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成型始末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成型始末

革新序幕：陷入危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也正是这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对南方进行强制性改造，力图使南北经济趋于一致，以达到生产资料全部归全民和集体所有，达到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

越南南北统一于1976年，而革新始于1986年，在这十年间越南发生了什么？越南为什么要走革新之路？目前所能见到的报章对这些内容鲜有披露，但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越南同中国一样，均是照搬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尽管在战争期间，北方自1961-1965年越南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设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目标是实现社会工业化，以发展重工业为优先。该时期年平均工业产值增长率为22%。之后由于美国发动全国性侵略战争，战事扩大后大量劳动力被迫撤出生产战线转入军队作战，整个社会被编入战争的动员体制，经济发展停摆。

直到1976年统一后才又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距了十年。本次计划主要目标一方面要将越南经济从小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对南工业与农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

也正是这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对南方进行强制性改造，力图使南北经济趋于一致，以达到生产资料全部归全民和集体所有，达到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其结果，越南经济没有扩大反而收缩，被称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惨败”，五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0.4%。

日本研究越南问题专家木村哲三郎认为，越南强制性农业集体化使得生产下降是重要的原因。他认为导致失败的最大原因是“随着南方农业急剧集体化，北方农业也进一步集体化。”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任大立提供的计算资料，从1977年开始在南方试办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79年底强行推广，南方已建立1.2万个农业合作社，83%的农户加入集体生产。而此时，中国农村正在开展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自由化、非集体化的改革。实际上这一被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从一开始就受到越南农民的抵制。农民们拒绝供应粮食和将大米卖给胡志明市堤岸的华侨。因此，越南政府着手改造南方的流通机构。

1978年3月23日政府采取措施，以废除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这破坏了南方的私人经济特别是流通网络。即使增产，出于缺乏能按合理价格购买余粮的客户，农民的生产意愿也低落了。从1976年开始到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减产，从1976年的1349万吨减少到1977年的1262万吨，1978年只有1226万吨，比1976年减少了9.1%。

越南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虽然良好、每公顷收获量通常也是南方较高，但在1978年北方收获量却反常地高于南方。

粮食生产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衰退给整个越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国家征集不到粮食，不仅工业部门缺少原料，而且无法供给工人、公务员和上百万士兵口粮。因此，越南不得不进口粮食；1978年是668万吨；1979年210万吨，1980年141万吨，按金额计算，这三年进口粮食分别为2.5亿美元、3.84亿美元和2.78亿美元。在这三年中，越南也分别将38.3%、38.2%和29.4%的硬通货份额用以支付粮食进口货款。粮食的进口抑制了工业原料、中间材和部件的进口。这样，就引起工业衰退，特别是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原料等货品的南方工业的衰退。

“这些激进的政策严重地挫伤了南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工农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的南方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大片田地抛荒，工厂停产，上百万有资金、技能和知识的人逃往国外，南方原有的经济基础被破坏殆尽，越南在统一初期一度陷入经济几近崩溃的危机之中”，任大立教授评论道。

硬币的两面：市场机制初试啼声

与此同时，投机活动、偷窃、囤积等“不良倾向”增加了，从而引起中下层党员干部对经济改革的反感与抵制，他们最终与保守主义的领导层结成了同盟。

内生危机从来都是导致改革的突破口，越南走上革新之路也不例外。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左”的严重错误，而始于1986年的越南革新也是为了纠正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左”的严重失误。

1979年秋天，越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六中全会，提出放宽和调整具体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改变计划的经济体制，承认部分自由市场经济架构。在修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修改了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计划重点放在农业粮食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上。为了促进消费品产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应该让这些部门从中央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中央由于无法给这些部门提供原料、中间产品和部件，则让企业自我调整。这些按自我调整方式生产的产品，企业可自己做出处理。至于不受中央统一处理的产品，地方具有定价权。就这一点看来，政府允许计划和市场的共存。

六中全会也做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由于改造的目的在于增产，所以不能以命令方式一哄而上。某些产品如合作社可以进行生产，就不必要用国营企业取代。个人能搞好的生产项目，也就不必搞集体化生产了。如果因忌讳资本主义经营，改用公私合营而致使生产下降，那么就应回到原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在农业领域则采取下述的重要措施：1、允许农民在市场自由出售剩余粮食；2、扩大农业合作社承包范围。全会也决定，为了激励作为基层单位的农民的生产意愿，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82年，越共第五届党代会召开，重点是经济发展的议题。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改革推进派和保守派直接的对立。

改革推进派认为，应该让经济运转循着六中全会决议的方向发展；而保守派认为，六中全会决议只是社会主义的暂时退却，一旦条件允许，则必需回复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受生产承包制主要影响的是北方农业，而六中全会决定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却给整个越南的农村以巨大的刺激。根据日本专家木村哲三郎介绍：以稻谷价格为例，一公斤稻谷价格由0.52-0.56盾提高到2.5-2.75盾(大约提高了4倍)。提价后的稻谷价格接近市场的真实价格。在南方，国营商业部门不得不同国营商业部门以外的合作社、企业或者私商竞争。这些因素导致市场机制开始“侵入”了越南的肌体。

部分引入市场机制的进入犹如硬币的两面。实行合同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国营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人们的收入开始增加。正是由于农民的收入增加，政府不得不从预算中拿出更多的钱用来调整工人、干部和士兵的工资，由于通胀加速，政府不得不采用实物配给办法给予补偿，当时这种补助金居然占国家预算的1/3。

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加大了工作在物质生产部门的人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投机活动、偷窃、囤积等“不良倾向”增加了，从而引起中下层党员干部对经济改革的反感与抵制，他们最终与保守主义的领导层结成了同盟。另外，加上由于粮食连年减产，越南每年都要进口100多万吨粮食来解决国民吃饭的问题。改革派与保守派处于恶化的僵持状态。

“新经济政策”虽对经济发展有相当的作用，但是由于改革步伐不够大，且在意识形态发生分歧，越南经济仍无法突破发展的瓶颈。

对外开放：改革派的突破口

改革派同时认为，要使得革新深入一定要另找突破口。因为作为革新主体国有企业参与到竞争的过程缓慢，当时国营企业有2/3处于亏损状态。

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选出以阮文灵为书记的新班子，标志着市场经济派取得经济改革的主导权，因此开始了“革新”时期的序幕。伴随南北统一，计划经济从北方走到南方，如今南方的市场因素最终占了上风，市场又从南方走到北方。此时是越南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1990年)。

越共“六大”制定了全面经济改革的方针，提出“抓紧三项改革计划”。也就是“六大”所确定的为改革旧的过分强调重工业的生产顺序而制订的三项生产计划，即在几年内集中力量抓好粮食食品生产和日用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六大”决定，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乃至经济所有制全面进行改革。

然而，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面对的经济形势没有改善而是更加严峻：首先是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比1985年的6.4%下降了2.1个百分点；其次是商品的价格、汇率、利息、工资，在一年内进行了同步调整。最突出矛盾是自1985年秋天的改革措施而加速恶化的通货膨胀并没有被缓解下来。

1985年9月14日，政府为了稳定通货膨胀进行了越南盾贬值的改革。比如，原来一美元可以换200元的越南币，贬值后能兑换3700元南盾。币值贬值措施在1985年9月至1986年9月的一年内，引起了高达700%通货膨胀率。

怎样控制通货膨胀？越南政府成立了一个货币执行委员会，使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以吸收老百姓的储蓄控制通货膨胀，最高的时候利息达到了12%。“对于通货膨胀的基数这么大，我们认为这是体制改革所必需的代价，因为我们要建设新的货币市场价格系统，”越南社科院经济研究副所长阮庭廉对记者说。

价格与汇率的改革给越南经济与社会带来阵痛：1986年12月，每公斤大米价格55盾，到1988年5月每公斤大米价格上涨为750盾，猪肉价格每公斤为2200盾。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987年，经济增长率由1986年的4.3%下降到1987年的2.2%。其中粮食产量比1986年减产74万吨，农业产值比1986年增长率1.4%降为-2%。工业产值也从1986年的7.3%下降到了6.7%，农业生产下降和国营企业的改革无疑给通货膨胀雪上加霜。

此时，保守派反对经济改革的声音加大。他们认为，经济改革(特别是给最终单位自由的经济改革)引进市场原理，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主张为了同通货膨胀作斗争，必需加强经济“统制”。为了将改革进行下去，改革派就不得不宣扬越南的情况(特别是经济情况)只有通过继续革新才能好转。

“那时候越南共产党下定了决心要进行改革。并提出由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货物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的意思。”

改革派同时认为，要使得革新深入一定要另找突破口。因为作为革新主体国有企业参与到竞争的过程缓慢，当时国营企业有2/3处于亏损状态。他们认为，如果国营企业无法将工业消费品提供给农业，要么用进口方式、要么以设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提供。对外开放的想法从此时确立。

1987年12月，越南国会通过了被称为“最开放”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1989年9月颁行了《外国在越南投资法实施细则》，主旨是鼓励外商对越南直接投资。正是因为外国投资法的推出，缓解了部分虽因新旧体制交错导致混乱的情形，使得整体经济呈现增长趋势。1986至1990年期间，越南的出口额年均增长27.5%、进口额年均增长6.3%。到了1992年，越南首次出现贸易顺差的局面。

越共九大：“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成型

反对者认为，如果不是依靠国有企业，而是依靠外国企业的话，那越南的社会主义的定向还存在吗？

越南在1990年代进入了经济现代化的恢复时期。这个十年越南处于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1991-2000年)时期，并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别召开了越共“七大”和“八大”。

此间越南革新遇到的最大争论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改革？第二是要不要进行开放？第三是党员是否可以从事私人资本经营？

首先是关于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改革的问题。阮庭廉介绍说：“这个问题争论到最后，焦点落在定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

1992年越共“七大”决议，以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将革新政策以来的制度创新加以合法化。修宪主要重点，在市场化方面，采劝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与“多部门经济体制”，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角色；产权配置方面，重新恢复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宪法地位；外国投资保障也进入宪法。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开始，越南政府开始加大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且这项投资增加得很快，投入了社会总收支的60%。高的投入加上转轨阶段长期依赖国家的国有企业还不能适应市场，只有30%左右的企业盈利。再加当时管理能力非常有限，所以产生了浪费和腐败。随之，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是否重返计划经济时代的争论开始出现。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在市场经济当中哪个力量是起到主导或者是主体的作用？有人认为，如果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是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人认为，如果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越南将很难赶上已经发达的工业国家。反对者认为，如果不是依靠国有企业，而是依靠外国企业的话，那越南的社会主义的定向还存在吗？”阮庭廉介绍说。

这个争论到2001年4月越共“九大”告一段落。“九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模式，提出要在2001到2005年期间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到2010年“基本上形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应记者要求，越南社科院院长杜淮南对记者解释了什么是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中国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做的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所谓定向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要确定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像现在的中国一样，首先强调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不是建设资本经济。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基矗社会主义定向就是要确定社会主义目标；

第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包括多种所有制成分，但是国有经济成份要占据主导地位，国有经济还有集体经济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强调私人企业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这些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成份经济是不会冲突的，而是互相推动的，某一部分不可取代其他的成份；

第三，经济增长要与社会公平还有社会进步紧密结合，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措施以及目标；

第四，我们把按劳动分配作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时还有几种其他的分配方式，比如按照资本和创造的智慧。因为在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多种分配的方式；

第五，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定向管理、检查和监督由越南政府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条件，不能放松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原则性的条件。

杜淮南强调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我们从20年来的革新开放理论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当记者与一位越南朋友私下聊天时他却说：社会主义早就有概念而没有定向的。我们的定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比中国灵活一点，因为“定向”是可以选择的，可以今天定这个向而明天定那个向。

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党员是否可以从事私人资本经营？越南的市场经济对越共党员也受到冲击。翻开越共“十大”政治报告，在“改革和整顿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一章中写道：“党员从事私营经济，要模范遵守法律，执行国家的政策，严格遵守党章和中央的具体规定。”报告中指出，越共将“尽快制定规定和指导执行，既要发挥党员从事经济的能力，又要保持党员资格和党的本质”。

第三个争论焦点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何区别？“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何区别的问题，在越南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认为这会有答案的。如果我们能了解全球化的本质，还有各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位置，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在这方面如果中国有什么研究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相互讨论，”阮庭廉说。

越南腾飞：迟到的WTO

为了融入世界，中国在近5年的时间里检查、取消了近50万份不符合共同市场的行政文件，而我们又如何？需要有一把“铡刀”来斩断束缚投资者和阻碍融入进程的行政手续。

越南社科院院长杜淮南告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的时候，越南也特别希望加入。由于党中央内部没有形成政治共识而错过了历史的机会。当记者问到错过了多长时间？他说：“晚了五年。”

阮庭廉介绍说：2001年我们跟美国签订了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我们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原本可以在1999年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国内高层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推迟到了2001年。“未能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对国有企业走进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担心。事实上，2001年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出口马上就翻了一番。”

世界贸易组织于2006年11月7日批准越南入世，吸收其为第150个成员。

越南与中国都是新成员，但是越南要在入世之前需要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造成贸易扭曲的各种补贴以及进口数量限制方面，要在更短时间内达到更高的标准。越南同意了在加入WTO今后的12年里，美国将继续把越南视做“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此换劝美国保证支持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越南贸易部部长张庭选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越南不得不同意让美国继续把越南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还要求越南入世后仍需遵循针对纺织品出口的“保障条款”，而这意味着在另一个旗号下继续实施配额限制。

2007年11月越南迎来入世一周年，越南经济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额的猛增。据计划投资部的报告显示，2007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到11月底，越南已吸收150亿美元的外国注册投资，而2006年为105多亿美元。至2007年底，外国投资总额达到180亿美元。出口额达到48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0.5%。“越南这一年来取得了超过预期的结果。世界银行驻越南经济专家马钉罗摩说。

然而，越南此时看到更多的是挑战。在加入全球市场一年后，越南的行政手续仍过于繁琐，许多机制、政策有违世界共同趋向。胡志明市国会代表陈东阿说：“我们提出行政改革目标已多年，但仍未有可观的转变。为了融入世界，中国在近5年的时间里检查、取消了近50万份不符合共同市场的行政文件，而我们又如何？需要有一把‘铡刀’来斩断束缚投资者和阻碍融入进程的行政手续”。他建议，国会应该设立一个检查和决定尽快取消各级、各部门颁行的各项繁琐手续的专门委员会。”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说：“入世承诺实际上是一堂非常深刻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过程，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制的改革、民营企业的改革、国企银行的改革等等不同行业的改革，所以我们还要设计一系列的政策来补偿那些利益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并不能把收入的差距拉大。“她鼓励越南政府继续实行有利于穷人的财政分配政策。

越南中央经济院院长陈廷天说：越南在融入世界的作用下已发生了变化，经济避免了最可怕的“麻木”或“融入时缺少反应的能力”的情况。他认为，这是越南在接下来几年继续深刻融入世界的机会和良好前提。越南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更大了。

互为镜像：中国经验与越南经验

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越南的改革必须要面对战争留下的历史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同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

当你观察越南的发展时会情不自禁地与中国做一番比较，其中会找到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时代语言”：中国有“改革开放”，越南则有“DoiMoi”；确切的翻译是革新或复兴政策；邓小平曾经提出过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而在越南则有“黑老鼠和白老鼠”的说法，即“不管是白老鼠还是黑老鼠，不被猫抓到的就是好老鼠”……

越南果真是“中国模式”在东南亚的翻版？越南人是如何看待“越南改革学中国”的这个话题？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2005年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转轨经济的国际会议，当会议茶歇讨论到“越南改革滞后中国几年”的议题时，一名越南籍的同事表示强烈的不满意。魏尚进总结此人有两个理由：首先是越南经济学家和官员普遍不喜欢说越南在任何事情上简单地模仿中国；第二，对某些改革方面比如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越南的确走在中国前面。

杜淮南是越南社科院院长，也是第八、九、十届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在河内他的办公室对记者说，越南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但是如果你认为越南是简单地照搬中国改革经验那将是大错特错。杜淮南院长对记者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形成自己的执政理论以及创新理论。每一次党代会都得到理论创新和执政的理论的提高。”

记者从研究中国改革的多位越南专家处得到证实，他们研究中国的不仅是“经验”，更多的研究是如何避免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教训”。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对记者说：“在经济方面由于两个国家的共同的特点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你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而在社会方面，虽然两国都很重视社会问题，但是方法不一样。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越南的改革必须要面对战争留下的历史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同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中国是先发展经济，然后反过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越南因为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所以我们是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这是一个具有近80年历史的越南共产党，不是靠选票的执政党，她有其自身的创新力和生命力。

越南官员并不避讳地说：他们有决心避免中国式的改革所产生在政治上危险的贫富差距。阮庭廉说得更加直白：“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你们走过的弯路我们就可以避免了。”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9ad970b9f90f76c661371a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