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需要“激于义”而“止于理”
爱国不需要理由，这本身就是一个理由。爱国，作为一种最神圣、最执着、最炽烈的情感，给它一个理由，它就能激发成民族的意志，凝聚成民族的力量。但国家有国家的大局，民族有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爱国需要“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
近年来，日本的教科书审定、钓鱼岛立场、涉台政策、东海开发和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事件，一再触及人们的敏感神经，不断冲撞民族感情的底线，于是，就难免会有“溢于言”的表达与“形于行”的渲泻。
从事物的因果逻辑看，日本政府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缺乏“以史为鉴”的正确态度，伤害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善良愿望。面对有着惨痛记忆的历史，“以史为鉴”是一种大度，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原则与前提。这“鉴”，就是一种勇于直面、敢于承担的历史态度。它像一面镜子，不能模糊，更不能变形。否则，就是把一种大度与宽容，当作了软弱可欺；就有可能因回避历史，而埋下悲剧重演的伏笔。尤其是当“二战”重大纪念活动频频举行，德国的真诚忏悔与日本的百般抵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希望得到历史公正的诉求更加强烈，它具有民族情感的自发性和民族正义的合理性。若把这种民族诉求的自然表达，视为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更表现出日本政府眼光的短浅与襟怀的偏狭，只能是一种道义上的顽固不化与政治上的自我矮化。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但不是软弱的；中国人民可以不计前嫌，但不会遗忘过去。不要企图让中国人民在搓揉旧伤的时候，连声呻吟也没有；更不要试图在中国人民恢复历史自信以后，还想重温仗势欺人的旧梦。中国人民有选择爱国方式的自由与权利。
爱国需要“激于义”，这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的清醒；爱国更要“止于理”，这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的责任。爱国方式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胸襟；爱国情感的理智表达，则是一种胆略。日本右翼不顾历史、无视未来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爱国行为，既要顾及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不为泄一时之愤而损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局；也要顾及中日友好的远景，不因言行过当、伤及无辜而授人以柄。原则上的据理力争，不应影响言行上的以理待人。经贸的合作、民间的交往，从来是双方互动、共同依存的。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日资企业，有许多是中国工人；有无数的日本人在中国，也有无数的中国人在日本。传统关系上的“一衣带水”与现实利益上的“连筋带骨”，尤需我们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上，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大局出发，“激于义”而“止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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