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的行政化恐怕是当今高校里最具中国特色的流弊了。作为计划经济遗留在高校领域的制度，教育的行政化，学术的行政化至今仍然是最顽强的堡垒，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看不见一丝改革的春风。评优秀，有名额评职称，有指标，纵使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有指标，白搭。为了这可怕的指标，超脱者不再超脱，宽厚者不敢宽厚。同事间勾心斗角，各显神通，同室操戈，反目成仇，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道德优越感在现实的职称面前被撕的粉碎。多少个团结祥和的集体，因为职称评定而分崩离析。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像横在教师头上的一把剑。职称评定的结果，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容易得如同天上掉馅饼，有人则是郁郁多年求不得。一场职称评定，同室操戈者有之，反目成仇者有之，志得意满者有之，灰心绝望者有之……眼下，从南到北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所谓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更是将高校教师关于职称评定这一焦点矛盾推向了极致。不禁要问，职称到底是什么？评定职称为什么这么复杂？
一般而言，职称无非是对一个人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肯认。然而，这仅仅是一般性的概念。在时下的校园里，你若要依据职称的高低来判断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结果往往会大跌眼镜。因为，在职称评定的背后，有着特复杂、特神秘的故事。
标准模糊依据繁多职称既然是对一个人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肯认，那么评审时应当主要考察这些就行了，然而，事实决不会是这样。参加过职称评定的人都知道，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在其中能起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已经很不错了。大量的莫名其妙的依据、标准不知从何而来，却又实实在在地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领导印象，群众评价等等不一而足，领导那里，你跑的不勤，休想！同志们的眼里，你脸不熟，甭想。种种标准、依据都在强烈地提示你，这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要懂得游戏规则。还有什么出操一票否决制，党员一票否决制--－－－理由强悍的无庸置疑―――不是党员怎么可以当教授？！言下之意，只有党员才有资格评教授，党员是拥有优先权和特权的，党外的莘莘学子难得地受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堂党课教育。更有甚者，因为心情紧张而没有向领导敬礼者，功亏一篑，就此断送学术年华，也算得上是教育史上的奇闻了。职称评定是教师们不得不过的一道坎，领导们掌握着它，就可以掌握着秋后算帐的机会和手段，不怕你不服，少坐一次班，就有可能使你几年的孜孜以求付诸东流。这颇有点类似到乡政府领结婚证，先交清各种杂费再说。一个职称，承载了多少不应承载的东西！年龄、资力、人际关系……至于它应当承载的业务能力，天知道，有多少？在一大帮外行的专家面前，你尽可大胆发挥，畅所欲言，没有几个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也没有人在乎你说什么，这一整套游戏，大家都熟透了。一个本应是单纯反映教师学术业务能力的职称，成了衡量一个人全部价值的尺度，动辄就把什么都纳入评定依据当中，这就大大地影响了职称评定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评审标准的多变性和模糊性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今年这样的标准，明年那样的标准，赶上了算你走运，赶不上算你倒霉。没有稳定的标准，便会使当事人茫然不知所从，便不会有稳定的预期。对未来没有稳定预期的人，是不会有恒心的，而没有恒心的人一般是不讲信誉的，表现在学术领域，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急功近利之风盛行，投机钻营、浮躁作假之风盛行。职称应该体现的一名学人应当具备的独立思考的学识能力，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缺乏稳定的标准和良好的制度保障，就不免让人怀疑评审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样评出来的教授，大家也不过是认为他运气好罢了。
学术的行政化学术的行政化恐怕是当今高校里最具中国特色的流弊了。作为计划经济遗留在高校领域的制度，教育的行政化，学术的行政化至今仍然是最顽强的堡垒，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看不见一丝改革的春风。评优秀，有名额评职称，有指标，纵使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有指标，白搭。为了这可怕的指标，超脱者不再超脱，宽厚者不敢宽厚。同事间勾心斗角，各显神通，同室操戈，反目成仇，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道德优越感在现实的职称面前被撕的粉碎。多少个团结祥和的集体，因为职称评定而分崩离析。
当今之世，非竞争无以求生存，非合作无以求发展。这里所说的竞争应当主要指的是对外的竞争，至于内部，则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合作精神。因为名额所限，因为指标所限，为了不被“末位淘汰”就要想法把别人压到末位去。这实在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好办法，结果就是台湾柏杨说的中国人所擅长的“窝里斗”。我们有些领导或理论家认为，似乎只要是合作或合奏，这些人就一定是南郭先生，他们只要听独奏。须知现代的科学技术是大科学的时代，单枪匹马是很难得到有份量的成果的。人类基因测序、蛋白质合成、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等等成果都是许多人合作的结果，有时是若干所学校同行共同攻关的成果。片面地夸大竞争，无视和有意无意地贬低合作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其中的某个个人的作用而贬低集体合作，恰好是近代科学的敌人。
大至不同的单位，小至不同的部门，因为指标的状况不同，评审的结果千差万别。有人运气好的如同坐火箭，有人则辛苦地如同老黄牛。同样的水平，有人已贵为教授，有人则仍屈居讲师。同是教授，水平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样的职称评定，有何公平可言？有何公信可言？指标来源于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来源于权力。“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至理名言如此神奇地适用于这个本该纯净圣洁的学术领域。指标的背后是止不住的暗箱操作，是赤裸裸的腐败。一个本来是对教师业务能力评定的职称，评寒了多少教师的心。经济学家张维迎言，砍掉一部分行政审批，就会减少部分腐败和寻租，中国经济会向前迈进一大步。这道理同样适用于职称评定，取消行政审批式的指标制，就会解放一大批人才。
世界各国中“教授”(professor)一词的本意是职业的意思，即以教学为职业的意思。显然，如果不能给大学生或研究生上课，就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教授。现今国外的其他大学，都规定教授每四年可以有一年不上课，其余学期都必须上课。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教授，是院士、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一律得平等地讲课，如果课讲不动了，便应当退休，即使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例外。然而我国的情况是，自上个世际八十年代以来，教师队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从来没有摸过粉笔头和从来没有做过学术研究的人大量涌现为教授，学校里有大量不教课教授，这在学校里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只要当了官，在学术上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把学术职称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这种措施的恶劣影响并不在于，在教授队伍中增加了一部分不从事教学的教授。严重的是，树立了教授可以不教课先例。既然教授可以不教学，这种榜样一出，就使得本来是做教学工作的教授也不教学了。一部分学有专长的教授，被安上了各种代表、委员和什么长的名号，也被迫脱离教学第一线。他们整天忙于政务和评价别人的水平，而自己却陷于会海之中难于自拔，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学而优则仕。学校天生有许多与教学无直接关系的杂事，在西方和49年以前的我国大学，是实行两套人马，一套是教学人员，另一套是职员。与教学科研直接有关的事职员不能过问，只是教学人员的事，职员的任务是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条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学校里任何人都可以管住教员，学校的任何处室都可以对教员下达各种指令，教员实在是学校里最无能的人了。
学术的行政化已在高校产生了严重不良的恶性循环。评职称需要有科研成果，科研成果需要有科研立项，而科研能否立项则看该立项是否有领导挂帅。于是乎每年的科研立项竞争演变成了各级领导官阶的大比拼。在这官本位的社会里，当个领导真是好，有了权力，便有了一切，即使科研成果，也会不费吹灰之力，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无职无权的一介书生们，想要弄个什么科研，则必须借助领导权威，扯上大旗作虎皮，否则是连门都没有的。天知道，这样的科研，除了鼓励拉帮结派、投机钻营，又有几分有价值的科研呢？这样的科研，不仅无益于科研，而且浪费了时间、机会和宝贵的科研经费，败坏了严肃科学的科研风气，挫伤了科研工作者的进取心，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专家委员会的尴尬在职称评审的过程中，专家委员会的地位和角色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依仗专家的素养和权威，决定着一个个被评审者的命运和前途。然而，这些由各行各业的们组成的精英团体，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盲人集团。由于专业分工的细化，大多数的专家对专业领域外的知识是茫然无知的。很难想像，一大批社科专家，能听得懂数学老师在讲什么，一大批工科专家怎么会清楚法学的前沿发展方向。在指标的限制下，往往是一名数学老师和一名法学老师在竞争同一个名额，大多数的外行专家们，他们凭什么分得清孰优孰劣。然而职责所在，专家们不得不盲人摸大像般地，凭借一点模糊的感观印象，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当事人的权益，就这样被这些貌似权威、公正的专家，神不知鬼不觉地牺牲掉了。在单调冗长而又竞争激烈的评审会议上，可怜的专家们经常烦闷得打磕睡，不知不觉中，他们为这不合理的评审制度背上了一顶大黑锅。
职称是对一个人学术业务能力的评价。学术业务能力如何，一般而言，只有同行才能听得出来。然而同行们却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年中有无数次的大小会议，却难得见同行们坐下来讨论学术问题，更何况，在现行的评审体制下，同行是冤家，意见也难保客观公允。
目前，高校教师的职业被认为是时代留下的一只不错的铁饭碗，改革的呼声，从南到北，风起云涌。然而任何不触及教育的行政化、学术的行政化以及职称评定的种种弊端的改革，注定只能是一场伪改革，徒劳无功，破坏人才的健康成长，增大高校的混乱局面。
社会化评审制度的可行性职称评定纵然有以上种种弊端，但还是万万不能取消，否则无职无权的教师们便又少了一条路。随着教育的日益开放化，考虑和国际接轨的职称评定的社会化评审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职称评定制度，一般是通过学会、协会采用社会同行专家评价的办法解决。只要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没有指标的限制。同我国的单位内部评审制度相区别，这一制度称之为社会化评审制度。同传统的职称评定办法相比，社会化评审制度有以下优点：首先，评审委员的社会化、专家化，消除了单位评审办法中存在的利益、人情因素，业务水平成了评审委员们决定是否授予被评审人职称的惟一标准。这就使同一领域的人在评审职称时站在了同一平台上，同一职称水平不一的现象将大为减少，职称也将成为代表一个人真正业务水准的杠杆。其次，社会化评定的职称，也必定被社会所承认，而不像单位评定的职称往往只是在本单位才被认可。这将大大挤掉职称中的水分，提高职称的含金量，使之成为一个人通向市场的通行证，而不仅仅是一个单位内部的“身份”象征。再次，在人才流动频繁的今天，人们不可能换一个地方评一次职称，社会化评定给用人单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文本。这种办法，不但节约了资源、化解了矛盾，还将奠定一个统一的、规范的人才市场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大多数国外同行并不承认我国的职称。社会化评审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制度，有利于改变这一尴尬处境，有利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不久前，为探索职称评定的社会化机制，经中国科协批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了职称评定认证中心，建立了专家库，制定了试行办法。每一次评审中，中心都要从专家库中挑选5至15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委员会。屈居副研究员职位十年之久的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刘建华，成为我国第一位经过社会化评定获得研究员职称的科技人员。
刘建华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但愿社会化评审制度能早日普及开来，使得职称评定不再成为莘莘学人们的伤心往事。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a3214af0aef8941ea76e0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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