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四清的回忆
1965年10月七机部一院，现在的航天部一院,各研究所派人参加农村“四清”，我所在的十五所选出五六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记得还有华尚君和邓丛政。全院大约百十来人分派到蔚县，带队的是计量站党委书记闫恩荣。另有一部分到怀安。
下乡，特别是到偏僻贫穷的山村参加四清是没人愿意去的，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但是表面上的高调还是需要的。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起码的生存的技能。我不是党员也不想唱高调。
没想到，这次到蔚县参加四清竟成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经历。从此，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四清”和“蔚县”就互为代名词了。
1.啊，蔚县！
临行前一天我从南苑回到海淀看望老母亲，因为此去至少一年不能再回来看她。我告诉母亲，蔚县就在北京西边离北京很近,儿子没有走远还是在她的身边。
第二天清早坐火车出发，中午到张家口然后乘坐大卡车前往蔚县。卡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颠簸行使,有人在车上指挥高唱革命歌，大家情绪高昂。不由得使我想起1958年9月北京工业学院入学时学校组织去门头沟山区参加植树造林坐大卡车下乡的情景，只是眼前是一片荒凉的山坡,沟壑和黄土地，勾起内心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卡车上熬过四五个小时。到达蔚县城时天已黑了。记得住在一个小学校里，匆匆吃完饭之后大家将课桌拼成床铺，铺上自己带的被褥。那时没有电灯只能用手电照亮。脱下外衣抖去满身的黄土，而满头的黄土没处洗只好随便擦擦了事然后就在大“通铺”上一个挨着一个的躺下并且立刻都睡着了。
清早被一阵刺耳的哨声叫醒，睁开眼的时候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到哪里来了？定了定神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蔚县！
从地图上看,蔚县县城距离北京门头沟最西边只有百公里但是却要走一整天的时间因此从那时起,蔚县在我的心目中又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两个地方被西山隔断了，多年来我一直幻想，有朝一日将西山铲平，那蔚县就近在咫尺了！
在县城集训两天，蔚县干部介绍蔚县情况，主要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干部的腐败。小组会上每个人反复表态，我也不能例外。 那时不允许也不敢到街上逛，其实当时也没有去逛街的渴求，老老实实在小学校里待着。因此蔚县县城是什么样子毫无印象。
集训结束，我和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的华尚君两人分配到连寨场村。那天连寨场派人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同车的还有几个分配到宿鸦涧和连寨湾的但不是十五所的同事。
连寨场在蔚县县城北面,当我们坐着马车出东门然后西行时远远的看到破旧的城墙才知道前两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城里度过的。在我们闲聊时不知不觉马车已经离开县城向北走了，当我们回头望时一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就在不远处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竟然坐落着一个如此雄伟而古老城门，虽然远远的望去这城门有些破旧但是可以想象它初建时的辉煌可与北京的城门相媲美！这是谁在这穷山僻壤的地方建造？我们让赶车人稍稍停一下待我们仔细看看。我们问赶车人为什么没有从这个北门出来，原来这只是一个大殿，一个没有门的“城门”,而这种布局极为少见,一定有她的特殊考虑。
我们望着渐渐远去“城门”，默默的想，啊,这就是蔚县！
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的木轮马车，吱妞吱妞行走在黄土沟的路上，路就是马车轮压出来的。远远的能看到散落在视野两边的村庄，赶车人一一向我们介绍着附近的村寨。其实当时一个也没有记住。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赶车人指着前面说：宿鸦涧到了，当时并不知道这“宿鸦涧”是哪三个字，因为听到的读音是“续压建”,后来才知道是“宿(su第四音)鸦涧”，野鸭居住的山间水溪,一个多么美妙而优雅的名字！不知是何人所取?
记得在宿鸦涧村外一个高墙大院边上停留了一会，待几个同行人下车之后就继续前行了。这时赶车人指着前面的村庄说，这就到了！
2.进驻连寨场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几个来自怀安、万全的地方干部提前进村了，他们知道我们的到来因此在村口迎接我们，其中还有几个村里人。
我俩被暂时安排住在大队部,全村最好的一个大院里,估计是没收地主的。正房三间为四清工作队办公室和两个工作队队长的宿舍。记得西房是个厕所。院子里还有两颗大杨树。院子门外有一个大影壁。
第二天工作队队长王永顺，副队长郭凯志介绍村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干部相互认识。地方干部还有张连清等7人。在地方干部和村里人眼里我和华尚君就是北京来的国家机关干部,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其实呢,我们只不过就是在城市长大，才参加工作不久的学生，谈不上有什么能力和贡献。为此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平等待人,多多想别人学习。这样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被分配在第二生产队，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同志安瑞兰一起。
晚上，队长私下找我,简单的介绍了安瑞兰的一些情况。安瑞兰是怀安县城一个有名的优秀教师,其丈夫刚刚在北京的一次车祸中离去,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在处理完丈夫的后事之后她就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心的领导劝她参加四清,离开家一段时间以缓解悲痛。队长一再嘱咐我，不要主动询问她个人的事以免无意中伤害她,而帮助她度过难关就算是队长交给我的一个任务。队长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心情也十分沉重。
安瑞兰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她说话办事就是我的一个老师。不懂的事我就问她，她也事事想着我，看到我的衣服破了就拿去给补了,甚至老家来人给她带来好吃的她也要偷偷留给我一半,犹如一个亲姐姐。时间长了就无话不说了，相互之间就有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
3．和蔚县人一起的日子
在大队部住了两天之后我和华尚君两人就住到村民家吃住了。村民非常欢迎我们到他们家里吃住。原因可能是，我们是城里人又是来自北京国家机关的知识分子，另外可以得到一些补贴。
第一次到村民家里住是到一个光棍家吃住半残疾。说心里话，不只是觉得他们的贫穷更担心的是我们自身的安全,因此我和华尚君要求两人一起住在他家，时间长了才知道这些担心是多么的可笑。
没有顶棚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吃住在一个如此贫穷的农民家里也是对人生的一次考验。十分可怜,我无法相信，这就是获得“解放”15年之后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就集中住在一起了。
村子里有一个村办小学,只有1-4年级共30几个学生，升学就要到杨庄窠了。学校唯一的老师也是蔚县人,由于有文化因此受到村里人的尊敬。但是可以看出他在工作队面前总是胆战心惊的心情从不敢多说话， 闲谈中才知道是地主出身。但是我还是和乡亲们一样尊敬他,看得出来对此他十分感激.
蔚县口音接近山西话，开始时听起来很别扭，但是几个月之后自己和村民们非常熟悉了，听起来的感觉也慢慢变了，越听越顺耳了。没事时大家一起说笑，我也向他们学上几句，请他们纠正。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家乡话才是最好听的,那是一种对家乡的认同感。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北京人，由于上学和工作接触的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多年来北京土话就很少说了因此我说的应该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想学几句蔚县话也没那么容易，第一次张开就惹得他们哈哈大笑。我知道这绝对不是在讥笑我而是从此把我作为他们的一员了，在他们的眼里我不再是一个无法接近的外人了。我想，这也是因为我从内心尊重他们而换来的。
出村往北是一条大沟壑,沟的北岸就是连寨湾，虽然两个村子靠的很近但是走过这条大沟也挺费力所以只去过一次，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一些村庄的名字至今还能说出，例如西合营、西中堡、暖泉、杨庄窠、习家嘴、陡涧子、下平油、涌泉庄、西坡寨、北杨庄。实际上这些村庄大部分并没有去过只是觉得这些名字十分优雅就深深的留在记忆中了，估计是当地文人墨客所取。
有点印象的要算是杨庄窠了，七机部工作队员经常在此集训，交流经验、通报七机部大事顺便给大家吃两顿好饭菜，因此特别盼望到杨庄窠集训。每次集训都要一整天，村里用马车送我们过去，回来时就搭别人车了。地方干部也要集训，大家错开以便工作队在村里留人。
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大村子，好像是西中堡?送文件，走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远处看去村子由土墙合围着，村口有一个像小城门似的。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村庄布局感到十分新鲜。后来知道这就叫“堡”，“堡”的概念从此建立。“堡”的形成应该是为了预防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建,成为一个能闭门防守的大堡垒。
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照相机,没能留下照片，哪怕是一张也好！
当时在村民家早上喝的是带皮的黍子熬成的糊糊，看着他们在喝完是总是把碗舔干净，有时干脆用手指抹，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是如此看上去有些不雅。午饭吃的毛糕也是带皮的粮食。有的家里稍好一些。
村里大部分都是土坯房子，屋里没用顶棚，炕上只有一个破旧凉席。想起70多年前小时候也吃不上饭但是有海淀慈善机构提供救济，吃的饭也比这强。
村妇女主任连福娥，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活波开朗，是村干部中唯一一个没有作为四不清干部靠边站的。只要是有她的地方必定带来阵阵欢笑。每个星期工作队要请村里一个辈分最高的老人，三太爷做一两次饭为大家改善生活。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时她风风火火的跑进来一看我们在吃饭立刻扭头就走，我上前把她让她一起吃，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不肯坐下来，她说了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这可不是我们吃的！”我只好。其实当时我们只是在吃一张烙饼和小米粥。由于贫困，这一鸿沟何时能填平？后来嫁到张家口了。
城乡差别几十年过去了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是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4.送别安瑞兰
和安瑞兰一起相处半年多之后，有一天突然接到调她返回学校的通知。这是她毫无思想准备的,在帮她收拾行李时她毫不掩饰的在我面前落泪。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我答应她以后一定会到怀安看她。其实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真的一直想去怀安看她但是又怕给她造成新的伤害，就在这种纠结中无法自拔。
临走时村里派来一个马车送她到蔚县县城，她把行李放在马车上让马车在前面走着我们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一直到看不到连寨场了，我们只好分手。我木木的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到马车的身影。
当我回到住处长时间坐在炕上发呆,我不得不承认她悄悄的把我的心也带走了。
几天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回忆我们相处的日子，随后我也给她回信。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留给我的一句话:“在蔚县，除去你之外没有什么让我留恋的。”无尽的思念就这样留在各自的心中了。
5.人生的转折
四清结束回到北京时我立刻先到家看望老母亲,并且长时间向她讲述自己在蔚县的事情。因为过去从未长时间离开过母亲,这次蔚县四清我第一离次开母亲一年,我才发现我长大啦!
四清之前我在十五所资料室科技情报组,每天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技术资料馆为研究室寻找和借阅国外资料，为此曾经多次提出到研究室做技术工作却一直得不得批准,组长严美龙曾经好心劝说 :“你这是不服从党的安排,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所长刘元说:“你要安心在情报资料工作,历史会证明组织的安排是正确的!”。
四清回来之后我再次提出要求。突然有一天,十五所政治部王绍成主任打电话给我：“小余子，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以为王主任又要找我开导。没想到王主任笑着说：“你不是要到研究室去吗，我同意了，你看所里哪个室合适,你就过去吧。”巧合的是,此时火箭发射瞄准专业组组长肖锡珙正在所里寻找电控专业的人,扩大瞄准组以便满足几个新的型号发展的要求。经过简单的了解之后我决定到瞄准组工作并且高兴地报告给王主任,感谢他的帮助。王主任嘱咐我: “这次是我决定的,今后一定要好好工作也为我争口气!”我说：“王主任,您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现在想起来，参加四清竟成为我实现人生转折的政治资本，从此开始了我50年专心技术研究工作并且视科研工作为生命,从未停止下来，也从未对一官半职有过渴求，哪怕是一个小小组长。
我自己虽然无能但是几十年里每天都在寻找和琢磨与自己专业技术有关的那些美国资料,并且从中学习和效仿，当然偶尔也出点新招。
不幸的是又赶上文革，两派无休止的互相攻击，都坚信自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人们无心思上班也无需上班。
四清回来不到一年多时间又被下放的辽宁军垦盘锦农场种水稻。10个月之后肖锡珙老师要求十五所领导将我提前调回承担新的预研项目。经过近两年的的努力研究成功“大型运载火箭風摆跟踪瞄准系统”。
1974年,组长肖锡珙邀请十五所领导观看我研究成功的“風摆跟踪瞄准系统”实验装置时王绍成主任高兴的说：“好，我没有看错人！”
我的这一研究成果曾经轰动一时。
60年过去了,留在记忆中的蔚县就是那个宏伟的“城门”、那一望无边的黄土地、那一条条巨大的沟壑和后来生活了一年的连寨场；蔚县人,就是相处一年的连寨场村那些可爱的乡亲、他们的愁容、他们笑脸；蔚县话就是连寨场乡亲每天和我说说笑笑的乡音。
蔚县，你是我永远怀念的地方！
“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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