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官员搞迷信活动：贪官将赃款放佛龛下求平安

新华网2016-01-07 21:47

　　新华网广州1月7日消息，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对党员干部组织、参与迷信活动作出明确的纪律处罚规定。

　　“新华视点”记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进行梳理发现，被中央纪委点名通报“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省部级官员有两名：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雪山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有近20名地厅级以上落马官员被媒体曝光迷信鬼神、风水。

　　专家认为，个别官员大搞封建迷信，甚至把迷信思想带入施政中，影响当地发展，败坏社会风气。新条例实施后，纪检监察部门要严格执纪，督促干部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

　　不问苍生问鬼神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披露的案件并调查发现，一些落马的贪腐官员曾上演算命看相、求神拜佛、结交“大师”、迷信风水等荒唐戏码。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本该用科学发展、执政为民的理念造福一方，却有人把风水观念、鬼神之说运用到工作中。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信风水，一些项目开工竣工，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

　　李春城被中央纪委通报“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李春城曾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改风水，有企业为此花费千万元；

　　成都一个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发生突发事件后，李春城安排道士为企业“作法驱邪”。

　　广东省揭阳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弘平甚至走火入魔“亲力亲为”，休息日头戴草帽，手拿风水罗盘，上山下乡看风水。2010年建成的“揭阳楼”、已经奠基的“榕江观音阁”、规划中的“金木水火土”五城门，处处显示他的风水观。

　　山东省农业厅原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单增德经“高人”指点，把办公桌放在办公室入口，正对着窗户，虽出入不便，但正好对着窗外阳光，美其名曰“向阳”，座位背后墙上挂上一幅山水画，所谓“靠山”。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一个地级市任书记时，为求官运亨通，听信“大师”，把市委大院的门封掉，在别的方向另开一门。

　　然而，风水神明保不了平安。他们最终锒铛入狱，受到党纪法律的严惩。

　　可悲的是，一旦陷入思想泥潭，这些人就会做出幼稚之举。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款，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祈求“平安”。河北省邯郸市国税局原局长许建恩，把赃物连同两尊金佛装进保险柜，运回老家埋在大树底下。案发后，他竟如此反思：“不该将佛埋在地下。”

　　假信仰真贪婪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热衷求神拜佛的官员表面上一脸虔诚，背地里却是利欲熏心。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武志忠把家里一间屋子专门装修成佛堂，供奉了近百尊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佛塔、佛画，把念经拜佛当作每天必修功课。但在供奉佛像的柜子下面，竟存放着近百张不堪入目的黄色淫秽光盘。

　　深圳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涉嫌贪腐过亿。办案人员发现，蒋尊玉家里专门有一间佛堂，供奉着十几尊佛像，但书柜里不见一本书，摆的全是烟酒、玉器、古董、字画。

　　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说：“这些人看似笃信风水和神明，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信，心里装的只有金钱和私欲。”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认为，不少官员一边拜佛一边敛财，所信所求都和个人利益挂钩，实际上是贪欲膨胀。

　　一些官员求神拜佛、结交“大师”，甚至是为了结成“佛友圈”“同盟体”。譬如，“大师”王林身边，活跃着一批形形色色的官员，影响十分恶劣。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观错位，把职责和岗位当成个人升官发财的途径，必须避免封建迷信绑架公共权力。

　　毛昭晖等专家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应是唯物主义者，沉迷封建迷信活动，是丧失党性、违背马列主义信仰的表现，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着力净化政治生态

　　专家认为，官员搞迷信活动，信风水、拜鬼神，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

　　例如，陈弘平在揭阳号召干部学风水，在他的影响下，揭阳及下辖县区不少党政机关办公室公然摆放神龛佛像，有的党员干部甚至在上班期间公开讨论风水话题。

　　发生如此荒唐闹剧，为何没被早些发现、早些查处？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干部信仰缺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权力缺乏约束。虽然对于封建迷信的禁止性规定一直都有，但过去执行不力，很多干部不以为然。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些要求蕴含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是其内核之一。

　　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处罚作出明确和细化。专家建议，必须强化执纪监督，让条例落到实处。

　　毛昭晖表示，纪律处分条例把封建迷信等内容重点提出来，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纪检部门必须加大执纪监督的力度。

　　广州市纪检干部建议，要关注干部的作风建设、信仰追求，抓小抓早，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庄德水说：“贪腐案件教训深刻，除了加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还要形成刚性约束、完善监督。”

(新华网)

南京贪官称受贿因经济压力：婚外生子没钱装修

2016年01月07日15:54 东方网

　　不熟悉的人送钱不收，关系不可靠的不收，直接送钱送物请求办事的不收，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经营性用地招拍挂等方面请其帮忙的不收——

　　“四不收”书记是怎样敛财的

　　“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认罪服法，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全部认罪，感谢检察机关对我的教育和挽救!”2015年8月19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溧水区原区委书记姜明重婚、受贿案。在法庭上，姜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达了深深的忏悔。前不久，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姜明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80万元;以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零三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80万元。

　　心理失衡

　　“慢慢接受了曾经反感的生活方式”

　　现年48岁的姜明，199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农工部工作。此后，历任集体资产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市委农工办秘书处处长等职。2001年4月调任南京市溧水县县长助理，2011年11月升任县委书记。

　　2005年元宵节，时任溧水区委组织部部长的姜明，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女青年肖菲，不久后两人非婚同居。2008年2月底，肖菲为姜明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后，姜明和肖菲决定买一套住房。因为两人没有多少积蓄，姜明便向一个朋友借了100余万元付了房款，迫于经济压力，房子一直没有装修。

　　2009年1月，姜明升任溧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与企业老板的接触开始频繁。他发现，很多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而自己身为一县之长，却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没有。每念及此，他的心里就十分不爽，对金钱、权力的认知也悄悄发生着变化。那些老板们富足挥霍的生活方式，曾让姜明十分反感，但随着与老板们接触的增加，他慢慢接受并开始羡慕这样的生活。

　　转眼到了2010年，姜明下决心尽快装修新房。但之前买房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哪有钱装修?情急之下，他想起了与自己交往甚密的王军。

　　几年前，南通商人王军来到溧水投资，因为工作关系，加之是老乡，俩人逐渐熟悉。其间，王军的公司多次遇到困难，姜明都及时帮助解决。在姜明的庇护下，王军在溧水的生意越做越大。王军对姜明心存感激，从2007年开始，每年春节前都会以拜年为名送上2000元。

　　此时，经济上遇到困难，姜明首先想到了王军。他打电话给王军，说有一个朋友要装修，钱先由王军垫付，以后他再和王军结账。见仕途一步步高升的姜明主动开口，王军不敢怠慢。装修结束后，王军共支付了近18万元装修款。

　　记者在判决书中发现，法院唯一一次认定姜明索取贿赂的对象也是王军。2011年初，姜明因为急需用钱，让王军帮自己筹集30万元钱，王军当即答应。第二天下午，王军便将存有3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姜明。

　　投桃报李

　　“收了70万心里不安，总想着给他帮忙”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肖菲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份尴尬，于是有了移民的想法。之后，姜明在一次饭局上遇到在溧水投资的刘峰，向他咨询移民的事，刘峰爽快答应帮忙。办理移民需要缴纳70万元的费用，也由刘峰一力承担。2011年上半年，肖菲顺利办理了移民手续。

　　一下子变相收了刘峰70万元，姜明有点儿不安，总想着有机会能给他帮忙。机会很快来了。

　　2011年下半年，刘峰在某镇拿了一块地，但地方政府没有及时交地，为此，刘峰打电话给姜明请求帮忙。姜明立即拨通该镇党委书记的电话，严厉批评交地太慢影响了开发商进场施工。受到姜明批评后，镇党委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安排专人负责加快拆迁进度，仅用20天时间便交了地。

　　2013年下半年，刘峰在溧水又投资了一个项目，此时已经升任区委书记的姜明，对政府和工业园区的有关负责人明确指示，要对该项目给予大力关心和支持。项目落户过程中，刘峰连提三个要求:项目所需要的土地指标一次性解决;以溧水党委政府名义出面协调将该项目用电价格降至最低;土地价格给予最低优惠。这三个条件，姜明一一答应，并责成相关人员解决。

　　因为刘峰的地价压得过低，项目所在地党委书记特意找姜明当面汇报此事。姜明对该书记指示:“这是个好项目，要算好大账，确保落户，政策上要灵活把握。”听了姜明的话，镇党委书记只得按照刘峰提出的价格将土地出售。同时，根据姜明的指示，相关部门对刘峰所需土地进行了一次性规划、分期供地的办法，保证了项目顺利进行。

窗体底端

蒋洁敏被抄家内幕：黄金珠宝数十件 现金上百万

发稿时间：2016-01-11 07:37:00 来源： 新京报 中国青年网

　　蒋洁敏夫妇居住的大石桥胡同某小区房舍，是中石油集团分给蒋洁敏的已购公房。小区于1999年建成，即使到了今天，仍是二环内最高档小区之一。

蒋洁敏、史奎英夫妇为蒋峰购买的北京市昌平区三水青清庄园别墅，案发后该房产已被查封。

史奎英工作过的青海油田驻京办已撤销，部分人员分流到青海油田北京疗养所。

　　原标题：蒋洁敏妻子敛财的“夫人路线”

　　涉嫌与丈夫共同受贿1000余万元，为蒋下属提拔调动吹“枕边风”

　　2013年8月底，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及其妻子，儿子被带走。2015年10月，蒋洁敏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其妻史奎英和其子蒋峰相关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蒋氏夫妇被查，源于在周永康指使下，蒋洁敏滥用职权为周滨、曹永正、李晓梅等人谋取利益，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等秩序，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源于蒋氏夫妇收取下属财物，为下属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案件知情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史奎英是中石油下属单位基层退休干部，然而，因其夫掌舵中石油，中石油各方大吏经常求上家门。她接受蒋洁敏下属宴请，请托，甚至越过蒋洁敏直接吩咐其下属做事。蒋洁敏被认定的受贿罪，财物多由史奎英收受；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与史有关。

　　史奎英收受钱物后，都会告知蒋洁敏。而部下向蒋洁敏提出要求，一直没有音信的，在送给夫人钱物、求夫人向蒋洁敏“做工作”后，往往能如愿以偿。

　　身为部级领导夫人，与大多数中国式传统家庭一样，遵循“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史奎英是“内掌柜”，掌握着家中财政大权。

　　与大多数母亲一样，史奎英溺爱独子蒋峰，送蒋峰钱物，并为蒋峰购买房产别墅。蒋峰则栽在他素日爱玩的改装车上，在中石油下属公司的一项技术合同中充当“掮客”谋利，收受4台汽车而落马。

　　夫妻同被查

　　蒋洁敏之妻史奎英，是中石油青海油田驻京办事处基层退休干部。蒋洁敏从青海调任中石油总公司后，史奎英随之调到青海油田驻京办，管理办事处资产。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某欧式豪宅小区。不少影视明星、国企高管均安家于此。

　　一幢楼的三楼某居室是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夫妇的家。2013年8月底，蒋洁敏和其妻史奎英、其子蒋峰被带走时，蒋峰的妻子正身怀有孕。

　　那一天，并不常来的蒋峰夫妻前来看望父亲，“当时是六点多钟，刚下班，蒋峰夫妻来了还没两分钟。来了一群便衣，带走了蒋洁敏。第二天带走了蒋洁敏的老婆和儿子，连司机家也抄了。”当时目睹的物业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

　　蒋洁敏是山东阳信县商店镇蒋家村人，史奎英则是邻镇河流镇人。史奎英比蒋洁敏小两三岁。蒋洁敏20多岁时，经人介绍与史结婚。育有一子蒋峰。

　　“蒋洁敏很朴素，有时会和媳妇一起遛弯，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当官的。”同住在大石桥胡同小区的邻居说。

　　与蒋洁敏的评价相反，“他老婆穿得不错。很刁，凡人不理。有次一楼有人停车堵住她家车位了，叫了物业的头头来，说话挺厉害。她回来时坐车，走也坐车，打交道不多。蒋洁敏是贫下中农的儿子，一步步走过来的，可惜了。”大石桥胡同蒋洁敏家所在小区的物业人员称。

　　蒋洁敏之妻史奎英，是中石油青海油田驻京办事处基层退休干部。蒋洁敏从青海调任中石油总公司后，史奎英随之调到青海油田驻京办，管理办事处资产。

　　现在，青海油田驻京办已撤销，人员分流到昌平郊区的青海油田北京离退休管理基地或青海油田北京疗养所。

　　“当时办事处哪有什么资产啊，房子是租的一个单元，只有三四台车，几台电脑，办公桌……没几年她就退休了。办事处上班其实也没什么事，高原地区的女职工50岁就可以退。”原办事处一位管理人员说。

　　与小区物业人员的评价不同，办事处管理人员对史奎英评价还不错：当时穿衣打扮一般，和大家差不多；那时办事处在黄寺大街，离中石油总公司和她家近，她按时上下班，不搞特殊；和同事关系不错，没架子。蒋洁敏调总公司当大领导后，青海油田领导来北京开会，蒋氏夫妇经常会来办事处看望，一起吃饭；青海局领导有时也到蒋家探望。

　房子上的腐败

　　王文沧安排孙某支付了华悦国际该房的购房款及装修款480多万元。史奎英支付给王文沧购房款160万。至案发时，差价款321万多元一直不曾支付。

　　新京报记者调查获知，2004至2013年，蒋洁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妻史奎英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共计1400余万元。

　　据了解，蒋洁敏、史奎英夫妇从中国华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处谋取了最多的利益。

　　案件知情人说，中国华油集团是中石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蒋洁敏为华油集团出力甚多。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石油有关领导曾提出将华油集团盈利的小油田开发业务收走。华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找蒋洁敏做工作，为华油保留了该盈利业务。蒋洁敏还支持华油集团将生活服务类业务发展到海外，并给予投资。2008年，华油集团增加了物业、国际两项重要业务，中石油集团向华油集团拨付资产和投资资金有50亿到60亿元，为保障华油集团的经济效益和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洁敏夫妇主动提出的帮助，大多是找华油集团王文沧的。

　　2008年春节过后，蒋洁敏夫妇要求时任华油集团总经理的王文沧为其装修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三水青清庄园别墅，王立即安排华油集团下属的北京阳光丽景装饰公司总经理杨某对别墅进行了装修，三个月左右装修完工，共花费近70万元，蒋夫妇未支付该笔费用，也未曾提过付款的事。

　　2008年年初，蒋父病重，蒋洁敏为照顾父母，想在北京市中心城区购买一套住房，就向王文沧提出帮助找房的要求。王安排时任华油下属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孙某办理，同年6月，孙某通过房产中介，选取了北京大屯里华悦国际的房子，蒋洁敏夫妇看后表示满意，要求王文沧将该房买下，登记在史奎英的名下，并尽快装修。同年7月，王文沧向与华油集团有合作关系的陕西某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孔某、上海某发展有限公司刘某各借款200万元，并安排孙某支付了华悦国际该房的购房款及装修款480多万元。同年11月，史奎英支付给王文沧购房款160万。至案发时，差价款321万多元一直不曾支付。

　　2009年6月，史奎英要求孙某帮助将位于西坝河北里小区的房子过户给蒋峰，王文沧安排孙某陪同史去办理，孙代为支付契税4万多元。然后送史奎英回家，史奎英在下车时，递给孙五万元，孙说不用给，史便没给钱。事后史告知了蒋洁敏。

　　2009年下半年，蒋氏夫妇商量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买套房，退休后居住，让王文沧办理此事，王将此事委托给与华油有合作关系的北京某公司法人代表王某办理，王某找到林翠东路国奥村一套房，蒋洁敏和史奎英看后满意，蒋当即要求王文沧将该房产买下，登记在史奎英名下。王文沧又要求王某出资办理，王某将该房产买下并登记在史名下，支付购房款、中介服务费税费950多万元。2011年3月，史奎英给了王文沧一张卡，卡上有二百余万。王文沧仅转出160万元。至案发时，总价差790多万元一直不曾支付。

　　除了上述装修、帮助支付购房款之外，王文沧还送给史奎英一件价值16.8万元的貂皮大衣。

　　案件知情人说，蒋洁敏受贿金额1400多万元中，约1200万元左右来自王文沧。蒋洁敏夫妇被查后，2013年9月，王文沧等华油高管也被调查。

　　夫人路线

　　知情人透露，蒋洁敏部下为获得提拔或调动，有时走蒋的路子走不通，也会通过史奎英来曲线救国，送给夫人钱物，求夫人向蒋洁敏“做工作”后，往往能如愿以偿。

　　知情人透露，蒋洁敏所犯受贿罪中的钱物，大多是部下获得提拔或者调动，或者支持下属工作、为下属单位谋取利益后，部下出于感谢所送；或生病时部下所送；也有少部分是接受部下请托收受的。大多由史奎英收受。

　　2012年春节前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项某某送给史奎英港元30万，以感谢蒋洁敏对其职务调动提拔的帮助。

　　中石油规划计划部主任吴枚分六次送给史奎英8万元服装提货卡、4万元购物卡。2012年7月，蒋在华西医院住院期间，吴前去看望，送给史奎英五万元。此前，蒋洁敏曾为吴枚从中石油股份公司规划计划部副总经理提拔为总经理提供了帮助。

　　2007年2月至2013年2月，蒋洁敏为时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廖永远职务调整提供帮助。200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廖安排司机给史奎英送购物卡共计16万元。

　　2013年春节前，中石油公司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宗某某安排下属送给史3万元购物卡。此前，蒋洁敏曾为宗从副局级提拔为正局级提供了帮助。

　　中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华林在职务调整上得到了蒋洁敏的帮助，2005年曾送给蒋1万美元。后送给蒋氏夫妇价值3.6万元及3.4万元金条各一根。

　　2012年7月，中石油集团纪检组长王立新为感谢并继续得到蒋对其分管工作的关照，借蒋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看病期间，以探望的名义送给史2万元。同年10月，王立新又到北京蒋洁敏家中送给史3万元购物卡。

　　2012年12月，蒋为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在油气田开发项目上谋取了利益，总经理李某某为表示感谢，2013年5月，请蒋夫妇在四川石油管理局驻京办吃饭，然后给了史8万元购物卡。

　　知情人透露，蒋洁敏部下为获得提拔或调动，有时走蒋的路子走不通，也会通过史奎英来曲线救国，送给夫人钱物，求夫人向蒋洁敏“做工作”后，往往能如愿以偿。

　　2007年底和2008年下半年，时任青海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的陈某某向蒋洁敏两次提出想调到平原地区工作，蒋洁敏没有回复。2008年12月，陈某某请史奎英给蒋做工作，称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合在高原工作，想调到内地好一点的地方。史奎英同意了。

　　史奎英将陈某某的想法告诉了蒋洁敏，很快，在蒋洁敏帮助下，陈某某调任中石油股份河南销售分公司总经理。2009年2月，陈某某夫妇到蒋洁敏家中向史奎英表示感谢，送给史10万元。

　　2009年和2012年春节前后，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总经理佟某某在北京请史奎英吃饭，先后共给了她3万元购物卡，事后史告知了蒋，并说了佟的正局一直没有解决，希望蒋给予关照。

　　2012年3月，蒋洁敏为佟提拔为正局级提供了帮助。2013年春节前，佟在北京请史奎英吃饭，又给了史3万元购物卡。

　　2007年下半年，史奎英向蒋洁敏提出买一辆车。蒋洁敏向时任中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某某提出要借一辆北京牌照的车给其妻使用，王以该公司国际勘探事业部的名义购买了一辆进口迈腾牌轿车，并在办理完登记手续后，送到蒋家楼下。直至案发，该车一直由史私用。此后，蒋为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在科技园项目上提供了帮助。

　　2013年9月，前述走夫人路线的中石油规划设计部总经理吴枚被调查；2013年8月，时任中石油集团副总、昆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李华林被调查；2014年10月，蒋氏夫妇落马一年后，王立新被调查；2015年3月1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被调查。

　　人去楼空

　　案发后，蒋洁敏夫妇和蒋峰的多处房产均被查封。蒋峰的岳父母陪同蒋峰的妻子就住到了大石桥胡同蒋氏夫妇这幢房子。“他们带着外孙女和出生不久的外孙子居住于此。”物业人员说，“儿子出生时，蒋峰都没看着。”

　　蒋洁敏夫妇居住的西城区大石桥胡同某小区房舍，是中石油集团购买后分给蒋洁敏的已购公房，蒋洁敏支付23万多元购买。小区于1999年建成，即使到了今天，仍是二环内最高档的小区之一。

　　当时，该小区房价为一平米一万二千元，而中石油分给蒋氏夫妇的房约220平米左右，折合人民币一平米一千多元。

　　这个当年在二环内最豪华的小区，仅四栋楼，每栋两个单元，五层或六层高，一楼为车库，小区居民非富即贵。小区现有一套与蒋家房产同样面积的在售房，售价为一千八百多万。

　　蒋家在该小区物业登记有三辆车：黑色大众、灰色广本、白色雪佛兰。“蒋洁敏老婆开的一个大众车，被带走时车被没收了。儿子蒋峰的车，还没上牌子，也被没收了。”小区物业人员说。

　　小区门禁森严，非联系好住户，不得进入。同样门禁严格的，还有登记在史奎英名下的北京大屯里华悦国际。史奎英被查封的那套是一梯一户。小区仅两栋楼环绕，东边是幼儿园，西边是大门，中间是大花园。物业称蒋家这户“没住过人。”

　　史奎英名下的林翠东路国奥村的房子，是紧邻奥森公园的高档小区，蒋家这栋是楼王位置，273.26平米，四室三厅。水系花木环绕，紧挨着小区健身房和游泳馆。2008年奥运会时，运动员们在这小区居住。中石化落马高管王天普在该小区也有房。

　　“这家没人住过，连窗帘都没挂。”小区物业人员说。

　　西坝河北里小区某楼1202室，是史奎英购买后，过户给蒋峰的房产，购房款加上过户费，总共花费174万元。

　　在小区物业看来，这一家住户人挺好，挺随和，看不出是大官的子弟。男主人三十多岁，大高个，胖，戴眼镜。

　　蒋峰爱玩车，喜欢改装车。物业称，他家好车和改装车很多。蒋峰的岳父一家原来也住这个小区，但“最近一两年没见着了。我们这里经常业主出国一两年，我们也不在意。”

　　史奎英蒋洁敏夫妇还为蒋峰购买了北京市昌平区三水青清庄园别墅，共花费320多万元。

　　这座蒋峰名下的别墅，外观还好，一楼小院一片衰败荒芜。物业人员说：“这家犯错误了，被抓了，抄走了字画等一堆东西。官不小，中石油的，这大官有时来住。”这样的别墅目前售价约为六七百万元。

　　案发后，蒋洁敏夫妇和蒋峰的多处房产均被查封。蒋峰的岳父母陪同蒋峰的妻子就住到了大石桥胡同蒋氏夫妇这幢房子。“他们带着外孙女和出生不久的外孙子居住于此。”物业人员说，“儿子出生时，蒋峰都没看着。”

　　案件知情人说，蒋峰栽在他素日爱玩的改装车上。在一项汽柴油在线调合项目中，蒋峰充当“掮客”谋利，涉嫌收受利益相关人车辆4台、相机、现金等财物达200万元。

　　蒋氏夫妇除受贿罪外，另有折合人民币1476万多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扣押蒋氏夫妇的家庭物品中，有黄金制品22件，珠宝玉石23件，手表23块，木制品2件，家具一套，字画5幅，共计价值一千余万元，此外，查扣现金一百余万元。

　　1999年，蒋洁敏由青海上调中石油集团担任重组与上市筹备组组长，一年后，中石油成功登陆美国和香港股市。时年45岁的蒋洁敏被视为中石油最具国际视角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少壮派”。同一年，蒋洁敏夫妇居住的欧式豪宅小区建成。十六年过去，小区里欧式雕塑的天使，个别已变得残缺不全。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封莉 北京报道

河南：入狱贪官羡慕嬉戏麻雀 看到它们大气也不敢出

2016-01-19 11:22:00大河网分享

278参与

　　核心提示： 宣讲会内容均取材于真实案例，尤其是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环节，几名落马官员的忏悔直击灵魂，让现场观众潸然泪下。

　　宣讲会内容均取材于真实案例，尤其是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环节，几名落马官员的忏悔直击灵魂，让现场观众潸然泪下。

　　142家省直单位一把手 18个省辖市纪委书记 出席了这场宣讲会

　　全省142家省直单位一把手与我省18个省辖市纪委书记，中央驻豫单位班子成员及部分内设机构负责人，各省辖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及副组长，省检察院厅级干部、中层正职等2200余人，齐齐出席。

　　这是一场由省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举办，省直工委、省检察院联合承办的预防职务犯罪送法进机关宣讲会，这个“小组”的组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副组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笃运、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均出席观看。

　　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看到麻雀“大气也不敢出”

　　“落马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意味着牢狱生活的开始，当然，更意味着失去自由。”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检察官侯军做了以《人生无彩排，且行且珍惜》为题的宣讲，在宣讲内容中，他提到了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的忏悔。

　　石发亮说，透过狱中狭小的铁窗，看到两只麻雀在追逐、嬉戏，他大气都不敢出，生怕鸟儿会飞走，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脸上满是羡慕。

　　他说：“过去，我到下面检查工作，住的是套房，吃的都是最有特色的；现在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和十多个人一起挤大通铺。听到窗外的鸟叫声，那是真亲切，它们可以飞来飞去，而我却离不开这里。”

　　省民政厅财务处原处长孟凡甫：退休前倒在仕途“最后的关口”

　　宣讲会上，两名曾经的官员现身说法，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一些观看短片的人也颇受触动，潸然泪下。

　　现年59岁的孟凡甫为河南省民政厅财务处原处长，2013年被我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2014年4月因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4年5月底送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改造。

　　孟凡甫后悔地说，已经工作了41年的他本来还有2年即将退休，却倒在了仕途最后的关口，“懊悔，懊悔，还是懊悔……”

　　（线索提供：刘立新 李昀芝）

　　职务犯罪的案例

　　受贿罪——退休后再收受好处

　　老王退休前是个主任，退休后，有一天正在公园遛弯时，遇见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李某，两人寒暄一阵后，李某将含5万元钱的银行卡塞到了老王手上。原来，这是两人曾经的约定：在职时先办事，等退休了再收受好处。

　　玩忽职守罪——将公章委托他人看管

　　高某是一名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因为急着办私事，数次将税务发票、公章委托给他人看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落马高官贪腐金额相近为何量刑迥异？

2016-01-19 07:11:00中国经济周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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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 资料图

　　原标题：落马高官的贪腐金额、情节相近 为何量刑迥异？

　　【特别报道】十八大后落马高官的罪与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北京报道

　　2015年底，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进入了密集审判期。

　　与此同时，有关贪腐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也在不断修改完善之中。

　　对贪腐罪的刑罚作出重大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影响未来贪腐案的判决。

　　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时，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已有25人所涉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其中20人已经作出终审判决。

　　从检方指控的罪名看，除了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玩忽职守罪落马之外，其他24位省部级高官均被指控受贿罪。除受贿罪外，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挪用公款罪，也是常见的指控罪名。包括周永康、蒋洁敏在内的8位高官因多项罪名而被数罪并罚。

　　从指控的贪腐数额看，这24位省部级高官平均每人的贪腐数额高达3208万元。其中，周永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三人被指控的贪腐数额超过亿元，贪腐数额最大的是周永康，高达1.2977亿元。

　　从量刑上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周永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三人，他们的受贿金额分别为1.2977亿元、 3558万余元、1073万余元。其余官员因受贿罪而被判处的刑罚在有期徒刑11年至有期徒刑15年之间，受贿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2012年以前，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官员，大多被判处死缓，例如，201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 贿1022万余元被判死缓，2012年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受贿1263万元被判死缓……2012年之后，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不满亿元的官员， 大多被判处无期徒刑，例如，2013年，薄熙来单独及与其妻、其子共同受贿的金额共计217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在这一年，受贿1223万元的山东 省原副省长黄胜以及受贿1919万元的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也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相比之前受贿金额在1000万左右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官员，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贪腐官员被判处的刑罚有些要轻许多。

揭发他人犯罪： 落马官员立功的重要途径之一

　　贪腐数额并非量刑的唯一标准。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受贿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例如，法院认定，周永康认罪悔罪，案发后主动要求亲属退赃且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为如实供述罪行、自首、重大立功、悔罪及积极退赃等情节，也获得了从轻、减轻处罚。

　　事实上，这24人中，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外，其他23人皆有不同程度的如实供述、认罪悔罪、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这些情节也不同程度地令贪腐高官们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受贿的条款明确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宽处理。

　　很多落马高官在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的悔恨陈述，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这也可能为其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万庆良痛哭流涕，对自己犯下严重的受贿罪行，表示万分悔恨。恳请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泪称，知罪、认罪、悔罪，尊重法庭的依法审判，请求法庭从轻处理。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数次哽咽、流泪表示，知罪，真心认罪悔罪，并接受依法惩罚，服从依法判决。

　　……

　　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这是争取从宽的认罪态度，很多贪官都能做到，但争取立功并不容易。

　　在这24位落马官员的案例中，万庆良、李春城、刘铁男、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均有立功表现。李达球通过检举揭发 他人犯罪实现了立功，万庆良也检举揭发了他人的重大犯罪行为，沈培平主动向办案机关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这已成为落马官员们实现立功的重要 途径。

　　刘铁男为了争取立功，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了关于如何反腐的建议材料。主要内容是结合他的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

　　只有陈柏槐当庭全盘翻供，否认了所有指控。他最终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受贿283万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判决明显重于其他官员。例如，同样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的蒋洁敏，受贿金额为1404万元。

　　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也是目前为止20起已宣判高官落马案中唯一一起上诉案。

贪腐金额、情节相近， 为何量刑迥异？

　　从目前已判决的案例看，高官们即使贪腐数额相近，争取从宽的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大致相近，但最后的量刑却差距甚大。

　　例如，贪腐4346万元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判处15年，受贿3979万元的李春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受贿3558万余元的刘铁男被判 处无期徒刑；例如，受贿1356万余元的阳宝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受贿1324万元的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同样也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金额则分别为2198万余元和 1132万余元，而从检方的指控看，李东生还有索贿情节。根据刑法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

　　司法机关对贪腐犯罪定罪量刑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从目前已经判决的十八大之后的高官贪腐案看，受贿2000万元以上不满亿元的，除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其他均为有期徒刑。

　　受贿1.2977亿元的周永康因从宽情节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缓。同样受贿过亿的万庆良、毛小兵将会如何判决尚未可知，但从检方的指控看，两人均有索贿的从重处罚情节。

　　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已经是刑事改革的大势所趋。这一原则在未来或许也会大量抑制贪腐犯罪死刑的适用。

吉林：落马贪官迷恋唱歌 进京开会有人一路陪唱(图)

2016年01月21日 07:25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图为蓝军接受组织审查。王慧晟摄

原标题：从破纪到破法的四次“病变”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蓝军腐败警示录

《扁鹊见蔡桓公》中，蔡桓公有病而不自知，结果从“疾在腠理”、“病在肌肤”，一直到“病在肠胃”、“病在骨髓”，终不可治。

讳疾忌医，必然病入膏肓。这里面“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道理，可谓振聋发聩。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松原市委原书记)蓝军小病不治，从开始的不讲规矩，发展到后来的“随波逐流”，从逐渐地沉沦其中，到最后的执迷不悟。这四次“病变”，让他破纪破法，断送一生功业，埋葬一家幸福。

1 “疾在腠理”——自负独断，不讲规矩

蓝军的忏悔：……在成绩面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骄傲自负更加膨胀，人也变得更加主观、更自以为是。愿意听表扬话、奉承话，听不进批评话、反对话，民主作风更加缺乏，接受监督约束的意识更加薄弱。

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

蓝军就是如此。作为吉林省曾经最年轻的县(区)委书记之一、最年轻的厅级领导干部之一，他在主政松原，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打开了自己的堕落之门。

2003年，蓝军从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调任松原市长。对松原的发展，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位曾经的同事告诉记者，只要不出差，蓝军每天早晨5点多，必带人去一线晨检，发现问题现场解决，无论刮风下雨，8年不曾中断。

在蓝军任期内，松原发生重大变化，GDP从吉林省倒数第3名跃升至前三甲，还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然而，伴随松原变化的还有蓝军自己。他从初到松原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变得骄傲自负，独断专行。尤其是2006年担任松原市委书记之后，他虚荣心膨胀，更是自我陶醉到了极点。2009年9月，他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习期间，代表学员到复旦大学演讲，自诩道：“松原人民已经把蓝军当成了符号”“最遗憾的是我到松原去晚了”。

他好大喜功，喜欢鲜花和掌声，喜欢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只愿意听表扬话、奉承话，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已成为常态。

他当过演员，喜欢唱歌，对别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忠告不屑一顾，不仅频繁出入松原各家高档歌厅，到外地出差期间，也是走到哪里“歌声飘到哪里”。他的“雅好”，成了别有用心者的绝好机会，一次他进京开会，竟然有人“陪唱”到了北京！

“觉得自己付出最多，贡献最大，似乎松原8年发生的变化，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蓝军“落马”后反思，“直至接受组织调查时，仍是虚骄心态，沉湎在所谓的成绩中不能自拔，认为自己是功大于过。最终结果只能是跌跤、失败。”

2 “病在肌肤”——“顺水推舟”，纪律防线崩溃

蓝军的忏悔：……送礼是人情往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国情，谁都改变不了。现今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拒绝会让人觉得你“不近人情”，不懂人情世故，是假清高，假正经。既然世风如此，不好拒绝，莫不如顺水推舟收下，免得大家难受，彼此尴尬。

调任松原后，蓝军一度很不适应。

以往“冷清”的门厅，逐渐“热闹”起来，尤其是节日前后，来客络绎不绝，顺带着各种红包、礼金。

起初，蓝军对此是抗拒的。到松原工作前，他下定决心，要成就一番事业，当个清官。但面对诱惑，他稍一放松，便一发不可收拾。

到松原不久后，蓝军父亲去世，松原有人知道后，专程赶到吉林市去看他，并送上“慰问金”。蓝军虽觉不妥，但转念一想，这是同事的一份心意，况且数额不大，碍于情面就收下了。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在廉洁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妥协。有了第一次的“收下”后，蓝军的纪律防线迅速“溃堤”。

2004年春节，面对越来越多的“拜年”人，蓝军觉得“情况复杂”，认为坚决不收已经不可能，特别是好像人人都是如此，自己何必再“假清高”，平白无故得罪人。仔细思量后，他也就“悄悄地”收了。

一步错，步步错。执纪人员告诉记者，面对所谓的“人情往来”，蓝军从客气推辞到大大方方地将红包扔进办公桌抽屉，没用太长时间“过渡”。次数多了之后，他的观念也随之转变，觉得“送礼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谁都不能改变，谁也不能完全拒绝”，“这些钱姑且也算对自己这么多年辛苦工作的一种酬劳吧”，在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中逐渐麻木。

有一次，儿子来看他，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别人送的红包给儿子，临了还说上一句：“看看，你老爸这官不白当吧！”

古人说，白袍点墨，终不可湔。意思是一领白袍着了墨，永远也洗不掉，以此警醒人们洁身自好，慎初慎微。蓝军无视纪律，“白袍”已被“墨迹”染黑，可他仍无动于衷，任由小过变大错，终至万劫不复。

3 “病在肠胃”——卖官鬻爵，利欲熏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蓝军的忏悔：……这时的送礼，也彻底变了味，既不是拜年、也突破了人情往来的界线，完全变成了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感情投资。再到后来，当有的人送二十万甚至更多的时候就成了纯粹的利益交换了。

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

在对“当家人”的脾气、禀性多次“试探”后，蓝军的部属和“朋友们”逐渐摸清了他的“底细”——从送礼时遮遮掩掩、迟迟疑疑不知如何开口，“进化”到明明白白地递上钱，当面提出请托事项。有的人怕找蓝军“帮忙”的人太多，干脆把姓名、银行卡密码、要办的事项等标注在信封上，扔下转身即走。

“自己犯错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放松。”蓝军在忏悔书里说，他从最初的决心不收、到碍于情面收、到悄悄收、到心安理得收，直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整个过程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完成。到后来，他价值观颠覆，根本不把纪律和规矩放在眼里，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2009年8月，蓝军带队到西藏看望援藏干部，援藏干部马某为了援藏结束后回松原能够谋个好职位，在拉萨送给他一张存有50万元的银行卡。蓝军本不想收，但转念一想，反正他是援藏干部，顺水推舟吧，只要自己同意，满足马某的愿望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于是把银行卡扔进了抽屉里。之后，马某又找机会送给蓝军一张豹皮和一张银行卡。

松原市国土局原局长陈建设和市交通局原局长姚敬实为了和蓝军拉近关系，日后能得到提拔重用，逢年过节都去“拜访”蓝军，送上红包，两人先后得到提拔，但2010年前后，都因受贿罪锒铛入狱。

松原市建设局原局长张某违规中午喝酒，在向上级检查组的汇报会议上，张某的汇报内容严重跑题，还借着酒劲儿与上级检查组发生口角。上级检查组要求必须追究其责任。而在蓝军的庇护下，张某仅受到了免职处理。为了感谢蓝军的出手相救，张某送上了10万元，蓝军没怎么客气就收下了。

蓝军的弟弟蓝某打着他的旗号，在松原承揽工程，同时还当起了“掮客”，替人找活办事，造成恶劣影响。当听到社会上的风言风语时，蓝军非但没有做出深刻检查，还自我开脱说：“毕竟亲情难以割舍，弟弟终究是自己的一奶同胞，他有事我不能不管。重点工程不让他参与就可以了。”

4 “病在骨髓”——执迷不悟，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蓝军的忏悔：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场人生噩梦，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也经常不断地在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今天的蓝军和昨天的蓝军是一个人吗？

松原，是蓝军人生的巅峰，也是他人生的“滑铁卢”。松原8年，他从经济社会建设的优秀领航者、“松原人民的儿子”蜕变成了让人戳脊梁骨的“土皇帝”、“松原人民的不孝子”，强烈的反差，让人唏嘘不已，也让蓝军自己难以接受。

接受组织调查后，蓝军一度非常抵触，觉得很委屈，认为松原8年，抛家舍业，起早贪黑，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不公平。“还觉得这是自己在松原工作时间长了，干事多，得罪人就多，是有人‘找碴儿’，故意整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黑色幽默，从松原回来后，组织上曾一度认为因为自己的付出，应该给予‘补偿’，没想到这下给‘补偿’进来了。”

“落马”之后尚且执迷不悟，遑论“落马”之前。那时，蓝军“居功自傲”，从心底深处觉得自己没啥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没那么严重。正是这样的错误认识，让他在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松原房地产开发商李某和蓝军熟识，一直以来蓝军对他“关照”有加。一次，在长春的酒席上，李某恭维蓝军：您在松原8年，付出那么多，贡献那么大，有空常回松原看看吧。蓝军却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你让我怎么回去啊，我在松原连个住处都没有！李某心领神会，马上提出要送蓝军一套住房。2013年，李某果真送给蓝军一套位于松原的住房，价值190多万元，蓝军觉得这是“朋友间的馈赠”，欣然笑纳。

2009年下半年，陈建设(因受贿服刑)征得蓝军同意，用公款为蓝军购买了一辆价值115万元的越野车，作为公务用车。2011年5月，蓝军调离松原市回省里工作后，将此车带回长春归自己及儿子使用，截至案发，此车发生的维修费、保养费、燃油费等均由公家支付。

蓝军落马后，组织上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说政策、讲纪律，让他对照四十多年前写的入党志愿书，重学党章。他手捧年轻时一笔一画写下的入党志愿书，几番泪眼蒙眬，夜不能寐，终于幡然悔悟，他在忏悔书里痛苦地写道——

“组织对自己寄予很大希望。自己曾是父母的骄傲，家庭的希望，晚辈们的励志楷模。如今这一切都化为乌有，成了过去……如果没出事，自己本可以很快地离开工作岗位，和家人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看看书、写写字、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如今这也都成了泡影，自己倒在了人生最后一里路上。”(本报记者李志勇通讯员巴石)

“大数据”分析，锁定“中标王”，终使贪腐县委书记露出马脚；一句 “玩笑话”，隐含重要线索，违纪副州长现出原形；豪宅背后有猫腻，“地方一霸”难逃天罗地网。

湖北巡视故事多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凌墨 王婧

“发现面上问题2145个，党员干部问题线索8292条。”2015年，湖北省不断创新巡视工作方式方法，精准发现问题，形成有力震慑。

“大数据”筛出“中标王”

2015年3月27日，郧西县委书记胡俟调任十堰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正县级）。就在有人认为胡俟会“平安”离开郧西时，湖北省纪委的一则通报打破了这一猜测——4月9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官网发布消息称，胡俟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湖北省委第四巡视组去年3月7日入驻郧西县后，不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胡俟的问题。巡视组认真查摆问题，掌握了胡俟生活作风及一些经济方面的线索，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但是，胡俟被立案审查后，对于经济问题一直不肯开口。而巡视组运用“大数据”分析提供的关键线索，再次打开问题调查的突破口。

“组长，通过调取审计、财政、信访、房地产等部门近年账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了一个‘中标王’，5年来中标郧西县197个项目，涉及多个领域！”5月28日凌晨，第四巡视组组长张振二正在房间整理资料，巡视组工作人员熊文斌拿着一堆材料冲了进来。

“好！细查项目，严查资金走向！”认真看过材料后，张振二签上了“速查回告”四个字。

随后，因涉嫌围标串标、借用资质、骗取批准土地使用权等问题，被称为“标王”的某企业老板被公安机关控制，第二天就交代了向胡俟一次行贿350万元的事实。

张振二告诉笔者，“大数据”分析法，即巡视组在巡视工作中将各职能部门的数据集中，用数据库分析技术进行信息比对、关联分析，发现党员干部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这种查找线索的方式针对的是所有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扩大了巡视的覆盖面，增加了追查问题的深度，提高了巡视的效率和准确度。特别是在民生资金、政府专项资金的使用比对上，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出相关问题和领导干部违纪线索。

据了解，目前“大数据”分析法已在湖北省委各巡视组推广。巡视组工作人员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发现了一大批民生资金、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成效明显。

顺口溜里有“真相”

“有时候，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可能就隐含着重要线索。”湖北省委第一巡视组组长王树华说，巡视工作基本要求是要接地气，接地气的途径必须听民声。而民间传言、戏言、玩笑话正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形式，从中可能发现许多问题线索。

第一巡视组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巡视期间，听到当地一句顺口溜：“我们这里穷，什么都没有，只有‘五大官员富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巡视组就此进行重点关注，深查细究原因，查出1名厅级干部、3名处级干部的问题线索。这名厅级干部，就是时任恩施州副州长的肖作文。

巡视组发现，肖作文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建设、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并存在个人作风问题。问题线索立即移交省纪委。2015年2月，省纪委对肖作文立案审查。经查，肖作文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肖作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当年4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湖北省巡视办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省委巡视组在某地巡视时听到群众反映：注册为按摩、足浴服务的某实业有限公司做工程，哪有“质量”可言；部分公职人员插手工程，哪有“公平”可言；县住建局一建筑公司靠卖资质创收，哪有“秩序”可言；监管单位分管领导不作为，哪有“保障”可言。由此，巡视组查出该地国家重点工程8亿多元的项目不招投标，并全部转包；3名公职人员带薪离职插手1亿多元的工程；违规出让土地少收出让金1.7亿元；部分工程质量很差等问题。

豪宅背后有猫腻

从民间顺口溜中发现问题线索，离不开认真细致的走访调查。湖北省委巡视组每到一地，通过开展问卷走访调查活动，深入基层，下沉一级、二级了解民意，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及时发现问题。

位于咸宁市通山县郑家坪村的“乐家新村”，占地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有着气派的大门、三层楼的酒店和一座形似福建土楼的三层圆形建筑，是集吃、住、休闲为一体的私家农庄，其主人是通山县公路局原局长乐小龙及其亲友。

2015年5月19日，湖北省委第七巡视组进驻通山县，不少群众向巡视组举报乐小龙的问题。

“他虽然只是副科级干部，但人称‘地方一霸’，在通山县能量很大。他曾被当地检察机关调查，但因各种原因无法定罪。事后，乐小龙竟跑到检察院，对办案人员大打出手，肆意谩骂。”第七巡视组下定决心：这样的人要一查到底。

巡视组兵分两路：一路到县公路局查账，发现时任副局长吴新政安排虚列水泥开支冒领修路款，而吴新政曾是乐小龙的司机；另一路到乐小龙家所在的郑家坪村暗访取证。后经深入了解，县公路局曾向郑家坪村拨款，部分用于“乐家新村”建设。

巡视组将问题线索迅速移交给咸宁市纪委。6月29日，巡视组还未离开通山，乐小龙、吴新政即被立案审查。

2015年7月13日，省委第一巡视组进驻荆州区，一封联合签名的实名举报信引起组长王树华的注意，多位村民反映荆北村党支部书记黄某“因受贿潜逃在外15年后，居然又回来当上了村支书”。

巡视组到该村走访并核查资料发现，黄某确实曾因盗窃自行车多辆被判刑3年，1997年又因共同受贿被开除党籍，此后潜逃在外15年。他还涉嫌贪污村集体资产、多套房产来历不明以及个人作风等问题。巡视组立即将该问题线索移交荆州区纪委处理。目前，黄某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陈凌墨 王婧）

辗转多地宴请，书记挨了“板子”

——福建省建宁县国有林场党支部书记多次违规宴请被查处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林凤都 李晓晖

违纪问题通报

2015年6月11日，福建省建宁县纪委通报了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下为其中一起：

经查，2013年5月至7月，建宁县国有林场党支部书记蔡世锋在三明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多次违规用公款宴请同班同学，共计花费3526元。2015年6月8日，经建宁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蔡世锋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赔所有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并在全县通报。

●事件回顾

因业务能力突出，2012年11月，蔡世锋从福建省尤溪县国有林场副厂长“跨县”调任建宁县国有林场担任党支部书记。

上任没多久，蔡世锋收到了“三明市委党校51期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入学通知书》，培训时间为2个月。揣着《通知书》，蔡世锋满心欢喜，心想：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外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次难得有2个月的学习培训时间，借此机会既可外出又可以结交不少同学。

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于2013年5月2日正式开学，蔡世锋如期到校报名，与来自三明各地的学员开始了他们的“校园生活”。学习课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短期的学习培训，也让蔡世锋倍加珍惜。

“同学一场不容易！今天咱们小组搞个集体活动如何？”5月8日，身兼班级小组长的蔡世锋，为增进同学感情，上午一下课，便向同学们提议搞个聚餐活动。

抵不住蔡世锋的盛情邀请，同学们便随他来到三明市梅列区某酒店。

“蔡组长，我们就吃个便饭，酒就不要喝了吧？”席间有同学提议。

“大家聚在一起是缘分，不喝点酒怎么能尽兴呢……”在蔡世锋的劝说下，同学们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之后蔡世锋付了2000元餐费，一路摇摇晃晃地回到住地。

过了几天，学校安排学生到沙县调研。调研结束后，蔡世锋为与来自沙县的同学加深感情，便邀请他们在沙县城关某酒家用餐，餐费花费200元。

6月15日，几乎是情景再现，蔡世锋又借联络感情的名义，盛情邀请了部分在市区的同学一起到市区某餐馆吃饭，蔡世锋支付了320元餐费。

培训结束前，学校安排学员赴安徽省合肥市参加异地培训考察。

6月27日，培训班来到了合肥市委党校进行异地交流学习。学习期间，蔡世锋又再次邀请同学聚餐，花费716元。

7月2日，整个培训班结束后他再次宴请了部分同学，消费290元。至此蔡世锋在短短2个月的培训中，辗转3地分5次宴请了同班同学，累计花费3526元。

回到单位后，蔡世峰将5次宴请同学的费用发票在单位财务室报销入账。

●查处经过

2015年3月初，建宁县纪委收到三明市纪委驻林业局纪检组关于蔡世锋涉嫌违纪案件移送函，反映该县国有林场党支部书记蔡世锋存在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

“在正风肃纪高压态势下，还有人敢顶风违纪，必须严肃查处！”建宁县纪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随即，调查组兵分两路，一路与市林业局纪检组取得联系获取更为详细的资料，另一路来到县国有林场调阅了财务账本寻找证据。

根据线索，调查组很快在建宁县国有林场的财务账本中找到了相关凭证，待收集整理完后，调查组立即对蔡世锋进行约谈。

“群众反映你超标准接待和违规公款吃喝，请你如实交代！”调查组开门见山。

“我们接待都按标准操作，并没有违纪。”面对调查组人员的询问，蔡世锋狡辩道。

“2013年在市委党校参加培训期间你都做了什么？”

见调查组问有所指，蔡世锋顿时慌了神儿。

“我想想……”蔡世锋故作疑惑，“对了，我请同学吃过几次饭，不过都是自己掏的钱。”

“自己付的钱？那你看看这些是什么！”调查组人员看蔡世锋仍心存侥幸，就将其报销的发票亮出来。

看到证据，蔡世锋一时语塞，交代了自己的违纪行为。

案件到此水落石出。经查，建宁县国有林场党支部书记蔡世锋违规公款吃喝，共计花费3526元。2015年6月8日，经建宁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蔡世锋党内警告处分，责令其退赔所有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并在全县通报。（林凤都 李晓晖）

从教授到贪官的自毁之路

——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严重违纪问题剖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顺和 韩逢华

图为栾庆伟接受组织审查。 （图片由辽宁省纪委提供）

栾庆伟踏入仕途之前，是一个出色的学者，30多岁很快从助教、讲师晋升到副教授、教授，至今在各大学术期刊上，还能检索到他发表的论文。因为能力突出，踏上仕途后，他也为人们看好，认为他会干成一番事业。

从政后，由于组织的悉心培养，栾庆伟也的确一帆风顺，很快成为正厅级干部，担任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

可惜的是，权力的增大，并不意味栾庆伟党性的增强。他躺在“功劳簿”上得意忘形，独断专行，无视党的纪律和规矩，“贪权、贪钱、贪色”，逐渐堕入腐败深渊。

2015年9月1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栾庆伟接受组织调查。同年12月22日，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官做大了，思想境界却大跌

栾庆伟出生于普通农家，艰苦的环境成为他不断奋进的动力。

1986年，大学毕业后的栾庆伟被分配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作。那时的他刻苦钻研、勤奋敬业，30多岁很快从助教、讲师晋升到副教授、教授，成为全校甚至全国比较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并被任命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1年栾庆伟完成“跨界转型”，担任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后来历任大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等职，2013年任抚顺市市长，成为正厅级干部。

从知名教授到正厅级官员的成功“跨界”，使得栾庆伟成为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但他遭遇了人生“滑铁卢”，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栾庆伟曾经是一个工作能力较强，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他在信息产业局工作期间，积极发展软件产业，高水平承办了中国软件交易会，特别是为引进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资项目英特尔项目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认可。

然而，官做大了，他的思想境界却停滞不前，甚至开始退化。在他思想深处，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栾庆伟追忆往事时说，当时就是想多付出，多贡献，同时也不隐讳地说，只有工作好了，才能够升官，最后才能够挣大钱、光宗耀祖。

他忏悔说：“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般家庭都开始淘汰黑白电视、更换彩色电视，而我们只能用别人家替换下来的黑白电视，后来黑白电视人家也要走送给了农村亲戚看。那时我经常感叹，这日子过的，没有钱真的不行啊！”

可惜的是，早年的贫穷经历没能使他珍惜奋斗所得，反而变成他疯狂敛财的“借口”。他在大学工作期间，拼命搞科研挣科研经费，给学生上课挣讲课费。到了政府机关后，他拜服于权力的“魔力”，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来圆自己的发财梦，最终走上不归路。

迷信大师，向“鬼神”寻求寄托

2007年5月，栾庆伟调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并明确为副市级干部。

据当地人士介绍，出任园区一把手后，栾庆伟变得霸道起来，经常当众呵斥下属，他主持的会议，如果有人迟到，还会被罚站。他身上的儒雅之气虽说还在，不过兴趣却发生了改变，每天中午坚持学外语的习惯不见了，倒是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热衷。

最想得到的，最害怕失去。栾庆伟对权力、金钱的追求永不满足，正是这种贪得无厌，使栾庆伟心中充满了欲望和动力，不惜使出浑身的解数。为了“得偿所愿”，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无视组织纪律，更背弃了对党的信仰，“不问苍生问鬼神”，大搞迷信活动，试图借助“超自然或神秘力量”，为自己增添“成功”的筹码，让贪欲得到最大的满足。殊不知，只要触碰党纪国法，无论哪路神仙都保不了。

2007年，栾庆伟到大连高新区工作以后，见过的几个“大师”都说他的命很好，一生顺利，官运亨通。有的“大师”还能预测他什么时候能当什么官。由于对权力和金钱的迷恋，此时的栾庆伟已经完全把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寄望于“大师”的预测上。2015年以来，他听到社会上关于调查他的一些传言，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和一个著名“大师”见了面，这位“大师”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分手后，“大师”还发信息告诉他：“确实没有问题，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

栾庆伟在忏悔书中写道：“难道这叫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这叫真的有惊无险吗？现在看来，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相信什么所谓大师是何等愚蠢！”“迷信就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落马的栾庆伟，与其说是迷信鬼神，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和金钱。

“迷信心态”引领下，栾庆伟抵制各种诱惑的能力急剧下降。他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趁妻子、儿子在国外期间，与两名女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一女。为了满足这两个女人对金钱的需要，他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敛财，给她们买房买车，供其大肆挥霍。

不收小钱，做起“两面人”

权力是什么？

在栾庆伟眼里，权力就是为个人及家属谋利的“利器”，就是与他人利益交换的“筹码”。在对权力的理解中，栾庆伟谈道：“我之所以一直不断地追求权力，主要是因为我对权力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尽管口口声声说，权力是组织给的，是人民给的，用权要向组织负责，要为人民服务。但从骨子里还是觉得，权力是靠自己努力和奋斗得来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地位，有了金钱，也会有美色，有了权力就应高朋满座、歌舞升平。”

2007年以来，栾庆伟破纪破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

栾庆伟在收钱时，挖空心思，为掩人耳目，他对下属的钱、小企业的钱一概不收，巧妙伪装，借以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而实际上，他贪婪的目光始终盯着与他权力沾边的老板。在给他送钱的人中，不少是企业负责人。他九十高龄的父亲对他知之甚深，反复提醒他，希望他不要做违规违纪违法的事，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可惜的是，他表面应诺，私底下一点也没听进去，根本没当回事。

2007年6月份，开发商王某出资建设研发中心，建成后高新区回购。大楼建成后的某天晚上，王某约栾庆伟在一个茶馆喝茶，谈了一些项目情况，临走时给栾庆伟留下一盒茶，盒内有5万美元。栾庆伟说：“第一次收这么多钱，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还是留下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此后，栾庆伟经常到王某开办的体检中心，晚饭后喝个茶，谈谈有关情况，分手时王某都要在栾庆伟车上放笔钱。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某到栾庆伟办公室汇报一下项目情况，临走时将一个塑料袋放在栾庆伟办公桌上，说是图纸请栾庆伟看看，档案袋里装了一大笔美元。栾庆伟没有拒绝。

开发商冯某和栾庆伟熟识，2009年以来，冯某多次到栾庆伟的办公室汇报项目情况，栾庆伟帮助他们协调解决了不少问题。201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冯某说给栾庆伟送点水果，将一个黑色皮箱子放在栾庆伟的车上，栾庆伟打开之后发现是一大笔人民币。栾庆伟在交代时说：“其实，嘴上说是水果，里边究竟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

“栾庆伟的德与才，是无法匹配和驾驭手中的权力的，他最终成为权力的俘虏，是必然的。”栾庆伟案发后，他的同事这样告诉执纪人员。

栾庆伟“落马”后忏悔说：“总觉得，行贿受贿社会上很普遍，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了不起。别人不出事，怎么就偏偏我出事。而且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都是自愿送的，甚至是三番五次、推都推不掉，又不会有人告发检举，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抱着这样的想法，怎能不“落马”！（李顺和 韩逢华）

紧要关节的“第一次”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米博华

正如吸毒，一旦有了“第一次”，想收手就太难了。因为，对某些人来说，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强迫症，成为兴奋点，成为每天都要琢磨的“业务”，甚至成为破罐子破摔的理由。这些，都鬼使神差地驱使着某些人走向深渊。

人生的紧要关节之处，往往就是一两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那是悟道之语、经验之谈。

从预防职务犯罪角度看，“第一次”尤为值得研究。许多腐败分子大都对“第一次”记忆深刻、感受复杂。谈道，突破“第一次”，意味着“三观”的溃堤，是人生的滑坡，而且很难再走回头路。

归纳一下，“第一次”大约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内心挣扎。绝大多数官员一开始就很清楚贪污受贿是犯罪行为，可能面临严重后果。所以，“第一次”往往在是与非、智与欲、失与得等方面反复思量、平衡。

当一个人抵抗力和免疫力较强较高时，可以由良心做出选择，由理智做出判断。一个成年人，面对诱惑，心智有波动，这并不奇怪。可惜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较强的思考力、自制力。尽管内心矛盾重重，还是欲望战胜理智，战战兢兢、犹犹豫豫，却向着错误方向滑出了第一步。

二是，窃喜得手。东窗事发，通常不会是“第一次”。原因是，人在试水时比较小心，绝少放肆，不敢“鲸吞”；而是小打小闹，小搂小耙，很难马上暴露。这种经历恰恰帮助邪恶欲念悄悄生长。

可怕的是，一个人“第一次”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好处时，内心体验是“妙不可言”的：诚实劳动需要磨炼手艺，需要付出汗水，需要长时间努力；哪怕得到一点点成果，都会感到来之不易。而贪污受贿所得，却像魔术一样“神奇”，只要弄权使权，就会有十万计、百万计的金钱像鱼儿一样游来。一旦沉溺其中，便无法自拔。

三是，从恶如崩。正像由偷而盗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过程，“第一次”违纪与以后的违法，“第一次”违法与以后的犯罪，有着明显的逻辑关系。正如吸毒，一旦有了“第一次”，想收手就太难了。因为，对某些人来说，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强迫症，成为兴奋点，成为每天都要琢磨的“业务”，甚至成为破罐子破摔的理由。这些，都鬼使神差地驱使着某些人走向深渊。

这里对“第一次”的概述未见得准确，意在说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应该更加注重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要设法有效阻止“第一次”发生。

不是说，一个人有了“第一次”就不可救药。纠正错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值得鼓励。这里要强调的是，有些毛病、有些问题，尽管只是苗头，也要强力纠正，否则就会迅速扩散，后果可怕。在这方面，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其中的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许多方面都会经历“第一次”。在这些关口，正确的选择，可以导引着人走好有意义的一生；反之，错误的决定，则一定会导致数不清的问题和祸患。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神仙。是人，就会有缺点甚至有弱点，但为什么选择会有天壤之别，命运会是截然不同？或许还应该经常想一想，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守着金山银山，却未曾有过贪念；有的人手握人财物大权，却从不敢滥用私用。

古人有很多专门讲“慎始”的名言，比如，《说苑》有云：“不慎其前而悔其后，嗟乎！虽悔无及矣。”别等到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再痛哭流涕。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天尤人毫无道理，毫无意义。

把这事想明白了想清楚了，也许我们在面对无数“第一次”的时候，会变得聪明一些。（米博华）

自恃“高明”狂敛财，违反纪律堕深渊

——福建省政和县国土资源局土地收储中心原主任林高明违纪问题剖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仕丽 范先荣 江振流

2003年，42岁的林高明被提拔为福建省政和县国土资源局土地收储中心负责人，2007年转任主任。

有了权力后，林高明常常与一些老板交往，看他们穿名牌、开好车、吃大餐，心中很是羡慕，时常想：“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变成有钱人？”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给他出谋划策：“收储中心管的不少！要把权力用起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想到自己得了中晚期肝硬化，确实要赚些钱到大医院好好治疗，林高明权衡利弊，下定决心：以后办事情先考虑有无好处，如果有好处就做，没有就拖着不办。

多行不义必自毙。2013年7月，林高明因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被调查。同年8月21日，因严重违纪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唯利是图——

做不做就看有没有好处

在众多的供地审核业务中，林高明首先“瞄准”的是拟拍卖地块的土地评估项目。经过多家比对，他指定了一家中介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因为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朋友”，相对保险，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给的回扣最高，按照项目收费的40%比例“返还”。2006年至2012年，林高明介绍了13个项目给该评估公司，从中收取了10.7537万元回扣。然而，他依然不满足，总觉得赚钱的路子太窄。

应该怎样发财呢？经过一番思考，他想出了一个“生财妙方”。

2009年开始，政和县大力发展工业项目，工业用地大幅增加。仔细研究相关文件后，林高明从中发现了一个“商机”：“农地转用”（将农地改变用作住宅用地、工业用地等非农用地）中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报批时都要做地质灾害评估。经介绍，林高明联系了某地质勘查院院长陈某某。电话中，林高明直言不讳地向陈某某提出：“我给你介绍业务，你能给我多少返还？”得知可以有收费总额的45%返还款时，林高明与陈某某一拍即合。

为能得到更多利益，林高明不顾实际，对所有申报“农地转用”地块业主都提出了地质灾害评估要求，而且有意无意地告诉业主，自己可以“介绍”中介机构。起初，有的外地业主没有“领会”他的暗示，找了不是他指定的公司做评估，于是，林高明便故意拖延，找各种理由不出具审核用地批准书。几次后，业主们学乖了，纷纷找他“帮助”介绍业务。从2010年至2013年，林高明“介绍”业务36次，从中获取了16.6811万元回扣。

肆无忌惮——

有没有利就看自己敢不敢做

2006年4月的一天，林高明参加老乡聚会时认识了从事地质勘探业务的邱某。得知林高明在国土部门工作后，邱某希望能得到“关照”，并承诺给予高额回报。同年5月，政和县七星商业城项目启动。林高明立即找到项目公司老板郑某，表示如果商业城要做地质勘探，自己可以介绍几个朋友，郑某答应了。于是，林高明很快从邱某手上拿到了第一笔“介绍费”3000元。

“只要敢说敢做，钱来得就这么轻松、这么快。”林高明非常得意。2006年至2012年，他积极向老板们“推荐”邱某，从中拿到了总计6.9万元的“介绍费”。

张某是某工程测绘院的工程师，由于他承诺的回扣比例较高，得以“脱颖而出”，一度成为林高明的固定“合伙人”。

2005年至2010年，林高明给张某介绍了9个勘界业务，自己从中获得6.2万余元。可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加，林高明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赚的却不够多”，嫌张某“不识抬举”。于是，从2010年开始，林高明“撇开”张某，重新物色了一个“合伙人”游某。仅仅两年多时间，游某便通过林高明承接了17项土地勘界业务，林高明也“受益匪浅”，从中牟利34万余元。

明拖暗卡——

办不办就看对方懂不懂“事”

2011年8月，经营政和县石屯加油站的陈某欲将占地482平方米的加油站转让给中石油公司。但是，这个地块原本属于商住用地，按照规定得先办理土地收储手续，才能以商业用地出让。

陈某到土地收储中心递交了相关材料，申请办理。林高明告诉陈某，土地评估价格要1平方米700多元。陈某一听吃惊不小，问能否便宜点。林高明假意表示会帮忙。但此后，陈某一找林高明，他就以公务繁忙为由推托。

眼看两个月就要过去了，可是用地手续依然没有眉目，转让期限也快到了，心急如焚的陈某这才意识到：林高明是在故意拖延，得“孝敬”他。陈某马上到林高明的办公室，送上1万元现金，林高明假意推辞一番便收下了。

陈某以为送了钱，林高明肯定会马上办理，可是两个星期一晃而过，林高明仍不见动静。无奈之下，陈某只好再奉上1万元现金。眼看陈某挺“懂事”，一个星期后，林高明终于将用地审核手续交到了陈某手上。

另外一家加油站的黄某，也有着与陈某相同的遭遇。由于用地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黄某先是奉上2000元，见没动静，又送了8000元。但林高明依旧不办。直至2013年7月，纪检监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开始对林高明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忐忑不安的林高明才急忙找到黄某，称事情办不下来，将1万元退给了黄某。

2014年3月17日，政和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林高明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林高明当庭表示服罪。2014年5月，林高明被开除公职，同年7月，被开除党籍。(陈仕丽 范先荣 江振流)

从破纪到破法的四次“病变”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蓝军腐败警示录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本报记者 李志勇 通讯员 巴石

图为蓝军接受组织审查。王慧晟 摄

《扁鹊见蔡桓公》中，蔡桓公有病而不自知，结果从“疾在腠理”、“病在肌肤”，一直到“病在肠胃”、“病在骨髓”，终不可治。

讳疾忌医，必然病入膏肓。这里面“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的道理，可谓振聋发聩。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松原市委原书记）蓝军小病不治，从开始的不讲规矩，发展到后来的“随波逐流”，从逐渐地沉沦其中，到最后的执迷不悟。这四次“病变”，让他破纪破法，断送一生功业，埋葬一家幸福。

1 “疾在腠理”——自负独断，不讲规矩

蓝军的忏悔：……在成绩面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骄傲自负更加膨胀，人也变得更加主观、更自以为是。愿意听表扬话、奉承话，听不进批评话、反对话，民主作风更加缺乏，接受监督约束的意识更加薄弱。

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

蓝军就是如此。作为吉林省曾经最年轻的县（区）委书记之一、最年轻的厅级领导干部之一，他在主政松原，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打开了自己的堕落之门。

2003年，蓝军从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调任松原市长。对松原的发展，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位曾经的同事告诉记者，只要不出差，蓝军每天早晨5点多，必带人去一线晨检，发现问题现场解决，无论刮风下雨，8年不曾中断。

在蓝军任期内，松原发生重大变化，GDP从吉林省倒数第3名跃升至前三甲，还被评为“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然而，伴随松原变化的还有蓝军自己。他从初到松原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变得骄傲自负，独断专行。尤其是2006年担任松原市委书记之后，他虚荣心膨胀，更是自我陶醉到了极点。2009年9月，他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习期间，代表学员到复旦大学演讲，自诩道：“松原人民已经把蓝军当成了符号”“最遗憾的是我到松原去晚了”。

他好大喜功，喜欢鲜花和掌声，喜欢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只愿意听表扬话、奉承话，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已成为常态。

他当过演员，喜欢唱歌，对别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忠告不屑一顾，不仅频繁出入松原各家高档歌厅，到外地出差期间，也是走到哪里“歌声飘到哪里”。他的“雅好”，成了别有用心者的绝好机会，一次他进京开会，竟然有人“陪唱”到了北京！

“觉得自己付出最多，贡献最大，似乎松原8年发生的变化，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蓝军“落马”后反思，“直至接受组织调查时，仍是虚骄心态，沉湎在所谓的成绩中不能自拔，认为自己是功大于过。最终结果只能是跌跤、失败。”

2 “病在肌肤”——“顺水推舟”，纪律防线崩溃

蓝军的忏悔：……送礼是人情往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国情，谁都改变不了。现今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拒绝会让人觉得你“不近人情”，不懂人情世故，是假清高，假正经。既然世风如此，不好拒绝，莫不如顺水推舟收下，免得大家难受，彼此尴尬。

调任松原后，蓝军一度很不适应。

以往“冷清”的门厅，逐渐“热闹”起来，尤其是节日前后，来客络绎不绝，顺带着各种红包、礼金。

起初，蓝军对此是抗拒的。到松原工作前，他下定决心，要成就一番事业，当个清官。但面对诱惑，他稍一放松，便一发不可收拾。

到松原不久后，蓝军父亲去世，松原有人知道后，专程赶到吉林市去看他，并送上“慰问金”。蓝军虽觉不妥，但转念一想，这是同事的一份心意，况且数额不大，碍于情面就收下了。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在廉洁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妥协。有了第一次的“收下”后，蓝军的纪律防线迅速“溃堤”。

2004年春节，面对越来越多的“拜年”人，蓝军觉得“情况复杂”，认为坚决不收已经不可能，特别是好像人人都是如此，自己何必再“假清高”，平白无故得罪人。仔细思量后，他也就“悄悄地”收了。

一步错，步步错。执纪人员告诉记者，面对所谓的“人情往来”，蓝军从客气推辞到大大方方地将红包扔进办公桌抽屉，没用太长时间“过渡”。次数多了之后，他的观念也随之转变，觉得“送礼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谁都不能改变，谁也不能完全拒绝”，“这些钱姑且也算对自己这么多年辛苦工作的一种酬劳吧”，在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中逐渐麻木。

有一次，儿子来看他，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别人送的红包给儿子，临了还说上一句：“看看，你老爸这官不白当吧！”

古人说，白袍点墨，终不可湔。意思是一领白袍着了墨，永远也洗不掉，以此警醒人们洁身自好，慎初慎微。蓝军无视纪律，“白袍”已被“墨迹”染黑，可他仍无动于衷，任由小过变大错，终至万劫不复。

3 “病在肠胃”——卖官鬻爵，利欲熏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蓝军的忏悔：……这时的送礼，也彻底变了味，既不是拜年、也突破了人情往来的界线，完全变成了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感情投资。再到后来，当有的人送二十万甚至更多的时候就成了纯粹的利益交换了。

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

在对“当家人”的脾气、禀性多次“试探”后，蓝军的部属和“朋友们”逐渐摸清了他的“底细”——从送礼时遮遮掩掩、迟迟疑疑不知如何开口，“进化”到明明白白地递上钱，当面提出请托事项。有的人怕找蓝军“帮忙”的人太多，干脆把姓名、银行卡密码、要办的事项等标注在信封上，扔下转身即走。

“自己犯错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放松。”蓝军在忏悔书里说，他从最初的决心不收、到碍于情面收、到悄悄收、到心安理得收，直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整个过程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完成。到后来，他价值观颠覆，根本不把纪律和规矩放在眼里，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2009年8月，蓝军带队到西藏看望援藏干部，援藏干部马某为了援藏结束后回松原能够谋个好职位，在拉萨送给他一张存有50万元的银行卡。蓝军本不想收，但转念一想，反正他是援藏干部，顺水推舟吧，只要自己同意，满足马某的愿望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于是把银行卡扔进了抽屉里。之后，马某又找机会送给蓝军一张豹皮和一张银行卡。

松原市国土局原局长陈建设和市交通局原局长姚敬实为了和蓝军拉近关系，日后能得到提拔重用，逢年过节都去“拜访”蓝军，送上红包，两人先后得到提拔，但2010年前后，都因受贿罪锒铛入狱。

松原市建设局原局长张某违规中午喝酒，在向上级检查组的汇报会议上，张某的汇报内容严重跑题，还借着酒劲儿与上级检查组发生口角。上级检查组要求必须追究其责任。而在蓝军的庇护下，张某仅受到了免职处理。为了感谢蓝军的出手相救，张某送上了10万元，蓝军没怎么客气就收下了。

蓝军的弟弟蓝某打着他的旗号，在松原承揽工程，同时还当起了“掮客”，替人找活办事，造成恶劣影响。当听到社会上的风言风语时，蓝军非但没有做出深刻检查，还自我开脱说：“毕竟亲情难以割舍，弟弟终究是自己的一奶同胞，他有事我不能不管。重点工程不让他参与就可以了。”

4 “病在骨髓”——执迷不悟，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蓝军的忏悔：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场人生噩梦，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也经常不断地在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今天的蓝军和昨天的蓝军是一个人吗？

松原，是蓝军人生的巅峰，也是他人生的“滑铁卢”。松原8年，他从经济社会建设的优秀领航者、“松原人民的儿子”蜕变成了让人戳脊梁骨的“土皇帝”、“松原人民的不孝子”，强烈的反差，让人唏嘘不已，也让蓝军自己难以接受。

接受组织调查后，蓝军一度非常抵触，觉得很委屈，认为松原８年，抛家舍业，起早贪黑，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不公平。“还觉得这是自己在松原工作时间长了，干事多，得罪人就多，是有人‘找碴儿’，故意整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黑色幽默，从松原回来后，组织上曾一度认为因为自己的付出，应该给予‘补偿’，没想到这下给‘补偿’进来了。”

“落马”之后尚且执迷不悟，遑论“落马”之前。那时，蓝军“居功自傲”，从心底深处觉得自己没啥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没那么严重。正是这样的错误认识，让他在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松原房地产开发商李某和蓝军熟识，一直以来蓝军对他“关照”有加。一次，在长春的酒席上，李某恭维蓝军：您在松原8年，付出那么多，贡献那么大，有空常回松原看看吧。蓝军却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你让我怎么回去啊，我在松原连个住处都没有！李某心领神会，马上提出要送蓝军一套住房。2013年，李某果真送给蓝军一套位于松原的住房，价值190多万元，蓝军觉得这是“朋友间的馈赠”，欣然笑纳。

2009年下半年，陈建设（因受贿服刑）征得蓝军同意，用公款为蓝军购买了一辆价值115万元的越野车，作为公务用车。2011年5月，蓝军调离松原市回省里工作后，将此车带回长春归自己及儿子使用，截至案发，此车发生的维修费、保养费、燃油费等均由公家支付。

蓝军落马后，组织上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说政策、讲纪律，让他对照四十多年前写的入党志愿书，重学党章。他手捧年轻时一笔一画写下的入党志愿书，几番泪眼蒙眬，夜不能寐，终于幡然悔悟，他在忏悔书里痛苦地写道——

“组织对自己寄予很大希望。自己曾是父母的骄傲，家庭的希望，晚辈们的励志楷模。如今这一切都化为乌有，成了过去……如果没出事，自己本可以很快地离开工作岗位，和家人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看看书、写写字、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如今这也都成了泡影，自己倒在了人生最后一里路上。”（本报记者 李志勇 通讯员 巴石）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思考辨析之三

点面结合 精准打击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王宏昌

王岐山同志关于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论述，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和纪委必须按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坚守责任担当，以纪律建设的实际成效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贯彻落实。

然而，在运用“四种形态”监督执纪过程中，一些人却对违纪行为的施治标准“常态、大多数、少数、极极少数”产生了误读，认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意味着不再紧盯“关键少数”，甚至有的人认为反腐败力度将有所减弱。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强调，党中央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应当看到，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关键少数”，释放出的信号反而正是在维护整片“森林”的同时，更要以啄木鸟的精神盯紧“关键少数”,“治病树、拔烂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只能是越往后执纪越严。

杂音：只管住大多数就行了？

“多”与“少”的误解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科学总结了违纪行为量变质变规律，分类提出了对“常态、大多数、少数、极极少数”违纪行为的施治标准，目的是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可是，面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性的认识，却有人为此担忧：每种形态所对应的人群有明显不同，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管住全党，就会导致监督执纪的主要力量放到大多数普通党员干部身上，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法外施恩，监督力度也会随之弱化。当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如果只对严重违纪违法的“少数、极极少数”进行惩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就会对纪律“没有感觉”，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错误认识，都是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严重误解。

误解背后的根源

一方面，这些错误认识割裂了“重点”与“全面”的辩证关系。“四种形态”覆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涵盖党的“六大纪律”，但“全面”之中也要突出重点，重点就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如果忽视了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放松了对“关键少数”的监督，那么风气恐怕很难实现从“软松散”向“硬紧严”的根本好转。

另一方面，对“关键少数”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关键少数”既可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在反腐败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抓全面、管多数，对“少数和极极少数”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不仅不能有效减少腐败存量，而且由于警示不足，腐败增量更可能继续加大。

澄清认识辨是非

全面从严治党，要靠严明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我们党拥有8700多万名党员，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各有特点，解决处理问题不可能“一刀切”。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就是要用纪律丈量全体党员，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所有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这既符合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也符合腐败发展的规律。纪律是把尺子，“四种形态”就是刻度，它把握了党员干部从“破纪”到“违法”的演变路径，设立层层防线，把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了“破纪”之初。

“四种形态”的前两种着重体现对“全面”的要求，后两种则突出对“重点”的关注。只有点面结合、精准打击，坚持“大病”“小病”一起治，才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对策：回归监督执纪本位

“四种形态”综合多种执纪方式，为监督执纪工作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提供了基本的工作遵循和工作标准。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必须回归党章本位，不断提高监督执纪“精准度”，牢牢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级带动一级，层层传导压力，为依规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分类执纪

抓批评教育治“未病”。针对全体党员干部，应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法宝，提倡“严于自我批评、勇于开展批评、乐于接受批评、善于进行批评”的党内生活氛围，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让党员有问题不出党小组就能解决、不出党支部就能管住。

抓组织处理治“始病”。针对“大多数”，应根据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区别不同情况，灵活采取组织措施与党纪轻处分，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情节轻微或违纪不严重且具有减轻情节的，单独实施组织措施，包括通报批评、调离、责令辞职、免职、降职使用等；对给予党内警告、严重警告等党纪轻处分还不足以惩戒的，并处组织处理措施。探索制定该形态内主动坦白党员管理处置办法，对愿意悔改、向组织如实交代自己问题的，给出路、给机会，拓宽减少腐败存量途径。

抓纪律处分治“小病”。针对“少数”，必须坚决摒弃“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观念，坚决实行严格的纪律审查，紧紧围绕“六大纪律”，既查违反纪律的“大问题”，也查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和轻微违纪问题。对严重违纪问题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审查，但不是简单地“重处重罚”，对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对抗组织调查的，要实行“围追堵截”，全面审查，严肃处理。

抓立案审查治“重病”。针对“极极少数”，应加大纪律审查力度，突出对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问题的纪律审查，不定指标，上不封顶。纪律审查要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违纪问题要快进快出、快查快结，违法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避免问题久拖不决或放任自流。

盯紧“关键少数”

教育警示不弱化。抓住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庭审现场教育、典型案例剖析通报、约谈提醒等方式，加大对“关键少数”的警示教育力度，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持续营造“不敢腐”的浓厚氛围。通过廉政谈话、廉政告知书以及多媒体等形式，解读党纪条规，推送廉政知识，做到早提醒、常提醒，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养成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纪律约束不放松。完善抓早抓小的工作机制，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把功夫下在平时，对领导干部多咬耳朵、常扯袖子、勤打招呼，使其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使领导干部时时处处受到纪律的刚性约束，敦促其严守纪律和规矩，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大多数”。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党政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等制度，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

严厉惩治不手软。要把严厉惩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作为纪律审查的必然延伸，加大对“关键少数”的查处力度。坚决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切实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要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对查处的典型案例、问责的重要事件，及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达到问责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推动“三转”提速

转变工作理念。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纪检监察机关要突出执纪特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的尺子衡量违纪行为，用纪律的语言描述违纪行为。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查大要案与抓早抓小并重，在工作重点上坚持惩处极少数与管住大多数并重，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事后查处与常态监督并重，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协助党委抓纪律、管纪律、维护纪律、执行纪律上来。

提高履职能力。要着力增强纪检监察机关识别和处置违纪行为的能力，提高党内纪律审查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准，按照“四种形态”的内在逻辑，严格区分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性质类别和轻重缓急，保证运用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人员的错责程度相适应、相匹配，实现精准执纪、规范执纪。

深化“三转”内涵。纪检监察机关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深化拓展“三转”内涵，推动纪律审查工作向“四种形态”转型升级。在谈话函询方面，要以抓早抓小为重点，积极探索谈话函询规范化、流程化、实效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关口前移、防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教育、监督、警示和挽救党员干部。在快查快结方面，要以查清主要违纪事实为重点，探索完善执纪执法机关协作配合工作机制，通过线索快速启动、审理提前介入、涉法及时移送等方式，不断提升纪律审查工作效率。

（作者王宏昌系河南省焦作市纪委书记）

市县一级巡察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 发挥利剑作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肖根铭

巡察是巡视工作在市县一级的延伸，也是推进基层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更是贯彻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与深化“三转”的具体体现。如何用好巡察这把“利剑”，是当前摆在基层纪检监察机关面前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当前巡察工作存在的几个不足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一是认知程度不够。个别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没有从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把巡察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只作为一般日常事务性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个别被巡察单位把巡察工作等同于一般检查，或者对照巡察内容误认为是对其日常工作例行的检查，重视程度不高。二是少数被巡察单位存在抵触情绪。有的纠结于巡察的先后顺序，怕出现“先查问题严重”的尴尬，对单位产生消极影响；有的担心查出问题有损单位形象、影响班子稳定，担心会使干部束手束脚，影响工作开展。三是部分党员干部有思想顾虑。有的怕得罪领导，影响同事关系，不想说真话；有的觉得与己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说真话；有的对巡察组敢不敢真查、真处理缺乏信心，不敢讲真话，这些都导致巡察组难以获取准确可靠的问题线索。

方向对焦不够精准。一是内容全而不精。当前市县一级巡察事项，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项目建设、民生资金管理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问题，一直延伸到基层行政公共服务中办事不公、为政不廉、为政不勤等问题，看似内容全面，却使重点泛化、问题发散。二是范围拓展不深。受时间和人员的限制，目前巡察工作多局限于机关本级，向二级机构和村居延伸不够，对情况的掌握不够深入和全面。

巡察成果转化不畅。一是重问题整改轻责任追究。有的巡察组只关注了问题本身的存在，而忽视了主体责任的履行；有的单位虽然对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集中整改，但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有的单位虽然制定了整改问题的长效机制，但没有将巡察成果运用到干部的管理考核中去。二是后期跟踪督促有待加强。有的单位在巡察组离开后，整改热情迅速“冷却”，甚至没了动静；有的等待观望，整改措施只存在于汇报材料里，没有实质行动和成效。此外，巡察组是临时抽调组成，巡察结束后人员会回到各自单位，故此对整改落实情况缺乏跟踪督促，导致有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甚至反弹回潮。

巡察工作要围绕“六大纪律”发力

建强巡察队伍，提高监督水准。深入推进巡察工作，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巡察工作队伍。要加强专项巡察“人才库”建设，严格把好“人才库”的进口关，要加强对巡察人员的培训教育，围绕巡察方式、重点内容、工作技巧和工作纪律等进行专门培训，打牢思想基础，增强纪律意识，提升调查研究、分析处理问题和文字综合的能力，提升履职能力。

找准工作重点，增强巡察实效。巡察工作并不一定面面俱到，应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在巡察宣传上，要纠正一些思想偏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自觉支持、参与到巡察工作中来；在巡察方向上，重点突出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注重对问题集中反映的突出领域、群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领域、腐败问题多发的重点区域进行分析研究；在巡察内容上，应重点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作风、纪律和用人上的问题，关注容易滋生腐败的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

创新巡察方法，增强灵活机动。要打破固有巡察模式，每开展一轮巡察，可从巡察人才库中随机抽取人员，运用“突击巡察”，明确巡察工作时间段，但不固定暗访、调研等具体时间，避免巡察对象打招呼、托关系。可实行“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根据工作内容和单位特点选择合适的巡察方式，可通过明察暗访、开门接访、关注网络舆情、抽查核实相关资料等多种方式，寻找和发现问题。建立日常巡察和专项巡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实现巡察工作的无缝对接，促进巡察工作“点”和“面”有机统一。

深化成果运用，促进问题整改。充分运用专项巡察成果，必须在落实责任、督促整改上下功夫，必须在建立机制、巩固成果上见实效。要严格落实责任，特别是要抓好“两个责任”的落实，强化成果运用的执行力，严格落实问题整改责任制，对未按要求整改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要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与组织人事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把巡察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评价的一个重要依据，与考察结果、平时考核、年度考核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相互补充印证。要建立成果运用跟踪机制，通过采取跟踪整改和巡视回访的方式，及时了解整改成效，加强指导帮助，督促落实整改，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同时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巡察制度体系，使重要事项有章可循、重点环节有规可据、常规工作规范有序。

（作者肖根铭系江西省上栗县纪委书记）

没有纪律之外的“特殊党员”

——辽宁省营口港务集团党委原书记、原董事长高宝玉严重违纪问题剖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廖吉轩

图为高宝玉回答执纪人员询问。（图片由辽宁省纪委提供）

2015年3月20日，参加全国“两会”后的辽宁省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原书记高宝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辽宁省纪委立案调查。

高宝玉，这位在营口市颇有名气的港口“当家人”，曾自以为营口港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想成为纪律之外、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重代价。

2015年8月14日，经辽宁省委批准，高宝玉被开除党籍，并由其主管部门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把“创业地”当作“自留地”，十八大后仍不收手

高宝玉，1954年出生于辽宁台安。1977年，从大连理工学院港口工程专业毕业，被分配到筹备阶段的营口港鲅鱼圈港区。

高宝玉回忆说，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天一黑，周围都是庄稼地，就像一片坟墓一样，连个灯光都没有。”他曾掉进过冰窟窿，低温潮湿的环境让他患上了久治不愈的面部神经中风顽疾。

1981年底，国家正式批准在鲅鱼圈建港，高宝玉也与营口港一起开始了腾飞之路，他从营口港建设指挥部的技术员逐渐成长为营口港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2002年至2013年，高宝玉任营口港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营口港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10月，任营口港务集团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候选人。他是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创业阶段的高宝玉敢闯敢干，富有激情，但在守成阶段却违反纪律，“阴沟翻船”，倒在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公里”，让营口港务集团职工大为震惊。

2002年，刚当上营口港务局局长的高宝玉，初尝一把手的滋味。那时的他更多的是埋头苦干。随着营口港的发展壮大，高宝玉的威信得以提高、地位得以提升、权威得以巩固，他也变得“强硬”和“自信”起来，妄图掌控港口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退休也想自己说了算。2014年，已超期工作一年的他还谋求再干几年，此时的他，贪财恋权，纪律规矩、退休制度都抛到了脑后，只剩下了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捞一把的无穷欲望。

在这一想法的推动下，高宝玉把对营口港的贡献当成了索取的砝码，大肆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廉洁纪律。他反复自我“安慰”，一心以为给自己送钱，是“朋友”和下属“重感情”的表现，逐渐“心安理得”，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自以为有不受监督的“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作为营口港务集团的一把手，高宝玉被人评作为“胆大”、“敬业”、“果断”，他在职工中拥有很高的威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考虑自己面子的时候多了，对港口发展实际情况考虑得少了；和老板们勾肩搭背的时间多了，深入群众的时候少了；工作中独断专行的时候多了，征求意见民主决策的时候少了。逐渐地，他又有了“霸道”、“虚荣”、“一言堂”、“好大喜功”的标签，职工也开始对他惧怕起来。

长期在国企工作，高宝玉认为国企领导干部具有“特殊性”，可以同其他党政干部区别开来，手中权力逐渐异化为自己谋利的工具，把营口港当成了“独立王国”，他则享受不受监督的“特权”，成为游离于纪律之外的“特殊党员”。

在干部调整中，高宝玉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选人用人上大搞权钱交易。

为激励员工，营口港务集团实行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部门领导收入大幅提高，某些分公司经理为确保既得利益，自然想到了给高宝玉“表示表示”。

2012年至2013年间，营口港务集团分公司发生客户长期拖欠港口使用费事件，给集团造成较大损失和严重影响。时任该分公司经理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该经理为得到高宝玉的“帮助”，及时返回分公司任经理，于2012年至2015年，先后3次给高宝玉送钱。此外，2010年至2015年，先后有4人为了留任现任职位，享受高额年终奖金，多次给高宝玉送钱。在高宝玉任职期间，这些分公司经理的岗位都没有变动。

营口港工资待遇高，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2014年，营口港务集团某副经理为将外甥女安排到集团工作，找高宝玉“帮忙”，高宝玉将此事安排给集团人事负责人。该副经理为感谢高宝玉，借2015年春节之机，送给高宝玉一笔钱。

高宝玉的事业心建立在个人荣誉基础上，把营口港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眼中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栽跟头是必然的。

“对党纪国法这条带电的高压线，谁碰谁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谁碰谁就要吃大苦果。”落马后，高宝玉的忏悔姗姗来迟。

把“围猎者”当“知己”，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高宝玉热衷和老板“勾肩搭背”，在觥筹交错中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最终自掘坟墓，断送晚节。

营口港某建筑安装公司张某1992年与高宝玉相识。2002年，营口港务局准备引入外来资金，重组营口港建筑安装公司。张某得知此消息后请求高宝玉帮助其入股公司，张某占股60%。高宝玉表示同意，并向集团下属公司经理吩咐，营口港的相关工程，尽量发包给张某的建筑安装公司。2003年至2012年，张某的安装公司承揽营口港务集团561项工程，工程标的额20多亿元。张某为了得到和感谢高宝玉的帮助，先后送给高宝玉巨额财物，并经高宝玉同意，在北京市北四环为高宝玉购买房产一套、地下车库一个。

在高宝玉的朋友圈中，以某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高某与其走得最近。两家共住一栋连体别墅多年，就连两家为老人修建的坟墓也紧挨着。“重感情”的高宝玉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利用职权为高某生意提供帮助，自己也成了商人的“提线木偶”。

2005年，高某为了与营口港务集团合资做疏浚工程，找到高宝玉帮忙。经高宝玉同意，高某与营口港务集团共同出资成立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高宝玉向集团下属公司经理吩咐，营口港的疏浚工程，尽量发包给该疏浚公司。2006年至2012年，该公司承揽了集团的57项工程，占营口港港池挖泥和航道挖泥工程量的70%，合同标的额22亿多元。

高宝玉在被查后反思，自己的党纪观念淡漠，基本没有感觉到自己身边还有党组织存在。他脱离监督、背离组织，迷失在“围猎中”，还自以为“友谊”天长地久，最终难逃党纪严惩。（廖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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