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现实意义
摘要：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中国文化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殷朝箕子东走朝鲜之时就已传入朝鲜半岛。中国的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从那时开始渐渐传入朝鲜半岛，对后来朝鲜文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图书流入朝鲜的历史，及历史上朝鲜人民学习汉语的事业，借此得出中国文化在输出的过程中对别国文化发展产生积极意义的结论，并简要探讨朝鲜文化吸收融合中国文化这一历史事实对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文化 中国语言文字 朝鲜半岛 朝鲜文化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Chinese culture had been introduc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early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Zhou, when Ji Zi who liv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went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of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had been gradually introduced to the Korean people since then and had been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culture.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mission in Korean peninsul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introduction to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Chinese studies of Korean people in the history. Then, w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meaningful to other countries’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ts export. At last, we must get some inspiration from Korean culture’s development which benefits a lot from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anguage; Korean peninsula; Korean culture
本文在中国语言文字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历史探讨方面不涉及朝鲜半岛分裂后的历史，所以对于朝鲜半岛上的人民统称朝鲜民众或朝鲜人民，对他们的文化统称朝鲜文化，比现在朝鲜半岛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朝鲜”具有更广泛的涵义。中国文化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殷朝箕子东走朝鲜之时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后来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中国的语言文字在朝鲜半岛被广泛学习，尤其是上层阶级及知识分子，从箕氏朝鲜到李氏朝鲜，他们都不断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文化，对汉字、汉文的理解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李朝世宗大王组织创制他们的本族文字训民正音之前，他们都用汉字书写他们的思想，甚至记录他们的历史。中国的语言文字能对一个外民族产生如此大的意义，不仅是复杂的历史及地理原因造成的，更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魅力，也是朝鲜人民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融合，这些是笔者试着去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在朝鲜半岛之传播后得出的一些想法，本文从读史出发，对中国文化自身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一、汉字之传入朝鲜的历史
殷末箕子率部迁移到朝鲜半岛，与当地朝鲜居民建立箕氏朝鲜，带去殷商时代之中国文明，汉字必为其中之一。关于箕子进入朝鲜有诸多文献记载。汉初伏生所著的《尚书大传》中记载，箕子曾因屡谏纣王淫逸而被纣王囚禁，周武王在灭亡殷朝后，“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之朝鲜封之。”在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诸篇都记载了箕子东走朝鲜之事。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三国志》中亦记载：“其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八条之教”即是制定八条法律以治理国家，必然是用汉字书写而成的，而这时的汉字当为甲骨文。那么，汉字在殷末周初已传入朝鲜。
汉字从初传朝鲜到朝鲜广泛传播乃至使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公元前280年（燕昭王三十一年），燕国攻打箕氏朝鲜获胜后将其领域扩至满潘汗（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为界。此后，燕人移入朝鲜半岛北部，汉字进一步传入朝鲜半岛。从朝鲜渭原郡龙渊洞等六个地方出土了大量燕之货币明刀钱，正面都铸有“明”字，背面有的铸有铭文，有的则铸成图形、符号，其上有“左”、“右”、“行”等字。可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朝鲜人民已经与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交流，汉字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朝鲜半岛了。西汉初，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汉平定燕王卢绾的叛乱，燕人卫满率众避入朝鲜，“（箕）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三国志》）“博士”之职说明当时的箕氏朝鲜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自有汉字及汉文化传入之功劳。后来，卫满联合新的政治势力攻打箕准，建立卫满朝鲜，更有众多的中国民众陆续进入朝鲜半岛，这些民众不仅自己使用汉字，而且有更多机会用汉字、汉文与当地朝鲜民众进行交流。但将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朝鲜，是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亡卫满朝鲜，在其疆域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四郡时。汉四郡建立后，必然有中国官员移居朝鲜，大批的中国民众、商人等也会陆续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民众进行交流，商业活动也自然活跃，使包括汉字、汉文书籍在内的中国文化进一步传播于朝鲜半岛。朝鲜民众也由初步接触汉字，而后使用，日趋熟练。这个时期的朝鲜人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汉诗《箜篌引》便是朝鲜人掌握汉字、汉文之佐证。其后，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陆续传入朝鲜，为朝鲜人民普遍使用汉字撰写汉诗、汉文创造了重要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汉文已为朝鲜整个社会所接受与运用。公元3至6世纪朝鲜三国时期，汉字、汉文不仅成为通用文字，且成为官方正式书面语。公元374年，中国东晋人高兴到达百济，百济国王请他撰写百济国史《书记》，《三国史记》有此记载：“百济开国已（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在百济国王给中国统治者的书信中可窥见他们运用汉字的水平已经很熟练了，考古发现的公元654年百济砂宅智积碑上铸刻的汉字也同样如此。新罗与高句丽都有和百济相似的汉字学习及使用情况，高句丽则在公元372年（东晋咸安二年）就已经设立了“太学”，将汉字书籍和中国经史著作作为教材，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至7世纪统一新罗时代，汉文化更为兴盛。该时期的崔致远在868年（唐咸通九年）来唐朝学习，著有《桂苑笔耕》等汉文著作，被誉为朝鲜汉文学鼻祖。可知，对于没有文字的新罗来说，汉字无疑成为他们用以记事、书信交往和写诗撰文等的工具。新罗与唐朝的公文、表疏，也采用中国文章及其格式。在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以汉字、汉文为代表的汉文化与朝鲜半岛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汉文、汉文化的地位也由此进一步得到巩固。尽管其后，朝鲜创造吏读和本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但直至19世纪末，汉字、汉文一直是朝鲜半岛的通用正式文字。
二、记载中国文字之中国图书流入朝鲜的历史
中国语言文字之传入朝鲜半岛，与中国图书之流入朝鲜密不可分。早在西晋初期，《易经》、《孝经》等就传入了百济，然后百济再将它们传入日本，依《和汉三才图会》记载：“公元284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赴日），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至于这些图书以何种途径传入百济则不得而知了。
中国南北朝的梁朝，应百济之请，赠其图书。据《梁书》百济传记载，公元534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百济圣王十二年）、公元541年（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济圣王十九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湼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敕并给之。”《湼盘》是佛教书籍，《毛诗》是文学书籍。
在唐与统一新罗时期，中国书籍大量流入朝鲜，以儒学经典著作为最，其次是佛教经书，同时扩展到医学、算学、律学、天文历法等各类专业书籍。《三国史记》中记载，“以《缀经》、《三开》、《六章》教授之。”可见中国算学重要典籍已流入新罗，又如医学专业，“教授学生，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为之业。”此时，雕版印刷尚处于初创阶段，因而流入朝鲜的书籍大多为手写书籍。
到了中国宋代，和高丽的图书交流更加活跃，交流使者，除了两国使者外，尚有前往两国的学生、医官、商人等参与其中。加上活字印刷技术使书籍的生产更为容易，交流书籍除了大量仍为儒家经典著作外，范围遍及史、子、集方面的各类书籍，但因为军事原因不涉及国防、军事等书。高丽与宋的图书交流，使其藏书甚丰。南宋末张端义在其所撰的《贵耳集》中指出：“宣和间（公元1119~1125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高丽朝也因为受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开始大量印刷汉字书籍，并反过来流传到中国，书籍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现象。
元朝向高丽赠送大批书籍，以佛教经典和天文历书为多。
明朝与李朝关系十分友好密切，且明朝已经没有宋时与辽、金对峙之国际局势，故而，总体来说，明对李朝之图书交流没有宋朝时的禁令。兵书、臣议等书都可以输往李朝。文学作品小说、诗歌等也大量进入李朝，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游记》、《金品梅》等也传入了李朝。除了明朝赠书，李朝也频繁向明朝求书、购书。李朝为了进一步满足社会需求，大量翻印中国书籍，印制用训民正音翻译的中国图书。
清廷与李朝的图书交流中，又加上了汉译西学书籍。清廷对输入李朝王庭的图书有所禁止，像军政、财经、地图类书籍和缙绅录等都是严禁李朝使节、随员在清购买的，但收效甚微，他们都能通过私人关系或者贿赂来购得禁书。两国的民间图书贸易非常盛行，最突出的就是《红楼梦》、《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传入李朝。
朝鲜半岛推行儒学及后来的佛学文化，都是受中国的影响，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中国引入相关书籍，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的重视，并和他们的本国文化融合，给朝鲜民众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对汉文化的学习可以说朝鲜化是非常成功的。
三、朝鲜人民的汉语学习事业
从汉字初传入朝鲜半岛，到三国时期，中国儒家经典的传入朝鲜，汉字教育开始在贵族中间普及。《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国初始用文字，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这种文字正是汉字，而汉字教育的决定之举，还是高句丽在公元372年（东晋咸安二年）设立“太学”这一学校机构的举动，专门教授汉文经史著作。我国《旧唐书》高句丽传中也有高句丽人注重汉文学习的记载：“（高句丽人）俗爱读书，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宠爱之。”这些汉文书籍的学习前提是对汉字、汉文的熟识，无异于一个中国人的学习方式了。由此可见，汉字教育已在高句丽上层贵族阶级中普及了。公元503年新罗人即根据汉字意义定国号为“新罗”，《三国史记》中，新罗臣僚向智证王建议：“始祖创业以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称新罗。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矣。又观（中国）自古为国家者，皆称帝称王。自我始祖立国，至今二十二世，但称方言（指新罗语言），未（用汉文）正号。今群臣一意，谨上（汉文）号新罗王。”显然，新罗国名的确立，正是汉字教育在其统治阶级普及的结果。
虽然汉字早已传入朝鲜，朝鲜人民接触汉字，使用汉字、书写汉文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汉语多作为书面语言被运用和学习。汉语作为口头语言学习，始于公元10世纪的泰封国。泰封国王弓裔首先设置史台，即“学习诸译语”的机构。公元930年（高丽太祖十三年）高丽创建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在公元958年实行的科举制也是以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作为考试内容。高丽为了开展与宋、辽、金、元的外事交涉，推动了其汉语学习与研究事业。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276年（高丽忠烈王二年），在参文学士金坵的建议下，高丽设立通文馆，相比“史台”是更加完善的且专门学习汉语的机构，“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到了忠烈王时，又设立汉语都监，在公元1391年（高丽恭让王三年）改称为汉文都监，并设立教授馆。这些学习汉语机构的设置，为高丽研究与教授汉语语言，培养汉语翻译人才，更好地沟通与中国之交往，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均有重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在高丽的应用。
成书于高丽元宗十二年至忠烈王五年（1271～1279）的《老乞大》是那个时期为了培养翻译人才而产生的汉语教科书，其中所教汉语是元代的中国汉语，该书约两万字，写的是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经商的沿途用于，主要采用对话形式叙述。如：“甲：到北京卖了时（马匹、布疋），却买些甚么货物迴（回）还高丽地面卖去？乙：我往山东济宁府、东昌、高唐收买些绢子、绫子、绵子迴（回）还王京卖去。”（杨昭全，2001：444）另外一本汉语教材《朴通事》成书于高丽忠肃王元年至恭愍王十六年（1314～1367）之间，约晚于《老乞大》半个多世纪，该书通过对话形式和单人叙述形式，分别介绍元之大都的社会、风俗、礼仪、生产、买卖、游艺、词讼、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这两本书都被列为高丽通文馆、司译院的汉语教科书，对朝鲜人学习汉语事业贡献很大，此前，朝鲜人学习汉语主要是学习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诗文，这些书不符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言，尤其是口语的需要。而《老乞大》、《朴通事》以会话形式编成的汉语教材才适合朝鲜人学习汉语语言，尤其是提高汉语口语能力。这两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元朝汉语史料，对研究汉语史也有莫大参考作用。
李朝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司译院学习汉语，《李朝成宗实录》记载：“我国邈在海表，与中国语音殊异，以为译学不可以不重。故置司译院，以专其事。”“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收易俗之效。”李朝非常重视和明朝的外交，把司译院列为正三品衙门，由移居朝鲜的中国维吾尔族文人偰长寿为提调官，负责领导司译院。偰长寿亲自用汉语解释《小学》，书名为《小学直解》，使《小学》易被朝鲜学生所理解与掌握。其后，司译院的教材又增加了《洪武正韵》和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字《训民正音》。李朝除了设立司译外，又设立了偶语厅、承文院等培养翻译人才，还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汉语，如派人赴中国辽东请教；令赴明使节兼负请教任务；向来朝鲜的明朝史节学习；聘请来朝鲜的中国人教授汉语；引进中国多部音韵学书籍，主要有宋代的《广韵》、《礼部韵略》、《集韵》，元代的《中原音韵》、《古今韵会举要》，明代的《洪武正韵》等。在李朝世宗大王创制了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后，他们对汉语的学习也并没有放松，又编写了《训蒙字会》、《千字文》、《类合》、《全韵玉篇》《字典释要》、《训世评话》等汉字、汉语教材。李朝还对《老乞大》和《朴通事》进行补充和谚解（用训民正音翻译中国书籍）：世宗时（公元1419—1450年）重新编写《老乞大》，成宗时（公元1470—1494年）崔世珍对《老乞大》、《朴通事》进行翻译，成书《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明宗时（公元1546—1569年），译官边宪对《老乞大》的注音、释义进行修正，其后，方孝彦又进行补充。公元1677年（李朝肃宗三年）朴大运等又重新刊行《朴通事谚解》。这些汉语教材为李朝培养对明之通事做出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后世研究古代中、朝两国语言的重要史料。
四、中国语言文字传入朝鲜对朝鲜文化发展的意义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儒学和佛教文化在朝鲜半岛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后，他们对于这些汉字文化要素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内容也非常丰富。新罗还积极地采用中国的律令典制文化来进行内政改革，使从文字到国家体制，从思想观念到宗教信仰，都与中国基本相同。这些都是从宏观上来看一个受外来文化影想的国家的整体印象，而且都是从汉字、汉文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接纳他们开始的。朝鲜民众通过汉字、汉文吸收汉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从而创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以其丰硕的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文化体系内涵。朝鲜民族直接运用汉字、汉文记录下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先人物质、精神文化活动的结晶。他们的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高丽史》、《李朝实录》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崔致远、朴趾源、丁若镛等诸多文、史、哲大师的著作也是用古汉文撰写的。朝鲜的汉文典籍浩如烟海，它保存与发展了朝鲜民族传统文化及吸收汉文化的历史，而其中汉字、汉文功不可没。
但是，汉字毕竟不是朝鲜民族的本国文字，用异国文字表达本民族的语言，毕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做到全民会说汉语、识汉字、习汉文是不可能的，因此，大约在7世纪，统一的新罗王朝中的文人们总结朝鲜人民长期使用汉字的经验，创制了吏读，促进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应用。吏读是种汉语、朝鲜语混合文字。形式上都是汉字，文句中实词多用汉语，虚词则多用标记朝鲜语音的汉字，句法也是遵从朝鲜语，实词除了按照朝鲜语的语序排列外，在其后加上一些用汉字标记朝鲜语语法意义的助词。如朝鲜语中的“하고”中的“하”是汉语中“为”的意思，“고”的读音近似“古”，于是便用“为古”表记“하고”，“为古”即是吏读文字，表示“做”的意思。随着吏读的广泛使用，朝鲜人民更创造出不少有别于汉字的特有的文字，即吏读字。如“”“
”等是形声型的吏读字，左形右声，“
”等是会意型的吏读字。吏读的创制使朝鲜人民能够更方便地解读汉文书籍，从而使学习儒家思想等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吏读字的创造是朝鲜人民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创造精神财富的表现，同时也为他们创造本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也称谚文）提供了有力条件。
“吏读”的使用，曾对韩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吏读”本身仍是依靠汉字来记录朝鲜语，就使它在使用中仍带来语言和文字不能统一的局限性。而且，在它借用的汉字中，有的借音，有的借义，有的既借音又借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使用的混乱和阅读的困难，因此，“吏读”方法仍无法推广普及。李朝国王世宗（1419～1450年）为了解决朝鲜人使用汉字产生的语言与文字不一致之矛盾，使普通民众都能使用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决心创制本民族文字。世宗大王命集贤殿之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桓、朴彭年等研究朝鲜语音，并努力吸收当时中国音韵学的成就，以制定能书写朝鲜语的文字方案。为了充分吸收中国汉语音韵成果，世宗王曾派遣成三文等人先后13次赴中国辽东，向谪居该地的明翰林学士黄瓒请教中国音韵，终于在公元1444年（李朝世宗二十五年）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训民正音》，又称《谚文》。郑麟趾在《训民正音》的跋中说：“癸亥冬，我殿下创制正音二十八字，略加例义以示之，名曰训民正音。”尽管它是不同于表意的汉字的表音文字，但在语音及其造字结构上仍然受汉字的影响，与中国儒家学说和汉语的音韵学、文字学有着密切关系。世宗大王网罗了宋代诸儒的《性理大全》，令集贤殿诸儒细心专研其中收录的朱熹的《易学启蒙》、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以及太极图、主极图说、律吕新书等，《国朝宝鉴》中记载有“上（李朝国王世宗）览《性理大全》，谓集贤殿应教金钩曰：予试读之，义理甚精，未易究现，尔可刻意观之，以备顾问。”训民正音的制字原理运用了中国的阴阳五行之说，并与自然现象相比附。字型上也是仿造中国的方块字，正如郑麟趾在《训民正音》的跋中所说：“（训民正音）象形而字仿古篆。”杨昭全等将训民正音与中国音韵学和汉字的密切联系总结为五个方面：其一，训民正音的分类与中国古音韵学对语音的分类颇为相似。其二，训民正音的五音与中国古韵的五音有大部相同或近似。其三，训民正音和中国古音韵皆将发音方式，将语音分为请、浊音。其四，中国语音有区别语言（母音）的不同声调的四声。训民正音也有关于四声的规定。其五，训民正音“象形而字仿古篆”，即训民正音造字结构也有近似于汉字之部分，在组合上不仅有横组合，也有纵组合。
训民正音创制后，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朝鲜人民开始了用训民正音翻译中国书籍的历史，即谚解。所翻译书籍，范围十分广泛，遍及各个领域之汉文著作，更方便了朝鲜民众理解与掌握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文化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各阶层人民能够读书，掌握文化的条件。另外，用训民正音还能比较自如地标记中国、蒙古、日本等国的语言，使朝鲜人民更高效率地学习外语，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族文化，从而对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莫大助益。
五、中国文化发展从朝鲜半岛文化得出的启示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从甲骨文，历经金文、篆文、隶书、草书、真书、楷书，中国人民在汉字书写上一步步发展着，而几乎从甲骨文开始，汉字文化就开始传入朝鲜半岛。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末，中国人普遍在金属制品上刻铭文，在朝鲜境内出土的不少刻有铭文的金属制品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在他们文明发展的同时就已经把它们送给了朝鲜人民，使朝鲜人民不断地吸收中国文化，就从古文化的保存上来讲，现今的韩国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中国，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中国文化发展需要有朝鲜民族学习汉文化的那种精神，将外国文化中适合本国文化的部分拿来吸收并中国化，再反馈给世界。同时，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保存传承好，然后再谈发扬的问题。
我们在了解历史后，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更要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再是一个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中国文化需要汲取外国文化的养分，需要平等地和外国文化进行交流，既不能自视甚高，也不能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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