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述评 2

发布时间：2013-06-10 12:09:1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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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述评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全部解放。次日，素有儒将之称的陈毅率领大批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干部接管上海，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接管上海初期，为稳定大上海的经济，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本文仅就其财政金融政策略陈管见。

一、临危受命：处于瘫痪状态的旧上海财政金融体系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挑起内战，政府财政收支日益恶化。1945年赤字为11067亿元，1946年为46978亿元，1947年扩大为29.3万亿元，1948年1——7月猛增为434.6万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剧烈的通货膨胀政策搜括民财。上海作为旧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自然首当其冲。这可从上海市场物价、黄金、美钞的变化管窥抗战胜利后法币贬值的过程。

1945年10月，法币发行8059亿元，指数为500．48(以1937年6月的指数为1，下同)，上海市场美钞每元为法币932.31元，指数279.7，黄金每两57407元，指数为493，物价指数为378.63。就三价对法币的关系而论，美钞低44％，黄金低1.5％，物价低 24％。11月，物价开始弹跳，带动了黄金价格上升，与发行指数比，前者大55％，后者大13％。1946年法币的发行以每月11.3％曲速度递增，物价则递涨16.8％，黄金为11.9％，美钞为13％。 1946年1月，法币发行指数超过3000，这是法币贬值的起点。2月物价指数超过1万，金价指数超过5000，美钞价指数4000，6月份发行指数7000，物价指数超过3万，黄金指数1.6万，美钞指数量1.1万。10月份情况进一步恶化，发行指数1.47万，物价指数5。四万，黄金指数3．82万，美钞指数2．43万。

1948年，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不断刺激着上海市场。7月份物价指数达260万，黄金指数267万，美钞指数193万，发行指数29万，物价是发行的8.8倍，黄金是9.1倍，美钞是6.6倍。上海市场一片混乱，法币根本无法支持蒋介石内战军事的需索(因为法币的票面价值已低于或接受它的发行成本)。8月中旬止，黄金每两合法币5.4亿元，指数为463万；美钞每元合法币1109万元，指数为333万；物价指数493万，法币发行664万亿元，指数47万。法币终于彻底崩溃，由金圆券取而代之。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发行金圆券，同时，冻结物价，收兑金银外币，移存外汇，冻结工资，使整个上海陷入“金色恐怖”之中。据统计，到1948年10月底止，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共搜刮了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万两，银元21300万元，加上美钞、港币等，共值2亿美元。金圆券和法币一样不断贬值。有人形容当时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时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

不仅上海一般民众深受通货膨胀之苦，而且上海金融业也饱受通货膨胀剥夺，受到国民党政府因发动内战而采取的财政金融措施的控制和管理。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禁止票据抵用舰定客户存人的票据在未收妥之前，一律不准抵用。1948年2月规定除本票、汇票、汇款收据、保付支票外，概不抵用，因此付款行庄不得不大量开发本票或支付现钞。1947年9月交纳的存款，定期存款按10％，活期存款按15％提存中央银行，另外还要行庄保留库存7％——15％备用，行庄可以运用的资金只有存款的 70％左右。1948年6月17日中央银行规定未付的本票金额全部交存该行，增加了行庄资金周转上的困难。金圆券出台后，中央银行、方面限制行庄增资，规定半数应存中央银行，三个月内，非经核准不得动用，上海行庄约有7000万元被冻结。另一方面硬性压低利息，由8月19日的日息四角二分压低到8月底的一角零五厘，9月约为五分七厘，10月6日再低为三分九厘，行庄收人大减，不得不放暗息而设暗帐。

二、不辱使命：重构财政金融体系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次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毅任市长。面对处于瘫痪状态的上海金融体系，以陈毅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稳定金融、除旧布新的措施。

(一)整顿旧金融机构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伊始，即对旧上海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接管。据该委员会金融处的统计，接管的单位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中国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银行抬湾省银行、广东省银行、山西裕银行、亚东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市银行等，及属于伪国营银行系统的印制机构——中央印制厂、中国造币厂等”。（1949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因此，对四明、中国、国货、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新华信托储蓄等官私合股的银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同时派遣军事特派员进行监督。

除了对官营金融机构进行接管外，对于私营金融机构则采取保护和限制的办法，引导其为新上海的经济建设服务。以陈毅为司令员的华东军区司令部，于1949年8月20日公布的《管理私营辗钱业办法》规定：“私营银钱业可以经营存款、放款、票据贴现、内汇、抽汇、票据承兑、工矿交通公用文化事业之投资，代理收付款项等。但不得经营公私商号或其他银行钱业之股东(办法中允许之投资除外)，收买或承押本行庄之股票，购买非营业所必需之不动产，兼营商业囤积货物或代客买卖，设立暗帐或不准确实之记载，签发本票，收受军政机关公营企业之存款。”（1949年8月21日《解放日报》。）

在整顿旧金融体系的同时，上海于1949年6月1日设立了新韵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该行作为中央银行在上侮的分支机构，在上海新金融体系的重构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统一币制

上海解放前夕，市场货币流通极其混乱，既有恶性膨胀的金圆券，也有黄金、银元等硬通货，还有名目繁多的外币。上海一解放，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迅速采取种种措施，以新中国的本位货币——人民币统一上海货币市场。

上海市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制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规定”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伪金圆券为非法货币，自即日起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正是五月廿八日以前之一切债券、契约、合同等，均须按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巨额的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一切票子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但为照顾基本群众生活和使人民币占领市场，上海市军管会对上海市场流通的金圆券实行特殊的政策，在一定的期限内酌予收兑。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布告指出：“伪金圆券为非法货币……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六月五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人民币一元折伪金圆券十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因伪金圆券仍在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在市场使用不受第一次比价限制，人民币可按其贬值程度随时更改比价。军管会授权本市中国人民银行在准许伪金圆券流通期，随时挂牌公告……军管会责成本市人民银行自五月卅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据统计，截止至6月5日，上海全市为收兑金圆券共兑出人民币三亿五千余万元。

由于旧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当时市面上除了金圆券外，还有林林总总的各种外币。此外，黄金、白银、银元也作为准通货在市面流通。为使人民币作为唯一法币，统一上海货币市场，上海市军管会和华东军区司令部先后发布布告和命令，限期收兑收存外币，由政府经营和管制，不准外币在市场流通、买卖和计价结算。

对于各解放区发行的各种地区性的货币，华东、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一般是将其与人民币固定比价，暂作为人民币的辅币混合流通。由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和货币市场的特殊复杂的情况，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禁止各解放区发行的地区性的货币在上海流通。1949年5月29日上海军管会发布的布告称：“兹为统一本市流通货币，特规定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本位币外，其他各解放区所发行之货币一律不得在本市流通，亦不许在本市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政府及华东军区通过以上措施，最终使人民币很快统一了货币市场。它加速了上海经济混乱局面的结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三)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人民币统一上海货币市场并非一帆风顺。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不是一早晨就可以扫除干净的。银元贩子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利用“黄白绿”(黄是金，白是银元，绿是美元)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由于上海市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而黄金数量太少，于是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结果原来一块银元值人民币100元，一星期内就上涨到1400元。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银元投机者活动。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大楼，他们在该楼内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银元价格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各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人民币信用受到严重的威胁。

上海物价的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到影响。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先礼后兵”。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银元10万元，以使银元价格回跌。显然，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无法稳住市场。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陈毅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了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兵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8层高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 2000多人宣布了命令：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 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证券大楼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在盘查后释放，最后留下250名投机主犯被扣押带走。

这场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价格便从2000元猛泻到1200元。随着银元风波的平息，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根。

在公债发行方面，陈毅也主张采取稳妥的办法。他认为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在挤牛奶时，不可以把牛挤死。1950年3月12日，陈毅考虑到当时上海各阶级关系的紧张，亲笔起草并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发出了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要求在公债催交上采取松动一点的政策，建议上海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他曾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指出：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跟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478页。）正是在陈毅的努力下，中央决定对上海加以照顾，中财委同意上海公债尾欠缓交。

三、是非评说：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评析

陈毅一生并非以经济管理专家著称，而是以军事家、外交家显世。他主政上海时期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是在中国社会制度发展根本性变革的战乱时期展开的。评价他当年在上海的财政金融政策，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

1949年8月3日，陈毅以市长身份在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上，对过去两个月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作总结报告时，就军管时期上海的接管工作作了自我评价。他列举了以下几点：第一，接管工作不单纯是行政处理和技术处理，而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获得胜利到开始建设的过程中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第二，接管工作方针，既不采取急性办法，亦不采取迁就办法，而是采取稳步前进的、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第三，在接管工作中用民主方法动员人民配合接管。第四，缺点：情况不熟悉，业务知识不够，某些问题处理不够迅速，吸收有益意见不够广泛，各部门配合不够密切。（1949年8月7日《解放日报》。）应该说，陈毅对主政上海初期接管工作的自评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充分体现了“稳定前进的、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一方面他坚决执行党的财政金融政策，迅速整顿、接管了旧的金融体系，严厉打击金融投机，迅速建立了新上海的货币制度和体系，在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货币的大统一。这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市民生活的安定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根据上海市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制定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财政金融对策。如在对待各解放区发行的区域性货币上，他考虑到上海的实际情况(货币经济比较发达，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严格限制各解放区发行的区域性货币流入上海，以避免处于混乱状态的上海货币体系乱上加乱。在对待金圆券问题上，陈毅也照顾到普通市民的实际困难，采取各种措施酌予兑换。在财政政策方面，陈毅坚决反对“左”倾冒进观点，主张让上海市休养生息，减轻财政压力，宽缓公债发行期。1959年陈毅先后6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海工商业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引起中央和毛泽东对上海的关注，稳定了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

当然，由于“情况不熟悉，业务知识不够”，陈毅主政上海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也有欠妥之处。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远东地区最先进、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它在民国时期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海解放初期由于战乱频繁，通货膨胀。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几乎陷入停顿，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暂发挥不出来，一度成为金融投机的场所，且投机买卖集中于黄金、银元、美钞，在上海解放十几天里，黄金价格竟然上涨2.8倍，银元价格上涨2.7倍。为统一货币，使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某种方式的接管和整顿是必然的，但采用军事手段一举查封，且不再恢复证券交易则失之偏颇。因为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结构仍然是多种所有制并存，股份公司大量存在。股份经济的存在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证券交易所为之提供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充分发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特别是股票的交易功能。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史证明，社会主义阶段，市场经济、股份制等等并不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悖，证券交易所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场所，而同样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某种方式利用、限制上海证券交易所，打击其金融投机而保护其合法的证券交易，而不是采用军事手段消灭它，应是比较正确的选择，这样也有可能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和国家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当然，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是陈毅和陈云、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共同作出的，且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不可苛求陈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