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批评。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亩产万斤”公案最为突出。应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邀请，中国红色作家叶永烈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由《中国青年报》编辑操盘。
《南方周末》3月3日以两整版篇幅报道《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在调查过程中，钱永刚向叶永烈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发表刘健、王胜春文章《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这样写道：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表《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在肯定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写道：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2009年3月28日，钱学森荣获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十二期发表吴晓波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逝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在“万斤亩”问题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六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十二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三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八-九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钱学森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复印件。
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篇文章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始“放”起来的时候，总共552字，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千倍！”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很快就引起注意。
钱学森并未道歉。
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93年又一次对太阳能转换为粮食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钱永刚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叶永烈。那是钱学森于1993年4月21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
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
(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治。
(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
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
叶永烈说，钱学森的“万斤亩”文章，应当从以下三点进行客观评价:
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专题)”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
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三是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钱学森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怎么可能成为“大跃进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写的，也不可能成为“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
钱学森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发展远景写了一系列展望性的文章，无非是为了描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
叶永烈最后说，有人却把1958年以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一古脑儿推到钱学森头上，把钱学森污名化。如同钱学森的学生、原国务委员宋健所指出的：“我发现，在中国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在钱学森回国以后，对于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的贡献，了解并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结果使人很愤怒。”(宋健，《控制论和系统科学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一期)
《钱学森》避而不谈“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受到种种“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万斤粮”和“人体特异功能”两个问题。《钱学森》作者叶永烈认为，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是经过反复“放大”和“加油添醋”之后，就变成了钱学森的两大“污点”。《钱学森》已于2010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叶永烈2011年2月2日在《中华读书报》披露，《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他说：
我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向来主张不回避敏感问题。我又发现，钱学森从不就这两个问题做解释，这就更坚定我的想法。
就这两个问题，2009年4月12日钱永刚在来我家的时候，就一起进行了研究。当时钱永刚是主张写，不回避。他认为，先写出来，至于能否发表，什么时候发表，再议。
在《走近钱学森》中，我写了《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约4万字。我预料可能被删，所以把这一章列为附录，以便被删除时不会影响正文。不出所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附录《从争议看钱学森》一章全文删去。我深表遗憾。在《走近钱学森》面世之后，我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探源的精神，花费很多时间进行仔细探索，在《争议中的钱学森》的基础上，加强说理性，全文扩充至7万字，写成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
在查对、比较了钱学森关于“亩产万斤粮”的原文基础上，又走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终于厘清了“万斤亩”公案的来龙去脉，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尤其是查清了1957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以事实说明，钱学森并非“大跃进推手”，更非“造成饿死3000万人的元凶”。
至于“人体科学”，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争议中的科学问题。
我记述了“人体科学”的争议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列举了“反对派领袖”于光远先生的种种质疑。科学向来是在争议中发展。“人体科学”谁是谁非，尚待时间做出结论。
钱永刚仔细看了《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2010年9月9日，我们一起进行讨论。他认为该章中关于“亩产万斤粮”的调查和记述，经过这次修改之后，写得好，有深度，又有极其重要的第一手采访，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当年编辑所说的情况。钱永刚建议对该章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力求写得逻辑性强又富有说服力，观点更鲜明些。钱永刚说，《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将为钱学森除掉背了50多年的黑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又建议该章经过修改之后，不作为附录，列入正文。
钱永刚向我提供了钱学森自己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万斤亩”的文稿，使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文稿增加至7篇。钱永刚还从家中带来非常珍贵的资料，即钱学森生前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所有文章的剪报，其中有几篇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剪报上有钱学森亲笔所写的编号以及发表年月日、报刊名称。钱永刚把复印件送给我，供我写作参考。
在与钱永刚详细交换意见之后，我对《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文从头至尾作了细细修改。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于《钱学森》一书定位为正面宣传钱学森，不涉及钱学森有争议问题的考虑，与有关部门和钱永刚经过慎重研究，最终决定：《为钱学森拂去流言》一章不收入书中。对此，我表示理解。
叶永烈：《中国青年报》“操盘手”泄露天机
（节选自《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其实，这并非“一桩无头案”，当事人也没有“已作了古”。
据我所知，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操盘手”，乃当时《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Z君。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结识于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前几年我的朋友尹传红先生从北京来沪，知道我与Z君有旧，跟我聊起Z君的种种“轶闻”，说Z君曾经为郭沫若整理过一篇讲话稿，深得郭沫若赞赏。接着，尹传红还说，钱学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当时，作为聊天，听过算数，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着手写作钱学森传记时，就请尹传红确切回忆Z君与他谈话的内容。
尹传红很认真，专门写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于2009年10月5日用电子邮件发给我。征得尹传红的同意，现摘录其中几段：
我始终认为，Z是个好人。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制约，也有他个人的认识局限。
下面，我就试着回忆一下听闻那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吧。
199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应《中国文化报》之约，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的办公室，参与“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对谈。其间我从樊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具体书名忘了)，内中收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文章。
在翻到钱学森写的那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时，我随口说了一句：“钱学森那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也讲那种大话？
”这时樊洪业说：“可别小瞧了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它，才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见到Z。闲聊时说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我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Z听了当即大笑(他平时就很爱笑)，拍了拍我说：“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我摇头，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惊讶：“是您捉的刀？”他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Z还说，他也没想到经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会看到，并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的，而是Z君为之捉刀！
不过，我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Z君所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不确，这并不是Z君记忆的差错，而是故意的托词。
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六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七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
1958年第六期《科学大众》杂志是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几天前出版的。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六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注意到其中的第七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在结尾处加上口号式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
经过Z君这样一番精心“加工”，钱学森原本谈农业展望的一段文字，变成了解答当时的“热点问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因为在农业“高产卫星”频放“大跃进”岁月，千千万万读者不约而同地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么一来，钱学森变成了专为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注解的科学家！
倘若不是那天与尹传红聊天时，Z君在兴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机”，脱口而出说钱学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难以揭开《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
为了希望Z君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于2010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走访Z君家，看望久违的Z君。很遗憾，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
当天晚上，Z君请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转告他的两点意见：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二是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
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
其实Z君当时主持《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笔政，把钱学森发表于别的杂志上的长文中挖出一段，精心加工，“梳妆打扮”一番，在《中国青年报》上“闪亮登场”，这原本只是表明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紧紧扣住时事焦点发表相应的文章。也许今日的Z君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说，也不再说”。尽管如此，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
我找Z君，原本还想核实一个问题，即Z君所说的“整理稿”是否“让他(钱学森)看过，征得他同意”。
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就无法核对了。我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
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钱学森没有说什么，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为是钱学森写的，把钱学森推进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bdcd175b8f3f90f76c66137ee06eff9aff8492d.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