩序经过了某种翻译，在毁灭与复仇之外，还引申出一个有情人悲欢离合，终成眷属的好事多磨式的情节。（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如果说歌剧《白毛女》与舞剧《白毛女》存在一种对立的话，那只是叙事话语与象征话语的对立。叙事的目标在于建立起抽象的国家本质。由于这是将具体自然的生活组织起来的过程，因此，叙事总需要将这种不自然的组织过程自然化，努力将叙事变成“现实”，让被叙述者尽可能感到本质的生成过程是自然的、自能如此的过程。如果说叙事的目的是将丰富复杂的现象归纳到一种共同的本质中去，那么象征则刚好相反，它是一个演绎过程。象征的任务是将已经明确的、抽象的，先验的本质具体化，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展示这一过程，当现实生活与这种抽象本质距离过大时，象征不象叙事那样为了“真实”而牺牲本质——象赵树理乃至周立波的小说都以强调“写真实”出名，象征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了求证抽象本质而牺牲可见的“真实”而寻求更高的“真实性”。象征与叙事的冲突，通过江青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想与周扬的写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对立显示出来。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290—29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和《年青的一代》一样，《千万不要忘记》的“新”，正在于剧本隐约地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毫不奇怪的是，评论者都认为两者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好戏。两出戏不仅在现实生活的深层揭示出“阶级斗争”这样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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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且直接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问题。换言之，正是通过这两个剧作，“日常生活”开始成一个问题，并且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而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忠实地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盲点，指涉着一个时代的选择困境。
《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通过对真正问题的转移和压抑反而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经验以及这一时代的巨大的集体性焦虑。如前所说，《祝你健康》这一剧名表达了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的欲望，《千万不要忘记》则已征兆出对真正问题的回避，内在的焦虑外在化成异己的、需要否定的他性——“资产阶级泥坑”、“病菌”和“阶级敌人“等等。但我们需要认真解读的，正是这一时代焦虑的文化政治内容。这里不仅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式改造和抵制，也有传统父权体制的扩张和加强；不仅有对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的正面排斥，也有积极组织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使之获得超越性意义的欲求；不仅有对现代生产力的向往，也有在现代物质文明面前的惶惑和不知所措。这相互交织、层层制约的欲望、忧虑、向往和怀旧正构成这样一个巨大纵深的焦虑的深层语汇和能量。在作者急于回应主流意识形态，为这样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线索提供一个简捷、预制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目睹的是一种焦躁和近于不负责任的掩饰。但是被压抑的焦虑必将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六十年代下半期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心理层面；也许我们必须在一个历史的长镜头里估价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以至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因为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正视和体验中，我们方得以进入现代文学的基本命题和精神实质。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唐小兵编《英雄与凡人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教学建议】
1以《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为例，谈谈你如何理解摘要3和拓展练习3中的观点。2观摩《白毛女》的歌剧、电影、舞剧，讨论杨白劳、喜儿和黄世仁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演变情况，体会摘要1、2中的评说。
【拓展练习】
1《白毛女》的生成过程从传说到歌剧，到电影再到舞剧，正如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这篇论文中所说的“怎样来看待和研究‘革命文学’这个字眼所能包含的历史现象？??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解答。”这篇论文重要的意义倒不在于对《白毛女》做了全新的阐释，而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文学新的思路和视角，请查阅九十年代之后对《白毛女》的评论文章，比较这些文章不同的研究视角，并指出各自的利弊所在。
2围绕着《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剧作，从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评论也是众说纷纭，请查阅相关的论文，对此评价史做一个简单梳理，并谈谈你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3《年青的一代》和《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剧作毫无疑问“体现了时代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同时还“表达了政治激进派这样的意图：赋予‘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
生存环境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性质，提升‘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的和情感心理的空间）都加以组织的设想。”（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请结合具体剧作，谈谈你对此评价的理解。
关于《白毛女》
※喜儿形象简析。
喜儿是《白毛女》的主人公。美丽天真，勤劳纯洁，跟父艰难度日，父惨死后，受到黄世仁家残酷虐待，激起仇恨、反抗怒火，逃进深山，以惊人毅力苦熬岁月，等待报仇一天。虽已满头白发，终于迎来“太阳底下把冤伸”的一天。
她的悲惨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典型，她的顽强反抗精神，凝聚了我国农民在恶势力下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愿望。
※杨白劳形象简谈。
杨白劳是喜儿的父亲，是与喜儿相对照的形象。他勤劳善良，对生活要求很低，年关躲债七天，但忍耐使他遭受地主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虽看清地主等的反动本质，却看不到出路，没能反抗，卖女后，痛苦自杀。
他的形象告诉人们：劳动人民不奋起反抗旧制度，非但不能改变苦难的命运，反而会被旧社会所吞吃。
※《白毛女》在歌剧艺术形式上的独特创造。
《白毛女》是诗、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剧。
第一，歌剧情节结构，吸取民族传统戏曲的分场方法，场景变换多样灵活。第二，歌剧的语言继承了中国戏曲的唱白兼用的优良传统。
第三，歌剧的音乐，以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并加以发挥创造，又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某些表现方法，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
第四，歌剧的表演，学习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适当注意舞蹈身段和念白韵律，同时，又学习了话剧台词的念法，既优美又自然，接近生活。
而这段歌词，是故事开始时，老杨给女儿买来一条红头绳，喜儿乐得又唱又跳的情景。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经过1963年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本表现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其焦点集中在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身上。丁少纯婚后同妻子姚玉娟和姚母生活在一起。姚母曾做过鲜货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活方式被认定为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倾向，讲究吃穿，并直接影响了丁少纯。姚母在剧中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欲望的符号，她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威胁。丁少纯在姚母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对"物"的追求欲望逐渐膨胀，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这一堕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致于上班时间魂不守舍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与丁少纯形成对比的是先进青年季友良。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友谊"因此这一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与丁少纯相比，季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间，他对社会的流行思想坚信不疑。当他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友良：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
姚母：少打野鸭子怎么能换钱？
季友良：你听我说呀：我们研究的这种并头挂锡的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发电机的质量，减少停电修理的次数，一台七万二千瓦的发电机，少停一天电，就等于多发出十多万块钱的电，两天就是二十万！
姚母：能劈给你几万？,
季友良：（笑）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
季友良的思想也是当年鼓励千百万人衷心拥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没有具体的所指，它与每个具体人的消费使用或支配并不发生具体的联系。但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是，"共有"的思想是道德的，"私有"的是可耻的。
对待爱情，季也是当年流行的"愚汉"形象。他爱丁少真，也追求她。少真邀请他去看球赛，他极认真地"特意记在本子上"，但他对工作的迷恋忘记了情人的相约。以此来凸现人物内心的高尚，也隐含了淡化私人欲望的道德化意图。剧本还肯定了季向丁海宽汇报丁少纯缺点的"原则性"，并被看作是季维护、珍惜友谊之举。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庞大阵线（丁爷爷、丁海宽、季友良等）对城市弱小资产阶级（姚母）的斗争，它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结果。但这一预设的"路线斗争"的合理性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作者急于回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夸大了生活的道德化性质。丛深在谈到剧本主题形成的文章中曾自述说：他原先拟定的"批判习惯势力"的主题，在学习中找到了新的途径，主题得到了深化。这一深化使戏剧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升级，人物关系愈趋紧张复杂。"但这种人为的、刻意营造的复杂关系却几乎完全改变了人物评价的取向。丁少纯打野鸭子用的是工余时间，一个人有权支配属于个人的非公共时间；季友良是技术革新爱好者，他不分昼夜在车间忙碌，愿意牺牲个人生活，自有他选择的自由。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倡导一种人与社会、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或者要求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旨在告诉观众，一切私人性的欲望，即便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也是可耻甚至是可怕的、不道德的。人对"物"的欲望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进而危害社会。丁少纯思想的逐渐演化，最后险些酿成大事故，喻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季友良从废品堆中找绝缘云母带，也是对"物"的迷恋，但他是为车间、为公共社会聚敛财富，因此是高尚的；而他拒绝车间工会给他的困难补助，表明的恰恰是对个人"物欲"的拒绝。季的生活完全同公共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是可以自豪地向公共社会诉说的，因为他是"道德"的。/s"za*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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