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网络问政 ------- 微博 “政绩小黑板还是互动大舞台。”
2010年可谓中国的微博元年，“你织围脖了吗?”已经成为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发布方式，微博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介入和渗透日益广泛，不断引爆社会舆论。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注意到了微博的力量和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注册微博账号，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引导舆论，获取反馈，与公众交流，凸显中国网络问政水平与日俱进。在网络问政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今天，微博的出现无异为“官”“民”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新颖的手段。。“天府微博聚焦四川”开辟了一个政府与网络、官员与网民沟通对话的新平台和新纽带，正以崭新的姿势迎接新的挑战，必将迸发无穷的生机与活力。真正将其打造成对外开放交流的全新窗口，倾听网民的呼声、了解社情民意，构建政府与民众实时沟通的良好渠道。
自2009年9月诞生以来，微博在全球越来越火，不仅吸引了大批明星学者纷纷开博，多国首脑也忙着织起了“围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目前使用微博的首脑人数多达60多位。一时间，“微博外交”一词应运而生，各国领导人利用微博树立国际形象，与选民互动也逐渐成为政界新时尚。２０１０年，从方舟子被袭到提问广州亚运，从曝光常德抢尸到“我爸是李刚”造句运动，在一件又一件热点议题中，微博都显示出强大的网络信息放大功能。微博问政对政府来说，是考验，但同时也是大幅度提高治理水平的机会。通过网络改变传统思维，进而改变党委、政府的工作方式，还有很大的潜力。有效回应微博问政的挑战，需要政府在人、财、物的调配和行政运行机制方面做出相当大改善的努力，“要适应网络的透明快速，我们的反应机制要更灵活更透明，这对政府运作系统的改革提出更高新要求。”，“微博问政”要注意情绪化和偏激化表达问题。微博因其表达平台的自由性、信息发布的简短性，使得民众表达更为直接，反映的情绪更为外露。这种情绪可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尤其在对待公权和政府管理问题上，激烈的言论甚至“网络谣言”的散布，会对官民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导致真实民意被忽略；言辞激烈的“少数民意”可能被放大；特别是通过商业化专业化发帖、删帖，可能形成的虚假民意等等。一方面政府要高度关注微博问政的影响力，时刻关注技术发展新动向及舆情发展新走向，充分发挥微博在推动民众参政议政、加强政府与民众交流方面的平台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对“微博问政”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建立科学的舆情评判机制。
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官员，网络问政首先要有诚心，其次要意识到网络问政的传播方式和我们普通的传播方式是不同的，因为网络的传播方式，大部分的网民都是匿名的，而且他们更加强调交流，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但是现在的网络问政比如微博，湖南桃源微博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内容都不是网民关注的热点，他们反而把领导采访、官员的活动放到微博上面去，在语言上也不够生动。另外在云南开通的“微博云南”当中，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把一些报纸上的内容扒了下来，放到微博上去，这种办法不能很好的吸引网民。因此对于网络问政来讲，要讲究方式。
第三如果要把网络问政当作一种常态，既然是问政我们面对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网络问政要做到常态化，能够经常的通过网络听听民声让网络问政真正成为日常问政手段的一个补充，因此网络问政一定要做到要持续。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如果没有诚心不讲究方式、不坚持下来，不妨先不凑这个热闹，踏踏实实先把网下问政做好同样重要。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稳居世界第一
2、“号贩子”
近年来，号贩子在各大医院霸占号源、漫天要价，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各家医院虽然也出台了不少举措，但往往效果不佳，号贩子屡禁不绝。号贩子之所以有市场，固然有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大城市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太过集中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挂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现有挂号制度虽然设定了先来后到的排队规则，却没有对挂号人身份进行一对一的管控，挂号单可以转让就为号贩子留下了空间。
一些医务人员“随行就市”，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医德，为号贩子做内应、分赃款，甚至沦为号贩子的背后黑手了。
法律层面对号贩子并没有惩处机制。号贩子囤积号源，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号源的紧缺，事实上扰乱了就医秩序。然而，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号贩子违法，加之号贩子排队挂号是合法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就更难对号贩子形成约束。
所以，要彻底清除“号贩子”，不能单靠一家医院的努力，而应该由卫生部门牵头，在各医院形成统一的约束机制。一是要建立巡查制度，将是否存在倒卖号源现象作为医院考核的重要内容，倒逼医院加强制度创新，整肃从业人员医德医风；二是要尝试建立统一的挂号实名制机制，进一步消除号贩子的空间；此外，还应考虑通过立法将倒卖号源的行为定义为违法，增加号贩子的法律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杜绝“号贩子”的滋扰，为真正的患者营造公平有序的就医环境。
3 跪求 个人失信惩诫机制
社会因制度才有秩序，社会也因人情得以温馨。制度与人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没有完美无缺的，但制度只要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制度就更接近正义。如果都以各种借口而被允许进考场，那么考场的秩序就无法得到保证，受到影响的就是多数人。对我们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人情是在制度规范之下的人情，制度是有人情味的制度。而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的就是，不管是争议还是剖析，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应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混淆不清。当二者无法评判出高下时，公平与正义就是最高的准则。
对我们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人情是在制度规范之下的人情，制度是有人情味的制度。而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的就是，不管是争议还是剖析，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应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混淆不清。当二者无法评判出高下时，公平与正义就是最高的准则。
我们常说：法律无情。但法律制度与人情之间，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制度与人情发生冲突之时，如何实现制度与人情的效果统一？如何让制度对人情保持足够的温情？如果能够通过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及技术完善，二者之间或许可以达到兼容。具体而言，考研制度中可以通过比如人脸识别设备等技术来弥补制度可能存在的生硬与不足。只要制度能够因现实的追问，不断添加人情的因素，这样的制度才会更加完善更有温度。
近年来在高考中，已然对考生忘带身份证进行了制度补救：对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考生，考场监考员会验证考生的相貌，若与准考证及存根上所贴照片相符，可安排考生进考场先考试，同时通知考生家长，在本科考试结束前将身份证送到考场。
4 啃老立法
老人权益被高扬 对于“啃老”这种“家务事”，而今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规定，这虽缘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更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呵护与关怀，彰显了国家立法的进步与成熟。毕竟，法律规定能够弥补道德约束的非强制性和随意性，能够达到维护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长大不成人”是家庭及社会面临的共同尴尬。
家教是一方面。此外，社会的浮躁和迷离，学校的德法教育欠缺等，让本来心理发育朦胧、情绪情感富于冲动、做事任性放纵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渐渐偏离了人性的轨道。他们或桀骜不驯，或奸猾馋懒。如此而言，出现“啃老”情形就不意外了。 农谚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里边一方面说得是坎坷窘迫的条件能够让孩子早早成熟懂事，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是这些孩子很早就有了担当、自立意识，因此在将来的人生中能够早早担当起家庭的重担。外国人对子女的教育更是非常“放肆”：一旦成人，必须自食其力。
有人指出，“世上本无坏孩子，有的是坏的教育，错的成人世界。”因此，在立法禁止“啃老”、筑起防护屏障的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也应联起手来，身体力行，做孩子们的“好榜样”、“良师益友”，让他们从身、心两方面同时告别“啃老”情愫。
当下的民生压力，逼着许多年轻人必须“啃老”。而当下的生活压力，也让“啃老”逐渐成为整个家庭共同奋斗的一种象征——这种象征，与孝与不孝无关，与有没有责任无关，与是否垮掉无关。有关的，只是我们的民生环境与幸福指数。“啃老”也好，“不回家看看”也罢，都有着非常现实的语境。
将一代人用孝与不孝、是否道德来进行评判，难免形而上学，治标不治本。当下这个社会中，我们最应当警惕的就是道德绑架。明明是春运没有买到票，却非得要搞出个“不孝敬父母”的结论来；明明就是付不起房子首付，却非得要整出个啃老的噱头来，岂不荒诞？作为立法权力，最应当关注的，应该是保证春运如何才能让每个人顺利回家、如何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以及其他民生问题，而不是按着道德说教个没完甚至是将道德上升到法律层面。立法禁止啃老，不如去完善我们的保障体系，完善我们的就业。”
5 井下救生舱
去年10月，智利33名矿工的成功获救震撼世界，井下避难所成热议的话题。此前，我国也要求完善煤矿安全避险系统。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救生舱的建设将是我国矿山企业的重中之重。厂家生产救生舱的热情很高，却苦于国家层面没有明确的产品标准；有关部门制定的救生舱标准已数易其稿，内容也引发多方讨论甚至争论。包括救生舱生产标准在内的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规定将于今年出台。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煤矿和非煤矿山要在3年之内完成“六大系统”安装，具体包括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等。救生舱的生产是其中紧急避险系统中的重要技术装备。
随后，国家安监总局也下发通知，其中一项要求“必须在距离工作面500米范围内建设避难硐室或设置救生舱”。
6 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规范公权和保障私权的基本法治理念，统筹兼顾了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与强化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协调与平衡。首先，明确了政府是征收补偿的主体，并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要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些都有助于化解长期以来因建设单位作为拆迁主体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例如，不少建设单位基于利益驱使，而对被拆迁人断水、断电、断路、断气，甚至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以政府作为拆迁主体，明显会减少甚至可以避免上述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界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从而明确了征收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我国立法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条例第八条规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是一个立法的重大完善。第三，强化了被征收人的参与。从制定征收补偿方案到征收程序启动，以及有关补偿标准的确定，条例都要求尊重被征收人的意愿。第四，完善了征收程序，包括征收决定的作出程序、补偿方案制定程序、强制搬迁程序、争议解决机制以及救济程序。第五，提高了征收补偿标准，充分维护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条例的核心是提高补偿标准，其最大的亮点也体现在强化补偿方面，严格程序是条例施行的制度性保障。明确了强制搬迁程序。条例取消了行政强制搬迁，完全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强制搬迁。由具有中立地位的第三者（即司法机关）来决定是否应当强制搬迁，这也有利于保障强制搬迁的有序、公平、公正地进行。采取司法强制搬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第四，完善了救济途径。条例给被征收人提供了充分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途径。被征收人对于征收决定、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履行补偿协议的一方，可以提起诉讼。
7 十二五 GDP
“十二五”规划为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传递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得到全面加强。目前，网民议论最多的，就是让老百姓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分享，规划给出了回答，而网民在期待的同时也透露出隐隐的担忧。
我们从讨论中总结出网民对于未来五年做大做好“民生蛋糕”的四个预警：要避免“短视”发展；要避免“不公平”扩大化；要避免“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祸害”；要避免“只有大河有水”。 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
在重视提升“硬件”发展水平、追求“显性”发展绩效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长远竞争力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更多的财力、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惠及长远、惠及群众、惠及子孙后代的“软绩效”上来。唯有让群众从“经济牛市”中充分受益，“幸福牛市”才有望与“经济牛市”并驾齐驱。
在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中，只有部分地方放缓了GDP的增速，比如北京从十一五的9%改为十二五的8%，但是仍有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速指标都定在1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目标翻番。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关于GDP的诟病由来已久。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等等。而民众呼声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GDP不能反映民众的幸福指数。“比如你今天把路挖了，明天把路又修好了，之后再挖路，再修路，这些都计入GDP。看起来GDP增长了，实际上大家的福利被损害了。这是很典型的。”
不只是中国，欧洲各国也正越来越多地表达对GDP这一货币指标的不满，着手寻找反映政府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否成功的替代指标。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底宣布，打算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可能纳入民众生活满意度等评价指标。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提出替代GDP指标的绿色GDP概念，但是由于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GDP的“权威”依然没人能够撼动。GDP指标事实上还会起着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首先是因为有一种惯性，大家都会想着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前，也只能用它去衡量、考核地方官员。所以它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GDP角色重要，但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并未像历次五年规划的建议那样提出GDP增长的目标，淡化GDP指标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祝宝良认为，在“十二五”考核指标中，GDP和人均GDP指标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在考核GDP这个单一指标的情况下，还要考核其他一些比如节能减排、公共服务等的约束性指标。逐步淡化单一的GDP考核。对于沿海来说，8%、9%的GDP较为合适，人均GDP已经过万，GDP稍微降低一点，只要结构能调整，这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而一些欠发达城市，当然有追赶GDP的冲动，但应该有一些边际的、遏制的手段，也就是说，GDP的增长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可能破产，对于地方的借贷，包括融资平台，都应该慎之又慎，要不然，就有可能在未来进入债务黑洞。
8 杭州图书馆乞丐入内
他们介意的应该不是乞丐和拾荒者看书，而是介意和这些穿着举止不够干净文雅的人“共处一室”。这种对乞丐和拾荒者的排斥情绪，不仅见于图书馆，也常见于很多城市的公共场合。 城市之所以形成，原本正是由于各色人等的聚集，五方杂处，八面云集。惟其驳杂，所以丰富；惟其不同，所以平等。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机会”，创造自己的“价值”，最终成就一个个城市的繁花似锦。很多城市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吸纳精英人才、排斥低端人群的社会政策，以地方法规的刚性姿态表达了一个城市的价值取向。禁乞、要求市民不得向行乞者施舍等等规定，堂皇出炉。如果用木桶效应来印证一个城市的宜居和谐的话，那乞丐等社会最底层人基本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显然是那块最短的木板。
有的大城市甚至连低端劳动者都要一并划入清除之列，全然罔顾这些看似低级、简单的行当早已经融入城市的肌体，成了维持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原动力。而这些设想的提出，有的是出于控制人口的目的，有的是基于所谓的“大都市形象”的概念。可是，一个拒绝给底层人群，包括乞丐拾荒者机会的城市，还能是一个健康而有尊严的城市吗？这种注重表面的光鲜、歧视低端人群的倾向，不仅见于一些城市的决策者，很多生活于城市的普通人，也失去了应有的开阔胸襟，不愿和拾荒者一起看书，厌恶和农民工一起乘坐公交。杭州市图书馆如此善意的举动，对每一座城市，都该是一种唤醒。城市应该给予底层人群更多的善意，城市向底层人群释放出友好和善意，必将获得超值的回报。一个棱角柔和的城市，远远比一个坚硬冰冷的城市更宜居、更平等，也更幸福。正如微博博友所言：尊重众生平等，才是真的进入成熟社会。但愿这样的“成熟”城市会多起来。城市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
9少林寺海外注册公司
我们对佛寺、佛教的认同，难道不也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吗？而小到一个寺院、大到整个教界，难道不也需要获取更为积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同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林寺的选择，未尝不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佛寺、佛教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经过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经过上百年来各种信仰、思潮的激荡和变迁，经过近30多年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度冲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弘扬，确实需要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变迁的进路。进行这样探索的，不仅有少林寺。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创建的农禅寺，有禅训班、禅坐会等面向大众的弘法活动；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没有功德箱，每月两场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都应该说是当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而少林寺，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少林寺也是在社会中、大众中，构建着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让宗教超越神秘主义的层面，让信仰得到超越个体的认同，使信仰得以在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之中被表达，这或许也给佛教的信仰方式，带来了某种“现代性”与“公共性”。 这并非为少林寺辩护，少林寺的做法，仍有其值得商榷之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宗教现象是把事物划为“世俗的”和“神圣的”两类，而寺院必然属于后者，只有超越于世俗之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如何处理好这种“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少林寺在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的关键所在。这表面上是寺院经营方式的问题，本质上则是寺院存在的基本“合法性”问题：是以赢利为目的还是以弘扬佛法为目的，是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还是以修炼信仰为目的。这样的回答，虽然不一定会影响到一种宗教的兴衰，但与一个寺院的命运，却可谓息息相关。不仅仅是少林寺，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儒家学说，如中医理论，如天人思想。正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如何在现代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少林寺现象”才有更大的思想开度和讨论空间，也才应该成为一个不断持续、不断澄清、不断在辩论中求得共识的大文化问题。
10 送礼
《礼记》有谓：“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其中所体现的礼节仪式、交际原理、社会秩序、和谐文化，应该说不无可取之处。作为中国人，本着取其精萃去其糟粕的精神学习之、运用之、实践之，对于提升道德修养，润滑人际关系，丰富人生旅程，减少成长遗憾当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从知恩图报的意义上讲，笔者并非一概反对送礼，但是，对于由愈演愈烈的送礼之风所成就的“送礼中国”，却不能不备感纠结。
究其本质，“网络水军”真正考验的是公众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也可以说考验的是网络舆论的成熟度。“成熟的网络舆论平台应该具有严格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应该使思维清晰、理智健全的网民声音得到有序表达，应该使理性宽容成为舆论氛围的主流”
11.就业率没有公信力
政府的职能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缺乏公信力或不准确，后果是很严重的。首先，它会影响政府机关的威信，影响行政效率；其次，这会向其他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比如，按照这样的统计数据，相关部门似乎就可以不必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作施政的重点了。最后，这还会对大学生们产生误导，使他们在入学、选择专业、制定自己人生发展规划时失去依据，出现错误。
那么，官方公布的就业率为什么缺乏公信力？我想原因至少有两条：其一是把就业率当成了自己的政绩，就业率越高，政绩就越好，如此则自然就有在数据上弄虚作假的冲动；其二则是统计方法不科学——目前就业率的统计方式主要是靠大学和教育部门层层上报，由于这事关大学官员自己的政绩，所以被“注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媒体披露，目前高校在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问题上的造假手段主要有四：一是“不就业就扣证，催生就业合同造假”；二是“被就业”，有一位毕业生透露说：“学校会为了保证就业率给你随便签就业协议书、安排个工作。介绍的多是不适合的工作，结果做不了多久就不想做了，相当于没找到工作。”三是“将研究生、出国留学生算就业”，四是“学校公布的就业率不透明”，干脆就直接在数据上做手脚。
所以，在我看来，假如人保部、教育部之类的相关部门，真的愿意摆脱畸形政绩观的束缚，掌握真实的就业率的话，至少应该在统计方式上进行改革，比如对大学和基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层层上报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而自己则要采用直接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抽样调查的方式，来掌握真实的就业率，同时还应该开放、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就业率调查，必要时可以直接委托他们进行调查。只有在调查方式上作出根本改变，才能掌握真实的数据，也才能提高公信力。
12.公车gps
从春节后开始，广州要首先给市管干部的公车装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便于监督管理，然后再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据悉，去年广州已在黄埔区、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三个单位试点用GPS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实时全程监控，较好地解决了公车私用问题，试运行期间平均节省费用达到24%
公车反腐之难，本质不在于什么技术最一针见血，而在于能不能以最开放的制度设计将公车置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给公车涂颜色也好，为公车装GPS也罢，这是公车监管的第一步，此类技术要有意义，还得跟进两大步：一是要最大限度地让公民可以随时查询到公车的当日轨迹或历史轨迹，并且公车要能对“嫌疑轨迹”作出合情合理的说明；二是一旦发现公车有“私用记录”，需要有配套的责罚制度，如果“罚单”在装GPS之前都不甚明朗，究责的诚意与反腐的决心都不免令人生疑。
有消息指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尽管类似数据往往在争议中成为一地鸡毛，但公众仍以常情常理的推断对公车腐败表示担忧。有一个细节当然更耐人寻味：公车改革或公车反腐的时候，总能有详细的数据佐证“成绩”，比如成本下降多少多少，但真正清算公车消费总账单的时候，又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公车反腐，缺的从来就不是技术，而是制度；甚至可以说，缺的也不是制度，而是刮骨疗毒的诚意。当然，技术是为制度服务的，拎清这个道理，“GPS上公车”才有现实意义。
13.家乐福欺诈
家乐福、沃尔玛在中国市场采取欺诈手段销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本土零售巨头开始走向成熟”，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家乐福等巨头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同行经历了从惧怕到学习、再到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之路，一些本土企业还发起了“阻击战”。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外资企业不在提供更优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上下工夫，却采取欺诈的手段，这种错误做法的结果必将是那些坚守诚信、遵守游戏规则的企业最终赢得市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６日宣布，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在部分城市的连锁店存在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误导性价格标示等欺诈行为，发展改革委已责成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这些超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家乐福等大型零售企业出现上述问题实在不应该。价格主管部门对这类价格欺诈行为的检查应常态化，以维护消费者和诚实守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使那些违法企业诚实经营。
我们市场经济本身仍旧缺乏足够的规则意识，规范市场秩序的法规还不健全，在一些可操作性的末端缺乏一种“较真”的精神，很多时候留下了恶性竞争乃至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空间。例如，之前360和QQ爆发的利益之争，拿消费者权益当牺牲品，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其最终的化解，也不是基于法规的权威或是民意直接起作用，而是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这一次同样也是国家部委出面，类似这种高层次的行政干预，虽说以行政权威化解了一时冲突，避免消费者权益继续遭受侵害，却很难从根本上确立起市场经济的法则。
这也说明我们的行政执法太过松软，对于市场经济法治底线的维护不严。就拿这一次家乐福事件来说，是国家发改委下了“责令”，地方执法部门才闻风而动，如果没有发改委的明确“指令”，地方部门就不能维护正义了呢？为什么在那些已经形成价格欺诈事实的诸多城市，早先未见有价格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并作出处罚呢？长时间的价格欺诈缘何一直脱离执法监管的视线？种种反常的背后，更为值得反思的是行政执法的疏漏。
虽然这一次发改委动了真格，但很显然，无论是市场经济良好秩序的维护，还是消费者权益的妥当保护，都不可能寄希望于这种全国性的“自查”。市场经济本身是一套严明而权威的规则系统，要求各个地方的行政执法主体能够始终如一地肩负起检查监督的职责，否则，再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则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松可紧的“橡皮筋”。
14 火车实名制
为探索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购票机制，解决群众购票难题，铁道部于2010年春运期间开始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今年春运期间火车票实名制售票范围进一步扩大，郑州、西安、武汉、南昌、成都铁路局和广铁集团公司六局在部分车站试行车票实名制，实名制车站达到79个。
许多人看来，实名制虽然会给一些旅客在买票、进站、上车时，带来些不便，但对售票的公平公正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黄牛党”猖獗的倒票行为得到明显遏制，票源相对更充裕，旅客能相对更加容易买到车票。业内人士指出，实名制也并非万能，实施后仍有很多时问题亟待解决。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是一项社会化铁路客运制度的变革，涉及的问题比较繁杂。实名制在不断完善的同时，更重要的在坚持，公众应理性看待。
火车票实名制推出之后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是较之放任“票贩子”把持火车票市场，较之让公众去忍受“排第一，依旧一票难求”的窘境，更多人期待实名制能够早日全国推广。 显然，成本过高也许是事实，可旅客在实名制下获得的公平购票权利，成为铁路决策者们首要考虑的标准。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认为，实名制要在全国推行，首先需要完善改进的是提高对旅客身份信息采集的科技含量。“旅客是否携带身份证，都能够通过先进的识读设备确认乘客身份”，他说，这就解决了那些忘记携带身份证件无法坐车的人的烦恼。包括实行火车票电子票，订票旅客可像坐飞机那样，实现直接凭身份证或户口簿登火车。
其次是完善实名制火车票的平价转让机制。“火车站在退票窗口增设实名制火车票的转让功能”，退票的旅客与急需购票的旅客达成平价转让协议后，在退票窗口前让铁路工作人员通过微机操作，重新打印一张印有新的旅客身份信息的实名火车票。“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退票旅客20%的退票费，又让想走的旅客及时出行。” “实名制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它解决了购票公平，但不能解决一票难求。” 业内人士分析，实名制并非万能，相关实施后仍有很多时问题亟待解决，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是一项社会化铁路客运制度的变革，涉及的问题比较繁杂。公众应理性看待，将春运暴露出的所有难题都压在实名制上也是不理性、不科学的。
客观而言，现在我们的春运出行条件跟过去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地改善。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路网越织越密，车速一提再提，动车、高铁“齐步走”、“大步走”。但对于那些裹着棉被带着马扎冻一宿排队买票，万般艰辛挤上车却只能“金鸡独立”、差点被挤成照片的人们来说，中国交通这些年巨大的建设成就却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来。交通建设突飞猛进，为什么在春运上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呢？
此中确实有特殊的国情因素。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春运时节短时间内的集中客流，数量庞大到超过很多国家的总人口之和。另一方面，回家过年是中国千百年文化传统的刚性需求，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拦不住回家的脚步。即便是那些已经在异地他乡安家立业多年的游子，不回到大家庭中过年也总觉着缺少几分团圆的年味儿；加之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进城务工人员剧增，过年的潮汐效应尤其明显。在春运短短几十天内，28.5亿客流突然加载在现有交通线上，相当于将全体人民“搬运”两次，其中很多还是超长距离的“搬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有必要最大程度地把铁路里程、动车速度这些光鲜的数字化为普通国人的实际感受。比如，“黄牛”现象目前虽然有所好转，但远未禁绝，年年打击年年死灰复燃，原因何在？再如，近年中国高铁成就斐然，里程和时速的纪录不断刷新，在运力较大提升的同时，如何合理配置、科学利用这些运力？还有票价问题，春运关乎民生，有关部门在这时候只顾赚钱显然有违民心，如何让老百姓以承担得起的价格来享受交通发展成果，也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相关部门都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言必信、行必果，以实效取信于民，人们才能对缓解春运难保持信心。
15 美国国情咨文
中国曾是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中的“改造对象”。1999年克林顿对中国横加指责，并居高临下地说要“帮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也曾是“帮扶对象”，2008年小布什声称要“帮助”中国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如今，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中国以伙伴形象出现，变为“榜样”。 面对种种困境，奥巴马试图以中国等国为榜样，刺激并团结民众和各派政治势力，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局面，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抢得“先机”、争得“主动”，进而占据“后金融危机时代”战略制高点。 奥巴马以中国为学习“榜样”，是美国精英层一贯的危机意识使然，并非美国真的已落后。对中国来说，更是一种警示。
1、中国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们开始尽早着手对孩子进行教育，并延长教育时间，更注重数学和科学；
2、中国拥有了世界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机构，并研制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3、中国正在发展更快的火车和更新的机场；
4、和中国签署的协议将为美国带来25万个就业机会。
16 中国形象片
中国国家形象片之《人物篇》已在美国开播，《角度篇》日前突然在网络首播，引发全球华媒关注，有报道称，中国开始探索和尝试在全球树立独有的形象，国家形象片的推出代表着中国已开始进入国家公关时代；多角度、全方位地把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表达更为完整的中国国家形象。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中国开始探索和尝试在全球树立独有的形象，国家形象片的推出代表着中国已开始进入国家公关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未来应更加注重“受传者”的文化背景，进一步转变从“宣传”到“传播”的观念。尽量淡化国家形象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尽量真实、自信的展示自我。，《角度篇》囊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光等方方面面，全景式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巨大成就以及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更大的信息量，阐述中国发展能持续、多元且共荣的和谐理念，多角度、全方位地把中国古老而又现代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表达更为完整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片日前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此举被外界称为中国展开的一次重大形象公关行动。国家形象公关需要付出成本，但对于收益，成本的付出物超所值。通过这种战略性努力，可以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生存环境，是中国国家形象公关这一战略投资行为所带来实实在在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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