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促织》赏析
湖北当阳 祖铨
一、蒲松龄的生活和《聊斋志异》的创作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典小说发展的总结期。代表这高峰和总结的是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聊斋志异》，一部是《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总结，《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
唐宋以后，古代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途，白话小说以其语言的通俗和内容的贴近现实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在唐传奇的高峰以后，文言小说虽然代不乏作，数量亦相当可观，但是有影响的传世佳作却非常少。宋代“说话”艺人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但无疑也包含了语言的因素在内。《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相对比较典奥的文言，远不如白话小说那么通俗，但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却几乎同古代通俗的长篇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相媲美。这说明，《聊斋志异》在思想艺术上有足以克服其语言障碍的独特成就。
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虽然写的大多是一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满奇思异想，但它却深切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人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是它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又都是同蒲松龄的生活遭遇、生活体验和文化素养分不开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他出生的村庄原名满井庄，村口有一眼泉井，泉水清澈四溢，四周翠柳掩映，他因自号柳泉居士。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黑暗腐朽的时代。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加上繁重的科税和贪官污吏的敲剥，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这都是他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自然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父亲蒲槃虽然弃儒经商，但他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在思想和文化教养上都对蒲松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自幼聪慧好学，19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他热衷功名，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但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72岁时才援例被拔为岁贡生，但这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以及落第士子的内心痛苦，都有极为深切的体验。这就使得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
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但在他31岁那年，曾经有一次南游的经历。这就是他应同乡好友在江苏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的孙蕙的邀请，到那里去做幕宾。幕宾相当于今天的私人秘书，在封建时代就是替人捉刀的文犊师爷。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离开山东农村，也是他足迹最远之处。他应幕到南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了生计；二是因为岁试和科试都不得意；三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孙蕙，字树百，比蒲松龄大9岁，是蒲松龄的同乡好友。在淄川是个富室，家中有园林，堆岩布壑，有山有水。这次南游的时间，是从1670年秋到1671年秋，即蒲松龄31到32岁。他同孙蕙虽为朋友，但毕竟有主宾之分，蒲松龄不免时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加上他时时惦念着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刚一年时间就辞幕返回故里了。
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且生活很不得意，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性情。江南自然山水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还不止于精神上的陶冶，对他《聊斋志异》的创作也有直接的意义。
其次，是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号称富庶的南方，人民的生活也是同样悲惨，社会矛盾也是同样尖锐的。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诗中，以同情的笔墨表现了高邮人民所受的水灾之害。包括南游的这一年在内，蒲松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人民的苦难和血泪，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腔的优愤，便成为他创作《聊斋志异》重要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幕宾的身份还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封建官僚，并熟悉官府的种种黑暗内幕和政治腐败。从《聊斋志异》反映政治黑暗的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从生活中直接得来的鲜活体验。
另外，孙蕙喜欢蓄妓养优，这又使得蒲松龄有机会同南方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少、思想比较开放而又富于才情的歌妓舞女们接触，并同她们中的一些意趣相投、才情出众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南游归来以后的生活，是一边舌耕度日，一边积极准备科举考试，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云：“自是(指北归)以后屡设帐绪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这是他主要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主要的生活内容。与此同时，他也在奋力写作《聊斋志异》，创作他的那部寄托孤愤的“鬼狐史”。“屡设帐”，所指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家。坐馆教书，舌耕度日，对当时的蒲松龄来说，既是迫不得已，又是非常合适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谋生计，又可以习举业，同时还能获得搜集民间传说，创作《聊斋志异》的良好机会。尤其是在毕际有家，具备极优越的条件。毕家系世家大族，家中有园林之胜，又藏书甚富。蒲松龄诗中写到毕家优美园林的不少，以“石隐园”为题的就有多首，毕家有许多应酬文字如书信、祭文、墓志等都由蒲氏代笔。
这个时期，虽然劳顿艰苦(西铺与蒲家庄往返百余里，数月一次探家)，但家庭经济情况略有好转。直到晚年，他的生活才稍微安定闲适，不再为衣食所困。蒲松龄在长时期中生活贫困，与穷苦农民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遭遇。这样的生活，使他接近下层，了解和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对政治的腐败和黑暗，都有极其深切的感受。这是他能够在《聊斋志异》中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传达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的重要基础。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多；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感情，以毕生的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是他书斋的名字，在聊斋中写下许多花妖狐魅的奇异故事，所以取名《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20多岁的青年时期，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岁)到西铺坐馆以前，已初步结集成书，故有《自志》之作。同年有同邑人退职御史高晰为之作序。但当时规模还不大，以后又继续补充创作，数量不少。在绪绅家坐馆的这三十多年时间，当是主要的创作时期。辞馆归家的晚年，在进行加工、修订、整理的同时，或亦时有新作产生。应该说，蒲松龄的一生，虽然科场上失意使他情意灰冷，但生命和热情融人《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人生的追求总算是有所寄托了。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创作目的并不在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博人博己愉悦的游戏之作或消闲之作，而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他在《聊斋自志》中，就将《聊斋志异》称为一部“孤愤之书”，并且深深地感叹说：“寄托如此，亦足悲矣!”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在书中所寄托的“孤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而产生的不平，而主要是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
蒲松龄一生创作繁富，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等。《聊斋志异》的重要版本有：1、《聊斋志异》今存半部手稿本，原稿藏辽宁省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这是《聊斋志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2、康熙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未影印/3、铸雪斋抄本是现在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时代较早的一部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4、1962年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发现一部二十四卷抄本，又称为周村本，原稿藏山东人民出版社。5、1963年6月中国书店又发现了一部题为《异史》的重要抄本，现藏北京中国书店。
二、《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的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中，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
《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人生，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抨击黑暗政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这类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主要是暴露封建官吏的贪和虐。《梅女》中写一个典史，因为收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就颠倒黑白，包庇小偷，诬陷被害者，逼得无辜的梅女含冤自缴。小说借人物之口怒斥典史道：“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小官的服饰)，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尔)翁也!”《梦狼》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梦境来揭露封建官吏的吃人本质。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外地做官，白翁在梦中到了他的衙门，看见的是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儿子白甲则化为一只老虎。这种梦中的幻境，实际上是黑暗现实的反映和写照。《席方平》则通过阴间来反映阳世。席方平的父亲在阴间被仇人买通冥吏遭受酷刑，席方平的灵魂到冥界为父伸冤报仇。可是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无不贪赃枉法，凶暴残忍，不但不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反而对席方平施以种种酷刑。小说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斥责这些统治者是：“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
除了官府的黑暗腐败，豪绅恶霸的罪行，也是《聊斋志异》揭露和鞭挞的对象。《红玉》中写被罢了官的宋御史，横行乡里，欺压良民。他看见别人的妻子长得漂亮，就派人在光夭化日之下到人家里去抢夺，逼得人家破人亡。而官府却包庇他的罪行，使受害者的冤屈无处可伸。
《聊斋志异》抨击黑暗政治的作品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1)小说揭露的是整个吏治的腐败，而不是个别官吏的品德不好。这就触及到了封建政治的本质问题。在《梦狼》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愤慨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这些认识，在《聊斋志异》中，都通过奇幻而又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小说不仅揭露一般的官吏，还将矛头指向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名篇《促织》，就写的是为了满足皇帝斗蟋蟀的享乐需求，逼得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而皇帝的享乐生活一旦得到满足，就给奉献者以极高的赏赐，以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连那些抚臣、令尹都得到了好处。
(3)表现了作者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在作品中，不仅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压迫者的罪恶，而且总是借助于现实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被压迫者得到好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则是《续黄粱》中对曾孝廉的惩罚。作者真是别出奇想，写他被冤民杀死以后到了阴间，下油锅、上刀山还不解恨，又将他生前所贪占的321万钱，全部烧化灌进他的嘴里。作者尖锐地讽刺道：“流颐则皮肤臭裂，人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
(二)歌颂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
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反映了反封建礼教的进步倾向。作者通过一系列花妖狐魅同人的恋爱故事，热情地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寄托了他的爱情理想，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自由，并且有真挚的爱情作基础。
《香玉》中的黄生，爱上了牡丹花精香玉，当牡丹花枯死时，他精心浇灌培护，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牡丹花，与香玉美满结合。所谓情痴，在蒲松龄的笔下，就是指对爱情的如痴如醉的坚韧追求，就是对爱情的执著和专一。在《香玉》中写香玉死后，黄生一片至情感动了花神，遂使香玉死而复生。作者感叹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反映了蒲松龄对爱情追求者的基本态度，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情痴们真诚执著的追求，总是得到美满幸福的结局。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描写，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模式，而强调一种心灵契合的知己之爱。这是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很接近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连城》中写乔生同连城相爱，就是以两心相知为基础，而不以金钱、门第和才貌为条件。乔生割下自己的胸肉来为连城治病，是因为连城同他心心相印。正如他所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这种以心灵的契合为基础，打破了门第、金钱、才貌等世俗观念的束缚的纯真的爱情，已经初步具有现代爱情观念的色彩，就是在今天，格调也是比较高的。
蒲松龄还继承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传统，肯定和赞美超越生死的爱情力量。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男女爱情普遍被压抑和摧残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连城》中写连城和乔生因情而死，又死而复生。这说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情痴的形象，是有所感而发的，表现了他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其他如《香玉》、《阿宝》等，也都是歌颂了一种生可以死，死又可以复生的真挚爱情的。
在爱情不被承认甚至被扼杀的封建时代，歌颂真挚的爱情本身，应该说就具有反礼教的积极意义。
(三)揭露讽刺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弊端
这类作品，提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才问题。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会上不懂得爱惜人才。因此，他在《聊斋志异》中，就将试官的昏庸无能和贪鄙作为揭露和讽刺的重点。
《司文郎》是一篇杰出的讽刺作品。写一个盲僧，把文章烧后可以用鼻子闻出好坏来。一个叫余杭生的人文章写得非常不好，盲僧闻后“咳逆数声”，马上就要呕吐，赴考后却高中了；可经他鼻闻鉴定文章写得很好的王生却反而落选。盲僧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指试官)并鼻盲矣!”《贾奉雉》写一个才名冠一时的贾生屡试不中，后来他把落卷中写得最不好的文句拼凑到一起再去应试，却意外地考中了。考中后再读旧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尽湿。他因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遁迹山丘，与世长绝”，以保持自己的清白。
这类作品大多渗透了作者本人痛切的生活体验。《叶生》一篇写叶生久考不中，忧愤而死，死后也要显示自己的才学不凡，不仅教朋友的儿子获得功名，自己也终于中了举人。篇中叶生所说的“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些话就完全是蒲松龄本人的心声。
从总体上看，蒲松龄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科举考试制度，但他在揭露和批判这一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对稍后产生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显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四)热情歌颂普通人的种种美德和情操
蒲松龄虽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但他不仅看到生活中的污浊和罪恶，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热情地赞美和歌颂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优美品德，诸如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热情无私、助人为乐、诚实纯朴、勇敢机智、为官清廉等等。
在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方面，《席方平》一篇是最出色的代表作。席方平的灵魂到阴间去代父伸冤，他告状从城一直告到冥王，都因官府贪贿，不但不为他伸冤，反而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席方平勇敢反抗，毫不畏俱，当面对冥王进行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抗议：“受答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将他放到火床上，烙得骨肉焦黑，问他还敢不敢再讼，他坚强不屈地回答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后来又下令用铁锯将他从头到脚锯成两半，席方平忍着剧痛，一声不号。连执刑的小鬼也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此汉!”由于他坚持斗争，最后在二郎神的帮助下，终于使贪暴的冥王、郡司、城隍都治了罪，为父亲伸了冤报了仇。席方平这一光辉的复仇者形象，显然是长期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艺术概括。
《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许多幻化为花妖狐魅的妇女形象，她们大多具有美好的思想品德，非常善良，富于同情心，能主动热情地帮助别人，救人于危难之中，往往比现实中的人更富于人情味。这些精怪，我们读后不仅不感到可怕，相反却感到可亲甚至可敬。
《红玉》中的狐女红玉，奉献给遭难的冯相如的，不只是真挚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在反压迫斗争中的赤诚相助。所以作者热情地称赞她为“狐侠”。
类似的形象还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也是一个风雅不俗而灵魂优美的妇女形象。她爱好音乐，暗中向书生温如春学琴，自然地对温产生了一种爱慕之心，却因自己是异物(鬼身)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以自己超人的能力帮助温如春与所爱的少女良工美满结合。深情美意，人间少有。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还创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与传统的妇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婴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个形象的创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中长期窒息妇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礼教的一种否定和蔑视。小说以貌写神，通过对形体动作、音容笑貌的描写，着重表现她内在的优美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少女，从她抑止不住、无拘无束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她那天真、爽朗、纯洁、善良的性格；她不受礼教的束缚，甚至无视礼教的存在，天真无邪，自由不拘。婴宁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至纯本真的人性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热情呼唤。婴宁是真、善、美的结合和艺术升华。这些形象都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但也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美好思想品德的集中和概括，也是他针对现实的缺陷而发的对现实人生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呼唤。生活在大黑暗之中而能发现美和赞颂美，表现出改良社会和改良人生的美好愿望，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这是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
(五)带讽刺意义的训诫故事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总结了社会人生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勤劳、乐于助人、知过能改、清正廉洁；同时又劝诫人要戒贪、戒淫、戒狂、戒酒、戒赌等等。例如著名的《劳山道士》，就描写了一个想学道而不能吃苦耐劳，半途而废，并最后碰壁的书生的可笑的故事，揭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它告诫人们：对任何一种学问或事业，都必须有真诚执著的追求，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另一篇为大家所熟知的《画皮》，其训诫意义其实是有两个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告诫读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破美女的画皮看出其厉鬼的真相以外，另一方面还有警戒好色之徒的意义：王生之所以被化为美女的厉鬼所迷惑，并且对道士和妻子的劝诫置之不顾，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贪恋女色，迷了心窍。结果不但自己被厉鬼掏心而去，连妻子也蒙受了食人之唾的羞辱。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在《聊斋志异》中也表现了一些落后的思想和封建糟粕，比如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肯定一夫多妻，反对妇女改嫁等等。但这些毕竟只是这部小说集的极其次要的方面。从整体来看，肯定和歌颂真、善、美，揭露和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郭沫若先生1962年给山东淄川蒲松龄纪念馆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下联是“刺贪刺虐人骨三分”。这是对《聊斋志异》思想特色的最精当的概括。
三、《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创造了一个色彩绚丽、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它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除了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外，还因为它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读后能使我们得到艺术的美的享受。《聊斋志异》的艺术美，表现为思想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绝不是那些逞才使气、炫弄技巧的作品所能比拟的。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谈谈《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一)形式上兼采众体之长
《聊斋志异》虽然名为短篇小说集，实际上其中所收的作品非止一体，而是兼采众体之长，又加以融会创造，是对中国传统的文言小说体式和散文体式的总结和发展。《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从形式体制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典型的短篇小说。书中的传世名篇多为这类作品，如《促织》、《席方平》、《红玉》、《婴宁》、《青凤》等等。在形式上，这类作品多采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小说也多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又仿《史记》人物传记后的“太史公曰”，篇末一般附有“异史氏曰”，在讲完故事之后，直接发表作者的议论和见解。或者点明主题，或者借题发挥，尖锐泼辣，短小精悍，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
其二，可以称为志怪短书。这类作品，内容多为记述奇闻异事、神鬼妖魅。作者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神鬼妖异确实存在，而是含蕴着隽永的思想内涵，透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例如《骂鸭》写一个人偷了邻居的鸭子，吃了以后满身长出鸭毛，痛痒难耐，只有等丢失鸭子的人骂他时鸭毛才会脱掉，可偏偏丢鸭子的人十分大度，丢了东西从不骂人。在奇异荒诞的情节中，传达出隽永的讽世意味。
其三，是纪实性的散文小品。这类作品，一般篇幅短小，而内容大多写实，不涉怪异。如《偷桃》写民间杂技等。
适应于题材内容和形式体制的不同，《聊斋志异》各篇的篇幅，也是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的。长的如《婴宁》、《莲香》、《胭脂》、《王桂庵》等一些典型的短篇小说，往往有四五千字的规模；而一些志怪短书，却只有百十来字，最短的如《赤字》，仅有25字。
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包括所谓笔记小说在内的各种形式体制，可以说都能在《聊斋志异》中找到。单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彩看，《聊斋志异》也无愧于称为集大成的作品。
(二)大胆奇异的艺术想像
奇幻，是《聊斋志异》在艺术描写上的一个突出特色。人物形象多为花妖狐魅、神鬼仙人，他们一般都具有超人的特点和本领；活动的环境或为仙界，或为冥府，或为龙宫，或为梦境，神奇怪异，五光十色。他们变幻莫测，行踪不定，常常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来，又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去。人物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景象，也是奇幻无比，令人目眩神迷。
例如《崂山道士》中写道士剪纸如镜，贴在墙上，竟变成了“光鉴毫芒”的月亮，而且有嫦娥从里面出来，跳舞唱歌。《巩仙》中，巩仙的袖子简直就是一个神仙世界，世外桃源。从里面可以招出一群群仙女；而秀才人袖，见“中大如屋”，而且“光明洞彻，宽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秀才可以在袖中与心爱的女子惠哥幽欢而得子，致使秀才有“袖里乾坤真个大”的感叹。（壶中日月长，袖里乾坤大）
显而易见，奇幻本身并不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目的。蒲松龄以大胆的艺术想像创造出一个奇幻的、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艺术自由，更加充分地表现他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他的爱与恨，表现他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表现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因此，以虚写实，幻中见真，才是《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幻世界的本质特征。通过超现实的幻想，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总之，《聊斋志异》中的想像是幻和真的融合，处处奇幻，又处处于虚中见实，幻中显真。因此，它不是把我们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引导我们去俯视满目疮痍的人世。憎恶这人世，同时又充满希望地要改善这人世。
(三)曲折离奇引人人胜的情节艺术
《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以曲折奇峭为突出的特色，概括起来有三妙：出人意表之妙，层出不穷之妙，合情合理之妙。蒲松龄精心地组织故事情节，并不是单纯为了吸引读者，或者炫弄技巧，为曲折而曲折，而是为了充分地展示社会矛盾，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
例如《促织》，基本情节是成名捉促织和斗促织。这种在农村中常见的景象，本来平淡无奇；但由于其背景是“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官府逼迫他限期交纳，因此一只促织的得失、生死、优劣、胜败，就同成名一家的生死存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牵动着主人公成名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这样，由平凡小事构成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具有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促织》曲折的情节，是为充分地展示主人公成名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服务的，真正吸引读者并令他们激动、感叹的，并非捉促织、斗促织的曲折过程本身，而是与此紧密联系的主人公的大起大落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促织的得失、存亡、优劣、胜败，仅仅是情节的外在形式；形式同内容，也就是捉促织、斗促织和主人公的命运，以及他全家人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统一的。全部曲折的情节，是产生于并最后归结到这个故事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上，即：“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抚军“以金笼进上”，“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这样，一只小虫的故事，构想出紧张曲折的情节，就具有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
《促织》的情节，线索比较单纯，但是写来却是重峦叠嶂，婉曲峭折。这是一种类型。另有一种类型是内容比较复杂、头绪比较纷繁的，写来更觉烟波浩荡，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写判案的《胭脂》和写爱情婚姻的《青梅》即是。以当今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这两篇小说，若加敷演，都可以铺展为长篇小说的规模。
(四)诗情浓郁的意境创造
《聊斋志异》中却有不少作品表现出诗情浓郁的意境美。所谓意境，是指在作品中由作家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物境相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艺术境界。它使得描写对象带有一种抒情的色彩，变得比实际生活更美，更富于诗的情韵，也更富于深邃的思想力量，使读者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和陶冶。
《聊斋志异》的意境创造，主要表现在作者将他所热爱和歌颂的人和美好的事物加以诗化。特别是对那些幻化为花妖狐魅的女性形象，作者总是赋予她们以诗的特质。例如《红玉》中热情歌颂的那位同情被压迫者、具有侠义心肠、热情助人的狐女红玉，作者就赋予她以一种仙资玉质的诗意美：袅娜如风欲飘去，操作赛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来表现一种诗意美，是《聊斋志异》意境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婴宁》中那不断点染的女主人公天真爽朗的笑声，以及总是伴随着她而具有象征意义的鲜花，也烘染出女主人公天真无邪、富于诗意的性格美。
(五)雅洁明畅的语言艺术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用文言写小说而能同白话小说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白话小说不可能有的独特的魅力，这是蒲松龄杰出的艺术创造。
《聊斋志异》语言艺术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从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改造书面文言，吸收生活口语，将两者加以提炼融合，使典奥的文言趋于通俗活泼，又使通俗的口语趋于简约雅洁。这样就创造出一种既雅洁又明畅，既简练又活泼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其二是，无论来自书面的文言，还是来自口头的白话，经作者的选择提炼，都变成一种饱和着生活的血肉，饱和着人物思想感情的血肉的活的语言。例如在《镜听》中，有这样生动的对话情景：大儿子考试高中，消息传来，婆婆对正在厨房干活的大儿媳妇说：“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的二儿媳妇，后来听到自己的丈夫也考中时，把排面杖一扔，说：“侬也凉凉去!”所用的虚词，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人物的口吻、语气逼近生活，却也并未背离总体上雅洁的文言风貌。
至于叙述描写的语言，可以《红玉》中写冯相如第一次见红玉时的一段作为例子：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这段叙写是文言，却相当通俗；接近于白话，却又未失雅洁凝重的文言本色。活泼清新，自然明畅，将人物形象、环境气氛、当事人的内心感受等等，都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总起来说，《聊斋志异》是真正艺术的美文学。思想美，形象美，语言美，意境美。一篇篇优美的作品，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色彩绚丽的艺术世界，使我们在奇异的幻境中，体尝现实人生的甘苦，认识那已经逝去但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在得到思想启发的同时，也得到艺术的美的享受。
四、《促织》原文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古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服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荆，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跃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遂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顶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姻，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复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旁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笼然修伟，自增愧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搏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螂螳、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臣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五、《促织》译文
明朝宣德年间，皇室里盛行斗蟋蟀的游戏，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这东西本来不是陕西出产的。有个华阴县的县官，想巴结上司，把一只蟋蟀献上去，上司试着让它斗了一下，显出了勇敢善斗的才能，上级于是责令他经常供应。县官又把供应的差事派给各乡的里正。于是市上的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捉到好的蟋蟀就用竹笼装着喂养它，抬高它的价格；储存起来，当作珍奇的货物一样等待高价出售。乡里的差役们狡猾刁诈，借这个机会向老百姓摊派费用，每摊派一只蟋蟀，就常常使好几户人家破产。
县里有个叫成名的人，是个念书人，长期未考中秀才。为人拘谨，不善说话，就被刁诈的小吏报到县里，叫他担任里正的差事。他想尽方法还是摆脱不掉（任里正这差事）。不到一年，微薄的家产都受牵累赔光了。正好又碰上征收蟋蟀，成名不敢勒索老百姓，但又没有抵偿的钱，忧愁苦闷，想要寻死。他妻子说：“死有什么益处呢？不如自已去寻找，也许还有万一找到的希望。”成名认为这些话很对。就早出晚归，提着竹筒丝笼，在破墙脚下。荒草丛里，挖石头，掏大洞，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一直没有找到。即使捉到二、三只，也是又弱又小，不合规格。县官定了限期，严厉追逼，成名在十几天中被打了上百板子，两条腿脓血淋漓，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在床上翻来复去只想自杀。
这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她）能借鬼神预卜凶吉。成名的妻子准备了礼钱去求神。只见红颜的少女和白发的老婆婆挤满门口。成名的妻子走进巫婆的屋里，只看见暗室拉着帘子，帘外摆着香案。求神的人在香炉上上香，拜了又拜。巫婆在旁边望着空中替他们祷告，嘴唇一张一合，不知在说些什么。大家都肃敬地站着听。一会儿，室内丢一张纸条出来，那上面就写着求神的人心中所想问的事情，没有丝毫差错。成名的妻子把钱放在案上，象前边的人一样烧香跪拜。约一顿饭的工夫，帘子动了，一片纸抛落下来了。拾起一看，并不是字，而是一幅画，当中绘着殿阁，就象寺院一样；（殿阁）后面的山脚下，横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长着一丛丛荆棘，一只青麻头蟋蟀伏在那里；旁边有一只癞哈蟆，就好象要跳起来的样子。她展开看了一阵，不懂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上面画着蟋蟀，正跟自己的心事暗合，就把纸片折叠好装起来，回家后交给成名看。
成名反复思索，莫非是指给我捉蟋蟀的地方吗？细看图上面的景物，和村东的大佛阁很想象。于是他就忍痛爬起来，扶着杖，拿着图来到寺庙的后面，（看到）有一座古坟高高隆起。成名沿着古坟向前走，只见一块块石头，好象鱼鳞似的排列着，真象画中的一样。他于是在野草中一面侧耳细听一面慢走，好象在找一根针和一粒小芥菜子似的；然而心力、视力、耳力都用尽了，结果还是一点蟋蟀的踪迹响声都没有。他正用心探索着，突然一只癞哈蟆跳过去了。成名更加惊奇了，急忙去追它，癞蛤蟆（已经）跳入草中。他便跟着蛤蟆的踪迹，分开丛草去寻找，只见一只蟋蟀叭在棘根下面，他急忙扑过去捉它，蟋蟀跳进了石洞。他用细草撩拨，蟋蟀不出来；又用竹筒取水灌进石洞里，蟋蟀才出来，形状极其俊美健壮。他便追赶着抓住了它。仔细一看，只见蟋蟀个儿大，尾巴长，青色的脖项，金黄色的翅膀。成名特别高兴，用笼子装上提回家，全家庆贺，把它看得比价值连城的宝玉还珍贵，装在盆子里并且用蟹肉栗子粉喂它，爱护得周到极了，只等到了期限，拿它送到县里去缴差。
成名有个儿子，年九岁，看到爸爸不在（家），偷偷打开盆子来看。蟋蟀一下子跳出来了，快得来不及捕捉。等抓到手后，（蟋蟀）的腿已掉了，肚子也破了，一会儿就死了。孩子害怕了，就哭着告诉妈妈，妈妈听了，（吓得）面色灰白，大惊说：“祸根，你的死期到了！你爸爸回来，自然会跟你算帐！”孩子哭着跑了。
不多时，成名回来了，听了妻子的话，全身好象盖上冰雪一样。怒气冲冲地去找儿子，儿子无影无踪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在井里找到他的尸体，于是怒气立刻化为悲痛，呼天喊地，悲痛欲绝。夫妻二人对着墙角流泪哭泣，茅屋里没有炊烟，面对面坐着不说一句话，不再有一点生趣。直到傍晚时，才拿上草席准备把孩子埋葬。夫妻走近一摸，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他们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半夜里孩子又苏醒过来。夫妻二人心里稍稍宽慰一些，但是孩子神气呆呆的，气息微弱，只想睡觉。成名回头看到蟋蟀笼空着，就急得气也吐不出，话也说不上来，也不再把儿子放在心上了，从晚上到天明，连眼睛也没合一下。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发愁。他忽然听到门外有蟋蟀的叫声，吃惊地起来细看时，那只蟋蟀仿佛还在。他高兴得动手捉它，那蟋蟀一跳就走了，跳得非常快。他用手掌去罩住它，手心空荡荡地好象没有什么东西；手刚举起，却又远远地跳开了。成名急忙追它，转过墙角，又不知它的去向了。他东张西望，四下寻找，才看见蟋蟀趴在墙壁上。成名仔细看它，个儿短小，黑红色，立刻觉得它不象先前那只。成名因它个儿小，看不上。（成名）仍不住地来回寻找，找他所追捕的那只。（这时）墙壁上的那只小蟋蟀，忽然跳到他的衣袖上了。再仔细看它，形状象土狗子，梅花翅膀，方头长腿，觉得好象还不错。高兴地收养了它，准备献给官府，但是心里还很不踏实，怕不合县官的心意，他想先试着让它斗一下，看它怎么样。
村里一个喜欢多事的少年，养着一只蟋蟀，自已给它取名叫“蟹壳青”，（他）每日跟其他少年斗（蟋蟀）没有一次不胜的。他想留着它居为奇货来牟取暴利，便抬高价格，但是也没有人买。（有一天）少年直接上门来找成名，看到成名所养的蟋蟀，只是掩着口笑，接着取出自己的蟋蟀，放进比试蟋蟀的笼子里。成名一看对方那只蟋蟀又长又大，自己越发羞愧，不敢拿自己的小蟋蟀跟少年的“蟹壳青”较量。少年坚持要斗，成名心想养着这样低劣的东西，终究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让它斗一斗，换得一笑了事。因而把两个蟋蟀放在一个斗盆里。小蟋蟀趴着不动，呆呆地象个木鸡，少年又大笑。（接着）试着用猪鬃撩拨小蟋蟀的触须，小蟋蟀仍然不动，少年又大笑了。撩拨了它好几次，小蟋蟀突然大怒，直往前冲，于是互相斗起来，腾身举足，彼此相扑，振翅叫唤。一会儿，只见小蟋蟀跳起来，张开尾，竖起须，一口直咬着对方的脖颈。少年大惊，急忙分开，使它们停止扑斗。小蟋蟀抬着头振起翅膀得意地鸣叫着，好象给主人报捷一样。成名大喜，（两人正在观赏）突然来了一只鸡，直向小蟋蟀啄去。成名吓得（站在那里）惊叫起来，幸喜没有啄中，小蟋蟀一跳有一尺多远。鸡又大步地追逼过去，小蟋蟀已被压在鸡爪下了。成名吓得惊慌失措，不知怎么救它，急得直跺脚，脸色都变了。忽然又见鸡伸长脖子扭摆着头，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小蟋蟀已蹲在鸡冠上用力叮着不放。成名越发惊喜，捉下放在笼中。
第二天，成名把蟋蟀献给县官，县官见它小，怒斥成名。成名讲述了这只蟋蟀的奇特本领，县官不信。试着和别的蟋蟀搏斗，所有的都被斗败了。又试着和鸡斗，果然和成名所说的一样。于是就奖赏了成名，把蟋蟀献给了巡抚。巡抚特别喜欢，用金笼装着献给皇帝，并且上了奏本，仔细地叙述了它的本领。到了宫里后，凡是全国贡献的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及各种稀有的蟋蟀，都与（小蟋蟀）斗过了，没有一只能占它的上风。它每逢听到琴瑟的声音，都能按照节拍跳舞，（大家）越发觉得出奇。皇帝更加喜欢，便下诏赏给巡抚好马和锦缎。巡抚不忘记好处是从哪来的，不久县官也以才能卓越而闻名了。县官一高兴，就免了成名的差役，又嘱咐主考官，让成名中了秀才。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精神复原了。他说他变成一只蟋蟀，轻快而善于搏斗。现在才苏醒过来。巡抚也重赏了成名。不到几年，成名就有一百多顷田地，很多高楼大厦，还有成百上千的牛羊；每次出门，身穿轻裘，骑上高头骏马，比官宦人家还阔气。
异史氏说：“皇帝偶尔使用一件东西，未必不是用过它就忘记了；然而下面执行的人却把它作为一成不变的惯例。加上官吏贪婪暴虐，老百姓一年到头赔上妻子卖掉孩子，还是没完没了。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老百姓的性命，不可忽视啊！只有成名这人因为官吏的侵害而贫穷，又因为进贡蟋蟀而致富，穿上名贵的皮衣，坐上豪华的车马，得意扬扬。当他充当里正，受到责打的时候，哪里想到他会有这种境遇呢！老天要用这酬报那些老实忠厚的人，就连抚臣、县官都受到蟋蟀的恩惠了。听说‘一人得道成仙，连鸡狗都可以上天。’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啊！”
六、《促织》赏析
（一）完整的故事结构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二）借古讽今的写法
本文是《聊斋志异》中深刻揭露黑暗现实的篇章之一。作品是以斗促织的宫廷嬉戏作为引线，由于宫廷的倡导，而形成地方上的按期征收的“定例”。这对百姓是灾难，而对封建官僚却是“媚上取宠”、受赏升迁的好时机。可见由上而下的封建官僚体制是造成民不堪命的根源。作品所揭露的正是作者所处的黑暗现实，但作者对此采取了曲笔，开头即指明故事发生年代为明代“宣德间”，这样既可以放开去写，又可以避开“文网”的迫害，这也是“借古讽今”的一种笔法。
作者通过曲折变化的情节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例如小说的第1段，以极精练的笔触对封建官僚机构的面貌作了勾勒：“宫中尚促织之戏”这是“祸根”，而县令、里胥这些下属和爪牙趁机搜刮，连不务正业的“游侠儿”也来推波助澜，其结果是善良百姓倾家荡产。这一段是一幅黑暗现实的较完整的画面。
然后又将这一画面通过成名一家悲惨而曲折的遭遇加以展开。成名一家的苦难对整个封建社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成名一家的悲剧是深刻的，正是由于成名的质朴、善良而被“报充里正役”，这样就引来更大的灾祸，不仅“薄产累尽”，而且屡受杖责，被逼得“惟思自尽”。费尽苦心得到一头能够“塞责”的促织，又被儿子误毙，以致儿子投井，骨肉分离，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直到成子僵卧岁余，魂化促织，历经险厄，才从灾难中拯救了全家，于是因祸而得福。这种“化魂”的情节，只是寄托美好愿望──所谓“天酬长厚者”的艺术虚构，除增强悲剧的深刻性之外，这并不能说明善良的百姓能够获得解脱。因此，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本质，鞭挞官僚体制是本文的特点与基调。至于结局部分的“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抚军亦厚成”等等，这是因为他们“并受促织恩荫”，并非良心发现。这些官僚的获赏、受封的代价是人民的血泪与苦难。 （三）细腻的心理描写
这篇小说生动感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故事的开端就写了官府逼迫之下成名的深刻的心理矛盾，这一方面是苦无生路，忧闷欲死，而另一方面是在痛苦中挣扎，千方百计搜寻，“冀有万一之得”，正是这种心理矛盾促使他按“神”示的图去庙宇寻觅促织，在寻求促织中的希冀、急切、惊愕、狂喜等情绪变化无不与他的心理矛盾有直接联系，情理自然，真实感人。
心理描写的另一特点，是围绕着人物的命运来写其心理变化。成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意外地捕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促织，这时写了他的喜悦与珍惜，“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一句，道出其珍视的心情。待虫毙于儿手，儿又不知去向，顿时陷入绝望之中，“如被冰雪。怒索儿”正表现“由喜而怒”的心理变化。“得尸于井”，发现幼子投井自杀，自然地“化怒为悲”，由“抢呼欲绝”的悲恸，继又转为无限的悲愁：“……相对默然，不复聊赖。”发现幼子复苏，成名夫妇仅是“心稍慰”，因为缴纳不上促织会使家破人亡，因此，成名陷入焦虑，甚至“亦不复以儿为念”。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意外情况：“门外虫鸣……虫宛然尚在”，绝望中出现了希望。终于得到“意似良”的小促织，这才“转悲为喜”。在“试斗”时，又发生了“惭──大喜──惊──惊喜”的心情变化。成名的一系列感情变化与其悲欢离合的命运紧相联系，这就给人以更加真实的感觉，使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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