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否继续辩论赛反方观点集合

发布时间：2020-05-04 15:51:28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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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现阶段应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反方观点：承认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的作用，但是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诸多理念性、目标性、结构性缺陷，进而导致诸多体制性与社会性矛盾，直接或间接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严重的社会后果或新型的社会问题。因此，我方的观点是现阶段应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一、特殊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迫不得已”

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产生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前,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多好办事和人口是经济发展负担等传统观念,单纯控制人口总数、规模和人口增长幅度等政策目标,人口问题内容与人口政策范围主要局限于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强制措施和行政管理手段为主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方式,城乡一体化的管理和运作机制，都不同程度上影响、制约、决定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是“传统性”的，而不是“现代”的，这是政策分析的起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失控，人口发展当然也不会幸免于难。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出建国初期的人口总量为5.42亿，之后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在1964年达到7亿以上，净增加1亿人口用时10年。紧接着，1969年总人口超过8亿，1974年超过9亿，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口，净增1亿人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呈现出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接近崩溃的经济加上失控膨胀的人口，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于是，限制消费，进行消费管制，几乎所有商品，无论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亦或所谓的奢侈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均需票证限额。此时，人们的生育能力却发挥到了极致，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始终波动在6上下（即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

1963年最高值甚至达到7.5。人口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与乱象。恢复生产与控制人口，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被提起，由于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于是，从197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很快达成控制人口数量的愿望，急速地改变了群众的生育行为（不是生育意愿），急快地实现家庭想要多生必须少生的转变；宏观效果上，急速地完成了人口转变，急速地跨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急速地控制住了人口的增量和增速。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成为中国之“痛”，国家之痛在于迫不得已，国民之痛在于家庭的生育需求与国家要求相去甚远。

二、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局限

1、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价值理念基础存在诸多含糊不清或是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思想观念、认识态度是政府决策和社会行动的深层次价值理念基础,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人们的思想认识永远是受当时特定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的限制，问题是我们如何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将时代局限性降低到最低水平。1949年以来.如何看待人口的问题,人口是越多越好,还是适合国情状况的人口规模最好?人口问题的性质是什么,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障碍物,还是宝贵财富与社会资源?这些价值理念问题实质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反映了人们现实的认识水平和价值理念的取向,反映了人们将采取行动和提供服务的基本逻辑。长期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是“医疗卫生问题，”,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尤为如此同。从社会现代化角度看,人口问题的恰当理念基础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人是最能动的因素。

（1）中国人口太多了？

一方面,从人口数量上谈,中国能养活多少人,还没有准确的标准。因为,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问题没有人能准确回答。从自然资源来看,地球的资源足以支持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资源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源的范围会越来越广。而对于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也出现过不少于65种关于地球人口生态容量的说法。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可以肯定,如果人类能建立一个合理的世界秩序,协调一致地去维护人类的家园,那么地球养活100多亿人口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考虑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与人口密度等因素,中国人口就更不多了。从人口比例来看。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了20世纪初,只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是2004年,中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见中国人口相对减少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人口密度为134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6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可见,韩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没人说韩国、日本、德国的人口太多。那么,当然更不能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如果说,中国有青藏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不适合人居住。然而,日本也有很多火山和地震,而且平原极少。所以从人口密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也不多。

（2）认为人口增长快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从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是否富裕,与这个国家的面积大小或人口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日

本,在二战刚结束时,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人口的激增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沉重的就业负担和生态环境压力,相反却刺激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80年代以后,日本人口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也步入衰退阶段。又如西欧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非洲的人口密度远低于西欧,自然资源又极为丰富,然而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中国唐朝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世界第一位,而当时的经济发展也是第一位。可见人口增长快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的。

2、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孕育、萌芽、产生、发展的目标始终是单一、单纯的人口数规模控制,将错综复杂和动态发展的人口问题过分简单化、固定静止化。

1949年以来,人们尤其是国家决策者与管理者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理解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明确、系统地提出对人口问题和控制人口数量规模的基本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计划生育政策目标,将错综复杂、多种社会因素相互影响、不断动态发展的人口问题过分简单化、固定化、静止化。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是个过程目标,而不是任务目标,是个长远目标,而非短期目标。政策目标的简单化必然带来政策贯彻实施过程、政策措施、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的简单化。

3、传统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服务范围、服务内容主要是单纯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提供免费避孕药与避孕工具、提供节育技术、人工流产、男女结扎手术、绝育手术、技术指导和各式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忽视或低估了人口问题的复杂性、社会性、系统性和练合性特征,将错练复杂的人口问题等同于单纯、简单的计划生育问题,忽视或低佑了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生育行为的社会性特征。1950年代以来,人口问题始终集中在控制人口数量上,控制人口数量的主要焦点是计划生育,因此避孕、节育、人工流产、结扎、绝育手术和各式各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单纯,试图用简单、低级服务解决复杂高级的社会问题。综观世界人口发展历史经验,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提高人口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二是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三是实行计划生育,人为地控制人口增长,四是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谋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利,发展全民教育、妇幼保健和公共服务.实现现代化,这是控制人口增长最好和最有效的方式网。更为重要的是,性关系、婚姻、家庭、生育行为是典型的社会行为,具有极强的社会性特征,选择配偶、生育行为,什么时间、为什么、如何生育、由谁生育,都是社会结构决定的。这意味着人口政策范围与服务内容应该显著扩大,要运用社会化服务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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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本工作模式是结果取向和单纯的数童控制,计划生育部门的运作机制与管理方式是简单、单纯、强制性的行政管理,工作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制造更多、更大、更加严重的新问题,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效率与效果。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工作目标与核心考核指标是严禁“计划外生育”,只要能够避免、遏制、控制和消除非计划生育现象,那么计划生育工作就能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为此,全国各地计划生育干部总结创造许多卓有成效和颇具“中国特色”的避孕节育工作方法,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服务工作模式是典型的“结果取向”,工作结构与工作过程似乎无足轻重。更为重要的是,“结果取向”和考核指标的工作模式势必导致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和强制性,结果计划生育服务制造出更多、更大、更加严重的新型社会问题,形成政府不满意、干部不满意和家庭、妇女不满意的状况,严重挫伤育龄妇女的节育愿望,严重危害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激化干群矛盾和社会冲突。虽然计划生育现实的“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计划生育长远的“社会效果”却值得关注。

5、传统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指导和技术服务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决策者的美好乐观愿望和试图达到的理想境界,但这种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思路,没有充分考虑人口问题自身发展规律,没有充分考虑如何预防政策实施的“意想不到后果”,没有充分考虑特定政策实施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消极后果,忽视或低估了政策的长期性与关联性。

政策实施常常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后果,这些后果常是消极、负面的,往往导致更多社会问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政策必然是行善,或是以福利为本,不要自作多情地认为它是利他主义。众所周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全国少生累计4亿多人,提前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转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诸多国人“始料未及”和“意想不到”的严重社会后果.例如加剧人口逆淘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加快人口老龄化速度,模糊人口总数等。

（1）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尽管法律对B超等胎儿鉴定作出限制并对违规行为予以严惩,但在我国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性别鉴定选择生育男孩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就开始攀升,20年间就从1981年的108上升至2000年的117,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117名男婴,大大偏离了103至107的正常范围,其中海南、广东等省更高达130上,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专家们分析,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就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择性别的引产。失调的性别比,一方面,使社会面临婚姻难题,另一方面,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直接地破坏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可谓我国计划生育带来的最明显的不良后果。

（2）人口老龄化。

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但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而不可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地减少。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少生了3亿人,即中国现在减少了3亿年龄从0到20多岁的人,因此老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上升了。尤其是实行/一胎化0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4:2:1地劣化,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会越来越高。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目前全球最快的。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这一问题已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作出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将来我国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而且,由于绝大多数中青年人外出务工经商,中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是高于城镇,农村的问题将会更严重。

（3）独生子女问题（性格发展、失独老人、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容易被家长严重地宠爱,导致大多数生存能力降低,性格脆弱,遇到困难不能正确处理。另外,独生子女由于在家中无同龄人相处,好以自我为中心,带来性格缺陷;与家长沟通不多的,还会养成孤僻的性格。这样的独生子女素质值得担忧,日后难以承受赡养多位老人的重担。

（4）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消失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2008,2009年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印证了上述预测。中国实行了31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效应已经显露，制造业中坚力量的20岁至39岁年龄段人口减少逾五分之一。从1990年到2000年的轻工业时代，吸纳了1亿多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到2009年，这些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制造业工厂的工人使家电、服饰、玩具、陶瓷等45个行业的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0年至今的重化工业时代，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大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起来。未来15年内，中国新增劳动力总量将急剧下降，目前低技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达到顶峰，正面临向下的巨大拐点。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端劳动力供应则会快速增长。劳动力将逐步替代资本成为我国最稀缺的要素，这意味着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廉价劳动力无止境供给行将结束。

（5）我国生育率已经过低

中国需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3个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人口世代更替，社会、经济也才能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双重作用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人口转变，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年度人口抽样调查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也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这可以从近年中小学学生锐减，学校大量关闭得到佐证。2009年高考生源也开始减少了，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9~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这意味着大量高校将因为生源短缺而面临破产。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别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后期的2500万左右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就是说，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胀压力；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早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即将面临人口萎缩。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尽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计划生育后果

第一,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第二,人口老龄化

第三,独生子女带来的性格发展问题。

(一)对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权的衡量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一个经历了大乱的时期,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较快,加上从1958年到978年这20年的经济政策的失误,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处在低谷,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中国,一方面生育率高达5.8%左右,另一方面粮食和其他资源极其有限,对资源的认识水平也低。所以太多的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迫使当时的中国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以减轻人口的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中,人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更无法考虑保护人的生育权。因此,从社会因素及权利与义务等角度上看,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一胎化0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公民的生育权进行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