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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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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
作者：暂无
来源：《华声·观察》2013年第12期

整理刘念国
“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
县，中国自秦设郡县以来2000多年，一直是中国社会
行政区划的基础一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省、县、乡是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架构。县作为中央在地方的一级独立政权，一个国家政权机器该有的部门，它都有。县级政权虽处基层，但少有变动，像基石支撑历代政权大厦。
原民政部中国地名与行政区划研究所副所长浦善新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从中国行政区划角度看，县是最重要的，一是因为县的历史悠久，二是由于县制一直被保持”。他认为，虽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大变化，不论是名称、大小，还是数量都有变动，但县制从春秋时期至近代，其名称甚至范围却并无太大变化，成为了中国社会稳定的睛雨表。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始终居于特殊地位。对上，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台柱、一个支撑脚；对下，则连接着整个社会，是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一个接触点。社会的矛盾，政权和老百姓的矛盾，都会在县一级首先暴露出来。县委书记：高危人群
据2009年民政部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2859个县级行政区划，1463个县。在中国几十万的处级官员中，2000多名县委书记大概是权力最大、责任最大的一个群体。
“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曾这样描述县委书记的权力。
县委有三个主要权力——决策权、用人权和监督权，而县委书记在其中常常被认为是“操盘手”。
“县委书记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若按权力多寡论，县委书记不仅比同为处级干部的区委书记多，有时甚至相对而言比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要多。”长期跟踪调研县委书记的监督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尤光付说。
同级的地级市的区，只是市的派出机构，人事权、财权都不归区委书记管，而县委书记则几乎对所有县里核心部门的一把手，都有任命权。事实上，因为县域不大，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亦是潜规则。一位曾在湖北某县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说，即便得个重感冒，都有上百名干部来去探望，多有干元红包，县委书记也不好拒绝。“每年上级部门针对县委书记的民主评议，还得靠这些局长、乡长来投票。”上述官员说。久而久之，腐败往往就此滋长，而县委书记也会愈加陷入这种无可奈何的人情网中。

据媒体报道，2006年至2009年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前些年，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因为卖官买官。
“一把手”的核心权力
“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
四川某县一位原县委书记直言，“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在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绝对的拍板权让他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到县里搞开发的房地产老板先后送上100多万元，希望得到他的“关照”。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一名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正是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算话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是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目的就是希望“书记在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关心和支持”。
据报道，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公开宣扬过“就是论”，他多次强调：“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
经济发展下的权力膨胀
县委书记的个人权力膨胀自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明显。这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大环境的发展不无关系。
过去远离中心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县一级成为经济发展竞相开发的处女地，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和“中小国企的改制运动”在县一级如火如荼地“燃烧”、“蔓延”起来，经济大规模的发展不仅是县一级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亦给县一级腐败的发展、泛滥创造了“机遇”，一般领导干部很难抵制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会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
完成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等这些“经济发展项目”，都不是“小项目”，都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成亿元的”重大工程”。而这些“重大工程”、“大项目”的制订、决策、拍板、制订、实施，还必须是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这样的“大官”，于是“利益的纷争”在县一级往往是围绕着县委书记的“个人意志”而展开的。
尴尬的监督系统
“县委书记权力被滥用后，官场就可能沦为腐败寄生圈和利益共生圈，县委书记监控中出现空监、弱监和虚监的尴尬或无奈便显得不足为奇。”尤光付说。
县离省市比较远，所以，省市党委、纪检部门很难直接对县委书记进行监管。而县级领导按党委分工，又在县委书记统一领导之下。至于乡镇干部，更是没有胆量对县委书记提出批评。因此，县委书记的权力就处在一个上面管不着、中间管不了、下面不能管的真空里。尤其是对县委书记权力的制约、个人行为的监督，更是处在一个“空悬”的状况：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处于监督夹层中的县委书记，权力运用是否得当，更多靠个人党性修养。但显然，这是靠不住的。“县委领导班子决策通常采用酝酿制，就是公开表态，问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可只要书记定了调，谁敢公开反对？”反腐专家任建明说。
“郡县洽，则天下安”的古训再次成为这个时代需要解答的命题。舆论在县官限权方面也是呼声不断。
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县权改革，目的在于规范县委的权力，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的“土皇帝”心态，遏制县委书记腐败高发的势头。
两年过去，改革效果仍需观察。但近期的一起案件或许仍能反映当下县级官场的生态。2013年5月19日中旬，湖南省麻阳县委书记胡佳武被偷拍案，已经补充侦查完结，进入公诉程序。据了解，2012年2月初，3名干部共同谋划在县委书记胡佳武办公室安装窃听、窃照设备，偷拍其违纪视频，动机为解决政治待遇、职务提拔。
“监视县委书记”的扭曲现象，似乎反证出在现行社会大环境下，公权力巨大的利益想象空间和变现能力。
整理自A民网、廉政嘹望、南方周末、新华网等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b9a10d70a2116c175f0e7cd184254b35effd1a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