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呈现的文学世界和文学观念--电影《黄金时代》的碎片化影响
发布时间：2023-04-04 02:18:1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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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呈现的文学世界和文学观念--电影《黄金时代》的碎片化影响
陆新
【摘要】ThefilmGoldenAgemadeadocumentary-styleaccountofthewriterXiaoHong’slifeexperience,tryingtorelatethestoryofXiaohonginaseriousway.However,whenXiaoHongwasreducedtoawomanwho“wentthroughthelonglovejourney”,herspiritualjourneyasawriterdidnotgetclearandcompletereflectioninthefilmsothatherchoiceofliteratureroadwaslackofreasonablelogic;andthedirector’sat-titudeseemedambiguousbecauseofthelackofadequateunderstandingofXiaoHong.Indescrib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somehistoricalfiguressuchasXiaoHongandXiaoJun,orXiaoHongandLuXun,thefilmjustpresentedsomedisorderlyandfragmentalscenesofthem,sothattheaudiencejustgotsomepiece-mealandsimplisticimpression.Inaword,thefilmfailedtofindasatisfactorysolutiontopresenttheworldofliteraturebywayofvisualart.%电影《黄金时代》以类记录片的方式，试图严谨严肃地呈现作家萧红的人生。然而当萧红被还原成一个“穿过爱情漫长旅程”的女人的时候，“作家”萧红的精神跋涉没能在影片中得到清晰完整的体现，其文学道路的选择也缺乏合理的逻辑，编导因对萧红的意义和价值缺乏充分认知而显得立场态度暧昧不清。在讲述萧红与萧军、鲁迅等人的关系时，影片只是跳跃、碎片式地呈现了某些有他们的场景，观众得到的印象也是零碎、简单化的。如何用以视觉为主的艺术呈现文学的世界，影片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6页(P114-119
【关键词】电影;《黄金时代》;萧红;缺失【作者】陆新
【作者单位】扬州职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905.2
公允地说，《黄金时代》是一部制作者非常认真去拍的电影，在某些导演觉得随便拍一部就能糊弄观众大赚票房的今天，如此认真地去拍一个原本就备受争议、一生充满谜团的女作家萧红的传记电影，这种态度是令人钦佩的。然而遗憾的是，严谨的史料的运用却无法掩盖编导立场的暧昧，最终只拼凑出一个充满了零碎感、单薄感的萧红。
影片力求真实地再现萧红的一生，这从影片所采用的纪录片式的对萧红、萧军诸友的采访贯穿全片的方式上可见一斑;同时在史料的运用上，编者也显得比较审慎，遇到史料出现分歧时，选择将几种史料都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自行思考和选择。譬如萧红和萧军的分手，影片分别呈现了三种可能，萧军的说法、萧红的说法及端木的说法。谁也不知已逝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把三种可能都呈现出来至少也表明了影片向往探求历史真相的态度。
讲述历史从来就不可能绝对的真实，因而由谁讲述也就决定了所呈现的历史的面貌，决定了萧红会被怎样呈现出来。影片中的讲述人主要是晚年的萧军和他们的朋友们，
实际上几乎都是萧军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萧红很早之前就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1］329在她和萧军情感出现裂隙，甚而离家出走时，非但没有引起朋友们的同情，反而招来不少非议。她只身东渡日本，也是为了摆脱对萧军的依附。而她和萧军分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她与端木的结合，又几乎遭到所有朋友无一例外的反对。那么在萧红死后，这些朋友们的讲述是否带有情感的偏见，是否会为“生者”(萧军讳，由这样的讲述拼凑出的萧红是编导想要呈现的“真实”的萧红吗?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于男权文化的压迫，并由此生发出了最初的女性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在萧红的创作中是极为可贵的，她对于父权、夫权以及极具男权中心主义的左翼文学都充满了畏惧、警惕、逃避、挣扎和无奈。所以她逃离父亲的家，逃离大男子主义的萧军，不能和已经几乎像男人一样的丁玲［2］真正地亲近，不愿去左翼文学的中心延安，都包含了这种最初源于自发而越来越形成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然而这样挣扎均无效，一个正在觉醒着女性意识的作家或一个现实人生中卑微懦弱的女人，萧红自己也不明白她的追求。她在清醒中挣扎，却又在挣扎中退缩。同为女性的导演却在讲述这个人物时表现出暧昧和茫然，这种暧昧与茫然使得电影妄图客观冷静地去再现萧红的人生，但事实上却没有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对萧红的理解。
萧红的写作，在经历了时间的淘洗后越发显现出她独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世界，而创造了这样的文学世界的萧红走过了那样的人生。这之间的矛盾在于:当她在文字中越来越清晰、自觉地显示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时，她的人生却又依附着一个又一个男人，以至于她长大后的人生几乎可以被大致分割为与几个男人有关的阶段:与表哥陆振舜私逃，与未婚夫汪恩甲同居，与萧军结合，与端木结婚，与骆宾基相守。怎么表现二萧的关系显示出编者对萧红的理解和评价，影片恰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表达得含糊而矛盾。
在影片中，萧军几乎是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的，不用说在萧红落难旅馆身怀六甲时义无反顾地爱上她，在艰难的忍饥挨饿的岁月中拼尽全力使得自己和萧红不至于饿死，甚至连他的家暴都是他坦荡的表现——打便打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但他的外遇则是被隐晦闪烁地呈现出来:第一次是在东北二萧相爱同居后，萧军一厢情愿地爱上从上海来的女学生程某;第二次是萧红前往日本求学写作期间，只身在青岛的萧军再次爱上他人，尽管两人最终彼此克制了情感，并将要求萧红回国作为克制自己情感的手段;第三次电影只是很隐晦地表现了萧军和丁玲之间的关系，在二萧即将分手之际，萧军有些粗鲁地对萧红说:“我和丁玲结婚，你和端木结婚。”萧军的爱情观念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1］95，这在萧军初识还叫张乃莹的被困在旅馆的萧红时就体现出来了，当他发现这个怀着孕的穷困憔悴的女人所展现出的文学和艺术的才华时，他在瞬间爱上了她，年老的萧军充满温情地回忆着:“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3］151。然而这样的感情在他遇到其他女子时也同样发生，一再地发生着。萧军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坦诚的，即使自己对其他人发生了感情，他也并不会刻意瞒着萧红，这几乎是一个磊落的萧军。然而爱的意义难道只在于相爱的那一刹那，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呢，完全不考虑对方感受的爱难道不任性和自私吗?而身处其中的萧红所感受到的、所忍耐的是怎样的一次次情感叛离的痛苦。
萧军自己也承认，在做我妻子时候的萧红是忠贞的。两人在爱情观念上的差异是两人分手的重要原因，但影片在将萧军形象完美化的同时实际上将二萧感情决裂的责任更多地抛给了萧红。
二萧是有过相濡以沫的时光的，影片展示了两人共同忍饥挨饿的岁月，萧军奋力独自打拼做各种工作挣得微薄的收入也只够两人不至于饿死。饿和冷是生活给予他们的切实感受，然而在共同蘸着盐吃一块黑列巴、只有一件刚赎回的夹袄御寒的岁月中，萧红未必是不幸福的，从她留下的关于那段时光的文字中可以真实地看到两个
生机勃勃的不屈的生命力和极富男子气概的有担当的萧军的形象。但作为男性且强健的萧军是很难体会和理解病弱的萧红的感受的。萧红在生产之后落下长期肚痛的病根，以及此后身体的衰弱，而有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常常不管不顾，这埋下了二人决裂的种子。晚年的萧军回忆起这一切时也曾自责“由于自己是健康的人，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何深刻的。”［3］32在影片中对于萧红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几乎没有加以表现，只有一次萧军问萧红，肚子还疼吗?萧红似稍有犹豫但是立刻说不疼了，并几乎是雀跃地去吃萧军带回的饭食。另一次是在鲁迅的谈话中，说到“你和我好像都是爱生病的人”。但事实上在萧红作品中有很多苦难是指向女性的生殖和死亡的，这是她作品相当重要的主题和价值所在，也是她自己在怀孕、生产、病弱中经由切身体验而生出的思考。对于作家萧红来说，她的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被影片悄悄抛弃了。
二萧决裂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学观念的本质差异。同属东北作家群的二萧在写作的开始就体现出了差别，萧红写的似乎都是零碎细微的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这在为救国而写作的萧军包括萧军的朋友们看来是琐碎而渺小的，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尽管文字平实通俗但充满了“力”的感觉，而萧红的《生死场》(出版之前原名《麦场》则把目光投向一个个微小而具体的人;《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二率先出版了，而萧红的《生死场》则以“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刷出版［4］。鲁迅认为论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为成熟些。他在评价二萧的写作时，认为萧红是更有写作前途的［1］220。影片虽然通过胡风之口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似乎只是呈现这段史实，并没让观众明白这种写作能力、写作观念的差异与二萧的决裂有何关系。事实上是萧军发现了萧红的写作才华并鼓励她写作，然而又并不承认萧红的写作才能比自己高，同时也轻视萧红的写作，包括萧军的朋友们，或者说二萧周围的写作圈子都共同持这样的观点。所以鲁迅对于萧红是有知遇之恩的，鲁迅发现并欣赏着萧红的文学才能，在关怀的同时也以批
评的方式帮助着萧红的成长。
二萧分手后，友人的描述是萧军去了新疆，遇到王德芬女士，与之结婚并白头到老，育有八个子女。这颇让观众感到意外，弄不清导演的意图。萧军的结局是符合史实的，然而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是萧军与王德芬结婚后依然有各种外遇，并有私生女［5］。所谓真实，应当是事实的全部，而不是被选择被剪辑后的事实。萧红在分手后选择了端木，并与之结婚，在喜宴上萧红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言外之音实则让人体会到在和萧军没有名分的生活中，她其实是没有得到这样的体贴和温暖，而是充满了争吵、打闹、不忠和讥笑的。端木愿意与这个怀着萧军孩子的女人生活并且结婚，未必是完全没有勇气和担当的人。而影片中的端木显然被做了简单化的处理，贴上了懦弱胆小自私的标签。所以在影片中离开萧军后的萧红过得也并不好。懦弱的端木似乎更需要萧红的照顾，在武汉即将沦陷，众人争相逃往重庆的时候，也依然是端木拿着唯一的船票先走了。在香港沦陷后病入膏肓的萧红仍然是被端木抛下，尽管他最后回来了。被抛下，几乎是作为女性的萧红的一生不断重复的命运。影片似乎是想真实再现萧红一生的坎坷，然而在那句“从此白头到老，育有八个子女”台词的映衬下，这种坎坷多少带有萧红自作自受的意味。从世俗的观点看，萧红离开虽大男子主义但到底有担当的萧军而与懦弱自私的端木结合是得不偿失的，影片中的萧红也似乎在大限到来之前后悔了，在她被端木抛下后她说道:“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1］385。然而影片没有告诉观众，和端木结合后的萧红才真正进入到她写作的“黄金时代”，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都是在这时期写出来的。在文学的观念和趣味上，端木和萧红显然是更为接近的，懦弱自私的端木对于萧红的意义是世俗层面所不能理解的。
对萧军和端木形象的处理其实直接体现着编导原来的意图，影片原名为《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原本就是要以爱情为主线描述萧红的一生的。但改为《黄金时代》后，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反而模糊了，这是谁的“黄金时代”?萧红的?尽管这是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的原话，然而依然不是全部，原话是:“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1］255她觉得自己和蛹一样，被卷到茧里去了。影片所持的立场是模糊的，似乎就是想表现一个真实的萧红，不仅仅是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萧红，同时也是真实生活中的女人萧红。在名人皆被戏说的今天，能如此认真地想要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这种追求是严肃而令人钦佩的。然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实，在众多的史料中所进行的选择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立场和态度。遗憾的是，在这种严肃的追求中，《黄金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是暧昧的甚至是矛盾的，影片在表现人物时给人一种力所不逮的感觉。
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呈现是影片的另一个乏力之处。影片并没有真正呈现出萧红作为作家的价值，故而在鲁迅与萧红的关系的处理上也显得片段化、简单化。电影基本没有表现二萧在逃离东北到达上海后所遭遇的困境，事实上这困境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困难，更多的还在于不被文坛接纳和理解的痛苦。在同周遭人连语言都不通的困境中，与鲁迅的信件来往几乎成为支持二萧坚持下去的希望。二萧在第一次收到鲁迅的回信时所共同感受到如梦般的激动兴奋使得他们几乎是信不离身，读了不知多少遍，在两个人散步时一人轻声朗诵着鲁迅的信，另一个则沉醉地听着。缺乏了这样的背景表现而直接让鲁迅和二萧见面，显然不能让观众理解鲁迅对二萧尤其是对萧红的意义。
鲁迅对于萧红的意义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体现出来:一是生活上的帮助，二是创作上的赏识，三是精神上的指引。在鲁迅身边的日子，是萧红文学思想日趋成熟的时期，她从最初的非自觉地描写民众的愚昧、盲目的生死，到逐渐远离抗战主题，及至在193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