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道映物:遗产记录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6-12-20 14:22:5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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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是一个精英学科,遗产记录(heritage documentation)则是遗产保护的技术前沿之一,关涉信息、学习、情感和参与等文化遗产保护内核。在科技驱动下,遗产记录在近几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本文拟就全球遗产记录的兴起、推动以及国内的遗产记录实践展开,讨论多学科融合、面向用户的记录和用户产生内容的可能性。

  在现代生物学意义上,人本身即是信息。好的遗产记录要能充当真理和人性捍卫者的角色,高度依赖于记录人的修养和眼界,同时也依赖于合理的机制和策略。

  c沙龙自20133月发起《甘新文化遗产考古与保护》、4月紧接着的《文化遗产的视觉呈现》到20146月召集《山西南部早期建筑遗产保护与记录》系列讨论,各有侧重,持续关注遗产记录这一议题。多学科融合的遗产保护实践和自实践中产生的原生理论思考,是沙龙最为聚焦的场域,藉此也希望能够弥合遗产研究在学术界和工程界之间的隔膜。无论是遗产管理者、遗产修缮保护人员,信息技术人员和文化遗产研究者,还是民间爱好者和普罗大众,对于文化遗产怀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遗产记录作为遗产信息搜集与解析的过程和结果,具有产品化的潜力,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展现保护工作的种种可能性。

  遗产记录的相关问题有:

  你在看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

  用什么看?

  你记下了什么?

  为什么要记下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记?

  别人如何用?

  怎么更好用?

  以及

  你为谁而看?

  后一个问题泛着已经不再时髦的精英主义光辉。在与这批遗产保护工作者接触过程中,不能不为他们的理想主义感动,故事总是有听众的。童寯先生赞赏的精神上的贵族,往往致力于思想的探险和情感的蕴藉。真正好的遗产保护工作包括遗产记录工作,离不开精神贵族的参与。人性的闪光、时空的自在,往往在细节中展开。

  科技驱动的遗产记录实践

  技术问题最容易单拎出来。

  历史上的一切记录手段,都有可能为文化遗产保护和记录所用。从最古典的图画、文字、临摹、传拓、测量和搭建模型,到近代的摄影、摄像,再到信息时代兴起后的各种数字化技术。数据库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计算机可视化方法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测绘技术如遥感、三维激光扫描和建筑摄影测量等不一而足。

  近些年,伴随着申遗热潮,中国的遗产记录实践也得以推进。譬如2011年依托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成立于北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unesco-hist)是unesco在全球设立的第一个基于空间技术的世界遗产研究机构,可以看到中国在unesco的影响力和国内科技实力的提升。政策导向亦有倾斜,新技术的应用往往成为国内课题申报的必要条件。尽管目前尚缺乏在测绘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极具原创性的贡献,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对新技术的跟进和尝试还是相当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保护与记录市场的有力消费者,也孵化出国内相关产业。

  科学技术与遗产保护的结合有着诸多可能性,仅在沙龙报告中曾经涉及的就有多种类型,可以看到中国遗产记录科技应用的一个切面。本文着重介绍几次沙龙反复探讨的信息技术对遗产保护之具体推动。

  社科院考古所刘建国研究员利用3d-gis进行的中国古代文明水利系统研究已经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建立考古发掘不同阶段的遗址模型也取得系列成果。gis拓展了研究的尺度,让大尺度下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这是新技术展开的新颖领域,当然也有赖优秀学者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摄影测量三维建模高效地保存了考古基地不同时段的发掘面貌,是遗址真实性的重要档案。建设勘察设计院的周俊召工程师介绍了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记录下从云冈石窟到稷王庙,再到新疆大规模土遗址的点云模型数据。

  国信司南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武介绍了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查群领衔的永乐宫迁建工程档案数字化的合作。这批由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专家完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应该以多种形式提供公众利用,新技术如何介入相当重要。

  清华同衡智慧城市所所长李公立则带来了他们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党安荣在智慧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系统、与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郑宇团队在山西南部早期木构修缮工程数据库,以及与清华同衡郭黛姮工作室合作的虚拟现实再现圆明园等工作成果。北建工设计院的曹闵则在尝试利用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来保存管理古建筑材质、工艺做法等信息。

  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如何跟遗产保护工作者顺畅衔接成为技术专家首先要迈过的障碍。信息技术专家懂遗产保护不容易,遗产保护专家头脑中的新技术也常常是碎片化的。故宫世界遗产监测中心的狄雅静工程师说,需求特别重要。我是甲方,如果提不出一个完整的需求,那么乙方所做的就不会达到我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层次。事实上,狄雅静的观点来自她本人的特殊经历,有计算机背景的建筑学博士狄雅静完成于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建筑遗产记录规范化初探》,对于海内外建筑遗产测绘和监测做了详尽的梳理和总结。狄雅静的成果完全可作为遗产保护工作者向技术开发人员提出精准需求的范本。

  对于新技术推动的担忧还来自经典建筑史学者。清华建筑设计院工程师陈彤不无伤感地谈到,如今对于古建筑的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虽然可以很傻瓜地得到一个数字点云模型作为记录档案,但我们是否就比前人更准确地认识这座建筑?在这方面,传统记录手段不仅不会被取代,反而历史性地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当然,也有一些坚定的吃蟹者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刘畅教授,一直在探索新技术对于经典建筑史建构的意义。

  遗产记录工作者在为谁制作点云模型?相信绝非是硬盘。

  记录产品为谁作

  遗产保护的实践性很强,但也有思辨性的一面。遗产记录既是实践的过程性文件,也是思辨的权宜性布置。一切记录都可为保护服务,尽可能来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一切记录都有当下的目标使用者,同时也有未来的假想使用者,记录产品需要进行面向使用者的设计,这也是有效传达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关键。基于认识的推进,记录也在不断进化。

  相比一座建筑单体的三维扫描记录,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之档案记录工作(木结构建筑信息数字化)显然是一个更具野心的项目。由于文物建筑遗产的特殊性,一般性的勘探测绘并不能掌握全部历史信息。在线条优美的屋脊下,精致巧思的铺作层中蕴藏着很多待发掘的秘密。而这神秘的面纱只有在建筑重新落架之时才能为世人所揭开一睹芳容。遗憾的是,我国的文保工作一直极少在工程施工环节进行档案记录。十一五期间启动的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是揭示秘密的绝好时机。随着新资料的出现,也许很多尚待定论的推测终于受到事实的检阅,而广为接受的常识也会受到挑战。

  基于此,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在修缮之外,将文物建筑勘察测绘和资料整理工作列为另一个工作重点,实践了保护工程的档案记录。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不但需要在工程干预之前规划和勘察设计阶段收集和记录大量的信息资料档案,在工程实施阶段也需要推进信息资料的记录收集工作&&尽可能地记录下文化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内容,是文物保护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来说,工程进行中的资料收集包括两方面:一是在落架前勘察设计阶段所无法得到的信息,比如斗棋尺度的测量、榫卯的结合方式;一是与工程本身相关:工程干预前后变化的状况,以及干预所用的具体工艺技术。这些资料都对全面了解建筑遗产,记录工程信息,为将来的保护、修缮、研究、管理、利用都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支撑。

  但信息共享的远景目标不仅限于此,以数据库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管理和输入,将工序记录表中的信息录入其中,建立三维模型与数据结合起来的大数据库,才是郑宇及其团队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录入单元以古建筑的二层次为对象:第一是将建筑整体作为一个物质对象,信息包括名称、编号、简介、所属区域、地理位置等;第二,针对一座建筑的不同部位作记录,比如总体做法、斗拱铺作等具体内容;第三也是最详细的层次,是针对各种构件,要求记录每类构件分别应该具备的信息内容。负责该数据库软件技术的李公立说,我们现在做的一部分是古建筑基本数据的录入,第二部分是希望能把古建基本信息和空间以及三维古建模型进行挂接。目前建筑信息的挂接已经在进行,一方面希望能在gis系统上做出来,另一方面希望能整合到一个更高效的三维平台上。

  设计者们想要通过此种方式为研究提供便利:因为做研究很多时候需要数据的提取和比较,这包括在一座建筑中、区域中、不同年代的分布比较,分析其分布状态。所以做这样的一个统计是很基础、也必要的工作。基于档案数据建立起三维模型,与gis接口相连接,最终建立有三维索引的数据库通过三维模型的导人,每个构件与相应数据严格对接,把同类信息(材质、残损程度等)等用颜色图示化的方式在三维中表现。使得大量信启、图示化,这样通过图像就可以整体读取很多信息,节省了大量人力,方便在此基础上各项工作的推进,同时建立起文保单位的科学记录体系的设想也就随之实现。

  这就将问题转移到遗产数据库产品为谁而作的问题,其实也是谁在看什么的问题。建筑师出身的遗产保护工作者在记录方面的聚焦点,往往是这个学科的桂冠传统大木法式研究,以及相关建筑史经典议题。除此之外的信息呢?数据库团队试图扩大记录范围,但因为缺乏其他学科问题意识,增加的记录对其他学科未必易用;从记录角度来说,又存在成本失控的风险。建立一个大而全的数据库,或许不如几个小型专题数据库来得有效,但多元专题数据库的建立也就要求古建修缮工程进一步向各个学科开放。这就对于工期和资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狄雅静亦指出,山西南部工程数据库的设计主要面向大木法式研究者,本身可以看作一个专题数据库,功能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从遗产管理的角度而言,这个数据库就不够实用。相比之下,故宫需要保护八大作的文化遗产,就要关注瓦石等作,而不仅仅是大木法式。遗产监测的平台也一样,故宫有监测平台框架,故宫文物建筑数据库也马上要建立。山西南部的一级是建筑,故宫在建筑之上还会有三级,建筑向上一级是院落和小区,再向上一级是整个故宫大区域,再向上是建控地带。从建控地带开始一直到构件,应该有六级,但关注点一定不会是南部所关注的匠作痕迹等学术研究细节问题,而是关心第一级到第六级之间的变化。这个变化通过日常的巡视、保护工程以及各种检测仪器等得到。关注它各种管理的变化、自然的变化和人工产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系统中是如何体现、如何评估的,面向遗产管理的监测数据库又是另外一套体系。故宫做的古建数据库就只能暂不考虑研究者,优先考虑价值评估的三个方面:故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这里怎样体现,这种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价值载体本身是如何变化的。

  相比针对研究者和管理者的遗产记录数据库设计和建设而言,面向大众的普及性产品显然有着更为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也是遗产保护领域最为市场化的一块。中央美术学院彦风团队开发的《中国传统家具》及其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十二美人图》苹果应用就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双赢,向公众以活泼的形态普及了文物知识。在面向用户的产品中,交互设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由于有文化消费的支持,这类产品也发展得最为完善、精致。

  传统的文博系统宣传教育部门在遗产展示产品方面也颇多建树,故宫博物院于2003年成立的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就立足于紫禁城庞大的遗产资源进行了深耕。该所的苏怡、孙竞展示了故宫在数字精确测绘和虚拟现实方面的积累。该所工作内容有两点:第一就是关于古建以及文物三维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和保存。目标是精确再精确,把最正确的内容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数据采集,尤其是三维的基础数据采集是重中之重。第二点,利用虚拟现实也就是vr技术来开发制作一些介绍故宫文化遗产的相关产品。倦勤斋遗产阐释影片就是一个尝试,并不是非常严谨,但可展现帝王们对建筑的一些理解。倦勤斋本身就嵌入了乾隆皇帝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他把自己所有对江南的感想和理解都放到了里边,所以才会想办法制作出一个假的空间来,倦勤斋室内看似是竹装修,实则是木质的斑竹纹装修,这是乾隆时代的虚拟现实。故宫用虚拟化的方式,把他的虚拟现实再虚拟一遍,看看这些东西在真实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的。影片中能看到藤萝花都落下来,远处的宫殿、山水,是一个非常美好、漂亮的画面。包括落下的树叶,表现出一个春意盎然的场景。在冬天下着大雪的时候,你在这里感受到这样一种春意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观众看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情不自禁的喜悦反应。

  对比利用新媒体的文化产品,面向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遗产记录数据库则显得亲和力不够。事实上,这类数据库何时能够向使用者全面开放,尚无明确时间表。郑宇设想的一种有用户远程参与的遗产记录如果可行,用户群也是极为有限的,但如果真能施行,或许可以真正改变遗产保护工程的一些细节走向。

  传统记录手段剑锋尚锐

  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回顾五十多年前的永乐宫搬迁工程(19561965年),有巨大的意义。迁建工作主要包括壁画和建筑两部分。其中壁画的搬迁由于技术难度大,鲜有先例可循,借用祁英涛先生的话可以说是:国家首创,世界少见。关于工程的一切,都记录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存的《永乐宫搬迁工程档案》中,查群近几年来致力于这批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从档案中随意采择,给我们展现了前信息时代传统遗产记录手段的强大。

  《迁建工程档案》记录了诸多永乐宫建筑和壁画的细节,还有大量的组织管理、会议记录、修缮图纸和工程实施文件。作为新中国文保工作开创时期的重大工程,永乐宫搬迁工程档案是一套遗产记录的典范。永乐宫本体的遗产记录、以及关于搬迁工程这一遗产保护的记录,一起构成了完整、系统的遗产记录档案,可以说是一批待开发的宝藏,也是传统记录手段的一座高峰。查群说,有很多资料没有形成工程方案使用的文字和图纸,比如:工程保留测稿611张,文字表格189个,其中81张建筑构件编号图是建筑搬迁必须经过的工作程序,但却不会体现在正式的工程报告及文本中。虽然这些凌乱的草测图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面对工程需要却效率最高。因与工程细节的安排紧密相关,这些草稿是全面了解工程状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资料。想象当时头脑风暴是怎样在发黄的纸张上席卷,疾风骤雨般的笔迹又是如何使难题迎刃而解,仿佛是置身工程现场直接与先辈们对话。

  狄雅静尤为推崇日本的《工事报告书》,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遗产记录产品。工事报告书由修缮项目的主持人撰写,例如日本负责的柬埔寨保护项目,他们共有47个不同专业的人在做,修缮设计负责人在一开始就把整体框架列出来,什么人做什么事,之后大家在框架里面填写,他最后会有一个总结。再例如日本的法隆寺,从修复工程的一开始,就要写一个从形制研究一直到最后整个施工特别完整的过程记录。日本人认为不会写工程报告书的修复师是不合格的,每项建筑遗产修缮工程的第一本工事报告书会很详尽,做第二次修复工程时只写这次修缮当中所做的变化就可以了,它可以逐渐地简化。日本的工事报告书写到现在有一百年了,这就是积累。台湾也引进了这一制度,请研究人员或者高校老师来做工程报告书,虽然他们也拍了很多照片,把每个工序都说的很清楚,但书的学术价值远不如日本的,即便如此,还是比国内做的好很多。

  最适合写工程报告书的就是负责工程项目的设计师或主持人,因为他对整个工程都了解,对残损、形制以及整个过程都非常了解,中国恰恰没有建立这一工程记录模式。那么在中国的国情下谁来做这件事更合适,要建立保护工程报告书的制度,而且要有资金,专门专项地来推动,传统记录手段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

  事实上,山西南部工程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发现,这些发现也并不太过依赖新技术,反倒体现了传统记录手段的恒久生命力。姜铮认为,面对早期木构建筑落架修缮时暴露的大量历史信息,记录工作既要有宏观开放的体系,也要有微观深入的视角,换句话说,客观现象能否为记录者发现并且记录,一方面取决于工作方式是否系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关注点是否明确。他举三个案例帮助说明遗产记录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坪二仙官正殿,主要关注点在于榫卯形制调查,从中探索工匠传承谱系;陵川南吉祥寺中殿,主要关注点在于尺度调查;南村二仙庙帐主要关注点在于痕迹调查,区别不同木工工具的加工特点,为断代和工程组织找新证据。在这一研究中,采用了传统的拓片技术来暴露加工痕迹。

  姜铮说,构件表面的加工痕迹是重要的历史信息,但通常受拍摄条件的限制,难以用照片加以记录、展示,我们通过拓印的手段解决;传统的拓印方式可以使用墨包、铅笔屑等来显影,但两者均存在一定的使用缺陷-墨包不便于携带,且油墨会粘在构件表面,造成污染;铅笔屑涂抹效率低下,且显影后不易保存,打印效果亦比较差,通过比较我们决定采用复写纸作为显影工具;将质地较软的草图纸固定在相对平整的构件表面,通过复写纸在草图纸面上的反复摩擦即可得到清晰的块面影像。

  《汉声》杂志社的陈诗宇则将他的文化遗产调查记录概括为体、用、造、化四部曲,更可见一切的记录手段都不可背离遗产的真实,同时也要容纳采集者的创造力。《汉声》成立有四十多年,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各种文化遗产的记录和调查。几十年经验归纳出的记录原则是关注变迁中遗产的体、用、造、化。

  体指的是遗产本体。遗产的体质结构、具体构造,比如衣服可能不止拍它的平面,包括褶皱,里面带子的做法,包括各种尺寸都要记录下来,材质、色彩、纹饰。

  用,那这个东西怎么用,是谁用,什么时候用,它的用法,然后在什么场合用。比如服饰,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年岁多大,我在什么时候穿的这件衣服,婚礼时候穿或者葬礼时候穿,那我这件衣服是第几层,是衬衣还是外套,是什么季节穿的衣服,这些都要一一记录下来,以及它的用法和功能,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造是记录时最容易忽视的部分。这件东西怎么制造出来的,至少要包括材料、工具和详细的工序。工序之外,还要关注制作的要诀。这就需要跟工匠或者创造者很长时间的访谈、调查或者聊天。因为工匠不一定能说出它的要诀,往往是在接触中,从他的脑海里或是手上套出这些关键的部分。

  化可能包括工匠在当地的谱系,他的传承,它的源流,和它之后的流变,周边的影响。

  陈诗宇说,以这四个方面来检验我们的田野调查或是文化遗产的记录,大体上能够稍微全面记录下来这个事情。这是在田野调查的层面,获得这些材料,接下来就是怎样呈现来让一般读者能够获取这些信息。

  遗产记录实践的意义与反思

  文化遗产处在各种风险之中。遗产记录可以促进知识的有效积累,推动文化遗产研究的进步,乃至成为创新的源泉。

  记录实践本身也有历史局限性,选择记录什么,反映了相应时代的认识,受遗产研究视角和深度的制约。概言之,丰富文化遗产客体的多样性,揭示文化遗产自身的多层次价值,遗产记录才更能够有的放矢,对保护而言也才能制订出现时最合理的管理、保存和修缮办法。

  姜铮站在建筑史研究者的角度,认为在历史建筑信息整理的工作当中,学者应以具体、微观的研究视角关注并记录建筑本身的历史信息,在其位、谋其政,发挥专业特长。非建筑史人士对于建筑历史信息的关注程度和审视模式不同,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保护(特别是修缮)实践与理论研究长期脱节的客观问题。

  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种眼光,对修缮对象的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保护实践所能达到的深度。在批评各种研究成果无用途的同时似乎更应该反思是否有人确实认真想过应当如何去应用这些成果?遗产保护作为一个特定专业,适合承担各种实践任务之间的组织者的角色,也应该能够在工程实践与基础研究之间起到协调关系的作用。

  郑宇谈到当下修缮工程记录的尴尬处境:近十年文物保护工程大量上马,套用新建建筑工程的档案记录体系。尽管也有详细实测图、工程设计图以及竣工验收记录,但中间其他重要内容建筑打开过程暴露的文物建筑本体信息,都被忽略。施工公司围绕工程效率和经济效益打转,而非文物建筑完整信息的提取和呈现。真正关心这些的信息使用者、研究者与施工方进行真正对话和协作的机会寥寥。

  那么如何打破施工方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阻隔,便是南部工程档案记录所面对的问题。设计者想出一套方法以固定内容的工序记录表和照片进行记录。具体要求是工程方有接受过资料收集整理培训会的人员,按照《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资料收集编制要求》中的各项规定和各部分项目工程资料收集的内容、标准,以工序为单位填写记录表并大量拍照。搭脚手架、拆卸、大木作、基础、屋顶、墙体,工程中的每个工序步骤都有许多照片与之相对应以便查找更多信息。考虑到可操作性和工程记录人员的水准参差不齐,放宽了专业性的记录要求,不会具体到某个部件、角度等细节的拍摄要求,只是要求尽量多拍,多多益善。

  科学、详实的档案记录是对遗产进行保护、研究等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其实我国对档案记录的关注也并非一片空白。在营造学社大量调查分析报告的开创性工作之后,档案记录的原则、方法在不同行政法规中都有规定。2002年修订版《文物保护法》更是将建立记录档案作为文保单位的四有基本要求之一。《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进一步强调:文物古迹的记录档案也是它们价值的载体,真实、详细的记录文件在传递历史信息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没有可能在既有的共识和工作框架下将这些理念逐步落实呢。

  文物建筑修缮过程中要面临很多不可预期的情况,准确预算有相当难度,我国也并非没有可依循的先例。在查群所作《永乐宫迁建工程档案》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作为当时的一项重点工程,永乐宫迁建、保护经费直接由文化部拨付,有需要随时追加、有问题随时解决,这一特事特办的模式值得借鉴。狄雅静认为,如今一没有专项资金,二没有专人,山西南部工程已经是个很好的尝试,在既有条件下尽可能地保存了历史信息。建筑遗产记录特别讲求时机,在它经历修缮的时候,记录以前看不到的隐蔽部位和在常态下看不到的东西,就抓住了时机。无论所记录的东西是否完备,切入的角度是否真的完美,推动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特别值得赞赏的。面对这一难题,国家近些年也开始投入,典型的如天津大学文物建筑测绘国家重点科研基地的设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即盛赞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的中国古建筑精细测绘专项,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指南针为建筑遗产的精细测绘记录提供了一条途径。虽说指南针杯水车薪,与中国大量的文化遗产遗存并不相称,却也培养出一批相关人才。但审视这批人才的去向,则又让人唏嘘。

  在当下的遗产保护实践中,身处高校的研究者能够参与的空间实际非常有限,这在保护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交流中形成了巨大障碍。在赞赏日本编制工事报告书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似乎也应当关注一下这些报告书的编制者,很多都身兼高校研究者与工程实践者的双重身份,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慢一点?遗产记录面临的问题,与已经产业化的中国遗产保护相呼应,困境可能恰恰是因为专业化的缺位。

  随着人类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记录内容有扩大化的倾向。记录无止境,除文物自身外,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空间、社会、环境,自然和人对文化遗产的干预和影响,遗产事件及其解读,遗产管理和监测体系等都囊括在内。对文化遗产历史工程档案的重新整理,遗产记录系统的可扩展性都成为很新的命题。

  查群近年来致力于《永乐宫搬迁工程档案》的整理和发表,从2009年设立课题开始,查群开始面对数千张扫描资料以及各种形态的遗产记录材料,如何将丰富而散乱的资料整理出头绪,令她在因挖掘历史而欣喜快乐的同时也心力交瘁。为了整理这批档案,查群还访问了梁超、王真等老先生,于是又形成了一批新的口述史料。关注修缮工程档案资料的现实意义并致力于使其效益最大化是查群的目标,但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发表策略还在探索。除去传统的图书出版外,数字化整理发布也是她的重要考量:要实现这批资料的潜在价值,如何建档,如何利用数据库进行科学管理和使用,设计怎样的平台才更方便展示和检索?都成为查群思索的议题,无疑也是中国遗产记录开始厚度累积的重要课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诸葛净强调了永乐宫迁建工程档案本身的文化遗产属性,除去进行整理和发表外,对于这些档案本体的保存和展示可能也是一个繁难的问题。狄雅静则指出,包括现在日本建筑协会的会长,也开始忧虑《工事报告书》之后要写些什么,是不是还是要通过传统出版的形式来做。

  回归含道映物这个题目,文化遗产本身是对自然或人工造物的一个呈现,而遗产记录是对呈现的呈现。不管是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层面上,都有道。道的一个方面,是每个人在映物中的道,包括映物的技巧工作方法思路,每个人的道。另一方面,应该有对一个更大的道的体悟,学者和公众在映物过程中把握和体会先人的道。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呈现还是对一种普遍原则的把握?成为人类巨大文化链条中的一环,或许就是融入大道。

  遗产记录开始于你看到了什么,最终却要落到你为谁而看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为先人,为自己,为后人?为社区,为国族,为人类?还是为消费者,为领导,为甲方?童寓先生的精神贵族一说,是遗产保护和记录在追寻自身意义和确认工作标准时,终将面对的问题。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aad83039a9114431b90d6c85ec3a87c240288aa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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