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出蜀后再未返蜀之谜
关于李白，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人迷惑不解，即李白自25岁出蜀之后，虽遍游大江南北，却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家乡四川江油。李长之先生说：“李白从来没有谈到他的家庭，他亲密的友人也没谈到过，所以我们很少有什么凭藉知道他曾经受过如何的家庭教育。他很早就度一种奇异而漂泊的生活，他似乎是没有家，好像飘蓬。从这里也可以发掘他有一种隐痛，使他很深的怀着一种寂寞的哀感，支配他全生。”（《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在他的诗文中提到过其族叔、侄子、外甥等亲属，但不是从来，而是几乎没有提及过他的父母、兄弟等家人。只有一次，他说：“余小时，家大人令诵《子虚赋》”，言及父亲。他蜀中的亲密友人只提到过赵蕤。所以，我们很少有凭藉可以知道李白早年蜀中的实际生活。
许思园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太白25岁出蜀东下，数十年间于家庭亲友，除道士赵蕤外，几无一字称述，定有隐衷。”（许思园《李太白论》，见许思园著《中西文化回眸》）
周勋初先生在《诗仙李白之谜》中说：“按李白排行十二，足见其兄弟群从之多，只是他在诗文中从未出现一人名字。直到他以永王磷事获罪而下狱，在《万愤词》中悲呼‘兄九江兮弟三峡’时，仍然不提兄弟之间往来的丝毫踪迹。这在注重家庭关系的中国士人中，情况显得很特殊。与此相同，李白在诗文中也很少提到父母，以致后人无法知道其名字。王琦为李白《万愤词》作注，云‘李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这在当时其它文人中是不多见的。”又说：“杜甫屡次提及其父杜闲和几个兄弟，感情极为深厚。这些地方，充分反映了中国士人注重伦理道德和家庭关系的特点，在这些地方，李白却完全不同，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惊异。”
这些令人大惑不解的迹象，不得不让我们猜想李白可能怀有一种极深的隐痛，这种隐痛当与其家世有关。到底如何相关，很难确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李白隐藏了他的家世及其早年生活的许多情况，这种隐藏直至他死去都未改变，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的迷团。面对谜团，我们的好奇心无法安顿——李白到底隐藏了什么？为什么？
熟悉李白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李白对巴蜀、峨眉、故乡的思念终其一生，不可断绝。他的许多动人作品，皆自此种感情出，如《峨眉山月歌》、《静夜思》、《宣城见杜鹃花》等。但令人费解的是，既如此思念，为何再不返乡归省？此一奇也；不返乡也罢，更奇的是，李白在他的诗文中为何几乎从不述及父母兄亲？李长之、许思园、周勋初等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迷团，并推测可能有某种隐衷——“隐衷”之说，定无疑义。但，这也只是提出了一个疑问，却未给出解答。李白出蜀后为何再未归返？为什么他几乎不提他的家人？迄今为止，在李白研究中，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其《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综合众说，对李白的家世有非常有力的考证。他也注意到李白离蜀后再未归蜀的事，但并未直接给出解释。而在对李白“客寓意识”的分析中，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李白的异族家世及其父亲的商贾身份，即认为这两点造成了李白强烈的被排斥感和屈辱感。譬如，李白父亲无正式名字而被称为“李客”，就可见其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名位。另，李白未参加科举，向来被笼统地归之为不屑为之，其实据《新唐书》和《唐律》所载当时贡举制度，像李白这样的家世根本就无资格参加地方的“贡举”。故李白之不与科举，更合理的理解是，在现实的层面，他首先是被科举制度排斥在外了，然后才高举远引不走寻常路的。这一切，都暗示着李白早年蜀中生活所可能蒙受的屈辱。
所以，倘要解释李白离蜀后再未归返的原因，根据松浦友久的说法，似可归之于李白的异族和商人家世给他造成的尴尬和屈辱。
但这种尴尬和屈辱真的至于让李白终生不再归省并提及家人吗？这似乎仍不大符合常情。李白终生不愿吐出的那个“核”到底是什么？我对这一悬案有个似乎不该的大不敬的推测：李白的家人可能“集体死亡”了，可能是死于非命，可能是在李白出蜀后不久。这给李白以极深极大的刺激，以致于他一生再也不愿提及家人。
从李白对妻子、儿女的感情看，他是一个重视家庭感情的人——虽然他曾有过几个妻子，且很少过稳定的家庭生活，所以，李白不可能对他的父母没有感情。“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李白光宗耀祖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那为什么他在25岁出蜀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四川的家，甚至连提都不提他的家人，
难道李白对父母就不思念吗？难道他和家人在感情上彻底决裂了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禁想追问个究竟。从李白极重感情的个性可以断定，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跟父母毫无感情。因为他出蜀后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便猜想可能他的家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可是，即使不在人世了，可以不回去看，为什么连提都不提呢？于是，我想其家人可能是死于非命。这可能是扎在李白心灵深处最残酷的的一把尖刀。这最深最深的伤，李白把它掩盖了起来。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到他蜀中的友人吴指南的死和他的极端悲壮的情状：“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 服痛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血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其手。遂丐贷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李白的这次洞庭之游是在他25岁时的夏天（见安旗，薛天纬编《李白年谱》）。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对蜀中友人吴指南的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悲痛和悲壮。“泣尽而继之以血”，李白何以会如此悲痛？请读者注意，李白对这种悲痛用了“若丧天伦”这样一个比方。细心的读者不禁要问：李白怎么知道“若丧天伦”是什么感受？他是不是在此时已经丧失了“天伦”？似乎有这个可能。否则，他怎么能拿“若丧天伦”来比吴指南的死呢？要知道，唐代也是很重孝道的。若“天伦”未丧，而说“若丧天伦”，那是既违礼教，也违常情的。再请读者注意“故乡路遥，魂魄无主”八字。是谁“魂魄无主”？似乎指吴指南，但也未尝不包括自己。这一句似乎也透露出李白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当他遥望故乡时才会说“魂魄无主”。按理，吴指南死，虽被李白暂时“殡于湖侧”，但几年后，当他从金陵归来，为什么把吴指南的尸体剔肉携骨，葬于“鄂城之东”，而不送归其家？既是至朋好友，当归送其尸骨于故乡才是。难道吴指南蜀中没有家人了吗？不大可能。“故乡路遥”也绝不是问题，原因在于李白大概已誓不入蜀。吴指南之死，所引起的李白的这种无以复加的悲痛，恐怕与他已丧天伦的大悲痛有关。吴指南是李白蜀中的友人，也许就是他此刻唯一的乡亲，吴指南的死，可能就意味着李白蜀中亲友的彻底丧失，故而，李白才会表现出那种“泣尽而继之以血”的极度悲痛。丧失了家人的李白，从此彻彻底底地成了无根的游子。李白一生极重朋友之情，可能就与他失去了家人有关。而他一生都过着漂泊浪游的生活，恐怕也能够从这里找到某种不得已的现实的原因。李长之和许思园所感到的李白的“隐痛”或“隐
衷”，也许就在于此。而至于李白的家人是如何“集体死亡”的，因为没有任何线索可寻，我就不能再假设下去了。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这一致命的打击带给李白的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应当是生死无常的飘忽感以及对无法回头的故乡的刻骨思念。生死无常的飘忽感，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等诗中有深沉的表达。也许，正是感于死亡的伸手可即，李白才会对超越生死的神仙有那么强烈的渴望；也许，正因为这一“隐痛”，才大大地刺激了李白的叛逆性格，才会使他“手刃数人”，“天子呼来不上船”，才会使他追求及时行乐，“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命对于李白来说显得过于飘忽。正因为李白的“痛”远大于常人，所以他才会拼命地追求“乐”。我们可以感觉到李白总是想扼住命运的咽喉，“泪亦不能为之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