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韩献栋

2012-03-27 14:47:4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

　　【内容提要】　中亚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亚的国际体系为族群国家体系。由族群到民族、由族群国家到民族国家，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工作在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由于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建构工作过于主观，戛然中止了中亚族群的自然聚合过程，因而对中亚的国际体系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决定着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

　　【关键词】　中亚　族群　民族划界　国际体系

　　【作者简介】　韩献栋，1966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249)

一　序言

　　迄今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存在大约已有7 000年的历史[1]，而今最为典型和普遍的政治组织则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对于数千年前存在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城市国家和帝国而言，民族国家不过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国际关系学界一般将由民族国家为单元构成的国际体系称为“现代国家体系(mod-ern state system)”，而且认为这一体系首先于17世纪中期在西欧诞生，1648年欧洲国家之间签署 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昔日由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分别担任教俗领袖的格局被彻底摧垮，近代欧洲各主权国家的新格局开始建立。”[2]起源于欧洲地区、由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为单元而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特别是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而扩散至全世界，二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需要思考的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因为具备了其诞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条件，而其他地区所诞生的民族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了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复制的结果，并不完全具备民族国家诞生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历史的局限将会为复制地区的“民族”国家以及国家间关系带来怎样的问题和挑战呢?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将考察起源于西方的民族、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国家体系在中亚地区的扩散而给中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问题。

二　概念和理论范式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民族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3]然而尽管全世界早已民族国家化，尽管民族国家体系也早已覆盖了全世界，但基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地区演进到这样一种体系的时间和路径并不是一致的，构成这样一种体系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与路径也是相异的。曾经沦为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是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以及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最终崩溃，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最终使得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全世界普遍确立。为了说明后发地区在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概念和理论范式上进行廓清，以便能够有一个框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更加清晰。

　　从事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一旦在谈到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往往都将其延续的历史追溯至古老的时期。无论是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城邦国家，还是现在普遍存在于世上的民族国家，我们都将其称为国家；无论是公元前3世纪的凯尔特人，还是现存在于各民族国家的人类群体，我们都称其为民族。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可以使得我们能够弄清楚人类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捋清其历史的延续性，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使我们混淆人类及其组织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质的不同。

　　就民族这一概念而言，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与这一概念同时并用的还有一些诸如“古老的民族”等概念。古老的民族与其现在的继承民族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吗?两者在民族性上完全一样吗?显然不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现代主义与永存主义之争。现代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诞生不早于19世纪初期[4]。按照现代主义者的逻辑，我们该如何称谓19世纪初期以前就早已存在的人类群体。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用了“现代民族”和“前现代民族”这样的概念做出了区分[5]，而划在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民族之间的界限就是18世纪末期兴起的民族主义。许多的现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在民族主义诞生之前不存在民族。但是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遭到了以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为代表的永存主义者的质疑。在黑斯廷斯看来，民族、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并不具有紧密的联系，而诸如英格兰等民族的个案显示，“民族(na-tion)”这一词语的含义从14世纪以来就具有广泛的连续性。因此民族是自然地成长，而不是通过民族主义者或其他精英们主观意志的推动而产生的。黑斯廷斯认为欧洲的民族认同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从5世纪到14世纪，根据不同区域而定的存在着大量地方的、并且其中许多是不稳定的族群阶段。这些族群中的大部分是口语族群；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5世纪，文字语言和大国的发展逐渐消除了复杂和多变的族群地图，这时已经能够看到西欧绝大部分主要民族的存在，人们也已经在习惯上这样称呼它们了；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8世纪晚期，随着法国君主制的崩溃，“开启了革命的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闸门”，这是一个由民族主义创造民族的时期[6]。在黑斯廷斯等永存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将民族形成发展的第三阶段理解为民族形成的整个阶段。但是按照永存主义者的逻辑，他们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18世纪以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否存在着民族的问题。黑斯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欧洲通过基督教和殖民主义传到亚洲的，因此他不认为日本、中国、朝鲜、伊朗等在中世纪时期就有构成民族的可能。然而“如果我们采纳黑斯廷斯的民族形成标准以及他的西方民族发展的阶段划分，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同样在中世纪时期的亚洲也存在着民族。”[7]永存主义者在18世纪以前东方是否存在民族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称谓西方的民族主义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东方古老的人类群体呢?

　　因此，我们必须在概念上取得一致认识，才能进一步展开我们的分析。按照现代主义者的理解，大众公民性、公共文化和有疆界的领土是民族的主要特征。而在这样的现代民族之前存在的则是“族群的范畴”阶段——人们拥有集体的特有名称并且享有一个或数个文化品质(通常为语言和习惯)，并且或被认为与特定的领土有着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尽管学术界对民族和族群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着难以最终解决的争议，但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两者的不同，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在于它通常缺乏公共文化[8]。我们不能将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成全面的进化关系，如今，可以发现许多族群与民族并存或存在于民族之中的现象，如今的族群也并不一定必然 要进化成未来的民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概念来描述在现代民族诞生之前所存在的那种人类生存状态，这个概念就是“族群”，而在以现代民族为基础建立的民族国家诞生之前，存在的则是“族群国家”(在此之前可称为部落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际体系为民族国家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模式主要是依据国际法的原则进行的，而与族群国家相对应的则是族群国家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模式基本是建立在实力政治的基础之上，其重要表征就是“疆界的变化和不确定”，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在族群国家时期大量的族 群和族群政权快速泯灭消失的现象。

三　中亚的族群与族群国家体系

　　对于中亚地区而言，认识中亚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对中亚的族群国家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划出一条大致的时间界限。一些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认为现今中亚地区的五个主要民族中哈萨克民族形成于16世纪，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时间则有争议，中国学者认为形成于16世纪，而原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11~12世纪，吉尔吉斯民族形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9]。但是判断哈萨克民族形成的主要论据是经济生活的一致和政治的统一，而认为乌兹别克民族形成的主要标志则是这个群体使用了“乌兹别克”这一名称，认为吉尔吉斯这一民族形成的主要基准则是“有了比较稳定的共同活动区域”。然而按照现代主义者对民族的定义，19世纪之前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都不能被称为民族，而只能是族群共同体，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公共文化和大众公民性，而且身处的地理区域的疆界也常常是不固定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亚地区的民族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在青铜器时代，占据着从乌拉尔山到天山、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公元前18~前12世纪)是中亚民族起源过程的起点。”[10]在此之后，出现了赛人、萨夫洛马特人、玛萨该达人和达赫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的主要居民有：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纳人、巴克特里亚人等。随后出现了准噶尔、月氏、乌孙、匈奴、康居等部族。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亚地区曾先后出现了巴赫季(巴克特里亚)、苏格达(索格底亚那)、赫瓦里泽姆(花剌子模)等政权[11]。随后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叶，波斯阿契没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安息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等外来势力以及地区内崛起的贵霜王朝、嚈哒王朝等先后相继统治中亚[12]。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部落开始崛起，并征服了中亚，建立起汗国，7世纪中前期唐帝国灭突厥开始管辖中亚，随后从673年开始阿拉伯人征伐中亚，并建立了政权。公元9~10世纪，中亚的居民创建了塔希尔、萨法尔、萨曼等王朝，随后突厥语族又相继建立了伽色尼、喀喇汗、塞尔柱克、花剌子模、古尔等王朝。在西辽对中亚进行了短暂的统治之后，公元13世纪蒙古人崛起于漠北后开始西征，在征服中亚地区后，建立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治中亚，1370年帖木儿王朝开始统治中亚直至16世纪初。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亚地区存在着大、中、小玉兹政权和布哈拉、浩罕和希瓦等汗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70年代俄国势力进入中亚，逐渐兼并了三玉兹，征服了三汗国。

　　从公元前1000年至俄国控制中亚的19世纪后期，这几近3 000年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中亚地区而言，是一个由部族过渡到族群的历史时期，地区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而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汉人、辽人、蒙古人等域外势力对这一地区的进入和统治，也促进了中亚地区族际间的交流与融合及其由原始的部族阶段向近代族群阶段的进化，其结果是众多部族和族群的消失与新的族群的出现。与此相伴， 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中亚地区也先后出现了由无法说清其渊源的部族或族群建立的政权(国家)，这些政权与其建立者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速生速灭的特征，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朴素的族群文化为认同基础，并无固定领土疆界的这些族群政权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实力对比，崛起、建政、征伐、衰落、消失的兴衰轮回使得这一地区的历史展现出了令人目眩的过程特征。从18世纪开始进入中亚的俄国尽管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尽管其所建立的管理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建构和型塑力量，但直至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重新建构中亚的行政格局之 前，中亚的族群仍大体在遵循着历史的自然向前发展着，各族群杂糅混居，身份认同模糊，因自然条件的改变而经常大规模迁移，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自然进行，然而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地区的“民族”识别、“民族”划界以及成立“民族国家”的工作却大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历史走向。

四　由族群到民族，由汗国到民族国家

　　在征服了哈萨克草原，控制了三玉兹之后，1865年俄国正式成立突厥斯坦省，1867年俄国设立了以塔什干为首府的突厥斯坦总督区。随后俄国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张，从1868年至1873年相 继征服了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1886年俄国颁布并实施了《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突厥斯坦总督区改为突厥斯坦边区，对所属管辖区域实施省建制，下辖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和撒马尔罕省，1899年草原总督区的七河省和高加索总督区的外里海省划入突厥斯坦边区之后，突厥斯坦边区下辖5省的建制直至1917年。而布哈拉和希瓦汗国则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3]。

　　在俄国控制中亚地区后，先后有160多万俄罗斯人移民中亚，分散居住于各省，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族群构成结构更趋复杂。但是总体而言，中亚的族群仍在遵循着自然的演化路径自然演化着，至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地区的各族群仍处于前现代民族或现代民族形成的起始阶段。然而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在中亚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建构力量，从而使中亚的族群演进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向，对日后中亚国际体系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中亚地区建立，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5月1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立，管辖除布哈拉和希瓦之外突厥斯坦边区地理界线之内的领土[14]，1922年突厥斯 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加入原苏联。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1924年加入原苏联。1920年4月和10月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瓦解，在两个汗国的基础上成立了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两共和国分别于1923年9月和1924年10月改称为花剌子模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原苏联。

　　10月革命后建立的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等共和国基本上是以十月革命前的突厥总督区、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行政边界作为边界的。这个边界与中亚各主要族群的居住边界并不 一致。每个共和国内都是多族群杂糅混居，而且在当时，中亚居民中族群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各族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15]这种状况甚至使得获准进入该地区考察的俄国研究者也感到惊奇，俄国学者尼·马耶夫在提及东布哈拉的城镇时就曾经写道：“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杂糅混居，以至于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16]然而原苏联在20年代开始的“民族”划界工作以及“民族国家”的成立却深刻地影响了中亚地区的民族关系与地缘政治的未来。

　　1924年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突厥斯 坦、布哈拉以及花剌子模提交的关于民族划界和成立新的共和国、自治州的申请，解散了花剌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突厥斯坦共和国划分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归属俄罗斯联邦)；将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哈萨克)部分归并到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随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5年2月成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25年4月成立(1936年12月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26年12月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于1927年3月成立(1936年12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自此中亚地区在已然存在的族群意识和族群特征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客观上为日后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90年在原苏联政局陷入混乱之时，中亚各共和国陆续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乌兹别克共和国(1990.3)、哈萨克共和国(1990.4)、土库曼共和国(1990.8)、塔吉克共和国(1990.8)、吉尔吉斯共和国(1990.12)等相继成立，中亚的国际体系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时期[17]。

　　纵观中亚地区民族、民族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工作和“民族国家”的成立对中亚地区民族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五个社会主义(或自治)共和国成立之前，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等民族，“把中亚本地人民确定地划分为六个主要的民族——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拉卡尔帕克和塔吉克，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并且有点武断。在革命之前，中亚人自己仅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区别。”[18]而“在俄国殖民之前，中亚的国家(布哈拉、浩罕、希瓦汗国)也都不是按照民族原则建立的，而是按王朝或地域原则建立的。”[19]正是苏维埃政权的“民族”划界工作人为地清晰了中亚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区别，使之具有了可与他者相区别出的名称，因而阻碍了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聚合，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则又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各自的身份和利益观念，最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民族忠诚。

　　关于苏维埃政权如此迅即地在中亚地区开展“民族”划界和建立“民族国家”工作的原因，我们应该将其放在原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推翻沙俄政权之后，在存在数百个族群、跨越数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统治政权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之一即是如何处理族际关系的问题。苏维埃政府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兴起并已经部分接受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想的立国模式应该是构建一个能够包容其领土范围内所有族群的“国族”概念，形成所有族群对这个“国族”的认同和忠诚。但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困境是在靠征伐而获取的如此广袤的领土范围内、在缺乏共同经济联系基础的条件下族群之间形成认同上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从制度层面赋予各族群“民族自决”的权利，以此获取各“民族共和国”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联邦的接受和认同。

　　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等苏维埃领导人的民族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等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同西方的na-tion概念在涵义上是一样的，也都是来源于拉丁语natio[20]。斯大林认为：“民族，即近代民族，也即是资本主义的民族，乃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产物……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21]斯大林还曾经将语言分为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四个阶段，相应地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也可以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这样四个阶段。而列宁曾明确地使用过“现代民族”的概念[22]。由此可见列宁及其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思想及民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而形成的。为了从民族问题这一角度论证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苏维埃领导人需要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来阐明俄帝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性。

　　同时，开展“民族”划界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遏制处于萌动状态的“泛突厥主义”的考虑，通过民族识别和划界，将族群拔高为民族，以构建新的“民族”，并通过培育对它的认同与忠诚，分散和弱化中亚居民对突厥主义的追捧，从而最终达到管控这一地区的目的[23]。

五　中亚的“民族国家化”及国际体系的变迁与中国

　　尽管学术界对中亚的界定还存在着争议，但如今一旦谈到中亚时，意指的便是当代中亚五国所处的地理区域，这是学术界所形成的默契，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这一角度进行论述时更是如此。今 日学术界之所以能够对中亚的地理范围界定的比较确定，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今的中亚国际体系是一种国家疆域的地理界限比较固定且十分明确的现代国家体系，而对国际法的尊重正是这一体系建立的基础，因为现今国家之间的边界基本都是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边界条约而确定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中亚现代国际体系的确立只是新近的事情。而从历史上来看，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内，中亚的国际体系则是以实力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前现代国家体系。因为不断有现中亚范围之外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中亚’疆界的不稳定”，使得对这一地区疆界的界定非常困难，于是 就有了“大中亚”之说。与政权疆域边界的不确定相关联，便是这一地区伴随着实力政治的消长而自然进行的族群的迁移与聚合、同化的过程。而当起源于西方以有着固定而明确疆界的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被植入中亚地区时，中亚地区族群的迁移、聚合与同化过程被戛然中止，导致了国家疆界与族群居住疆界不一致的现象，从而为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之所以存在挑战，就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建构过程：一个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 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另一个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24]而在中亚地区，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不同步性。国家领土和边界的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等硬件方面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可完成，而在一个族群杂糅混居的地理区域内创造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需要一个科学的民族政策。而正处于民族国家构建期的中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此。尽管在宣布独立后中亚五国迅疾进行了国家机构的建设，哈、俄、乌、吉、塔五国也于1993年8月签署了《边界不可侵犯宣言》，但近年来中亚地区国家内部不断爆发的族际冲突充分说明中亚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所面临的挑战。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更像一个文化国家，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大的同化和吸纳能力，在领土上强调的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国土观。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并无固定的领土边界。对于与中亚地区的关系而言，历史上以汉人为主导建立的汉帝国、以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后裔为主导建立的唐帝国以及以蒙古人为主导建立的元帝国和以满人为主导建立的清帝国都曾将自己的疆域开拓至中亚地区。而各朝在中亚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当苏维埃政权在(小)中亚地区开展“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时，中国也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过程。殖民势力的入侵带来了民族主义，激发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概念正是适应这一历史任务而提出的。中共建政后，两极格局的国际环境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留下了极为狭窄的外交回旋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苏一边倒”外交战略出台的必然，而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以及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建国思路则直接使原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被复制至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也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我们的民族国家构建事业还远未结束，正处于需要依据民族主义理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从长远看，开始于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未能同民族国家的构建事业形成合流，而是加重了我们民族国家构建的负荷。因为被赋予民族身份的国民首先会形成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忠诚，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忠诚，于是我们看到了国民处于在中华民族这一大的身份之下被分散为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拼接成的一种脆片化状态，从而降低了中华民族这一身份的凝聚力。

　　同时，根据源于原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而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使得部分国民具有了与原苏联在中亚地区一些国家所构建出“主体民族”相同的身份，直接为其建立联系与形成认同奠定了基础，强化了部分国民在国内的“异类感”和在国外的归属感，结果也同样分散了这一部分群体对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身份的认同。

　　重要的是，制度具有巨大的惯性，昔日政策的推行而形成的制度一旦确立便具有了自我运转的力量和功能。这使得我们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必须要强调政策与制度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花大力气来消除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决定着我们构建成熟的民族国家之路还相当长远。

六　结论

　　相对于欧洲地区而言，中亚及其周边地区都是后发地区，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前，中亚地区(无论是小中亚还是大中亚)都处于前现代国家体系，即族群国家体系时期。各族群混合杂居，各族群政权此起彼伏，疆界不定是这一体系的特点。但是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使中亚开始了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过程，90年代中亚五个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正式开始了中亚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亚地区的现代国家体系并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西方国际体系模式的移植，在这一过程中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包含了太多的主观意志成分，而且这一工作与原苏联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事业也未能形成合流，降低了原苏联的凝聚力。

　　从历史上来看，小中亚地区与大中亚地区并无固定的边界，族群混合杂居存在于整个大中亚地区，因而小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化必然将存在于大中亚地区的族群分割，给大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关系带来复杂的影响。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处于大中亚的地理范围之内，历史上的族群跨越边界的现象实属正常，因为族群国家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不固定的，民族国家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正是消灭族群意识、构建国族意识的过程，但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却是一个将族群意识培育成民族意识过程。这一工作同原苏联一样，也未能与开始于20个世纪初的民族国家建构事业形成合流。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大中亚的国际体系已是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彼此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遵循的是国际法规则。冷战后我国与中亚相邻各国签署的一系列边界条约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于境外的压力。尽管如此，构建国族认同、培育国族忠诚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体制、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各个方面入手，因此说对于后发地区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将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 9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2009， p.54.

　　[2]许海山：《欧洲历史》，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80~181页。

　　[3]〔加〕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页。

　　[4]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7~103页。

　　[6]Adrian Has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4~119.

　　[7]〔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 史》，第104页。

　　[8]〔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13页。

　　[9]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7、84~85、109~110页。

　　[10]张娜：《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11]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2]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第6~16页。

　　[13]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319页。

　　[14]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5]张娜：《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第125页。

　　[16]МаевН.А.ОчеркиГиссарскогокрая//Материалыдля статистики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края.--Спб， 1879.Вып.5 C.267~268.

　　[17]A kqali P.“Nation-State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A Lost Cas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ume 2， Numbers 3~4， 2003 ， pp. 409~429.

　　[18]Geofrey Wheeler，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viet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4， p.7.

　　[19]КаримовИ.А.УзбекистаннапорогеXXIвека.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условияигарантиипрогресса.Ташкент1997. cтр.97.

　　[20]阿茹罕：《俄语中的“民族”一词辨析》，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石岚：《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21]李琪：《斯大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页，转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解放社1949年版，第20页。

　　[22]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3]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I.B. Tauris & Co Ltd， 2000， p.52

　　[24]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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