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强势监督”是对权力的警示

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

　　高档水产、贵重名酒，群众围堵、主任跪桌……这样的情节，让江苏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次豪华宴请，引来广泛关注。

　　虽然泰州方面及时调查，坦言“接待活动执行相关规定不严，造成较坏影响”，并将相关责任人免职，但在这起“吃喝”事件中，公众的“强势监督”，直接把权力与权利的命题，再次摆上了桌面。

　　不管群众的监督形式是否得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本身就不该发生。更何况，中央力倡改作风，江苏还出台了“十项规定”，甚至制定出公务接待标准。这样的背景之下，群众对作风问题高度关注，顶风作案难免会犯众怒。

　　“餐桌上的腐败”还只是导火索。笔者采访了解到，对在小区旁建化工厂以及拆迁补偿标准的不满，才是背后的心理结穴。按这些居民说法，该小区已是搬迁小区，这一化工厂“既违反当初规划，也有悖环保要求，更未征得居民同意”。

　　建化工厂是否经过相关论证，拆迁补偿标准是否符合规定，当然不能单听任何一方说辞。管委会引进这一项目时，背后到底有没有像居民认为的那样，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物，只想着要“政绩”，而牺牲居民利益、环境效益，这些都需要相关方面详细调查。不过，因为建厂搬迁的矛盾，而导致一场违规吃喝被抓了“现行”、继而起了冲突，这样的变化，无论如何都让当地领导干部始料不及，或许更让他们追悔莫及。如果在面对“化工厂留下还是居民留下”的问题时，能多考虑群众感受；如果能在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中，多听听群众意见，可能也不至于有如此尴尬的收场了。

　　实际上，不管是顶风作案的吃喝，还是一些不顾民意的决策，背后往往都有被扭曲的权力观，都暴露了阳奉阴违的恶劣作风。以吃喝为例，会找出种种借口，或是“投资商来了，不吃不行”，或是把吃喝搬到单位食堂、公园会所。而在决策之时，往往把政绩和升迁看得更重。

　　宴请遭民众围堵，也说明了群众对作风问题的反感，不仅是因为铺张浪费或是败坏风气，更是因为背后反映出权力对权利的傲慢。中央把改作风当做工作切口，也正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减少权力与权利的对峙，打破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

　　而从自发围堵到微博曝光，群众的监督情绪和方式更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权利时代”，群众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要求日益高涨。接受群众的监督、适应群众的表达，理应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甚至生活的基本语境。不仅是在吃喝等作风问题上，更是在行政过程的每一步，不管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反馈，只有适应这样的变化，把权利放在首位，才能免于被围堵甚至“被下跪”的结局。

　　在此事件中，群众的围堵和曝光，不仅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更为自己争取到表达权。然而，让群众抓吃喝，和让社会盯公车、让网络找手表一样，再热闹也只是个案，更重要的也更根本的，应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人民时评：用法治平衡环保“两难博弈”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的平衡点.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相关报道见本报第十一版）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就难免有两难。比如，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甚者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长期存在。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所谓的博弈，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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