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信息传播的高效、高速和全方位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被迅速拉近。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进一步被世界所了解，进一步焕发勃勃生机，是建设中华文化首当其冲的重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同时，相比较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而言，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少，更有限。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愚蠢的、丑陋的、脆弱的和狡诈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都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中国和平崛起的日益坚定、中国声音的日益壮大，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这就要求中华文化必须主动“走出去”，在世界上充分展示自己真实的面貌，一方面澄清曾经的偏见和误解，还中华文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培育和弘扬中华精神，在不断融合的世界文化史中凸显中华文化的绵延张力。

最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中华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与国际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持续地了解和吸收着各国的先进文化。在多样文化的世界里，我们只有以广博的胸怀和时代的远见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特性，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实现“文化自觉”，才可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也才可能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也就是说，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取世界上其它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

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前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文化不可能并存，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文化上同样不能闭关自守。而走向世界，是以下三个前提的必然产物。

首先，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历史前提。尽管在某些时期，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有所黯淡，但是不能否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具一格和不可替代。从历时态来看，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的悠久历史，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史上所仅见。中华文化中的“中国特色”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凝聚精神，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等，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的前进步伐。中华文化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有些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害”的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关系时，现实的最佳选择就是“和平共处”、“和而不同”……。从纵时态来看，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吸收、改造、融会外来文化，逐渐确立了独有的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以各种形式与世界文化发生联系，相互影响、交融和促进，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烙印”。如此等等，彰现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不可替代和独特的“中华智慧”，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前提。

其次，全球化进程是发展前提。所谓全球化的进程，是指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特殊性，日益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民族的和区域的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从而促使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冲破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壁垒。这里所说的文化全球化，简单说来，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但全球化进程不等于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恰恰相反，在透过全球化过程增加相互共同性的同时，各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个性亦应发扬光大。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越需要重视全球其它成员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包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境界。

最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需要是现实前提。中国和平崛起已成为全球不争的事实，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与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民族滋生出不同的地方文化，不同的地方文化又滋养着不同民族的人民。要深入知晓中国，离不开滋养它的文化。在我国不断取得长足发展、不断融入世界格局的今天，世界需要全方位认识、了解、接纳中国，而深厚的中华文化自然而然进入世界的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民俗、歌舞、艺术，越来越成为焦点的中国新闻，都是世界对中华文化不断攀升需求的真实写照。因此，迫切的外界需要提供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前提。

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性

第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文化的全球化既是一种过程，包括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等；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即各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可以被全人类所共享、共有。每一个文化都有自身的强势与弱点，全球化催生每个文化创造的潜能，但也可能使得一个文化枯萎，阻断自身的源流活水。危机与机会的比例是相等的。换言之，全球化为每个文化抛出了相同的问题：“如何自我更新以避免走上消失的命运？”，“如何创造而不只是模仿？”，“如何在新与旧之间获致和谐？”中华文化因其独特的魅力和特点，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得到世界的关注，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全世界都以开放的文化心态面对“异质”文化的进入，中华文化不光需要持续关注和汲取外来文化，更要抓住历史的机遇“走出去”！

第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文化创新的必然要求。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则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一次是汉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曾一度出现“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另一次是从16世纪末叶开始，至今还在继续进行中的中西文化大交流，它使中华文化遇到深刻危机而转型为近现代文化，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曲折的，但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封闭就要落后的典型事例就发生在4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18世纪20年代以后，清朝政府长期奉行一条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明，也拒绝改变自己的政策，结果导致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经济凋敝，国势衰微，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曾经是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中国落伍到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封锁禁运，中国人民被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成了再一次实际上的闭关自守，结果是拉大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反历史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华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再也不能走“封闭－落后－挨打”的不堪回首路，而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世界，与世界的先进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

第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文化安全策略的必然选择。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只有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它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作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不仅成为冷战后架构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而且也成为冷战后民族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武器。目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曾有学者不无危机感地指出，“一件文化产品即颠覆了我们精心培育的青少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写道：“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思想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警示我们，中国文化安全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文化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只有我们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拥有与世界文化相接轨的文化价值，并且不断与异质文化交流和碰撞，才可能构筑“文化防火墙”。文化的“交流”总是相互的、双向的，总要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没有必要。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交融，就没有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健康发展。

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

第一，政府引导下的全方位自主文化创新，包括理念、制度和器物层面。我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指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实力’。加强民族文化自主创新，大力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既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和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创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发展尤其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就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文化的创新必须从理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全方位进行，以思想的高度、规则的保障和实践的可行给予坚实的保障，让中华文化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绵延不绝，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始终有厚实的民族底蕴支撑。

第二，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重视二次创新，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文化上接受共同价值，是融入世界的前提。因此，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追求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途径。在面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时候，中华文化必须以自己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在文化的大流动中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求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除了一如既往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之外，我们更要重视对这些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也就是在本质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二次创新，使之真正融入中国，成为“中华文化”。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华文化一方面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相对滞后，需要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可以从容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让时间上的“劣势”转化为前进中的“优势”。

第三，通晓国际规则、整合全民族传播渠道资源和传播工具资源，主动沟通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坚定地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流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奥运会、加入各种世界性组织和世界性条约，都证明了这一点。要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关键的途径是要遵循和适应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断提高掌握文化贸易规律的能力，努力提高市场运作的水平和技巧。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完善对外文化贸易的配套政策，对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给予优惠。“走向世界”需要我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世界，适应和接纳世界文化游戏规则是必经的途径。在通晓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政府作为民族国家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代表全民族统一整合一切可以配置的传播渠道资源和传播工具资源，以世界通行的认知规则有策略、有计划、有系统地主动和世界沟通，赋予世界心智模式中一个准确、积极、差异性的、有竞争力的中国观。

第四，重视现代社会主流形式的多种组织主体的交流与合作。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已成为世界不争的事实。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结构重塑的进程已经开始并将持续进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人——人关系普遍地以组织形态的方式发生和对接。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现代社会主流形式的多种组织主体如公司企业、政府政要、科研院所、文化团体、NGO等的交流与合作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途径。重视现代社会主流形式的多种组织主体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和世界进行更加具体、生动、清晰地沟通，传递给世界更加有效的中国印象；可以和世界建立更紧密、更广泛的利益基础，让世界和中国更加有力的融合；可以优化中华文化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资源配置，加强中华文化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更可以优化全民族传播渠道资源和传播工具资源整合配置，提升沟通世界的效率和效益。

第五，有效整合立法资源、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保障中华文化持续传承与创新的源动力。人是一切文化和文明创造、创新的根本。历史一再证明，高水平的国民教育是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立国之本、发展之基。自主文化创新、学习和吸收的二次创新、主动沟通世界、组织主体的交流与合作都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国民教育的基础上，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是形成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各个途径良性循环的必不可少的保障环节和动力引擎。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必须有效整合立法资源、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形成“办大教育，大办教育”的机制、制度和氛围，降低文化传承与创新对资源先赋条件的倚赖性，提高后赋资源开发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贡献度。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必须有效整合立法资源、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把国民教育提升到国家的战略福利层面对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让全民参与其中，用全民资产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当人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潜能时，他们变得有创造性。一个创新的经济具有竞争力，从而可能资助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不只是一个大家庭，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确保产生新的创新者。”重视并加强国民教育投入，必须有效整合立法资源、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对国民教育体系进行持续创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国民教育系统形成良性动态的开放性循环。

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相通的。只有“走出去”，才能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通过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使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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