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沉浮录(1)
于幼军曾是位“奋发青年”，当过人民教师。也曾是“成长的中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最基层崛起，曾是中国当时较年轻的副省级干部，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等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2日，于在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任上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曾经的“明星领导”，终成“落马官员”……
“明星领导”于幼军落马祸起深圳
2008年10月12日，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消息成了当天的大新闻！
当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此时，距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一职，正好过去一年。
在文化部没落根
2007年9月5日，文化部网站新开设了一个栏目——《文化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风采》。在这里，于幼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其职务注明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于幼军调任文化部的消息，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财经》杂志记者撰文称：“不少人士认为，于幼军多年在改革开放前沿主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管理有着长久而成熟的思考，对于亟待破题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和媒体寄予厚望一样，9月24日文化部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会上提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搞好文化部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寄予厚望”。
10月21日，于幼军在中共十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已经63岁，并在一年前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
舆论推测，按惯例，出任党组书记，当选中央委员，于幼军已经为接任部长做好了准备。
据文化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于幼军稳坐部长办公室，‘万事俱备、只等人大’了。大家对他主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抱以期待。”
十七大闭幕后，于幼军高调履行他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的承诺，“在部和全国文化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从11月5日至15日，他带领文化部调研组，跑了湖北、浙江、江苏和上海4个地方，进行文化工作调研。从武汉的琴台大剧院，到浙江的横店集团；从知名文化项目，到乡镇普通网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文化部的知情人士说：“这一轮调研的力度、强度很大，引人注目。”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不久，于幼军的位置变得“飘忽不定”了。
2008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于幼军出现在部长列席区，听取政府工作报告。3月7日，于幼军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文艺界别的小组讨论。但这两次公开露面，于幼军都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和十七大上他与记者谈笑风生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3月12日，有关“于幼军因涉及早年在深圳任职期间的案件而遭免职”的传言，首次出现在香港报纸上。
第二天，在文化部举行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于幼军不见踪影，新加坡《联合早报》随即报道“于幼军被免职，正在接受调查”。
面对这类传言，3月13日下午6时47分，新华网首次做出回应，用黑体字标题在首页发表了博客文章：“今天，《联合早报》刊载消息说，于幼军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正在接受调查。据向权威部门证实，于幼军未被免职。”
3月17日下午，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人选，于幼军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孙家正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接任文化部部长。两天后，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前往文化部参加部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于幼军同志继续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从此以后，有关于幼军被中央纪委调查的消息不时出现。《财经》杂志网站在报道文化部人事变动时，用了“意外”这个词。香港媒体则说，于幼军的去向“扑朔迷离”。今年8月6日，文化部党组召开中心组理想信念专题学习讨论会，于幼军主持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从8月到10月，于幼军完全淡出了公众视线。
今年国庆节期间，《联合早报》报道称：“中纪委指于幼军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据悉，于幼军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及中央委员等职务，将在下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陆续撤销。”
报道随后得到证实，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即10月6日，文化部网站首页“现任部领导”一栏作了更新，显示部长、党组书记为蔡武。副部长、党组成员为陈晓光、周和平、赵维绥、郑欣淼、赵少华。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的名字从“现任部领导”栏目中消失了。
文化部这一人事变动的信息，立即被媒体捕捉到。在中国新闻网予以报道后，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向文化部新闻信息处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部领导名单的变化并非技术错误。新闻信息处同时对该报表示：“是的，中新网的报道属实，于幼军确实已经不再担任部领导的职务，有关领导的职务变化，可以从我们网站查看。”
6天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对他的处分决定，他在深圳的违纪案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何以“留党察看”
于幼军“留党察看两年”的消息经官方确认后，记者就此采访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专家指出：中共中央一中全会的主题通常是人事；二中全会则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至于三中全会，由于距离党代会的召开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尚难发现现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是否存在“问题”。因此，按照惯例，党的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一般不会涉及对相关问题人员的处理，而在三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于幼军还是30年来的第一人。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用了不足百字的篇幅陈述于幼军所受的处分，但他为何会被留党察看，其原因并未提及。
记者查阅了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的网站，也未发现对其原因的解释。
不过，记者在2008年10月13日出版的香港《文汇报》上，发现了一篇题为《于幼军撤职，个中案情曾几经反复》的报道。报道披露他这次出问题主要是受其胞弟于小军（该报原文，下沿用）的“拖累”。报道说：“于幼军弟弟的公司在深圳重大工程中中标，虽然于幼军坚称事件循正常手续办理，但因公司为其弟所有，于幼军有瓜田李下之嫌。”
于小军的公司究竟是什么来路？在那次重大工程的招标过程中，究竟得了多少好处？为了弄清真相，记者专程来到深圳。
在深圳市有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当年，于幼军的案子是由中纪委工作小组直接查办的，他们并不了解详情；在深圳工商局，记者也查不到任何以于小军名字登记或注册的信息及相关资料（不知名字是否有误）。
几位当年曾和于幼军共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从未见过于小军，也不知道他的公司究竟是干什么的。
在众人的印象中，于幼军向来为人谨慎，平时也很少参与商业应酬活动。“他从不在办公桌上放置家人的照片，他的妻子、女儿和弟弟，也从未到于幼军的办公室找过他。”
这些线索无法深入，记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该案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吴汉良。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吴汉良曾身兼香港新界工商业总会首席会长、广东省政协委员、港区广东政协委员联谊会召集人等职。他“数年前通过于幼军的胞弟于小军，与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认识，后来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于幼军到哪里做官，吴汉良就跟到哪”。他还“与于幼军的胞弟于小军联手，获得深圳多条公路的开发权”。
去年9月底，吴汉良因以上种种问题在深圳被扣查，随即押送到河北廊坊接受审查。而香港《文汇报》也明确指出，于幼军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港商吴汉良招供有关”。
吴汉良，1954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1990年初，举家迁居澳门，并率先在澳门成立东南亚地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992年，他又斥资在香港成立东南亚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亲自出任董事长，全力发展内地、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大型房产开发业务。了解这些情况后，记者又向深圳市工商局询问此人及相关情况，对方表示“很难查”，并拒绝进一步作答……
大胆的语文老师
于幼军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福籍江苏丰县。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于幼军从小生长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文革”期间曾作为知青插过队。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于幼军教过的一位女学生说，当时大家很喜欢这位口才出众的语文老师，“他讲课声情并茂，而且多才多艺，兼任学校宣传队队长。参加汇演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扮演杨子荣，唱得有板有眼。”
于幼军的大胆、不拘一格，也给这位女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宣传队选拔舞蹈队员，我虽然擅长跳舞，但出身不好，父母都被打入了‘牛棚’，没有人敢招我，只有于老师毫不忌讳，把我招进宣传队。那时候，我家里偷偷藏了一箱书，里面有四大名著、《我的前半生》等‘毒草’。于老师知道后，非但没‘告发’我，反而找我借书看。他还鼓励我走上新闻创作之路。”
比于幼军早一年分配到学校的赵南成，和于幼军住在同一间教师宿舍，如今是广州《老人报》总编辑。他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于幼军：“他睡下铺，躺在他的床上，可以看到贴在上层床板上的《前出师表》；坐起来，可以看到贴在床尾墙上的《后出师表》。这两篇文章他背得滚瓜烂熟，以此激励自己。”
赵南成告诉记者，那时于幼军最爱读鲁迅的作品。
于幼军在109中学领的第一个月工资，全部用来买了《鲁迅全集》。经历一番苦读,他很快成为研究鲁迅的专门人才，他以鲁迅为题的公开课，在学校里很受欢迎。赵南成说：“于幼军还很崇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并模仿毛泽东游泳。当时的109中学位于广州郊外的江高镇三元岗，山青水秀，学校旁边流淌着一条100多米宽的河，于幼军每天早上都要到那里游一个来回,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到了1975年，在广州市教育系统内，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很会讲鲁迅的于老师”。越秀区教育局看中了他，调他到局里做宣传干事，很快发展为党员。于幼军从此走上文化宣传之路。1978年，他被调往广州市委宣传部。1981年，又被调入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人生的转折点
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于幼军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课题、搞研究”。也许正是因为在研究工作中感到了知识的欠缺，于幼军选择“边工作边读书”。从1980年到1985年，他花了5年时间，拿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本科函授文凭。
从1985年开始，于幼军花一年多时间集中精力做了一件事：和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模仿当时最流行的金庸武侠小说的章回体格式，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原本枯燥的政治理论，变成了生动的通俗读物，深受青年人的欢迎，一时轰动全国，不仅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吸引了省市领导的注意。
很快，于幼军升任社科所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撰写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也要引进”的观点，在广东引起激烈的争论。最终，广州市委常委会通过了于幼军的报告，并把它作为广州市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986年成为于幼军人生中的转折点。他先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3个月后转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时年33岁。1993年他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主持文化宣传工作长达7年。1994年他成为省委常委，是当时广东省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博导为他“痛心”
记者这次到广州采访，问起对于幼军的看法，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不过，于幼军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教授叶汝贤，却第一次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我要谈谈于幼军在中大读书的经历，这是为了回应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测与谣言，也是为了客观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于幼军。坦率地说，此刻我对他非常痛心。”
早在于幼军攻读中大哲学系在职硕士学位时，叶汝贤就和于幼军相识。他当时对于幼军的第一印象是“稳重”。随着接触的增多，于幼军深厚的理论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令叶汝贤印象深刻。1995年，于幼军硕士毕业后，叶汝贤提议他继续读博。因为于幼军原来的导师刘嵘卧病在床，对于幼军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工作便由叶汝贤承担。
在叶汝贤心目中，作为学生，于幼军无疑是合格的。他很有天分，且读书刻苦，从不缺课。面对很多人对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质疑，叶汝贤进行了反驳：“他来家里看望我，从不带任何东西。只有一次，他看到我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对我说：‘老师，我给您买件衬衣如何？’我没有答应，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他的学位是按时完成的。1999年夏，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中大哲学系讲学厅举行，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原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叶汝贤告诉记者，他和于幼军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5月。当时他到北京开会，于幼军得知后，特意邀导师小酌。此时，纪委已经在调查于幼军的相关案件。叶汝贤察觉到，于幼军的情绪“平静中有点消沉”。饭桌上，师生俩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书成为唯一谈资。于幼军强打精神对导师说：“以前很多书都没功夫看，现在可以好好读读了。”这次分别后，叶汝贤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不想评价他的仕途，但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无论到哪上上任，都希望给当地带来新东西。可他书生气太浓，可能做错事，自己却没有察觉。他始终是我的学生，我为他感到痛心。”
深圳起风云
有媒体统计过，于幼军的仕途和“7”这个数字有缘。他经过7年的历练，成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进入副省级干部的行列；又经过7年，于幼军于2000年4月出任深圳市市长，年仅47岁。
此时，深圳特区自成立19年来，第一次面临新的重大挑战——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和苏州迅速崛起，它们以金融、外资、高科技取胜的城市定位，和深圳的定位高度相似。一批著名企业离开深圳北迁，台商在长江三角洲的投资额超过了珠江三角洲，深圳引以为傲的“股市竞争力”和“人才吸引力”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圳以经济特区的身份享受了19年之久的各种优惠政策，将逐渐被取消。不少深圳人对前景感到担忧。
此时于幼军走马上任，既有信心也有压力。在2000年4月到2003年5月的3年时间里，深圳人对他主政期间的几件大事仍印象深刻：初步明确深圳新定位、建立深港经济合作区、正面参与“深圳，你被谁抛弃”大讨论、启动行政体制改革试点。但深圳人也不讳言：于幼军在离任时，一些改革措施和施政承诺并未完成。
与批评者对话
2002年11月16日，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2万字长文，发表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文中以大量的实例，对深圳市政府工作效率、官员忧患意识以及社会治安等问题，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引发了1400万人的广泛讨论。2003年1月3日，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闭幕式上，于幼军高调回应了此文：“只要深圳人不自己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6天后，于幼军出席一次颁奖活动，提出“要见一见”这篇文章的作者。
2003年1月19日上午9点，在广州市东风路的广东大厦，于幼军和文章作者进行了一场对话。
“市长您好，我叫呙（音同“郭”）中校。”
“你真是一文惊人啊！”坐在圆桌另一头的于幼军笑着说。
第二天，市长与网友对话的照片登上了《南方都市报》的头版。这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讨论，被海外媒体称为“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待续）原刊《环球人物》
于幼军曾是位“奋发青年”，当过人民教师。也曾是“成长的中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最基层崛起，曾是中国当时较年轻的副省级干部，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等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2日，于在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任上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曾经的“明星领导”，终成“落马官员”……
“明星领导”于幼军落马祸起深圳
2008年10月12日，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消息成了当天的大新闻！
当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此时，距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一职，正好过去一年。
在文化部没落根
2007年9月5日，文化部网站新开设了一个栏目——《文化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风采》。在这里，于幼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其职务注明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于幼军调任文化部的消息，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财经》杂志记者撰文称：“不少人士认为，于幼军多年在改革开放前沿主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管理有着长久而成熟的思考，对于亟待破题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和媒体寄予厚望一样，9月24日文化部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会上提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搞好文化部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寄予厚望”。
10月21日，于幼军在中共十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已经63岁，并在一年前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
舆论推测，按惯例，出任党组书记，当选中央委员，于幼军已经为接任部长做好了准备。
据文化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于幼军稳坐部长办公室，‘万事俱备、只等人大’了。大家对他主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抱以期待。”
十七大闭幕后，于幼军高调履行他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的承诺，“在部和全国文化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从11月5日至15日，他带领文化部调研组，跑了湖北、浙江、江苏和上海4个地方，进行文化工作调研。从武汉的琴台大剧院，到浙江的横店集团；从知名文化项目，到乡镇普通网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文化部的知情人士说：“这一轮调研的力度、强度很大，引人注目。”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不久，于幼军的位置变得“飘忽不定”了。
2008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于幼军出现在部长列席区，听取政府工作报告。3月7日，于幼军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文艺界别的小组讨论。但这两次公开露面，于幼军都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和十七大上他与记者谈笑风生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3月12日，有关“于幼军因涉及早年在深圳任职期间的案件而遭免职”的传言，首次出现在香港报纸上。
第二天，在文化部举行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于幼军不见踪影，新加坡《联合早报》随即报道“于幼军被免职，正在接受调查”。
面对这类传言，3月13日下午6时47分，新华网首次做出回应，用黑体字标题在首页发表了博客文章：“今天，《联合早报》刊载消息说，于幼军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正在接受调查。据向权威部门证实，于幼军未被免职。”
3月17日下午，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人选，于幼军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孙家正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接任文化部部长。两天后，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前往文化部参加部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于幼军同志继续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从此以后，有关于幼军被中央纪委调查的消息不时出现。《财经》杂志网站在报道文化部人事变动时，用了“意外”这个词。香港媒体则说，于幼军的去向“扑朔迷离”。今年8月6日，文化部党组召开中心组理想信念专题学习讨论会，于幼军主持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从8月到10月，于幼军完全淡出了公众视线。
今年国庆节期间，《联合早报》报道称：“中纪委指于幼军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据悉，于幼军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及中央委员等职务，将在下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陆续撤销。”
报道随后得到证实，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即10月6日，文化部网站首页“现任部领导”一栏作了更新，显示部长、党组书记为蔡武。副部长、党组成员为陈晓光、周和平、赵维绥、郑欣淼、赵少华。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的名字从“现任部领导”栏目中消失了。
文化部这一人事变动的信息，立即被媒体捕捉到。在中国新闻网予以报道后，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向文化部新闻信息处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部领导名单的变化并非技术错误。新闻信息处同时对该报表示：“是的，中新网的报道属实，于幼军确实已经不再担任部领导的职务，有关领导的职务变化，可以从我们网站查看。”
6天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对他的处分决定，他在深圳的违纪案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何以“留党察看”
于幼军“留党察看两年”的消息经官方确认后，记者就此采访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专家指出：中共中央一中全会的主题通常是人事；二中全会则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至于三中全会，由于距离党代会的召开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尚难发现现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是否存在“问题”。因此，按照惯例，党的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一般不会涉及对相关问题人员的处理，而在三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于幼军还是30年来的第一人。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用了不足百字的篇幅陈述于幼军所受的处分，但他为何会被留党察看，其原因并未提及。
记者查阅了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的网站，也未发现对其原因的解释。
不过，记者在2008年10月13日出版的香港《文汇报》上，发现了一篇题为《于幼军撤职，个中案情曾几经反复》的报道。报道披露他这次出问题主要是受其胞弟于小军（该报原文，下沿用）的“拖累”。报道说：“于幼军弟弟的公司在深圳重大工程中中标，虽然于幼军坚称事件循正常手续办理，但因公司为其弟所有，于幼军有瓜田李下之嫌。”
于小军的公司究竟是什么来路？在那次重大工程的招标过程中，究竟得了多少好处？为了弄清真相，记者专程来到深圳。
在深圳市有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当年，于幼军的案子是由中纪委工作小组直接查办的，他们并不了解详情；在深圳工商局，记者也查不到任何以于小军名字登记或注册的信息及相关资料（不知名字是否有误）。
几位当年曾和于幼军共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从未见过于小军，也不知道他的公司究竟是干什么的。
在众人的印象中，于幼军向来为人谨慎，平时也很少参与商业应酬活动。“他从不在办公桌上放置家人的照片，他的妻子、女儿和弟弟，也从未到于幼军的办公室找过他。”
这些线索无法深入，记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该案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吴汉良。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吴汉良曾身兼香港新界工商业总会首席会长、广东省政协委员、港区广东政协委员联谊会召集人等职。他“数年前通过于幼军的胞弟于小军，与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认识，后来两人关系十分密切”。“于幼军到哪里做官，吴汉良就跟到哪”。他还“与于幼军的胞弟于小军联手，获得深圳多条公路的开发权”。
去年9月底，吴汉良因以上种种问题在深圳被扣查，随即押送到河北廊坊接受审查。而香港《文汇报》也明确指出，于幼军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港商吴汉良招供有关”。
吴汉良，1954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1990年初，举家迁居澳门，并率先在澳门成立东南亚地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992年，他又斥资在香港成立东南亚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亲自出任董事长，全力发展内地、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大型房产开发业务。了解这些情况后，记者又向深圳市工商局询问此人及相关情况，对方表示“很难查”，并拒绝进一步作答……
大胆的语文老师
于幼军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福籍江苏丰县。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于幼军从小生长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文革”期间曾作为知青插过队。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于幼军教过的一位女学生说，当时大家很喜欢这位口才出众的语文老师，“他讲课声情并茂，而且多才多艺，兼任学校宣传队队长。参加汇演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扮演杨子荣，唱得有板有眼。”
于幼军的大胆、不拘一格，也给这位女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宣传队选拔舞蹈队员，我虽然擅长跳舞，但出身不好，父母都被打入了‘牛棚’，没有人敢招我，只有于老师毫不忌讳，把我招进宣传队。那时候，我家里偷偷藏了一箱书，里面有四大名著、《我的前半生》等‘毒草’。于老师知道后，非但没‘告发’我，反而找我借书看。他还鼓励我走上新闻创作之路。”
比于幼军早一年分配到学校的赵南成，和于幼军住在同一间教师宿舍，如今是广州《老人报》总编辑。他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于幼军：“他睡下铺，躺在他的床上，可以看到贴在上层床板上的《前出师表》；坐起来，可以看到贴在床尾墙上的《后出师表》。这两篇文章他背得滚瓜烂熟，以此激励自己。”
赵南成告诉记者，那时于幼军最爱读鲁迅的作品。
于幼军在109中学领的第一个月工资，全部用来买了《鲁迅全集》。经历一番苦读,他很快成为研究鲁迅的专门人才，他以鲁迅为题的公开课，在学校里很受欢迎。赵南成说：“于幼军还很崇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并模仿毛泽东游泳。当时的109中学位于广州郊外的江高镇三元岗，山青水秀，学校旁边流淌着一条100多米宽的河，于幼军每天早上都要到那里游一个来回,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到了1975年，在广州市教育系统内，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很会讲鲁迅的于老师”。越秀区教育局看中了他，调他到局里做宣传干事，很快发展为党员。于幼军从此走上文化宣传之路。1978年，他被调往广州市委宣传部。1981年，又被调入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人生的转折点
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于幼军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课题、搞研究”。也许正是因为在研究工作中感到了知识的欠缺，于幼军选择“边工作边读书”。从1980年到1985年，他花了5年时间，拿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本科函授文凭。
从1985年开始，于幼军花一年多时间集中精力做了一件事：和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书模仿当时最流行的金庸武侠小说的章回体格式，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原本枯燥的政治理论，变成了生动的通俗读物，深受青年人的欢迎，一时轰动全国，不仅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吸引了省市领导的注意。
很快，于幼军升任社科所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撰写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也要引进”的观点，在广东引起激烈的争论。最终，广州市委常委会通过了于幼军的报告，并把它作为广州市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986年成为于幼军人生中的转折点。他先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3个月后转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时年33岁。1993年他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主持文化宣传工作长达7年。1994年他成为省委常委，是当时广东省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博导为他“痛心”
记者这次到广州采访，问起对于幼军的看法，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不过，于幼军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教授叶汝贤，却第一次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我要谈谈于幼军在中大读书的经历，这是为了回应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测与谣言，也是为了客观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于幼军。坦率地说，此刻我对他非常痛心。”
早在于幼军攻读中大哲学系在职硕士学位时，叶汝贤就和于幼军相识。他当时对于幼军的第一印象是“稳重”。随着接触的增多，于幼军深厚的理论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令叶汝贤印象深刻。1995年，于幼军硕士毕业后，叶汝贤提议他继续读博。因为于幼军原来的导师刘嵘卧病在床，对于幼军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工作便由叶汝贤承担。
在叶汝贤心目中，作为学生，于幼军无疑是合格的。他很有天分，且读书刻苦，从不缺课。面对很多人对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质疑，叶汝贤进行了反驳：“他来家里看望我，从不带任何东西。只有一次，他看到我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衣，对我说：‘老师，我给您买件衬衣如何？’我没有答应，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他的学位是按时完成的。1999年夏，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中大哲学系讲学厅举行，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原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叶汝贤告诉记者，他和于幼军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5月。当时他到北京开会，于幼军得知后，特意邀导师小酌。此时，纪委已经在调查于幼军的相关案件。叶汝贤察觉到，于幼军的情绪“平静中有点消沉”。饭桌上，师生俩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书成为唯一谈资。于幼军强打精神对导师说：“以前很多书都没功夫看，现在可以好好读读了。”这次分别后，叶汝贤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不想评价他的仕途，但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无论到哪上上任，都希望给当地带来新东西。可他书生气太浓，可能做错事，自己却没有察觉。他始终是我的学生，我为他感到痛心。”
深圳起风云
有媒体统计过，于幼军的仕途和“7”这个数字有缘。他经过7年的历练，成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进入副省级干部的行列；又经过7年，于幼军于2000年4月出任深圳市市长，年仅47岁。
此时，深圳特区自成立19年来，第一次面临新的重大挑战——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和苏州迅速崛起，它们以金融、外资、高科技取胜的城市定位，和深圳的定位高度相似。一批著名企业离开深圳北迁，台商在长江三角洲的投资额超过了珠江三角洲，深圳引以为傲的“股市竞争力”和“人才吸引力”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圳以经济特区的身份享受了19年之久的各种优惠政策，将逐渐被取消。不少深圳人对前景感到担忧。
此时于幼军走马上任，既有信心也有压力。在2000年4月到2003年5月的3年时间里，深圳人对他主政期间的几件大事仍印象深刻：初步明确深圳新定位、建立深港经济合作区、正面参与“深圳，你被谁抛弃”大讨论、启动行政体制改革试点。但深圳人也不讳言：于幼军在离任时，一些改革措施和施政承诺并未完成。
与批评者对话
2002年11月16日，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2万字长文，发表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文中以大量的实例，对深圳市政府工作效率、官员忧患意识以及社会治安等问题，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引发了1400万人的广泛讨论。2003年1月3日，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闭幕式上，于幼军高调回应了此文：“只要深圳人不自己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6天后，于幼军出席一次颁奖活动，提出“要见一见”这篇文章的作者。
2003年1月19日上午9点，在广州市东风路的广东大厦，于幼军和文章作者进行了一场对话。
“市长您好，我叫呙（音同“郭”）中校。”
“你真是一文惊人啊！”坐在圆桌另一头的于幼军笑着说。
第二天，市长与网友对话的照片登上了《南方都市报》的头版。这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讨论，被海外媒体称为“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待续）原刊《环球人物》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00b05a75ae45b307e87101f69e3143323868f5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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