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1851年的1月1日，洪秀全38岁的生日，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
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1858年，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此后，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并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仅1862年4月一个月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子弹18000余发。天京（南京）被围期间，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鸦片。由此可见，所谓“反帝”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反封建”亦无从谈起。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至若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同时，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又何谈“农民革命战争”？也许，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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