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安全意识，防范西方文化渗透

加强安全意识，防范西方文化渗透

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常识性问题，却被“全球化”、“与世界接轨”等一些时髦的口号弄得复杂起来。一个时期以来，有那么一些“知识精英”，喋喋不休地鼓噪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社会主义文艺也“僵化”、“陈旧”了，与此同时，他们主张把体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一些“洋文化”大批引进来，取而代之。一时间，在我国书刊出版、文艺舞台和银幕荧屏上“洋”雾弥漫，害人不浅。在社会主义的我国出现如此现象，奇怪吗？认真思考起来，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通过“西化”、“分化”的手段，和平演变我国，文化与文艺领域是他们向我们争夺的重要阵地之一。本刊首发的这篇《加强安全意识、防范西方文化渗透——“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与当前文艺”研讨会摘要》，就以大量事实说明这场斗争的严峻性。本刊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个“摘要”，能够自觉地参加到维护祖国安全，捍卫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战斗中来。

不能把欧美当作“文化全球化”、“走向世界”的标准

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一些文艺创作不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而是打着“文化全球化”、“与世界接轨”、“走向世界’等旗号，在内容和形式上照抄照搬、简单模仿，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第一，鼓吹从观念到表现方式的“文化全球化”，盲目与世界“接轨”。在当前文艺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从理论到创作，动不动就是“文化全球化”，动不动就是“全球化语境”，动不动就是“接轨”。比如，在文学上，为了得诺贝尔奖，很多人到欧洲活动，造舆论；在文学评论上，充斥的是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所谓“后现代话语”；在电影上，业内有浓重的“三金”情结和奥斯卡情结，“三金”指的是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如果一部影片得了这些奖，就身价倍增，在国内就能获得很高的待遇。 “文化全球化”如果是指文化资源全球共享，那是可以的，但不能笼统地提“文化全球化”。文化与法律一样，有全人类各民族共同的东西，但其核心部分是与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就抹杀了民族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艺术是无法与世界接轨的，因为艺术有民族的形式，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各国有各国的标准。

关于走向世界，“世界’在哪里？中国是不是在“世界’中？一些人实际上是认为，“世界’就是欧美，欧美说好，就走向世界了，欧美说不好，就没有走向世界；在中国演了，有一亿人看了，这不算走向世界，在欧美演了一、两场，就是走向世界了，把到欧美演出、在欧美获奖、得到欧美的认可作为最高标准。比如，很多省都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去一次至少要花200万元，还是送票请人看。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固然没错，但不能把它当作最高标准。

第二，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消费文化，导致消费主义、感官刺激、追求感官欲望的瞬间满足等“娱乐至死”观念在文学、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等各个领域大行其道。比如，文学领域出现的所谓北京宝贝、广东宝贝、上海宝贝等作品的主要特征，就是诉诸于感官刺激的酒吧、性、摇摆舞等。再比如“超女”现象，有人说这是对我国千年文化的颠覆。消费文化是与西方的生产方式、生产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西方的消费至上、“娱乐至死”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照搬到国内，居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抹杀民族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为最高标准，以矮化或丑化、歪曲或曲解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做法“走向世界”。 最近热映的花三亿元海外巨资打造的影片《无极》，内容空洞玄虚，远离时代，远离人民，远离现实，只有视觉上的冲击，有人说它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大众的，更不是杜会主义的，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无聊之极。获第5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青红》，讲的是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用导演自己的话说，其主题是个体生命与制度的对抗。在威尼斯获奖的影片《红颜》则讲了一个母子怪恋的故事，整部电影充满了“日你妈啊”等脏话。这些电影和之前曾获国际大奖的《活着》、《红高粱》、《孔雀》等所谓“走出去”的作品一样，都是从外国人猎奇的角度来看我们民族丑陋的地方。外国人通过看这些片子来了解中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与现实会是什么样子！

“地近票房、贴近西方、贴近大奖”的现象十分严重

中央要求的“三贴近”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际上，国内文艺界特别电影界则是“贴近票房、贴近西方、贴近大奖”，出现了以金钱为导向、以西方为导向的现象。

过去出现过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倾向，即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文艺从属于“经济”，一切看票房和收视率。现在，我国的剧院、剧团都企业化了，一些剧院、剧团为了生存，怎么挣钱怎么来，粗制滥造，搞一些低俗、庸俗的东西。

国内2005年生产了260部电影，据调查只有30部上了电影院线，但最佳的时间强档都给了《无极》、《天下无贼》等影片，《孙中山》、《周恩来》、《鲁迅》等影片则得不到院线安排，理由是没有票房。实际上，80%以上的票房都集中在几部炒作起来的所谓国产大片上，其他影片都关在库房里。在片面追求票房收入的作用下，一些影片比如《无极》不是靠内容和艺术吸引观众，而是靠轰炸式的商业炒作诱骗观众入场，似乎一个民族的精神产品可以像股票一样，通过炒作就可以升值。

“贴近西方”就是以西方为标准，“贴近大奖”就是把在国外获奖当作最高荣誉。电影的发展涉及投入、评奖、评论等方面，其中组织导向非常重要。只要在国际上获了奖，回来立刻身价倍增，从宣传到评奖一路绿灯，在国内得到很高的声誉、地位和利益，导演、制片能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而表现老百姓的作品再好，也得不到什么荣誉，这就是一种错误导向。

中国电影百年的基本经验是，几代电影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一个舶来品的电影中国化、民族化，使它成为中华民族推动历史前进、审美地把握世界的大众形式，我们切不可把已经中国化、民族化的中国电影，倒过去偏向西方好莱坞化。

警惕文艺“非意识形态化”倾向

在文艺领域，有一种“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已经被“超越”、被“终结”了，文艺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只具有人类共通的娱乐和审美功能。“非意识形态化”有时还表现为“泛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其特点是用所谓“审美”或“文化”来无限放大“意识形态”；混淆文艺的一般意识性与特定意识形态性，造成什么都是意识形态、什么又都不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一些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无思想、无主题、无立场、无观念，标榜“为所有人服务”，全力倾注于形式、技巧、色彩、观赏，宣称并演绎文艺要“超越”、‘消弭’或“终结”意识形态，极度膨胀文艺的娱乐、审美功能，把文艺当作一种“游戏”或“消遣”，排斥文艺与审美中的社会功利因素和意识形态性。

这些年，在“过审美筛子”的口号下，很多革命的、进步的、反映工农的、有时代痕迹的作品被“筛掉”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排除在中国文学经典之外，一些文学大师被除名或重排了座次，不少“红色经典”被改编得低俗难耐、面目全非，昂扬振奋、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品越来越少，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被认为是非艺术、非审美，即使这些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广泛好评，也被认为是艺术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技巧第一、形式至上、观赏优先成为一些作家追求的目标；一些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写过受大众欢迎的作品的作家，为了能被文坛接受，加入这个“审美化”的队伍，也不得不做出自我表白，说明自己不仅写出了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也写出了“纯审美”、“纯艺术性”的作品。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警惕“恶性娱乐化”的病态文艺思潮

随着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进入，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等领域，几乎都遭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等形形色色思潮的侵袭，出现了一种“恶性娱乐化”的病态文艺思潮。以电视剧为例，鼓吹这种思潮的人说，电视剧“没有深度，只有平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个玩的瞬间，人们非常痛快地沉醉在这瞬间里，玩完就算，并不留恋”；这样的电视剧，“性格、典型、思想深度、意境之类都变得失去意义”；这种电视剧的“兴起必然会销蚀、瓦解贵族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电视剧编导们不再关心作品的历史感或时代感；艺术性或思想性，终极价值或精神升华”。他们认为，这种思潮“具有革命性意义”；“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市场力量与政治力量”“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的结果“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即“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或者说，“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

近年来，电视娱乐节目也存在“恶性娱乐化”的倾向。有人比喻说，国内的电视台就是特大型的夜总会。一家知名度很高的省级电视台连续推出《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娱乐无极限》、《快乐中国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声称将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明星娱乐大众的时代，发展到以《快乐中国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大众自娱自乐的时代。一个国家级专业电视台也脱离了其青少年“学习平台”的公益定位而追逐商业，在娱乐上大做文章，成批地推出《淑女大学堂》、《我爱十二郎》、《明星》等节目，频道负责人还振振有词地说青少年追逐成功的明星是很正常的。

我们重视文艺的娱乐功能，但决不赞成将我们自己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著名的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他以赌城为例批评他的国家说：“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的焦虑和痛苦是：“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恶性娱乐化”病态文艺思潮在电视剧领域的表现

“恶性娱乐化”病态文艺思潮在电视剧领域催生的劣质文化产品，有以下十大表现：

一是下流放肆的色情放荡挑逗表演。比如《逃之恋》，连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都发表文章批评它把小凤仙演得“造型艳俗、举止浪荡、言语放纵，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而那些青楼女子极具暗示性、挑逗性的对话更让人不忍卒听”，片尾曲《我的小乖乖》“更堪称是一曲妓女挑逗客人的‘黄色小调”’，“大量对青楼女子生活极尽铺陈、渲染的各种镜头”“充斥剧中”，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二是奇异怪诞的武侠打斗梦幻世界。只见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女老幼侠士，凭着神奇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练就了叫人无法想像的一身绝技和高超武艺，天上地下，云遮雾罩，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三是把肉麻当有趣的青春偶像崇拜。比如《将爱情进行到底》，剧中人物一天到晚空想着赚大钱，一会儿出国，一会儿买房，一会儿得到大笔遗产，一会儿拥有了俊男靓女，衣着时尚，用品讲究，住豪华公寓，开高级轿车，整天谈情说爱。幼稚、可笑、肤浅，把肉麻当有趣，无聊之极。

此外，荒诞不经的言情搞笑打斗闹剧、宣扬纸醉金迷的腐朽人生观念、以刑侦为掩饰的教唆暴力犯罪、打着反腐的旗号教唆腐败犯罪、在情色和卑俗中解构阉割经典、为帝王歌功颂德宣扬封建文化、用歪曲胡编戏谑戏说解构历史等充斥着电视剧目。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材料，2004年第四批电视剧规划申报中，共有416部电视剧被批准立项。其中，“其它现实”类有221部，约占42.83%。在这221部电视剧里，最多的是男人女人、爱情婚姻。以这种故事为主体或“戏核”的有近60部，约占“其它现实”总数的27.15%，占全部现实题材的2 0%。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高额比例。稍微浏览一下申报立项剧目的故事梗概及剧名，将这些作品名串连起来，就成了一个笑料：“爱情占线”、“爱情漩涡”让你“眼花缭乱”，“与爱飞翔”、“为你燃烧”让你“今生也疯狂”，“不与爱说再见”、“爱我，带我回家”让你“激情与迷茫”，“萍水女孩”、“爱情十日谈”让你琢磨“今夜你回不回家”，“说谎的爱人”、“折腾”让你“想说爱你不容易”，“爱去何从”、“谁为爱情买单”让你“离婚十年”，“爱情大注定”、“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让你“半个月亮掉下来”，“男人情感庇护所”、“爱情诊所”让你“将离婚进行到底”，“白色情人梦”、“爱你那天正下雨”、“爱情平行线”、“朋友别哭”、“金婚”、“玻璃婚”、“男婚女嫁”还有“我的离婚女友”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在“其它历史” 的立项剧目里，有“戏说”历史的，有变相的“宫廷”、“武侠”的，也有一批是借着古人的躯壳谈情说爱的。比如“红尘有爱心”、“醉红尘”、“情海狂澜”、“女人花”、“乱世红颜”、“情天大圣”、“戏点鸳鸯”、“少年天子真风流”、“风流才子翻转天”、“她比烟花还寂寞”、“陷阱里的婚姻”、“情恨云天”等等。那些演绎的“社会史”和 “家族史”作品实际上也在用男男女女的情爱作支撑，这一类的剧目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一左右！男男女女的“情”与“性”已经泛滥成灾。

当前，覆盖面最大的艺术形态是电视剧。书的读者是有限的，而电视剧则是亿万人在观看。电视的影响很大，这一媒体运用得好，正面效应发挥得就好。因此，必须把节目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收视率作为惟一标准。尤其是出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电视剧，要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一样，准确体现党的指导思想，体现唯物史观。

提高文化安全意识 防范西方文化渗透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展文化事业一定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抵御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和影响。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在东方国家只存在着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美国文化代表了惟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的模式。”美国前商务部高官大卫•罗斯科普说得更加明白：“未来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如果世界趋于同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当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讯、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对此，西方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批评道：“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

近年来在中亚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重要的一步就是不惜重金进行文化渗透，影响目标国人民的价值观，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价值取向，使他们逐步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然后在反对派中物色领袖人物，最后利用突发事件，打着人权或选举的旗号发动街头政治，使政权易帜。因此，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一定要高度警觉。

除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以外，还要注意境外文化分裂主义，包括疆独、藏独和台独（独岛文化）。目前高等教育中的“文学台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校讲文学必讲叶石涛，而叶石涛鼓吹的是“台湾文学主体论”，他从1976年搞台独，1995年公开讲台湾文学是独立的文学，中国文学是外国文学，主张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大陆却有人写文章为他叫好。对此陈映真非常生气，说我们在台湾批台独，大陆却有一些人给我们灭火。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关注。

几点建议

一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艺的发展。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艺的发展，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反映人民的要求，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能服从文化帝国主义的需要和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需要。我们有很多好的电影如《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等，但是这样的作品没有一个被炒成像《天下无贼》、《十面埋伏》和《无极》那样的，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文艺完全产业化是不行的，对某一题材、某一作品的投资，一定要看这个文艺工程或作品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如果谁给钱就反映谁的利益和意图，就无法保证从投入、产出到评价整个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是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提高文化创造力。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最终都是由其创造力决定的，而形成真正的创造力要靠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几年我国文化创造力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是非观、价值观混乱，是非不清，美丑不明，使得痞子成了英雄，英雄则得不到社会的尊重。没有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创作就会失去文化之本、精神之魂，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就会大行其道。审美和娱乐是两回事，现在媒体一说起影视就是娱乐，用娱乐和消费来代替文学和艺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娱乐迎合的是人性中的发泄欲望，而审美则是提升和凝聚人的创造精神，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韩国的《冬季恋歌》在美国创造了33亿美元的产值，《大长今》风靡中国，用的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文化资源、文化精神，而我们却把它丢了。

三是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增强社会主义观念。当前，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教育亟待加强。建议仿照党政干部的培训方式，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文联共同组织文艺家培训中心，让导演、演员、评论家、制片人等参加系统培训。请全国一流学者讲授各个领域的前沿动态。通过培训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问题；二是解决文艺观问题，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建议高校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

近年来，随着西方文艺和美学学说的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被严重边缘化。很多学校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课程，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严重失散与萎缩，原有的研究刊物和阵地也急剧减少，不少学校已基本听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声音，文艺学博士生、硕士生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学位论文的极其稀少。与此相反，各种西方文艺和美学学说在高校的课堂上和教材里严重泛滥。刘国光同志指出的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出现的西方思想泛滥、马克思主义被削弱的现象，在高校文艺和美学领域更加严重。

在当前形势下，在高等院校相关学科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课的教学与研究，并把这些课程纳入学生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系列，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文学、艺术、美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扭转高校文艺和美学教学中普遍的“西化”倾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建议：

一、高校的相关院系和学科都应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或马克思主义美学课；

二、尽快恢复和建立高校有关院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教学、科研队伍，保证编制和教学研究人员数量；

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列入学科规划建制，在文艺学和美学学科中，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向，培养研究生；

四、组织精干力量，编写反映时代要求、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最新成果的高水平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五、组织学术力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各种西方文艺学和美学学说作系统地清理和批判；

六、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成员多是高校的教师，整体素质是好的，可以把这个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开展活动，承担相关的教材编写任务和研究任务。

一位制片人谈影视问题

近年来，影视作品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混乱，与我们出品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共产党有关。是你共产党自己放弃了阵地。谁批的？是广电总局批的，是各地政府主管部门批的；谁买的？是各电视台买的。你敢买我就敢生产。所以，是掌握共产党权力的部门掘了共产党的坟墓。对党的意识形态来讲，因为你自掘了坟墓，我这个过去自由化比较浓的人有时候还比较欢欣鼓舞；但对一个民族来说，我觉得悲哀。

在自己的作品中，我从来没有丢掉民族的精神和人性的真善美。但有很多影视作品在向肮脏、扭曲的方向发展。有人说这是为了迎合老百姓的低级趣味，我不赞同这种说法。低级趣味的人是有，但广大观众对拍得好的主旋律的片子是欢迎的。比如讴歌医务工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无限生机》，在收视率上远远高于揭露医生黑幕的《红十字背后》。并不是影片制作公司生产不出好的作品，而是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自觉性。我们的导演、编剧、大部分的制片人没有社会

责任、没有道德观念、没有价值标准，当然会去生产低级的东西，而政府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又为它提供渠道，甚至鼓励它，这就使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没有市场。

韩剧《大长今》之所以在中国那么风靡，是因为它的中心思想讲得比我们好，它单纯、美化，把人性美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看；而我们恰恰相反，以审丑为惟一标准，大家只要说到丑陋就高兴，说到光辉就排斥。我认为，政府不管站在自己的立场还是站在人类、民族的角度，都应该提倡“向善”的东西；你不提倡，实际上就是在鼓励那些不良的东西。你都不提倡“向善”的东西，那老百姓上哪儿去看“向善”的产品？领导自己都糊涂了，没有评价是非的标准了，那让下面的人怎么办？因为你是终审制。明年更可怕，权力全都放到下面去了，银幕上很快会出现色情、暴力的东西，一定会的，因为你不控制它，你也不想控制它。

当前，中国的文艺评论缺乏客观精神，这是最重要的。我经常骂新闻记者，我说你们连妓女都不如，妓女只出卖肉体，你们连精神都出卖。所有的娱乐版面都能用钱来摆平。美国媒体对影视剧的评论都能保持独立客观的精神，我们中国居然做不到，这不很悲哀吗？有些人说美国搞文化帝国主义，其实不是他们想搞文化帝国主义，而是我们自己不搞嘛！美国的片子90%以上都是强调主旋律的，强调美国人的精神、美国的精神，而中国的电影电视剧没有讲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文化精神，这不是很悲哀吗？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共产党还能有别人？是你自己把自己消灭了。你不去抢夺阵地，那就只有慢慢退出，西方文化、美国文化慢慢侵占，这是很明显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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