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小说艺术性研究
１．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客”的深刻体验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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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麻木的、不觉醒的国民
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深感空虚的悲凉，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些以他人痛苦为自己欢乐
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把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定义为“看客”，让这群看客成为
这个民族的深刻的精神烙印。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小说，对“看客”形象的理解和
批判，无疑，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会潜移默化地起到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
真实的现实生活、鲁迅个人的经历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重要来源，看客促使
鲁迅的人生及他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早在仙台求学时，“幻灯片”
事件，让鲁迅深感这个民族的耻辱、麻木而冷漠的病态存在。《药》这篇小说应该说是
最直接的对“幻灯片”事件的注解，同样是刑场，同样是围观，杀人的、被杀的、看杀
人的与被杀的，都是愚弱的同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夏瑜被杀是为拯救看客，看客围
观仅为取乐与满足看杀头的快感，这使得鲁迅《药》的主旨陷入了极浓郁、极深厚的悲
哀之中。民族的忧患，个人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之源，
以“立人”为启蒙文学立场，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因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
和看客便成了鲁迅先生批判的对象，这一形象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
题。正是鲁迅才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上升为针砭我们民族延续数千年时弊的艺术经
典。
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看客”似乎无处不在，触痛了鲁迅的灵魂。围观者的
姿态，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巨大现实困境，看客的存在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
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
（二）鲁迅小说思想性研究
1．沉重的“隔膜”
现实中的鲁迅，与我们所听到、从作品中看到的鲁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鲁迅的思
想从始至终都和许多人是发生冲突的，有时甚至很严重，在论战中，有从敌方战壕投来
的明枪，但更多的是让鲁迅感受到的由革命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其中不乏他信任者，
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和徐懋庸的矛盾。鲁迅死后，徐懋庸写了挽联：“敌乎，友乎？余
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以此来表达深重的无奈和遗憾。事实上，鲁迅的
论敌，几乎没有私敌，都是为了思想和主张的不和而挑起论争。但很多人因此而在公开
场合刁难鲁迅，甚至以告密的方式来要挟鲁迅，让鲁迅深感人性的阴暗。无论后来给鲁
迅冠以何种称号，但鲁迅首先是一位作家、学者，所以，有许多时候，这种争论仅是因
为政治主张或是文艺思想的偏差，鲁迅是抓住黑暗不肯放松的，因此便让很多人不理解，
转而将其视为敌人群起攻之。在对付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意中伤中，耗费了鲁迅相当多
的精力，无论标榜正义的一方，还是反动势力的帮凶文人，都将他视为异端，这样的状
况，让鲁迅深感人与人之间的深重的隔膜。作为思想者，鲁迅并没有因为外界对他的不
理解抛弃现世，也未因外界对他的恶意中伤而消沉，这反而促使他挖掘人与人之间的隔
膜根源，进而触发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入思考。
从数量上看，小说这一文体只占鲁迅作品较小的一部分；然而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
面来衡量，鲁迅小说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因而，隔膜，这一具有永恒性的话题，也许
只是鲁迅小说的冰山一角，但即使就是这一个角，也会在鲁迅小说精神中放射出不朽的
光芒。
本来，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时时处处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
他人瓦上霜。”不理会别人，进而演变成为不理解，然而我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熟视
无睹了。经鲁迅的刻画，我们才惊异地发现：一个人与周围的人，竟如同隔着一道厚壁障，期待他人宽容、理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由此而产生绝望的心理或者干脆走进麻木
的心理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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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度，成为旧中国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原则和行为规范。
①
。
鲁迅的价值，毋庸置疑，堪当拯救国民灵魂的先驱者和指引着，他对中国历史做过
深刻反省。正如冯雪峰在《鲁迅的文学道路》中所评论的：“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
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
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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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鲁迅发现了中国人生存境遇的命题，才让人看到了真正原因，即奴性阿 Q
身上的奴性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强权的压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阿 Q，他没有向比自
己强的人复仇的能力和愿望，却向更弱小的小尼姑发泄以寻求心理补偿，他的革命，只
不过是寄希望于将奴才和主子的位置颠倒一下罢了。
而在《故乡》中，闰土见到“我”时，迟疑了半天，终于开口，却不是“我”期盼
的“闰哥”，而是令“我”打了一个寒噤深感悲凉的“老爷”二字。“我”的悲凉不仅在
于童年玩伴友情的丧失，更多的还是基于国民内心深处的主奴情结的深深的劣根性。闰
土做过内心挣扎吗？我们不得而知，但“终于”一词似乎又可以看出类似于闰土的挣扎
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所承担的历史重压，这个重压，也会承载在“我”的心里。不可
改变的事实，并非是经历的挫折和处境，而是顽固的传统思想体现于这个民族自身无勇
气改变的既定地位和心理。我们很难用鲁迅的“怒其不争”来评价闰土自身的国民性，
但在船上谈话一节，作者引出杨二嫂指认闰土藏碟子于草灰中的事情，怕也不是闲来之
笔。
对中国国民性作出思考的中国学者也不少，但没有人能够超越鲁迅的深度，鲁迅没
有专著系统的论述国民性，但从他的文章中，却是一以贯之国民性的深刻思考，在国民
性消极负面的揭露背后，是鲁迅在找寻这个民族真善美一面的努力和渴求，例如在《中
国的脊梁》中鲁迅已作过论述，只是思考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鲁迅通过发现民族缺
陷，更多的是想补救，对于我们看起来已无好起来迹象的鲁迅笔下的角色，经过鲁迅的
人格塑造，依然会让我们透过绝望的气息而嗅到一丝微茫的希望。
阿 Q 的愤愤不平，祥林嫂的灵魂有无的追问，孔乙己那颗天性未泯的童心，对宏儿、
水生不能走自己旧路的梦想，都融化进了鲁迅对《社戏》里美好纯真、刚健质朴的人性
的期待中，这也是这个民族终极希望所在。
〔2〕“立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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