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淑平艺术报

发布时间:2014-06-30 08:24:0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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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有自己的独特思维和独特智慧

作者:孙立生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主讲人 孙立生(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孙立生1954年12月出生,济南人,现任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一级编剧,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系当下有影响力的曲艺作家、评论家。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曲艺作品、评论等200余篇, 150余万字,出版了《孙立生曲艺文集》 《追梦斋呓语》等4部专著,作品和评论曾获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山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和山东省第五、六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

  什么是曲艺?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因为对曲艺这个词儿好像大家都不陌生,不就是相声小品或者二人转吗?曲艺家不就是赵本山、范伟、小沈阳或者姜昆、牛群、冯巩、黄宏等等吗?这是最简单也是一般老百姓脱口而出的答案。但如果要让从事曲艺专业研究的人士回答,问题会立刻变得很复杂。这是因为曾经被历史证明存在过的曲艺形式就有近400种,且它们之间既相通又相异,彼此很亲近又有较大的区别。就像许多舞台表演样式一样,看表象它们相互之间似乎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但其骨子里的血缘则十分亲密。如果对曲艺形式一个个地剖析,就是几天不吃不喝不休息,也不可能说把问题回答得完全透彻。面对曲艺的浩瀚博大,我只能以一个职业曲艺人的视角,采取“管中窥豹”的方式,凭借自己认识的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和大家一起通过推想、推理和判断,为曲艺艺术勾画一个简单、宏观的轮廓。我想用三个“三”实现我与读者对接与沟通的愿望,即先讲三则曲艺家的故事,然后去诠释、阐述曲艺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曲艺家的三种基本素养。

一、关于曲艺现状的三则故事

作者:孙立生  来源:中国艺术报

侯宝林和郭启儒下基层演出

  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曲艺所处的状态却是真实的。由此可见,包括曲艺在内的一些民族艺术的现状真是不容乐观,应该说前景堪忧。 

  如果我说,曲艺的现状其实很“尴尬” ,有人肯定不能理解。这不奇怪,因为大家听或看到的曲艺舞台,都是赵本山、郭德纲、小沈阳等这些大腕儿笑星演出的盛况,一场表演的出场费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上百万元。我所说的尴尬是指他们之外大多数普通的曲艺家的生存状态。比方说,山东省曲艺家协会的老主席郭文秋老人,她曾是全国最著名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之一, 1958年曾与高元钧、叶英美等被文化部树为全国曲艺界的“四面红旗” 。很遗憾,郭老师中风后至今已半身不遂七八个年头了,现在生活自理都困难。前不久我听人说了一件事,说半身不遂后的郭文秋老师,这些年来家里总是频频更换保姆,乃至于让很多保姆“闻风而逃” 。这是为什么呀?据说她的子女们非常着急,整日为找保姆的事愁眉不展。郭老师的儿子,济南曲艺团的音乐设计陈云龙先生,费了很大气力终于又为老娘找了一个保姆。岁数不大的姑娘挺懂事的,朴实勤快且眼里有活,简直是无可挑剔。结果怎样呢?人家姑娘没干几天还是提出来非走不可。她儿子一听就急了,非要问出个“究竟”来,他说,“你走可以,但你必须把走的原因给我说明白! ”姑娘吞吞吐吐,憋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陈云龙急了:“我妈是不是给你的钱少,我多给你就是了。 ”“钱可不少了。 ”“我妈是不是脾气不好。 ”“哎呀,老太太对我太热情了,跟亲妈差不多。 ”“那是不是我们家吃的不好? ”“吃的住的也好,各方面都舒心。 ”“那姑娘你得给我说句明白话了,为什么不想在我们家里呆了? ”结果姑娘哼哧半天后说:“哥,我受不了啊。老太太每天非让我搀着她,听她唱一段河南坠子——听那玩意儿我实在承受不住啊。 ”

  这类故事属于“黑色幽默” ,让听者哭笑不得——它的本质是贴近悲剧的。河南坠子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当初这么动听悦耳的曲艺形式,今天为什么让人接受不了呢?必须先给大家作个交待,我说的这事儿绝对是曲艺圈子里的人杜撰的——但有一点,它与真实并不远。今天的一些人似乎更认同这样的观点:传统的曲艺形式延续到今天,连“保姆”也拢不住了,和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和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欣赏有了距离,以至于“四面红旗”不再像当初那么鲜艳了。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为郭文秋老师杜撰的“保姆听唱”的故事,好长时间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艺术是娱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如果连接受都谈不到,又怎么去谈娱乐、教育和鼓舞?但郭文秋酷爱河南坠子艺术,当初她以山东人的视野与胸怀,将河南坠子这种发祥于河南的曲艺形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得山东乃至全国的观众都喜欢,从而成为受群众欢迎、热爱的曲艺艺术家。但现在,河南坠子连她家的保姆都接受不了。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姚忠贤老师。当然这事也属“捕风捉影” ,但它却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姚老师现在大概有正式的入室弟子两三人,杨珀是他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但遗憾的是真正追随他学艺的男性演员没有。为这事,不光姚老师着急,整个社会也关注。前些日子《济南日报》登了篇文章《唱琴书的老姚》 ,在介绍德高望重的姚忠贤先生和他的艺术的同时,还帮助姚先生一起呼唤“男弟子”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了个有“条件”的。这天,有人把电话打到济南市曲艺团,说要找姚老师学习山东琴书。姚老师激动极了,一边拿电话,一边按免提,以让周围的同事们一起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就听对方说话了: “姚老师啊,我想跟你学山东琴书啊! ”姚老师说:“唱琴书您首先得有副好嗓子。 ”“我嗓子不错啊,我是山东吕剧的票友。 ”姚老师听罢一拍大腿:“吕剧是我们山东琴书衍生下来的戏曲形式,它的前身就是山东琴书,你有这个基础太好啦。但是我们山东琴书有自己独立性的玩意儿,那是戏曲无法取代的,比方必须自拉自唱,你会乐器吗? ”“姚老师,巧极了,我会拉二胡。 ”“二胡和和琴书用的坠胡有相通之处,都是用手拉,都是弦儿,你有这个基础再学习琴书就太方便了,你完全有条件学! ”对方说:“姚老师,我们山东可是礼仪之乡,我这个山东人非常重视礼节,咱传统的艺术就要用传统的方式去传承。我不仅要给您磕头拜师,还要为您养老送终。 ”一听这话姚老师感动得泪水差点流出来:“感谢,感谢你啊,你说的送终那是后话,咱以后再说! ”“说送终就送终,这叫一诺千金。老师,您老多大啦? ”“我今年69啦。 ”“69?哎呦,师父弄不好我送不了您了。我今年85了……”这故事当然也是杜撰的,但曲艺所处的状态却是真实的。由此可见,包括曲艺在内的一些民族艺术的现状真是不容乐观,应该说前景堪忧啊。

  阴军先生,在山东属于名流,尤其在艺术圈里知名度挺高。可以说,阴军老师在山东地儿走哪儿都畅通无阻,点头就进。但是,一次,山东泰山队和上海申花队踢球,没买着票的阴军走到检票口了,咧着嘴笑,检票的人问:“您是? ”阴老师做了个提示:“想想看,我,山东快书啊! ”没想到,旁边那些山东球迷不愿意了:“你说什么?山东快输,打他!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种真相:山东快书就要被今天的年轻人遗忘了。

  当下,不少青年人的生存状态都是“疲于奔命” ,大家都忙也都躁,这种现象真是可怕。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山东一家文艺杂志社当记者,其间采访过侯宝林、马三立等很多曲艺大师,与他们对话、交流,绝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热闹。他们的相声亦是如此,尽管能让观众开心、愉悦,甚至笑声不断,但最终赐予观众的则是笑过之后的安静,一种无穷的回味及其深入、丰富的联想与思索。现在很多相声家热衷于舞台上下的“互动” ,我觉得形式上的“互动”制造的是一种感官刺激,不外乎还是追寻“热闹” 、“浮躁” ,只有通过自己的作品与表演与观众形成一种心灵、情感的“碰撞” 、“博弈” ,才是曲艺家与观众之间的“健康互动” 。曲艺是让人欣赏和品“滋味”的,可惜现在的它没有赋予观众这样的心境,观众坐进曲艺园子里恨不得两分钟就要大乐一回。

  我认为,“笑”和“娱乐”对曲艺尤其对相声而言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也不是它的本质与目的——追寻“笑”和“娱乐”之后的东西,即让“笑”和“娱乐”有益于观众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换种说法,就是希望人们笑过之后心灵能得到一种“安抚”与“安静” 。曲艺能做到这些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曲艺艺术有自己优秀的传统和健康的发展基因。

二、曲艺艺术的三个特征

曲艺家的眼睛应该发现平常人的不平常事,不平常人的平常事。传奇性是让曲艺受众回头的根,是曲艺之本。

作者:孙立生  来源:中国艺术报

马街书会

  曲艺家的眼睛应该发现平常人的不平常事,不平常人的平常事。传奇性是让曲艺受众回头的根,是曲艺之本。

  1 .好曲艺一定是“独特的发现”

  曲艺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智慧。其独特思维方式和独特智慧最终凸显在它独特的发现上。我说的“独特的发现”不是要求曲艺家要有超人的眼力,发现前人和宇宙里没有发现的地球或人类的秘密,而是要在平常当中发现不平常。

  济南电视台的一位朋友谈到他对“电视新闻”的认知时说,新闻的魅力绝不是平常人的平常事,而是平常人的不平常事,不平常人的平常事。我们老百姓脚受伤和新闻丝毫无关,可是刘翔的脚受伤就是新闻热点;一般的企业偷漏税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明星刘晓庆、毛阿敏偷漏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一个老农民的扁担刻下一千个名字也成不了故事,但朱德的扁担却成了革命历史的经典。由此我想,曲艺家的眼睛应该是这样的“新闻眼” :发现平常人的不平常事,不平常人的平常事。刚刚讲的三则曲艺家的故事,都包括曲艺家独特的发现,即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而“不平常”恰是事物之真实与本质。从宽泛意义上说,所有的优秀艺术作品都应该是对生活锐利、敏感与不俗的发现。一个艺术家能走多远,取得多大成就,当然离不开他对技术、技巧等的把握,但更取决于他的眼界、境界和由此形成的对人生、人性等的独立发现。因为技术、技巧都可以共享通用,只有独立地发现认知才属于个人。 《中国艺术报》曾经引用影视编导费明对当下相声的一句评价,他说:“相声为什么衰落,就是因为现在相声对生活的发现和提出的问题,观众已经超过了它。 ”这种认知对不对,让关注曲艺的专家、学者们去论证吧,但它毕竟传达了一种发现、一种声音。我本人觉得它不无道理或者说接近真相。

程永玲演唱四川清音 

  如今流行的手机短信,其中不少具备“曲艺品质” ,所以有人直接将曲艺的一个别称送给了它,称其为“段子” ,它们不仅仅是艺术化的、口语化的表达,而且都是很独特的生活发现。

  这些“独特的发现” ,不论是讽刺也好、歌颂也好,其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颜色”作标识——只是偏重或凸显了观察事物的一种视角。它的可贵在于能够给人们一种有益的启示,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引导,这是“好段子”也是“好曲艺”最高贵的品质。这些来自生活的“发现” ,即使是讽刺,其最终目的也是引导或鼓舞人们健康向上的,它源自作者弘扬真善美的责任与情感。

  小沈阳与赵本山演出的小品《不差钱》就不乏“发现” :今天的社会,一个人的发迹离不开机遇,而机遇又总是眷顾有准备、有能力的人。小沈阳张口一唱,便让毕福剑发现了,但倘若不是丫蛋她爷爷在酒店里设局,具有表演天赋的小沈阳就有可能在酒店打工一辈子了。我的认识或许过于理想化,我认为机遇有其偶然性但绝不可以寄托于“歪打正着” 。

冯欣蕊演唱京韵大鼓 

  2 .好曲艺一定是“奇妙的再现”

  我所言的奇妙绝不是指人为地制造“奇怪”或“奇特”什么的,而是美学范畴的“神奇” 、“传奇”等。山东琴书《反正话》中,俩人物也许是爷俩,也许是夫妻俩,就是坐在那里拉呱,很平淡的事情。但女的非将正话反说,什么“树梢不动刮大风,太阳一出照正东”等等。男的说,你说反话,那我也说,于是两个人做游戏、下象棋似地开始博弈。表演者将许多“典型场景”集中在一起再现,两个人的“抬杠”渐渐变成观众也悄然参与的“较劲” 。两个演员抬杠所选择的事例也非常生动形象,让人越听越爱听,这样,观众便享受到了一种“奇妙” 、“奇巧” 、有情趣儿的美感,两个人的“家长里短”竟会升华成一种美的共鸣。

  严格地说,曲艺它是“情、理、技、趣”的统一体。也有曲艺前辈说,好曲艺离不开“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感,有趣味” 。曲艺讲究与强调故事结构之“奇妙” ,但同时亦极为重视其奇妙的“合理” 。有句曲艺艺谚叫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表达的便是这样一种意思。像《闯红灯》中警察与闯红灯的女人之间本来就是一种对立状态,按闯红灯女人的理解,警察把她叫到路边肯定是罚款,而罚款无非是为了多得奖金。显然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认知与理解。可后边的情节出现“奇妙”了,也出乎观众之意料,警察将她叫到路边是发现她的自行车车闸失灵,不是罚款而是帮她修车。故事通过一个个细节的描写、展示,不仅将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活生动,也让观众和那位闯红灯的女人一起享受到了“惊喜” ,即“奇妙”的美感。这种美感是以“合情合理”为支撑的,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蒙古族曲艺音诗《草原传奇》 

  要实现曲艺的“奇妙” ,“语境”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曲艺就是“营造语境”的艺术。“语境”问题很复杂,有时甚至和一个人的“心境”密不可分。

  或许我这些担心是无病呻吟的多余,或许那个狂飙“小沈阳”的夜晚只是一时或者偶然的现象。但是,我依然想说,创造一个健康的大文化环境,即为民族优秀艺术的传播、弘扬“营造语境” ,是个立足于我们民族长远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

  有一次我去临沂参加相声演员唐爱国的书法展览,早饭时发现唐夫人的碗里该添饭了,便顺手拿起勺子给她盛上。这让她有些不安,忙说:“大哥,咋倒过来了,您岁数大,我该伺候您……”我接其话茬说:“弟妹,真想伺候我吗,那好,能伺候我一辈子吗? ”我这一句“能伺候我一辈子吗”将同桌的几位都逗笑了。唐爱国站起身来便给我鞠躬:“谢谢,你可让我解脱了! ”我说那句“能伺候我一辈子吗”的时候,如果是唐爱国和其他几位朋友不在场,而就是我和唐爱国爱人这样的“语境” ,其性质立刻发生变化:不叫“调侃” ,而是“调戏” 。所以我才说,曲艺的奇妙有时决定于语境。换言之,曲艺营造一种合适的语境,是为了强化其妙趣的美感。

  传奇性是让曲艺受众回头的根,是曲艺之本。今天我们的曲艺,说教取代了传奇,理性取代了趣味。由此,我才愈发觉得当下曲艺强调“奇妙”非常之重要。春晚有的相声尽管切入点很独特,点子亦新颖,但最终由于理念大于形象,多于情感,就溶解了其中的曲艺趣味。所以,曲艺必须要用曲艺语言说话。用评论的语言叙述与表达,自然便会让“奇妙”稀释而走入“说教化” 。说故事是曲艺人的看家本事,“无巧不成书”是曲艺艺谚,曲艺就是靠着故事结构之巧、内容之奇而由古传到今。每逢看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电视连续剧,就愈发觉得曲艺的萧条不可思议。制造悬念栓扣子,欲擒故纵巧布局,这些本是曲艺与观众互动的技巧,今天却被电视剧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曲艺本身我们却看不到或者说看到得越来越少了。我的老师曲艺名家赵连甲先生很多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我后来慢慢才体会到,事实真的是这样。

阴军表演山东快书 

  有人对“八卦新闻”特别感兴趣,一些报纸的娱乐版也是利用这些吸引读者眼球。原来我对“八卦”有偏见,乃至不屑一顾:有多少价值可言呀,不过是些名人的奇闻轶事罢了。有一天,上网后我被另外两个“窗口”紧紧吸引:徐静蕾写遗书了,罗京得癌症了。后来我问自己:它对我眼球的引力来自哪里?对其答案的思考让我恍然大悟:这些名人的“八卦” ,不就是所谓“不平常人的平常事”吗?有人说,优秀的曲艺家都是心理学家,因为他们懂得猎奇或刨根问底探寻“底细”是人之天性。曲艺评书中亦常常说皇帝,但说归说,到头来,还是要挂上他的微服私访、七十二妃等,为什么呀?从“人”的角度看,这些最起码可以让老百姓“仰着的脸”放下许多,从而实现“平视” ,距离接近才可能产生“共鸣” 。

  总之,曲艺一定是生活的奇妙再现,而忌讳一般化的表现。有些手机短信常有神来之笔,颇有曲艺“奇妙再现”之神韵,如:“人有钱有时间有个好身体是绝品,人有钱无病无时间是真品,人无钱无病有时间是上品,人无钱无病无时间是次品,人无钱无时间有脾气是废品。 ”

  它的“概括”非常精炼,但也是先做足“铺垫” ,前边几句将你引入“惯性思维” ,最终的一句才是要表达的关键--给你“惊喜” 。这条信息让我喜欢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它提出并强调了“有时间”的价值。现在大家最缺的就是“空闲” ,应该说这是一句非常适时、善意的提醒。

金丽生、盛小云演唱苏州弹词 

  3 .好曲艺一定是“技巧的隐现”

  曲艺艺术最富有个性特征,即有别于其他舞台演艺形式的重要规律是一句曲艺艺谚:“把点开活” ,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以前听曲艺,尤其是“压轴”或“倒二”场演出的曲艺名家,登台之前一般是不公布演出曲目的,这与戏曲、歌舞等有“质”的不同。为什么?就是这些曲艺名家要依据现场观众的欣赏趣味,临时决定更适于其口味的段子。曲艺艺谚中还有一句叫“说到熟时当生时” ,为什么非要将“滚瓜烂熟”变成“半生不熟”呢?答案就两字:真实。如此才能淡化受众由其“形式感”带给的“隔膜” ,从而拉近或者说缩小演员与受众的距离,以引导其“身临其境” 。

  曲艺形式近400种,既然统称为曲艺,就有其共性的规律,我认为其中最本质的三个字绝对不可忽略,就是“说故事” 。说故事既不是演戏又不是演讲,所以它最忌讳“装腔作势” 、“花里胡哨” ,而是需要朴实、亲切,以至于真诚可信,像亲朋好友间的“拉呱” ,这才是它应有的美学品质或追求的审美理想。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曲艺形式的手段、技巧等,目的都是为缩短或拉近与受众之间距离,以“请君入瓮” ,让受众渐入“情感互动”或“智慧博弈”的审美境域。由此说来,今天的曲艺艺术倘若追随时尚,也去强化舞美、灯光、音效等现代“包装” ,其结果必是稀释、消解自己的个性与特色,舍本而求末。因为对其越是丰富,“拉呱”的滋味便越淡薄。

田连元表演评书

  马三立说的单口相声《逗你玩》 ,他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与观众“拉家常” ,他将口语化的程度演绎到了一种极致,将技巧融化于自我,使之成为“本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曲艺家对“形式感”的淡化就是对“艺术性”的强化。很多曲艺形式正是为了实现“强化”而有意“淡化” ,如节奏感强烈且变化无穷、极富音乐性的快板儿与山东快书,曲艺圈里的人把它叫做“唱” ,观众却误认为是“说” 。西河大鼓、单弦、河南坠子等曲艺中的鼓曲艺术中,很多都是半说半唱,夹说夹唱,似说似唱,说唱不分……每一种曲艺形式都有自己的程式和规律,哪里该唱,哪里该说,当然有其规矩必须遵守,但所有程式、规律、规矩等都要服从于适应和调动此地、此时、此场观众的欣赏趣味。所以,还有一句曲艺艺谚叫做“一遍拆洗一遍新” ,就是说即使相同的曲目每一场演出也不一样--要“把点开活” 。

  “技巧的隐现”非但不是忽略技巧、漠视技巧而是强调技巧、关注技巧。“隐现技巧” ,不仅是曲艺的智慧,也是艺术的魅力。所以,戏剧家说,不见技巧的技巧是最高的技巧;教育家说,不觉教育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诗人说得更好:“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有人说,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它的名字就是对相声本质的最好阐释与概括,我觉得此话不无道理。这里的“玩”显然不是随意的,因为它的前面有“逗” ,逗字的意思是引逗、招引,即曲艺家要积极、主动地引逗着你玩儿。“玩”在字典的解释是轻松与快乐,即以不严肃的态度对待。

  玩离不开互动,既是一个人玩,亦常常需要动脑子、拼智慧-- “动”与“拼”便包含了“互动” 。曲艺家若要通过讲故事与其受众形成互动谈何容易,你的故事必须令他信服,觉得是真实的存在和发生。若让受众相信你的故事,首先必须相信你这个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受众信任呢?“说故事”中的“我” ,也就是曲艺家凡以“说书人”身份与受众交流的时候,其“本色”极为重要,必须朴实、真诚,切忌油滑、虚假。其中道理再简单不过:你自己相信,受众才可能相信;你自己感动,才可能感动受众。所以,在历史的记载中,农村集市上的说书家和卖野药的都是“口若悬河” ,但最终效果却常常大相径庭:书场上的听众聚精会神,屏声息气;“卖野药”圈子里的看客则交头接耳,半信半疑。目的决定过程和方法。说书家要把听众留住,留得时间越久越成功;卖假药的要把假货卖掉,卖得越快越显能耐。要想留住且让人再来听书,曲艺家必须“弄假成真” ,以经得住受众的琢磨和推敲;要想让买家立刻掏钱,“卖野药”者只有靠三寸不烂之舌哗众取宠,“忽悠”的功能就是让人们在“来不及思考”的最短时间内“鬼迷心窍” 。由此说来,一个真正意义的曲艺家,尽管需要“跳进跳出”地演绎“我”和故事中的各色人物,但离开“真诚” ,便会失去曲艺家的“本色” 。“逗你玩”的“逗”是一种很真诚、亲切的态度,而绝非是“戏耍”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能“玩在一起”的前提必须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所以大众艺术范畴的曲艺最怕“曲高和寡” ,于是曲艺便成为一种“看似寻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艺术形式。

  20世纪50年代时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郭启儒先生的相声《买佛龛》搬上舞台后,北京的一家知名度挺高的企业便邀请他们去单位演出,当商讨演出报酬的时候,企业觉得要价贵了些,侯宝林见此并没有与其争论,只是顺手将身边一本名叫《说说唱唱》的杂志递给来者,说:“这个段子刚刚在这上边发表,所有的词儿都是根据我俩的演出实况从录音机扒下来的。这样吧,你们回去找两人背背就成。这太简单、太容易了,最省钱! ”许多曲艺形式就是如此,看起来和平常说话无甚差别,其实技巧、功夫“埋”得很深,演员语言的节奏不仅要和受众欣赏时的心理节奏和谐,还要根据现场气氛适时地调整与变化,以引逗着受众不知不觉中进入“玩”的状态,最终得到精神的享受和身心的愉悦。我并非夸大其说,大家不信,可以将赵本山、小沈阳或者郭德纲的演出脚本找来试试,你或许比他声音亮,形象俊,甚至吐字发声都比他们规范、规矩,但绝对不可能获得他们演出的效果。所以,曲艺的内容、形式都距离现实生活太近,对作者、演员的要求不是不高而是更高。曲艺艺术的形式美,有许多是美在形式隐现、技巧隐现、功夫隐现上--即妙在似有似无之间。

  一个称职的曲艺演员,一般上场都喜欢先与观众交流几句,曲艺术语叫“垫话” 。曲艺最初的演出场所就是“撂地” ,就是与受众面对面地近距离交流,所以形式必须淡化,尤其“进入”程序最忌讳所谓规矩、规范的形式感。有句古话:技近乎道,游刃有余。这用来描述那些优秀的曲艺大师十分贴切,他们将“说话”玩成了一种艺术,“随心所欲不逾矩” ,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真的“出神入化”了,这才称得上是“曲艺艺术” 。

三、从事曲艺的三种素养

作者:孙立生  来源:中国艺术报

  倘若眼睛只是死死盯着名利,或许可以成事,但绝对不可能真正成才;或许可以煊赫一时,但绝不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而走进历史。

  1.“安贫乐道”最重要

  “安贫乐道”本来是从事艺术的一种最基本的条件与要求,但是这些年来它的处境却越来越尴尬,原因是衡量艺术品和艺术家“价值”的尺度越来越市场化,即往往以“卖价”高低论优劣。尤其像我等这些热爱艺术却又与名利不沾边的人,更是浑身是嘴说不清,因为你所有的“强调” 、“论证”都不能排除一些人对你“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的嫌疑。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坚信不疑:曲艺圈里,只有那些坚守“安贫乐道”的人,才有望与“曲艺家”这个称谓匹配。20世纪70年代初,我被部队推荐到济南市曲艺团,跟随山东快书艺术家周弘学习。一见面周弘老师便问我:“父亲干什么工作? ”“干部。 ”“母亲呢? ”“医生。 ”“回去吧,你家庭条件好,靠不住啊,学不出来! ”因当时被这番话伤过自尊,所以几十年过去我依然记忆犹新。随着对曲艺了解的深入,我渐渐“品”出了其中的一些滋味。周先生所言“靠不住”中的“靠”字是济南方言土语,实际是“耗神费力”的“耗” ,他的意思是说学曲艺需要吃苦,更需要韧劲儿,要像铁壶烧水,得等快“耗干”时才可能见到成效。一句话:急功近利,莫学曲艺。

  曾听过一种说法,最难的艺术形式往往生命力亦最顽强。我学识有限,不敢说曲艺属于最难的艺术形式之一,但靠着“口传心授”走到今天的曲艺艺术,它的许多规律无疑是需要一段“殚精竭虑”的时间才有可能破门而入,心领神会。不仅如此,从古至今,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始终都是与贫穷的受众结伴而行,它所以成为百姓大众的“传声筒”正是受益于此。那时候没有“深入”或“贴近”的号召,但它依然会和百姓一起“穷开心” 。这些本是曲艺家极其辉煌、荣耀的历史,不无遗憾的是,今天一些曲艺家竟将这等“骄傲”视之为“耻辱” 。我曾到一所以曲艺为特色助教的小学参加活动,当我说到“同学们热爱曲艺就是热爱劳动人民”的时候,在场的一位曲艺名家竟然按捺不住地大声插言道:“柳敬亭那可是给皇帝说书的。 ”

  由此想到,曲艺疏离了大众,是因为曲艺家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曲艺家价值观的变化并非“孤立” ,不少“是与非”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颠覆。

  真正成功的曲艺家无一不是“安贫乐道”的典范践行者。姚忠贤先生是将山东琴书唱响海内外的曲坛名家,但当初却是一个在剧团分队承包时无人肯接受的“被遗弃者” 。姚忠贤老师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支撑艺术家在艺术道路上奋进的动力,绝非名利,而是“热爱” 。他说,我走到今天靠的是“安贫乐贱” ,即使被社会很长时间冷落、漠视,仍然坚持深入基层为观众演出。老人今年69岁了,但曲艺团以返聘的形式仍让他继续工作,因为观众离不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演出太便宜了,只要让我演,让我唱,只要不让我给人家钱就行。在俗人眼里这老头是够“贱”的,但他却觉得只要能为热爱他的观众演唱他便是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在我们这些崇拜他的晚辈心里他不仅很富有而且很高贵。这是今天那些追求物欲金钱的人,难以想象、不可能理解的一种伟大!

  所以,只有真爱才能抵御住诱惑。不管你从事艺术还是其他,倘若眼睛只是死死盯着名利,你或许可以成事,但绝对不可能真正成才;你或许可以煊赫一时,乃至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但你却绝不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而走进历史。现在人们习惯将一些文化活动比喻为“大餐” ,由此说来,曲艺艺术当然也属于“精神食粮”的范畴,但我的观点是,它的定位应该是“大排档” 。“大排档”应该是曲艺家自觉认领的一种“身份” 。只要具备认领的自觉,曲艺家就一定能够为老百姓演得好,服务好。

  2.“文化自觉”最紧要

  总结这些年来我们艺术改革的一些“弯路”和“失误” ,大多都是由于缺少清醒的“文化自觉”所致。何谓“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我认为,发挥地方曲种的优势,凸显“乡情乡音”的魅力,坚持“用低票价服务大众” ,坚持“以小见大,以小见深”的说唱文学传统,以及发挥短小精悍的文艺轻骑兵作用深入基层演出等,这些曲艺独立存在的“理由”都是曲艺人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概而言之,“曲艺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曲艺所以是曲艺” ,即对曲艺生存、发展乃至今天滑坡的理由、原因等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接近真相的判断。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曲艺家“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一种艺术形式如同一个人,正确认识自己的长与短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莫说外因了,就是“内因”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

  曲艺名家赵连甲先生讲过一件实事:他曾应山东省文化厅的邀请在滨州当评委,比赛前夜却病倒了,上吐下泻,经医院诊断是“吃”出了毛病。起初,他对这种诊断不服,理由是近20人同桌用餐为何唯独我出问题?但,后来他随思考的深入观念亦发生变化,认为症结之根本或许不在那日的餐桌而源于他本人身体。这种意识让他成为餐桌上的有心人,终于发现原本特别喜欢吃的海蜇成为他当下身体的排斥物——如果接受,必遭惩罚。由此想到了“文化自觉” ,它追求的是一种与时、境同行的“清醒” ,即自己强与弱,绝非一成不变而必须做到适时、适势、适境。

  一些人容易将“自觉”与“自省”混淆,有的则把曲艺滑坡的原因一股脑地推给了曲艺缺少批评与自省。我倒认为,“自我表扬”与“自我欣赏”对今天的曲艺似乎更加重要。曲艺创作落伍于时代,是一种不争的现实。其主要原因并非是写作者思想禁锢,放不开手脚或者心境浮躁等,而是很多人对曲艺文学的优秀传统和最基本的创作规律压根儿就不熟悉。以“曲艺叙述语言”为例,它本来是通过“拴扣解扣”为手段吸引受众的,即通过“发生问题之后千方百计解决问题”这样的过程,引发受众参与的兴趣,从而形成一种心理互动。这种互动当然是隐形的,绝不是像通俗歌手那样与现场观众进行“大声问答” 。如此,曲艺便最忌平铺直叙。可我们看到的大多曲艺却往往不是合辙押韵的顺口溜,就是毫无悬念的“顺撇子”白话。

  3.“融会贯通”最需要

  融会贯通的含义大家都知道。我本人理解,这四个字中的“通”字最重要,即它是最终的方向,决定“通”向哪里。曲艺家的融会贯通当然要“通”向曲艺。很同意一种说法,就是人文知识的积累像个宝塔,底层各有各的“房门” ,分得很细,往上走着走着,会发现房门渐渐变少了,而到达塔顶就统统变成了彼此相通的一个房子和大门。由此看来,积累各种人文知识都有益于我们早日抵达塔顶。但是,攀登过程中倘若“串门” ,其结果则不是登高望远而是房倒屋塌,自我毁灭。这种解释,不是主张“闭门自守” ,抵制改革、创新,而是提醒所有改革、创新,必须是“打开窗户,而不拆围墙” ,尤其是要切实保护好自己的“承重墙” 。

  就“融会贯通”而言,“如何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既然横向“通”需要保护围墙、捍卫“自我” ,那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向“纵深”开掘,即“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现在“创新”喊得很响亮,殊不知,艺术上的创新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实现。其实不止是曲艺界,现在很多学术领域,似乎都忽略了对自身传统的学习、梳理、辨别和继承等。我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曲艺家必须对包括传统曲艺在内的曲艺传统怀抱忠诚与敬畏之心,因为传统是我们的血脉和根。倘若忽略了这些而一味强调创新,那说不好中国人会有一天稀里糊涂地“创新”成了外国人。

  理想中的艺术改革、创新,应该像NBA篮球赛一样。所有变化、新颖都不能超越篮球的“游戏规则” ,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 。如此“约束”下的自由与创造才是出神入化,才属于艺术创新。今天的一些舞台艺术改革,只是流于一些演奏加舞蹈、舞蹈融快板一类的“形式交叉” ,越来越像改革初期的城市建设,视觉上满街都是崛起的高楼大厦,仔细一看都似曾相识,越来越找不到自己。曲艺是地域特色非常强的艺术形式,山东的曲艺,优势就在山东,所以立足山东非常重要。如何保护、发展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山东柳琴等这些地方曲种,则是我们每个山东人肩头的一份责任。

  融会贯通的“通”也是“化” ,是化他为我。“化”是一种智慧。中国艺术的顶尖都是智慧和境界的统一。不少曲艺家缺少智慧的“根本”是因为文化的匮乏。相声名家唐爱国,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有一天,我主持一个新闻发布活动时介绍说,今天到场的有山东文艺界的两个“大腕儿” ,人称“山东二唐” :一个是在电视剧《西游记》中演唐僧的徐少华;一个是相声演员“糖葫芦” 。没想到唐爱国突然插话说,应该是“三唐” ——还有你,你是“糖尿病”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我有糖尿病,所以他这种“现挂”引来一片笑声。这种机智的东西,他经常用得恰到好处。大家很开心,且没有伤害到别人,这种善意的“调侃” ,“度”是极难把握的,完全靠“拼”素养。所以,有一次面对“曲艺如何才能抵制低俗”的提问,我的回答很直接:“只有曲艺家都成为不低俗的人。 ”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d3375a19e518964bce847c2c.html

《闫淑平艺术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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