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起，汉口作为一个新兴的码头市镇迅猛发展，成为沟通长江、汉水和洞庭湖三大水系的枢纽。因其港阔水深的优越条件，明朝末年，已是甲于全楚的巨镇。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合称中国“四大名镇”。且又有“天下四聚”的说法，“北则京市、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１］（ｐ１９９）盐商巨贾云集，造就了城市的繁华。附庸风雅的江浙商人同时留下了可贵的文献记载，如范锴的《汉口丛谈》（以下简称《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以下简称《竹枝词》）。本文以这两部重要的地方文献为中心，从中观察清代汉口城市社会的一般概貌。一、地形地貌汉口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天然的避风良港为过往船帆集结提供了便利，百姓陆续迁居至此，汉口终于从河滩废壤一跃为天下名镇。故有“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２］（ｐ３７）的说法。因地势低洼，且东临大江，南面汉水，后靠潇湘湖（俗称后湖），汉口地形轮廓好似一把飘浮在水面上的扫帚。对此《竹枝词》形象记载：“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上浮。扫得财来旋扫去，几人骑鹤上扬州？”［３］（ｐ５）汉口的发展离不开筑堤防水。明朝崇祯年间修筑的袁公堤在汉口城市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范锴在《丛谈》中记述：“袁公堤，明崇正（祯）八年通判袁焻创筑。自后居民渐集，即今之堤街也，在汉口镇后。镇为水陆要冲，烟火数百万家。汉水经其南，湖水绕其西北，大江横其东。旧志谓每值夏秋水涨，四面巨浸，仅赖此堤为廛居保障。”［２］（ｐ４９）袁公堤固然起到了一定的防水作用，但遇到大的水患，汉镇被淹没是常有的事。如１８３１年（农历辛卯年）和１８４８年（农历戊申年）汉口水灾，《竹枝词》记载：“水患曾惊辛卯年，戊申谁料胜于前。观音阁内寻陈迹，旧尺量来尺五添。”［３］（ｐ１７５）在观音阁的墙壁上可看到戊申年的水位痕迹比辛卯年高出一尺五寸，可见水势之猛。由于大水把整个街道淹没，被围困的居民不得不用跳板横跨楼上往来，形成汉镇一大奇观。《竹枝词》谓：“各街搭艞（跳）如秦栈，来往行人未觉稀。习惯自然心胆壮，鼓楼麻雀不惊飞。”［３］（ｐ１７６）“秦栈”指在悬崖峭壁上凿空架桥而成的道路，此处把各街“搭艞”比喻走惊险的“秦栈”，可谓形象。１８４９年（农历己酉年），汉口再次发生水灾。此次水势更是超过了往年，以至跳板也无法使用。除少数富人迁往地势稍高的武昌外，大量贫民不得不坐以待毙，造成十室九空的惨剧。《竹枝词》记载：“岁当己酉水弥凶，板艞难施走路穷。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到有九家空。”［３］（ｐ１７７）长江、汉水和后湖虽不时给汉口带来水患，但另一方面，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也同样造就了汉口城市的繁华。明清时期，漕粮和淮盐改在汉口交兑分销，一时商船鳞集，万舰千艘络绎不绝，汉口成为全国闻名的“船码头”。对汉口码头和码头文化用笔最多的莫过于叶调元的《竹枝词》，如写作者简介：李勇军（1973—），男，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陆楚琼（1957—），女，深圳招商局档案馆馆员。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研究（1861－1938）”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7（026）李勇军1，陆楚琼2（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２．招商局档案馆，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７）摘要：明末清初，汉口以其繁华的商业著称于世，号称“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附庸风雅的江浙商人为昔日汉口的繁华市井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载。范锴的《汉口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详细记述了清代中叶汉口地区的地形地貌、人口构成、基层行政、商业文化、社会风习、岁时节令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汉口城市社会的全景画卷。关键词：地方文献；清代；汉口；社会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09）08-0096-04地方文献中的清代汉口城市社会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人文视野历史·文化▲·96·DOI:10.13660/j.cnki.42-1112/c.009811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e5b3750550e2524de4187e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