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他的原配夫人

孙中山的三位夫人：元配卢慕贞(上)、革命伴侣陈粹芬(中)和宋庆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照片)

　　奉父母之命结婚

　　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先生时，自然而然想到一个伟大人物的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之支持。孙中山也不例外，而且在他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奋斗一生中，所获得不平凡的女性的支持者，绝不止于志同道合的夫人宋庆龄一位。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就是一位曾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值得为世人传颂的不平凡的女性。

　　1949年后，卢慕贞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及，她的照片长期未能悬挂于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以致若干年后，许多人不知孙中山还有一位原配夫人，也搞不清孙中山独子孙科的生母是何许人。

　　孙中山光辉的革命一生，与他的大哥孙眉密不可分，有人将孙眉誉为“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婚姻，也是在大哥孙眉的关心和督促下建立的。

　　1883年秋，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神像，担惊受怕的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为息事宁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儿子送往香港读书，后又到檀香山的长子孙眉那里，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竟然负气不辞而别，于1885年4月，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当时，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良策。于是，他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免得再因年轻气盛而惹出难以收拾的麻烦，让父母受辱。

　　孙眉的提议促使父母迅速为孙中山物色对象。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恰巧有一姐妹嫁在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今属珠海市金鼎区外沙乡)，她认为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与孙中山很相配，从双方的家世、年龄、经济状况等看，算得上门当户对，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

　　卢慕贞生于1867年7月30日，其父卢耀显承先祖业读书，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与孙眉同为檀香山华侨。

　　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却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转衰。卢慕贞是卢耀显长女，虽家距孙中山家乡翠亨村仅有数里，但以往卢、孙两家素无往来。那时，年轻人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卢慕贞与孙中山根本无缘相见。对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势必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他的想法与父母传统习惯大相径庭。

　　在那个讲究“郎才女貌”的时代，孙中山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所受的教育更是卢慕贞无法相比。卢慕贞身材矮小，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然而，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他当时在婚姻问题上随波逐流，没有违抗父母和大哥之命。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20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

　　孙家家境富裕，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结婚地点在孙家老宅左边的一间新建平房里，按当地的风俗，在家中正厅立了字架，立字为德明(按：孙中山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两旁对联为“长发其祥，五世其昌”，特别醒目，给贺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当时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就读，他志向远大，没有像他大哥孙眉所希望的那样把结婚变成生活的藩篱，所以，与卢慕贞结婚三个月后，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孙中山在1886年夏抱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毅然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1887年，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与卢慕贞团聚，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但孙中山知书达礼，每逢回乡，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随着时光的流逝，孙中山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

　　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环境，作为长女，卢慕贞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尤擅女红。在婚后的数年中，尽管孙中山回乡并不多，但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

　　有一件事使孙中山因卢慕贞的通情达理而深受感动，从而对妻子的感情由尊重转为敬重。据唐仕进在《孙中山元配卢慕贞的故事》一文中所记，有一次孙中山返乡，基督教一位牧师到翠亨村传教，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为尽地主之谊，热情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

　　和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一样，他们父母也是一向极力反对儿子信奉基督教的，只是当年儿子远在香港，自作主张入教，实在是奈何不得他。

　　如今，见儿子把基督教牧师接到家中居住，马上流露出不满之情。读书不多、恪守传统的卢慕贞，虽然对基督教谈不上了解，更无好感可言，但她知道丈夫是个信教的人，早在她结婚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牧师喜嘉理，曾到翠亨村道贺，居数日而去。

　　这回，卢慕贞见公婆面有愠色，想到牧师是丈夫请来的客人，就应以礼相待，就百般劝慰公婆，对牧师热情招待。

　　最令孙中山感动的是，1888年春，父亲孙达成病重至逝世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大哥返乡探望父亲，亲眼看到卢慕贞在父亲病榻前，寸步不离，亲奉汤药。应当说，卢慕贞与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了解，夫妻感情渐生，日见和睦。

　　1891年10月20日，卢慕贞与孙中山结婚七年后，儿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

　　1892年7月，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同年，由他设计的新居落成(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卢慕贞搬入大门左边的房间居住。这段时期，孙中山在澳门、石岐、广州行医，经常回家。据孙科在《八十述略》中说：“我出生的第二年，国父在澳门开了一家中西药局，执业行医，所以我就跟母亲搬到澳门与父亲同住。不久之后，又迁居香港。”1894年，长女孙蜒在翠亨村出生。

　　卢慕贞是一个旧式女子，虽受过教育，但文化不高，并不懂得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革命，也就不能和丈夫夫唱妇随，但她从不阻挠丈夫的革命言行，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支持丈夫去实现伟大的革命抱负。李伯新先生在《默默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卢慕贞》一文中，给予卢慕贞很高的评价：

　　卢氏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美德的母亲，一手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又孝顺侍奉家翁家姑，照料婶母程氏生活。一个小脚女人，承担这么多的繁重家务，还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担风险。她使孙中山减少了家庭的后顾之忧，把精神集中到革命事业上。

　　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婚后，长期在香港读书，其间他热切地关心祖国命运，宣传革命，倡导改良，课余或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和一批有救国愿望的朋友共同研究学问，寻找救国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而当他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行医中积极结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一起议论时政，开始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活动。

　　1894年1月底，孙中山专程返乡，闭门十多天，草拟出建议改良政治、谋求民富国强的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上李鸿章书》，又和陈少白商讨修改定稿。他在翠亨村期间，潜心谋求救国之道，根本顾不上夫妻间的儿女情长。

　　慕贞从不埋怨，在生活上给予他悉心照顾，在感情上又以妻子独有的温柔去体贴关心。每次孙中山匆匆离别家乡，卢慕贞总是默默为他打点行装，望着丈夫远去的身影，她总是把惆怅和思念深深地埋在心中。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树起反清革命的大旗，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卢慕贞默默地支持，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演变，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见，孙中山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奔走革命，根本难以顾及家庭，而他的大哥孙眉又远在檀香山，姐姐也已出嫁，年迈的母亲杨太夫人身边只有大媳妇谭氏和卢慕贞为伴。在这种情况下，卢慕贞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每当漂泊在外的孙中山向来自家乡的人打听家况时，他们一致称赞卢慕贞的美德。在当时，乡人谓卢慕贞“孝敬贤淑，闻于乡党”，这使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更加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

携儿带女亡命檀香山

　　1895年，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后在家乡石门、南朗招募勇士，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同年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了。反清义士陆皓东、朱贵全等被捕后，慷慨就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疯狂缉捕革命党人，广州城内外及南海、番禺等各县，遍贴两广总督谭钟麟缉捕革命党人的告示，并分别悬赏花红银数百至一千元，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革命党首领。其中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悬赏逃犯的告示云：“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29岁。花红银一千元。”可孙中山已于10月27日深夜乘船逃出广州，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来不及返家向老母、妻儿道别，并于29日抵香港，次日晨离开香港，前往日本。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后有16年之久，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为反清革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叛逆的要犯，家属自然受到株连，香山知县史继泽迅即派人到翠亨村捕拿他的家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翠亨村，卢慕贞和婆婆杨太夫人闻讯手足无措，立即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但一家老少究竟逃到哪里去呢？几位妇道人家一时没了主意。或许是苍天保佑，清政府官署书吏将孙中山家乡翠亨村误写为翠微村。翠微村是个大村，在翠亨村之南30公里。官署书吏的一字之差，使得卢慕贞一家有时间逃过一场大劫难。

　　当大批清政府官兵凶神恶煞般的赶到翠微村抓人时，该村村民说村里根本没有姓孙的，翠亨村才有姓孙的。于是，他们又急忙赶到翠亨村，果然找到了孙家。卢慕贞和杨太夫人闻知情况危急，赶紧四处张罗，终于借了数十金，拱手奉送给那帮贪婪的官兵，并说了无数的好话，结果他们在拿到钱后就吆喝一番走了，回报翠微村查无孙姓，交差了事。

　　后来得知，翠亨村与翠微村的一字之差，其实并非官署书吏误写，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认为：“广州事败，陆皓东等被捕，在所书供状中，讹称家居翠微村，实则其与中山先生为翠亨村邻居，但为避免连累孙、陆两府家人，故行‘权宜之计’，清吏可能根据陆之供状出此。”

　　卢慕贞一家虽然侥幸逃过劫难，但清政府把孙中山视作叛逆要犯，如果不远走高飞，势必凶多吉少，不知哪一天会灾祸临头。正当她们整日为逃难的事犯愁时，正巧陆皓东的侄儿、兴中会会员陆灿从檀香山返乡结婚，当他了解到险情后，自告奋勇，帮助护送卢慕贞携带5岁的儿子孙科和襁褓中的长女孙蜒，与杨太夫人、孙眉妻子谭氏，先逃到香港，再乘轮船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投奔在茂宜岛经商的孙眉。

　　再说孙中山流亡日本后，1895年12月中旬，他只身从日本横滨到檀香山，立即前往茂宜岛，与卢慕贞和儿女团聚。卢慕贞对孙中山奔走革命，遭受挫折，无一言责备。虽然她不懂政治，在反清革命的宏业上与丈夫没有共同的语言，更不会用动听的话语去安慰，但她懂得如何让丈夫抛却家累，毫无顾忌地投身革命。

　　1896年6月，孙中山因革命工作不能久留檀香山，毅然辞别家人赴欧洲进行革命宣传。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囚禁，九死一生，获释后不久的11月12日，他在伦敦度过了而立之年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和卢慕贞短暂团聚的结晶———次女孙婉在檀香山降临人世。女儿与父同月同日出生，富有意趣。

　　孙婉的出生，给孙家带来了吉祥和喜庆的气氛。可远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为了国家和民族，却无法享受喜得千金的无穷快乐。

　　外人不知的是，卢慕贞在分娩之际曾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那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消息传来，卢慕贞为丈夫的生死担忧，寝食难安，差点以身相殉。此事足见卢慕贞对孙中山情深义长，把丈夫的生命视为比自己的更加宝贵。

　　卢慕贞一家在檀香山的生活全赖大伯孙眉。她除了照顾婆婆，尽可能以勤快的双手承揽家务外，还悉心抚育儿女。在孙科6岁那年，文化水平不高的卢慕贞为儿子启蒙，教以《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等，还延请老师到家中讲授国学。后来，广东新会人黄瑞祥到茂宜岛设塾授课，卢慕贞让儿子拜在黄瑞祥门下。孙科扎实的国文基础，就是这段时期在母亲督教下获得的。此外，卢慕贞闲时不忘临摹字帖，以排遣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从香港赴南洋

　　卢慕贞在檀香山一住就是12年，其间孙中山仅三次赴檀香山与卢慕贞团聚，时间总计不超过一年半。

　　1906年，孙眉因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终致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无奈之际，只得于次年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在牛池湾开办小型农场维持生活。卢慕贞携两女孙 、孙婉和杨太夫人，后随孙眉到香港九龙。孙科因求学之故，暂留檀香山，寄居在兴中会会员郑金家中。临别，卢慕贞想到当年为逃避清政府的捕拿亡命檀香山，现在却迫于生计，又要与爱子分离，而丈夫又远在天涯，不禁悲从中来，但她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强忍骨肉离别的悲伤。

　　卢慕贞母女在香港同大伯孙眉、婆婆杨太夫人定居九龙城东头村，生活十分艰难。卢慕贞悉心侍奉婆婆，抚育两女。对当时的生活状况，孙眉好友罗延年的回忆中有所反映：

　　1910年前，孙总理之母杨太夫人，及总理之兄孙眉先生，系母子与侄女，即总理之两女及家人，同住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此屋系一楼一底，杨太夫人居楼上，时年逾八十，双眼失明。当时弟(按：指罗延年)在九龙警署为通译，有暇时常去探望孙眉先生……孙眉先生在九龙城宋皇台左右，有一罾棚，每日到棚，拗鱼奉母。

　　1910年7月19日，杨太夫人逝世，享年83岁。卢慕贞作为一个丈夫远离身边的妇道人家，在经济困顿中，与大伯孙眉一起全力为婆婆料理后事，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杨太夫人去世之际，孙中山正在从日本横滨前往南洋槟榔屿途中。孙中山此行是为了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募集革命经费。卢慕贞闻悉丈夫在槟榔屿，因婆婆去世后已无家累，故立即携两女由九龙赴南洋，全家得以别后重逢。然而，同年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配合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声称孙中山在当地组织华侨进行反清革命是“妨碍地方治安”，将他驱逐出境。这样，孙中山只得惜别妻女，前往欧美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卢慕贞母女三人的生活没有着落，由当地华侨集资供给每月生活费一百元。当时她们的生活窘况，可从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写给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的信中得以反映，信中说：

　　自弟离榔之后，两女读书，家人多病，医药之费常有不给，故前后两次向港部请拨公款，然此殊属非宜，实不得已也。……虽曰为天下者不顾家，然弟于万里奔驰之中，每见家书一至，亦不能置之度外，常以此萦扰心神，纷乱志气，于进取前途殊多窒碍。敢请兄于榔城外之各埠，邀合着实同志十余二十余人，每月每人任五元或十元，按月协助家属，以纾弟内顾之忧，而减榔城同志之担任。……倘若与他埠同志能分担，实为至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次日，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军占领的消息，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立即中止了在美国务埠继续演说筹款的计划。当他在为共和国的成立，四处奔走呼吁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回国亲自领导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和组建共和国。

　　孙中山从海外返国，途经南洋槟榔屿时，与卢慕贞、女儿相聚，前后只有三天时间，就匆匆启程，并于12月25日上午抵达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他在典礼上庄严地宣读了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1912年1月21日，孙中山致电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请他回南京商量国事，并说：“已电家人来，能同行，更妙。”邓泽如接孙中山电报后，第二天就致电在槟榔屿的卢慕贞，询问回国行期。邓泽如很快接到革命党人黄金发的回电，说卢慕贞及家人因旅资问题，尚未定行期，正由革命党人集资资助。邓泽如获悉即往吉隆坡告知陆秋霞，得到他慷慨捐助一千元。邓泽如到槟榔屿，把募捐之款交给卢慕贞。

1912年2月9日，卢慕贞携两女孙 、孙婉，侄女孙顺霞，佣人阿清，搭乘英国邮船“亚舍”号启程，10日途经新加坡，邓泽如搭船同行护送，15日到上海，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和长子孙科的迎接，下榻沧州别墅。下午，孙科迎接母亲和妹妹等。同年2月20日，卢慕贞母女在邓泽如和孙科的护送下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

　　随孙中山颠沛流离

　　卢慕贞在南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20多天，住在原清王朝的两江总督署内。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府也设在这里。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都设在大院的西花园内，卧室在西花园东北角的小院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房，楼上为卧室，楼下是会议室和卫士室。

　　卢慕贞在南京的日子里，悉心照顾孙中山的生活，从不抛头露面，人们难见她的容颜，以致人们把她和孙中山的另一位革命伴侣陈粹芬相混。此时虽说夫妻团聚，其实也是离多聚少。因为从临时政府诞生起就面临重重困难，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又有袁世凯北方势力的压力，孙中山日理万机，许多时光都是在大总统办公室度过的。而对卢慕贞来说，她的许多时光常常是在牵挂忙于国事的丈夫中度过的，幸好两个女儿时常陪伴左右，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与卢慕贞是香山县同乡，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月25日，卢慕贞把两个女儿留在孙中山身边，自己却离开南京返乡了。对此，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

　　革命建国后，妻以夫贵，尊为国家元首第一夫人，大众莫不投以向慕、倾羡的眼光，总认为大总统的眷属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无奈卢夫人生性好静，且较孤僻，她是一个旧式妇女，做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绰绰有余，但对政治性的应酬则毫无兴趣。在冠盖京华的政治中心石头城，面对中外贵宾如云似海的各种政治场合，对自幼缠足梳髻的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无尚的尊荣，倒不如说反而是种精神上的累赘，她很想摆脱了它，而重温一向平静、淡泊、与世无争的自我生活。她颇有自知之明，既然不能配合夫君，协同领导诸种政治活动，乃逐渐萌生知难而退的念头。

　　这也就是后来她为什么慨然同意跟先生分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接着率领胡汉民等人，并携两女考察湖北、广东等地。同年5月27日，孙中山携两女和秘书宋霭龄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和大哥、大嫂及妻子等亲人团聚。他在故乡逗留三天，即携卢慕贞母女到各地考察。6月18日，孙中山一行乘高丽轮经台湾基隆赴上海。

　　袁世凯以会商发展铁路计划为由，邀请孙中山北上。8月18日，卢慕贞母女随孙中山从上海启程赴北京，受到隆重的接待。孙中山全家畅游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1913年2月，袁世凯为了笼络孙中山，特授他“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2月11日，孙中山从上海抵日本考察实业、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3月初，卢慕贞也携女前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是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3月12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张3月10日他抵大阪与欢迎者的合影，报道“孙逸仙氏来大阪访问”。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孙逸仙的夫人来访》的报道，详细记述了卢慕贞抵日后的活动及在大阪与孙中山会面的详细情景———

　　1913年3月8日，孙逸仙的夫人带女儿来神户，住在东洋饭店，同孙逸仙联系上。当时孙逸仙先生下榻京都帝国饭店。孙说，我们在大阪见面。

　　孙夫人8日晚到大阪。孙逸仙在10日抵大阪，与相隔很久的夫人见面了。孙夫人带侍女随同，每天早上8时起床，10点钟左右同女儿、侍女到外边散步，在附近的中国菜馆食早点。晚上六七点左右在中国菜馆食饭。从不出去看市容。

　　孙夫人当时四十多岁，穿黑色中国服装，头发整理得很好，不爱说话，是一位非常贞淑的夫人。

　　3月16日晚，卢慕贞与两女及宋霭龄乘坐的汽车不慎误撞电线杆，卢慕贞和宋霭龄受伤。孙中山在次日下午2时，在由八幡前往福冈途中得悉卢慕贞遭车祸，当随从人员征求他是否赶往东京探望妻子时，他认为不必更改考察日程，而请宋耀如前往东京处理。所幸卢慕贞伤势不重，经及时医治，很快脱离了危险。

　　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因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权，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22日身亡。孙中山闻讯，马上中止了日本的考察活动，于23日下午乘船返上海，从事反袁斗争。

　　孙中山在日本考察期间，留下了许多照片，可惜没有一张与卢慕贞的合影。

　　勤俭持家、关爱族人

　　孙中山健在时，卢慕贞的生活费用由他供给。卢慕贞自幼在农村长大，结婚后四海漂泊，吃尽了苦头，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

　　卢慕贞虽然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但孙公馆的经济并不宽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卢慕贞的经济十分拮据，孙公馆雇用的三位工人，车夫兼厨师徐康成、负责清洁和杂务的阿兰和阿玉的工资，都非常低微。由于卢慕贞善良的心和崇高的人格感召，使这三位工人安贫乐道，心甘情愿在孙公馆工作了数十年，他们把孙公馆当作自己的家，阿兰和阿玉终身未嫁，徐康成自从1952年卢慕贞去世后，不再拉车，仍住在孙公馆，直到1995年去世，享年90岁。

　　卢慕贞勤俭持家，并非简朴，她对孙氏亲友的帮助十分慷慨。据孙中山父亲的族侄之子孙社正先生回忆说：“我每次去澳门卢夫人处，若逢星期天，她必带着我们去教堂做礼拜祈祷，中午这餐饭是红豆甜粥。我临走时，必有十码黑色土布和十元钱给作生活费。从来没有亏待我们的。”

　　卢慕贞虽然住在澳门，但她仍像往常一样关心和主理家乡翠亨村和孙氏家族事务，每年必从澳门返回翠亨村数次，每次居住数天，不忘资助乡中学校及族内贫苦亲眷。孙中山对于卢慕贞在家乡参与的各种善举，只要卢慕贞去信向他提出要求，他总是相当尊重，慨然允诺的。

　　从孙中山致卢慕贞的另一封信看，充分表明他对卢慕贞的信任：

　　兹付回港银三千元，由单汇托孙智兴兄收交。收到之日，即交四百元与谭氏家嫂收入；交二百元与郑仲兄收入。除交以上两款，尚存二千四百元，即作为今年家用，并碉济贫困亲戚等用就是。

　　孙中山逝世后，卢慕贞秉承孙中山“博爱”精神，仍继续尽其力所能及，关心和照顾孙氏在内地的族人及卢家亲属。她经常乘车回外茔乡娘家小住，探望族亲，并带鱿鱼等食物，分赠邻近村人。因此，娘家人对她十分敬重，亲切地称她为“姑太”。因卢慕贞德高望重，凡翠亨村出现困难或纠纷，总是派人到澳门找她，她慈爱友善，热情接待，设法解决。

　　据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他曾为生活所迫，砍柴烧木炭换米为生。他的堂弟孙锦兴串通翠亨村乡长去干涉。他自然不服，与孙锦兴争吵一番。孙锦兴就跑到澳门向卢慕贞告状。卢慕贞为了了解事情真相，马上把他传到澳门去，问他为什么烧炭连祖先的树木也砍了，他表示为了换米充饥，可孙锦兴不应打他。卢慕贞听了很生气，把躲在房里的孙锦兴叫出来，责备说：“社正是孙家的正枝正叶，他打破你的头犹自可，你是买来做孙姓人子的，你敢伤他一根毫毛，我唯你是问！”结果，孙锦兴讨了个没趣，悻悻返乡。

　　卢慕贞对儿女管教十分严厉，尤其是对儿子孙科，不时训诫，即使后来孙科当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她还是照训不误。孙科一向侍母至孝，从来不因自己官当大了而对母亲稍有怠慢。值得敬佩的是，卢慕贞不仅对儿女，对孙氏晚辈同样很严格，有着深厚的感情。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说：“卢夫人听闻有人讲我抽鸦片烟，立即叫我到澳门，严加责备。但我极力辩解无此不良嗜好，她仍不肯相信，把我留下住上几天，不许出街，待观察到我的确无烟瘾发作时，才准许我返回家乡。以后便委派我负责祭扫孙宅山坟。”

　　卢慕贞不仅严禁晚辈吸毒，也极力反对赌博。

　　孙公馆有一辆车轮挡板上贴有“孙”宅标志小牌的黄包车，专供卢慕贞外出时使用。在澳门这种人力黄包车普遍装有脚铃，行进时用“叮当”的声音来唱道，提醒路人让道，俗称“叮当车”。

卢慕贞每次外出，都是由车夫兼厨师的徐康成拉车的。据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当卢慕贞有事外出，她在公馆里的家人立刻聚赌，但当她乘坐专用的黄包车回来时，聚赌的人一听到黄包车脚铃的“叮当”响声，立即如鸟兽四散，各就各位，一声不响。

　　另一件事也颇能说明卢慕贞对赌博管制严厉。当时，有恩于孙家的孙眉结拜兄弟、老兴中会会员郑强一家也居澳门。广州起义失败后卢慕贞与家人流亡檀香山投靠大伯孙眉，曾寄居在郑家，生活费用悉由郑氏兄弟负担。卢慕贞晚年不忘郑家的深情厚谊，经常坐黄包车到市场去买菜，每次必买两份，一份亲自送到郑家。郑强的女儿郑翠惟和至亲好友喜欢打麻将，但当她远远听到黄包车的“叮当”响声就知道卢慕贞携菜而来，为免一番严厉训斥，马上把牌藏匿起来。

　　深明大义

　　孙中山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主张男女平等，极力反对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轻视与压迫，明确地反对纳妾。况且，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该教一向主张一夫一妻制，故孙中山要与宋庆龄结婚，必须与卢慕贞离婚。否则孙、宋婚姻既违教义又难以让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宋庆龄所接受。

　　出于对大哥孙眉的敬畏，孙中山在大哥生前没有贸然提出与卢慕贞离婚。他后来郑重其事地给卢慕贞写信，请求同意离婚，并派侍卫官郑卓陪同儿子孙科回乡递交。郑卓曾回忆道：

　　我带着孙科回乡去，心中也着实有点害怕。但是既已受托，只好硬着头皮把中山先生的信交给卢夫人。哪知卢夫人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因为报纸上早已风风雨雨地广为宣传了。她看了中山先生的信，心情异常平静，问了宋庆龄的一些情况后，立刻表示同意离婚，说她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卢夫人……看了信后，不假思索，朗声道：“阿科，椤(拿)枝笔来，要新慨(的)！”毅然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

　　卢慕贞毅然同意与孙中山离婚，使孙中山与宋庆龄能够顺利结合，她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一番言辞，曾使郑卓和孙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卢慕贞对孙中山的离婚请求是经过再三考虑，经历了一番痛苦抉择的。她当年曾劝孙中山纳妾，无非是想为他找到一位革命事业的贤内助，绝没有想到有一天孙中山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在那个时代，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接受丈夫提出的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卢慕贞要经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致英国恩师康德黎的信中，坦陈自己和卢慕贞离婚的原因：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台湾学者庄政教授在《孙中山家属与民国关系》一书中，较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卢慕贞为什么同意与孙中山离婚的原因，但其中有几点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卢慕贞的婚姻悲剧。他认为：

　　1.他们是在少年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的，并非出于主动，感情基础可能不太牢固。而这也可能是中山先生矢志革命后，不惜奔走海外，历经艰辛，义无反顾，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2.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亡命海外二十年，与卢夫人聚少离多。甚至可以说二人徒有夫妻名分，时间的阻隔、命运的安排，总不免使彼此感情渐趋疏离。

　　3.两人的知识程度、理想与习惯，相差甚远；卢夫人并不赞同孙先生的政治理想，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快乐的。

　　4.卢夫人生性内向，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不愿意应酬于交际场合。民国肇建，虽偕元首夫婿同居于京沪，她不但没有分享“妻以夫贵”的荣耀，反而似乎更加重了他们间的差异。

　　5.卢夫人可能自忖“教子”有余，而“相夫”不足，她爱先生，但无能为力，适有志同道合的新式女性为伴，基于女性忍让美德，愿意成全其好事。

　　6.子女皆已长大成人，均在接受高等教育，其时两个孙子已出生，子孙虽一时未在身边，但在精神上已有寄托。

　　7.中山先生为卢夫人居住澳门的生活做了妥善的安排。

　　1915年9月1日，卢慕贞应孙中山之请抵日本东京商谈离婚事宜。在孙中山寓所，革命党人胡汉民、朱执信等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孙中山深知此事能否得到圆满解决，关键在于卢慕贞，于是他请卢慕贞到内室，两人密谈良久，当两人出来时，卢慕贞当着大家的面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她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不愿过紧张的生活，希望在家乡安度。既然现有人照料先生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其政治活动，她愿意成全其事，答应与孙先生离婚。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听了，自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卢慕贞随即与孙中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孙中山在和卢慕贞正式离婚后，心里久负的包袱终于卸下，心情舒畅，对卢慕贞的深明大义心存感激。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陪卢慕贞出游并购物。1915年9月23日，孙中山送卢慕贞到东京，卢慕贞经横滨回澳门，开始了旅居澳门的后半生。

　　澳门孙公馆的孙家人

　　孙中山虽和卢慕贞在日本协议离婚，但对卢慕贞受到的巨大伤害深怀内疚，据说他向卢慕贞提了三项条件：你永远是孙家的人；孙科永远是你的儿子；回乡后皈依基督教。上述三项条件，从以后的情况看，每一项都成为事实。孙中山安排卢慕贞住在澳门孙公馆，是他把她视为永远是孙家人的体现。

　　卢慕贞和孙中山离婚后，一直居住在澳门孙公馆，除返翠亨村小住外，直至病逝，前后近40年。孙公馆是孙中山大哥孙眉出资建造的。1915年，孙眉对房子加以扩建，未完工前另租房安排卢慕贞居住。但不幸的是，同年2月11日，房子尚未完工，孙眉就去世了。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偕宋庆龄，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陪同到澳门看望卢慕贞，许崇智看到卢慕贞租借的住所简陋，就另买一套房子赠送。次年，孙公馆扩建完工，卢慕贞迁回居住。有人说孙公馆是1917年孙科回国后筹款所建，为此曾向孙智兴借了二千元。笔者认为，孙科向孙智兴所借之款用于孙公馆的扩建，这一工程从他大伯孙眉健在时的1915年就开始了。所以，此屋说是孙科所建并不确切。

　　1930年8月13日，澳门兵头花园(今二龙喉公园)后的军火库因天气酷热、管理不善发生大爆炸，兵头花园全部炸毁，附近几条街数百间民房几成废墟，连荷兰园马路与高士德马路交界处的龙田舞台也倒塌。卢慕贞居住的龙田村1号孙公馆，位于军火库的斜对面，严重损毁。为此，孙科斥资重修房子，1933年卢慕贞在新楼竣工后重新迁回龙田村1号居住。重建后的孙公馆左侧辟建了一个小花园，里面竖立着由孙中山生前好友、日本人梅屋庄吉铸赠的孙中山全身铜像。1936年，澳门政府为纪念著名的汉学家文第士，将龙田村马路改为文第士街，于是孙公馆成为文第士街1号，沿袭至今。

　　1930年军火库大爆炸前，卢慕贞住宅被称为“孙宅”、“孙公馆”和“孙部长宅”(按：因孙科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青年、铁道等部部长而得名)。

　　卢慕贞为何选在澳门度过后半生呢？据唐仕进先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澳门离翠亨村和她娘家外茔乡都很近，来往方便；二是原孙眉在澳门有一套房子，孙眉建起来后原为弟弟孙中山住用，孙中山不在，由卢慕贞管理；三是卢慕贞与一水之隔的南屏(今属珠海市)也有特殊关系。卢慕贞与孙中山离婚后，收养了一个养女，女婿是南屏人，卢慕贞到南屏看望养女和女婿，也较方便。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卢慕贞在澳门能得到孙中山和孙中山旧友们的照顾。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晚年在澳门居住，对卢慕贞一向关心。另孙中山的一位结拜兄弟郑仲是老兴中会会员，曾与孙眉、孙中山兄弟俩往来密切，此时也闲居澳门，经常照顾卢慕贞。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和宋庆龄结婚。在他逝世前十年间，一直关心卢慕贞的生活和健康，并常寄钱给卢慕贞，继续负担卢慕贞的生活费用。他后来一直和卢慕贞保持书信往来。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着六封孙中山写给旅居澳门的卢慕贞的信。

从现在所见孙中山给卢慕贞的几封信，每封信虽短，所谈的也无非是汇款、家用、当股东、身体健康等家常话，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卢慕贞的关切。同时，孙中山在信中，仍多称卢慕贞为“科母”(孙科之母)或“卢夫人”，而自己署名则为“科父”或族谱上与卢慕贞结婚时始用的名字“德明”。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孙中山眼中，卢慕贞永远是孙家人、孙科的母亲，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

　　卢慕贞虽然和孙中山离婚，但她心地善良、纯朴，十分理解孙中山。当年她虽然同意离婚，但仍表示可与宋庆龄以姐妹相称。她还告诫比宋庆龄年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而宋庆龄对孙科，总是像孙中山那样，亲昵地喊孙科的小名“阿科”，与孙科、陈淑英夫妇及儿女相处融洽。

　　后来，孙中山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陪同偕宋庆龄到澳门探望卢慕贞。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时，卢慕贞到广州与孙中山、宋庆龄相聚，并合影留念。

　　令人敬佩的是，卢慕贞在离婚后一如既往支持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卢慕贞就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革命队伍。养女婿家乡南屏有十多位青年要求投考黄埔军校，她也想方设法，使这些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如愿以偿。

　　保护文物、支持抗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卢慕贞闻悉噩耗，悲痛万分。据称，她请人代笔，发表悼念文章，赞誉孙中山具有“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人格”。此外，她还应香山商会征询，曾函复有关孙中山的生平事迹。此函文字简练、质朴，从中可看到她和孙中山结缘的不平凡人生。

　　卢慕贞对孙中山的敬爱之情还集中体现在她对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的照顾上。

　　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自幼与弟弟互帮互爱，感情深厚。她与邻近的崖口乡杨家村杨紫辉结婚，但先在檀香山做先生，后到台湾经营树胶业的丈夫在婚后数年即不幸病逝。因膝下无后，由丈夫四弟之子杨聪过继为子，杨聪生有三子一女。孙妙茜出嫁后常回翠亨村娘家，与父母大嫂和弟媳一起过节。

　　有一件事对卢慕贞触动很大。那是1895年春，孙中山回乡和好友陆皓东在书房谈论到深夜。孙中山叫卢慕贞去做夜餐，可此时卢慕贞早已熟睡，没有及时应声。孙妙茜听到弟弟的喊叫，但没听到卢慕贞起身的动静，自己立即起床去做夜餐。

　　事后，孙妙茜认为是卢慕贞不愿起床做夜餐，就郑重地对弟媳说：“我细佬(弟弟)叫到都不起身做夜餐，怎么说得过去呢？”卢慕贞从这件事深感孙妙茜和孙中山手足情深，对孙妙茜的尊敬油然而生。

　　孙妙茜家境贫困，1928年以后，从崖口迁居到翠亨村入住孙中山故居，使得故居得到妥善管理。据李伯新先生的《孙中山胞姊孙妙茜琐记》一文说：“她爱干净，分配几个孙子做故居清洁工作，要求严格，一点未做妥就不准去上学，使故居清洁—尘不染。

　　“对孙中山睡过的大铁床，不准小孩睡觉，使其完整地得到保护。尤其是她精心保护中山故居留下的文物，如族谱、契据、记事簿共六件。据说每逢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她把文物拿出来，在阳光下照晒，以除湿防虫，使这些珍贵文物流传下来。”

　　卢慕贞既十分感激孙妙茜看管孙中山故居，悉心保护文物，也十分同情孙妙茜的处境，经常给予资助。她每月必返翠亨村一二次，与孙妙茜同住数天，共叙亲谊，并必带一些日用品给孙妙茜。

　　卢慕贞长期珍藏孙中山遗物，想方设法保护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文物。1936年，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奉命向卢慕贞征集孙中山遗物，卢慕贞感到此举是为了宣传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就献出孙中山行医用的沙滤缸。

　　1939年，在中山县沦陷前夕，身居澳门的卢慕贞牵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防不测，她和孙妙茜商议派人将故居里能搬走的东西，全部转移到澳门孙公馆。连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孙中山全身铜像，也从翠亨村运到澳门。现该铜像安放在澳门“国父纪念馆”里。直到抗战胜利后，那些文物才从澳门运回翠亨村。

　　遗憾的是，当年孙中山亲书、悬挂在故居大门两旁的“一椽所得，五桂安居”的对联，以及酸枝茶台架、床铺被席衣服等不慎散失了。今天我们能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看到那么多珍贵文物，多亏了卢慕贞啊！

　　当时，卢慕贞考虑到内地生活动荡，便把孙妙茜全家接到澳门孙公馆一起生活。后来因战乱时期的澳门，生活同样艰苦，孙妙茜感到还是故乡好，就和媳妇程月红于1941年离开澳门，返回崖口居住。

　　1938年11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卢慕贞虽为一介女子，但她热爱祖国，抗日热情不减男儿。

　　当年中山王桂山区中共抗日游击队老同志欧初在《中山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一文中，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曾经和孙妙茜(孙中山先生的胞姐)及卢太夫人有过交往，获得她俩给我们游击队的同情。”

　　卢慕贞和孙妙茜积极支持开展抗战，当中山县民众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她不顾危险赶到县城参加群众大会。她同情和帮助中山王桂山区抗日游击队，为其到澳门购买枪枝弹药、药品和医疗器材等，还设法将少量伤员送到澳门医治，提供方便。卢慕贞在民族存亡之际所体现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

　　长眠澳门

　　1947年7月30日，卢慕贞特意回翠亨村喜度八十寿辰，孙、卢两族亲友和翠亨村人都纷纷前来向受人尊敬的老寿星祝寿，贺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卢慕贞的祝寿活动在中山纪念中学礼堂举行。场面盛极一时。筵开数百席，不论何人，送贺礼入堂叩拜后，就可入席大食。1996年6月，寓居加拿大的迟宝伦先生在《星岛周刊》发表的《忆在翠亨纪中为卢太夫人祝寿》一文，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当年为卢慕贞祝寿的盛况。那年他随夫人到翠亨村，应聘到中山纪念中学教书。进校后，他还没开课，就立即加入为卢慕贞筹备庆祝寿辰。

　　经过一番忙碌筹备，卢太夫人的寿辰到了……纪中的校园大，前去庆祝生辰的人，至少超过一万人，贺客送来的焗猪，堆满了一间课室，我们这些接待人员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肚子饿得慌。

　　后来，不知那一位同事，望着放在地上的许多焗猪说：“唉……我们真笨，为什么有烧猪都不吃。”

　　有的人说：“没有刀，怎么切来吃？”

　　“你们真笨”，先前说话的同事说：“用手将烧猪的舌头拔下来，不就行了吗？”

　　好办法，我们每个人，提起袖子，伸手到猪的嘴巴里去，将猪舌头拉下来。烧猪最好吃的部分是猪舌头，我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客人走了，我们与唐校长到饭堂去吃晚饭，厨师说：“真怪，怎么所有烧猪的舌头，都没有了？”我们听后，彼此望着，心中暗笑。

　　当年参加筹备卢慕贞祝寿事务的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对烧猪(也称焗猪)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说：“我记得拜大寿时，最好吃的是焗猪。先把一只不大的猪刮净吊干上香料，预备好一堆圆石叠得中间空，石与石之间有隙缝，在叠石下面腾空地方加猛火，把圆石烧烫，然后熄火，把猪(猪要隔上一层布或纸)放上去，用滚烫的石子把猪全身围密，过一会猪就香浓扑鼻，里边肉和皮酥脆，吃起来十分可口，是盛宴的好菜色。”

　　福寿双全的卢慕贞收到大量礼品，她把江西景德镇瓷碗瓷碟等，分送给亲友和族人。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厨房橱柜里，还陈列着当时亲友为卢慕贞贺寿而特制的碗碟。

　　盛况空前的祝寿活动，留下了一些卢慕贞和儿孙在一起的照片。据称卢慕贞性格内向，大部分照片上的表情都是愁眉不展，惟独这次抗战胜利后喜度八十寿辰，她才有开朗的笑容。

　　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文第士街寓所病逝，享年86岁。因她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劝慰，离婚后就信奉基督教，曾担任澳门浸信会会佐，所以澳门浸信会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隆重的葬礼，安葬在澳门西洋坟场，由孙科及其两子共同为她立碑纪念。此时，孙科远在海外，未能返澳门见母亲最后一面。

　　1973年，卢慕贞墓由其家属委托陈中岳将墓地迁至澳门凼仔岛“孝思永远墓园”。蒙“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永久墓地一段，并免费建筑。

　　1975年卢慕贞墓重修，墓碑碑额横书“国父孙中山先生德配卢太夫人陵墓”，竖书“孙母卢太夫人墓孙科立”。次年丙辰仲辰刻“孙国母卢太夫人陵墓重修碑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主席赖新撰录并书，详细记录了卢慕贞的生平事迹，又记述了墓地迁葬的过程。卢慕贞墓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并全部免费重修，定名为“德寿园”。墓园并不大，但庄严肃穆，面临大海，苍松翠柏上绕，石狮相伴，成为游客必到之地。

　　倘若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无疑会得出这样的评价：卢慕贞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是一位好妻子，数十年默默地支持丈夫革命；她又是一位好母亲，在丈夫为革命四处奔波时，一手承担起养儿育女的重任；她还是一位好媳妇，不仅孝顺明理，悉心侍奉公婆，而且善良大度，照顾家姑，关心婶母生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为了成全丈夫与宋庆龄的结合，深明大义地同意协议离婚。

　　当然，卢慕贞决非一个完人，她自身难以改变的因素最终导致她与孙中山的离异。但不管怎么说，她长期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名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仅与一代伟人孙中山紧密相连，而且将永远值得人们的怀念。诚如“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主席赖新在卢慕贞陵墓“重修碑记”中所述：“国父之博爱精神暨卢太夫人千秋阃范，吾人临此凭吊追思，莫不肃然起敬。书此以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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