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 中的抗战筹策——“华北事变” 前国共政治微妙调整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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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问过于用作装饰是虚假;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而断事是书生的怪癖。
“内战”中的抗战筹策
——“华北事变”前国共政治微妙调整的评析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抗
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形势的影,国共两党既有的攘外安内”和苏维埃革命”政治路线,都渐趋共御外侮的抗日救亡政治,此为华北事变”后两党关系的重大转变提供了铺垫。
[关键词]华北事变;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0401-0067-05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也由阶级对抗转向抗日救亡。这一客观形势要求国共两党调整相互关系,和相互对立,建立民族统一营垒,共御外来侵略。但是,受制于复杂的国际国内格局,宥于各自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宿怨,双方都未能适时地实现各自政治的转变,相反,两党却分别采取“攘外安内”和“苏维埃革命”的抗日反蒋”的政治路线,续刀兵相见,炮火相洗,进行着损耗民族力量的内战。这种局势进一步刺诱了日寇的侵略野心。结果,大片领土沦丧,诸多主权易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而走向自觉。然而,民族危机聚拢着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意识的整体觉醒汇聚着民族抗战的洪流,“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历史合力,悄然推动着两党逐步走出各自既有的政治路线,逐渐趋向共同抗日的大业”因此,“华北事变”前,虽然两党的政治立足点不同,但是,他们却都筹策着各自的抗战方针,从外围和边缘上调整着各自政策,这为“华北事变”后两党关系的重大转变提供了间接性铺垫。
一、“华北事变”前国民党攘外安内”政策的微妙调整
“九一八”事变之初,限于对日寇战略的模糊判断与对国联的幻想,基于既有的政治逻辑,蒋介石集团采取了攘外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它步步妥协退让,能得委曲求全,就不惜以土地换和平”,致使东北领土沦丧,上海抗战失利,也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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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华北的战略主动权,造成了中国战机的一再丧失。对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它则采取疯狂顽固的“围剿”政策,加以全力进攻。通过五次“围剿”战争,利用中共“左”倾领导人的军政失措,抽调出本可以用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大部兵力去全力“剿共”,终于使红军这一中国极具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大部都消损于民族内战的炮火之中。对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它则采取严厉镇压和多方破坏策略,阻止民众抗日洪流的汇聚,甚至不惜以武力对付要求抗日却手无寸铁的民众。对于其内部要求抗日的人士和将领,则采取孤立!排挤!打击策略,使其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集团悖历史进程而动的反动政策之形成,实质上也是和它对当时国内政局!国民党内的力量格局的判断直接相关的。此时,虽然它在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但是,它真正的有效管辖力量所及也只不过江浙一带而已。虽然它已在形式上统一了国民党,但是,其内部长时间形成的派系矛盾依然使其时刻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在内部,如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孙科、陈济棠等,与蒋介石依然矛盾重重。而且,卧榻之侧”的豫皖赣闽等地,也还有着强大的工农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这使其认为,中共是甚于外敌”的“腹心之患”,日本只是“皮肤小病”,[1]赤祸甚于日祸,“对日必先剿共”[2]故此,要得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蒋介石政权政治生存的首选。
但是,随着日寇进攻态势的日趋明朗,迫于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也因为依赖国联希望的破灭;在仍顽固剿共”的同时,国民政府亦逐渐微调着非共关系的其他政策。对日方面,由事变之初的绝对不抵抗”转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确定了
不丧失国家人格,损害国家主权”的最低忍耐限度,否则将死力抵抗”;[3]并组
织了上海抗战,进行了顽强的长城抗战;还布置故宫文物的南迁,作了诸多战事不利情况下的预先布置和准备。对苏方面,基于依赖国联希望的破灭,也着眼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寻求着“中俄合作以抗日”的可能性,与之恢复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4]对内政策方面,它在更积极“剿共”的同时,也逐步筹措着抗战体制的建设"为此,它加强“经济统制”,以服从国防需要;筹策着内部团结,以“建设求统一”;划分了11个国防区,布置了江海空防,“预计一旦发生事故”,“随时可以抵抗来犯的敌人”;而且,它还曾详细地讨论了国家分期建设的问题,确定了经济建设的内地重心方针。[5]这一切都有着“十年煎雪前耻”的内在目的,也体现着“攘外”方面的策略筹划,表现出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初的新动向。这些方面的变化虽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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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其朝向抗战的趋向却是不能抹杀的。
二、华北事变”前中共苏维埃革命”政治的渐趋转变
“九一八”事变之初,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宿怨于国民党对大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的屠杀,基于国共间的战争现实,加上中共党内“左”倾政治路线的执行,中共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和”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6]的口号,“左”倾地对待“九一八”事变。其判断“一切孙科、广东派及其他军阀们的空谈抵抗与-缨抗日.只是使南京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彻底实行的烟幕弹”,[7]一切中间派的”一致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护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是”最危险的敌人”[8]因此,必须坚持“不能调和,不能中断”的“两个政权的斗争”,[9]”最大限度的发动阶级斗争”和“加紧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10]行最激进的“苏维埃革命”正是基于上述政治判断,在上海事变发生后,中共认为蔡廷锴等人的抗日是为“取得-抗日.的报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屠杀民众的刽子手”,号召十九路军在抗日火线上推翻蔡廷锴等的领导;对于一切在野派,则认为其抗日也都是”放空枪,是为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强调“主要打击中间势力”;对于马占山等在东北的抗日,则认为是在抗日的前提下,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以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是日前反日战争中的最大危险”;[11]即使在冯玉祥、吉鸿昌等发动察哈尔抗日运动时,也表示对冯玉祥“没有幻想”,而吉鸿昌则“仍然是一个军阀,一个比较有远见的敌人”,批评北方党部的行为是“上层统一战线策略”,要求它们采取孤立打击上层,争取下层的“左”倾方针。这种“左”倾政策,既没有很好地和全国抗日运动相结合,以形成巨大压力逼迫国民党放弃”攘外安内”政策而走向联合抗日;也给蒋介石造成了剿共”的口实,从而令自己的政治实践偏离了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
但是,随着中共对国内形势认识的深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国际因国际形势转变而改变其对华策略,更由于中共党内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斗争;中共的政治策略也逐渐发生调整,开始筹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经给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信和“二月来信”,再由1934年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到19351月的《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对象明显在扩大,建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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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统一战线的步伐亦明显加快。以1933年”一•一七”宣言为始点,中共开始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随后在给满洲党组织的“一•二六”指示信中,中共初步地提出了与抗日将领(如王德林等建立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并指出,“要和-.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斗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在客观上实际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还提出,要“尽一切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集聚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2]
1934年后,因国内政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政治转变明显加快。在给满洲省委的“二月来信”中,中央明确指出:要联合各种抗日游击队,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要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13]早在酝酿《中国人民对日政治基本纲领》之时,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就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在共同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4]。这才有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便共同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朋友”[15]的内容。这就改变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在野派的倾向,从其签名来看,也呈现出了更明晰的民主统一战线色彩。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因国际形势演变也开始筹划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因此,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具体领会共产国际新精神和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战略转变的初步筹策。193483!916!1114,王明、康生联名向国内发出三封信,王明还于11月发表了《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在这些文信中,他们指出,“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的民众反帝高潮”,“使许多军阀的军队都不能不带有情愿为武装保卫祖国而对日作战的情绪”;几年来事实经验也证明,“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在中国现在条件下,每一个真正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迟早不免转变为反蒋的武装斗争,同时,每一个大的武装行动也有可能转变为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因此,我们“不能不按照新的特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党在敌人军队中底工作及利用军阀派别冲突问题”。同时,“对于反蒋派别的军事行动,我们不应采取旁观的态度,而应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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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16]。他们还提出,“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17],以建立反日反蒋的广泛统一战线。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们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福建事件”和”察哈尔事件”中所犯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因此,我们要防止机械死板的提出红军的三个条件而走向左倾关门主义,假使对方不愿意全部接受三个条件而只愿在反蒋的军事上与我们合作,我们亦应当灵活地抓住这个机会,求得有联合的反蒋部分的协定,发挥我们在统一战线的策略下,发展到更广泛的反日斗争的领导”[18]中共代表团的这种认识与判断,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和“左”倾的遗痕,但却不能不说已初步走出了“左”倾路线的旧框架,为政治路线的进一步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正因如,也才有了后来《八一宣言》的发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具体形成。
三、“华北事变”前国共政治微妙调整的历史评析
透过此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安内”政治可以看出,它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性,有着“攘外”“安内”不得相互协调的内在困扰。这种情况实质上与其政权“右翼民族主义”的政治本质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给这个政权以右翼民族主义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如果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考察,国民党于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应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全部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的右翼之果。
它所以是右翼的,是因为,其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使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专制性、反民主性及反共反人民性;其政治实践的目标和归宿使它要求却也仅仅要求中国革命达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平,一旦超出这个水平,它就会不惜牺牲革命而站到阻碍革命进一步发展的立场上去破坏甚至镇压革命。它所以是民族主义的,所以是大革命之果,是因为,国民党乃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行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水平之时的产物,它内在地要求民族的统一、主权的完整、国家的近代化;它筹备并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推动了这个革命的发,还领导和参与了国民大革命;即便在大革命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它也在理论上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实践上要求民族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在纲领中也有实现中国近代化的要求。这则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民族民主主义革命遗产一定程度的继承,亦是对大革命遗产一定程度上的继承。正是这种两重性的右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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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政治本质,规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实践纲领:通过右翼的民族主义道路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中国的近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它继续坚持了北伐,适应“中国一切进步和爱国人士”在关税自主上的普遍要求,19287月发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并于19306月基本上取得了海关自主权。在内政上,它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土地改革、发展工业、整顿经济!建立新的行政建制的政令,使中国的现代经济在抗战前的十年间有了较大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其对日进攻采取不断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却也仍然一直做着“十年煎雪前耻”的准备,并组织了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品格,使它能在“华北事变”后寻求对中共的政治解决,使它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到抗日的民族营垒中来。在后来的抗战中,面对美英等取消在华治外法权之事,也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品格,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也”[19]
尽管如此,它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品格、它的近代性、它的资产阶级性,却难掩其专制性、反民主性、反共反人民性;也正是后者极大地冲淡了前者所表征的近代进步性色彩,并把它推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位置。它顽固地反共,全面地推行法西斯主义统治,即便在日侵日亟的情况下,也仍然把“安内”做为重,顽固“剿共”,对日妥协,严厉地镇压民众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使后来在国共联合抗日之时,它仍把中共问题视为自己的“生死问题”。蒋介石称:“此目的如不达到,抗日胜利了也没有意义"[20]
国民党政权这种右翼民族主义的两重性政治本质,也规定了其政治实践与其政治理念及政治理论之间的背反性"因于此,它才有了前述对中共和日本的不同判断及认识,有了“攘外安内”政治路线的实施;因于此,“华北事变”后,它才主动而又不情愿地调整其内政与外交政策,寻求对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但仍难以向彻底的转变迈出最坚决的一步,继续进行内战,还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因于此,它才有了全面抗战时期虽领导了正面抗战,但又仅依靠军队而忽视人民动员的抗战政策,才有了在抗战的同时反共摩擦的积极。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内在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他写到:“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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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如其力不足!呜呼,痛哉!虽然,余之所持者,唯有一片爱国丹心,,拼此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日寇充分表现侵略军事之进展,吾且以电请国联紧急制止后再定,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正气。决心既定,相机应付,一切成败利钝,早已不在我心中矣。[21]
考察此时的中共政治,虽然表层上看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必须看到它和国民党的“攘外安内”政治还是有实质差别的。国民党的“攘外安内”政治在本质上是由它的反动的阶级本质、落后的社会基础和右翼的政治纲领决定的。在其发展前途上,它也是与中国历史进程相背离的。因此,即便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抗战民族营垒形成后,它的抗战也仍然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它的救亡统一也仍然是求得抗战胜利后在其右翼纲领内的政权巩固和国家的统一,非真正给予人民以自由、民主、权利的政权巩固与国家统一。而中共政治的“左”,则是由于理论上尚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转化为中国民族化的纲领,实践上尚未从幼年的稚弱走向壮年的成熟,政治决策上尚未从共产国际的教条束缚下解脱出来。但是,从中共的政治本质来看,它却真正的代表着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方向,表达着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它的政治纲领,透过共产主义的理论范式真诚地表述着中华民族在最高水平上实现彻底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最高目的;它的政治实践,是其内在要求中华民族彻底独立和解放之真诚愿望的外在表征;它所立足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也正是占中华民族最大多数的要求彻底革命的工农大众;即便它所采取的激进的“苏维埃革命”政治路线,也是因为,民族的危难局势令其心焦,民众的水深火热令其焦灼,国民党的右翼背盟令其极为痛心,中间势力在革命问题上的犹豫徘徊更令其极为不满,加以理论的不完善,实践上的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的教条束缚,才致如此。这些,正是它的“苏维埃革命”政治虽然同样有着历史的局限,却与国民党的“攘外安内”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此,在“华北事变”后,中共才从根本上彻底地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上来,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并领导之,实现了对民族抗战的领导,取得了在抗战中的主动权"而国民党则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日益陷于被动,不断地在民众中失掉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根基,以至于有了抗战胜利后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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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Z].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75.[收稿日期]2003-11-19
[作者简介](1969-,,辽宁朝阳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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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4f72a0bbd64783e09122b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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