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个解读的新视角
作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尾声，发生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亦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或迳谓“人生观”论战）近年来被学术界重新发掘出来加以再研究。围绕着这场论战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经过，以及论战双方的各自思想渊源乃至分别陷入的误区，时下诸贤已不乏论述。然惜乎视野之拘囿逼仄，大多阐释往往仅限于论战本身所牵涉的纯粹哲学范畴（如“自由与必然”）展开，至于对参战双方知识论基础的解析则在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更未能联系透视到其在政治哲学畛域内的深远影响。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引入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来厘清中国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误入的歧途，并探讨其对实际政治走向所产生的潜在驱动。一
诚如有论者指出，这场论争的焦点核心正在于所谓“自由意志”问题，“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当时就曾精辟透彻地概括道：“此二十万言之争论……若去其外壳，而究其精核，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由意志是矣！”（1）后来瞿秋白也代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场论战作出总结，认为“‘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2）毋庸讳言，这个由被贬损为“玄学鬼”的张君劢所率先提出的问题具有着相当的思辨性与深刻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问题象意志自由这个问题这样费脑筋，这样难于断然地加以肯定或否定。”（3）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径直揭橥了启蒙所亟须答复的首要问题，正如启蒙运动始作俑者陈独秀亦曾一语道破的那样，“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4）。确实，在理性自觉的启蒙精神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感情的关系”。（5）面对着这桩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公案，玄学派与科学派所操持的基本论调和终审判定是大相径庭、截然两橛的，并由此构成了论战的主体内容。概而言之，玄学派引一战后西方哲学之转向为奥援，来竭力论证“欧洲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并在承认“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不争事实后，继而强调“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6），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7）梁启超就曾举例说，“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密，可有一点儿搔到痒处吗？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推而上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轨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8）其深层缘由，乃在于“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9），正所谓“往往有理智的判断上，以为极不可能的事，而靠着意志的力量，竞可以实现。……而任何难事，意志力强者往往可以通过。”（10）
而与此相反，由于“启蒙运动的另一方面是近代科学的兴起”（11），因此一旦当“赛先生”的形象因遭遇玄学派的挑战与攻击而有所黯淡时，以启蒙为职志的科学派人士自然纷起而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辩护，捍卫科学的尊严。他们针锋相对地就“一战”话题，力图洗刷开脱玄学派对科学“务外逐物”的罪名指控，恢复还原其“纯洁高尚”之面目。（12）经由对其言论的脉络梳理，我们另外还可发现，科学派并未满足停留于单纯防御固守的辩诬层次上，而是迅即转入了对玄学派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罅漏发起全面反攻的阶段。在此逐步收复失地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环境、教育诸因素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来证明所谓“自由意志”纯属子虚乌有；而且还直接将人生观化约成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认定
“（科学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13），由此讥讽张君劢的玄学虽然玄而又玄、千变万化，但终究逃不出科学先生的手掌心，从而颇为自信地预言：“那光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