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江苏浙江税收考察报告的范文

江苏浙江税收考察报告的范文

江苏与浙江同处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两省经济在总量规模、发展速度及经济运行质量诸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形成了“以三资企业为龙头”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风格迥异的区域发展特色。深入比较分析两省税收增长状况，对“富民强省”，提升江苏经济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很有意义。本文依据有关财政税收资料，作以下比较分析。

一、江、浙两省财政税收现状比较

（一）浙江财政收入增长快于江苏，江苏总量保持优势

**年浙江实现财政收入1166。58亿元（不含基金收入，下同），比上年增长36。3%，江苏财政收入1292。76亿元，增长27。1%，浙江比江苏增速快9。2个百分点，总量少126亿元。纵向看，表一数据显示，**年后的5年，财政收入无论是环比还是平均增速，浙江均要快于江苏，且浙江增速有加速趋势，使得江苏总量优势不再显著。**年江苏财政收入是浙江的1。45倍，**年缩小到1。11倍。横向看，两省财政收入在全国的位置均向前移，但浙江位次提升快于江苏，由**年的第7位跃居第4位，江苏则由第4位移至第3位。（表略）

（二）浙江地方税收超常增长，江苏中央、地方收入基本同步

**—**年，浙江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3。6%，比江苏高11。3个百分点，主要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较快，年均分别增长22。2%、49。4%和40。7%；特别是**年到**年浙江企业所得税增长迅猛，年增速分别达42。5%、70。8%和99。8%，而江苏这3年增速一般。**—**年浙江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比上划中央收入增幅高15。6个百分点，而江苏只高出5。6个百分点。オ

（三）浙江营业税、所得税后来居上，江苏增值税当仁不让

**年浙江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计比江苏少10。9亿元，至**年只差3。6亿元，到**年浙江反超江苏55。4亿元。其中，在列入营业税统计的行业中，浙江房地产、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和建筑业等行业收入就超过江苏22。74亿元。**年江苏增值税入库617。66亿元，比浙江高95。19亿元。在列入增值税统计的20个行业中，浙江只有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服装制品业4个行业超过江苏，纺织业、化学工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均不及江苏。表三数据显示，4个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江苏与浙江差额逐渐缩小，由**年的87。1亿元缩小至**年的39。8亿元，江苏只有增值税收入优势继续扩大，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优势不再，浙江后来居上。オ

（四）浙江内资企业税收身手不凡，江苏三资企业税收遥遥领先

**年浙江内资企业税收945。19亿元，高出江苏56。24亿元，占税收总量的比重达84。1%，比江苏高8。1个百分点；江苏三资企业税收280。4亿元，比浙江多101。46亿元，遥遥领先。在内资企业上缴税收中，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和个私经济税收492。09亿元，高出125亿元，可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及个私经济高度发达，其对税收的贡献率较高，而江苏三资企业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オ

（五）浙江第三产业税收高于江苏，江苏制造业税收优势较大

**年浙江第三产业上缴税金421。76亿元，高于江苏25。28亿元；江苏第三产业税金772。67亿元，高于浙江7044亿元；江苏二、三产业税收比为66。1∶33。9，浙江是62。5∶37。5。从行业内部结构看，江苏采掘业和制造业税收高于浙江88。68亿元，而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税收浙江均大于江苏，5行业合计比江苏多54亿元。オ

（六）浙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江苏上划中央税收比重高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前江苏高于浙江。在浙江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后，浙江加强了对地税的征收力度，地税收入超常增长，**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就反超江苏0。17个百分点，至**年高1。99个百分点。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则相反。**年浙江该比重比江苏高1。2个百分点，以后由于江苏增值税稳步增长，**年江苏反比浙江高5。3个百分点。**—**年财政收入占GDP平均比重，浙江比江苏高0。94个百分点；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平均比重，江苏比浙江高1。8个百分点，江苏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大于浙江。

**—**年两省财政收入弹性系数（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均值均超过2，说明两省财政收入增速都高于经济增速，但浙江每年的系数值都大于江苏，且是在浙江GDP年均增速超过江苏1个百分点基础上取得的，充分体现了浙江财政收入增长快于江苏的特点。

二、浙江税收增长快于江苏的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江苏税收虽然保持较快增长，总量仍然强于浙江，但相对浙江的迅猛发展，领先优势正在缩小，部分税种浙江已后来居上，优势明显。浙江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富有特色的政府理财和民营经济是浙江成功的支点，而这均是“以人为本”，协调各方利益，求得个人、集体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一）在生产供给领域，浙江三产提速，产业集聚，内资充裕

1、三产提速，结构优化。自**年以来，浙江市场竞争优势得到发挥，内生增长机制逐步形成，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1。3%，比江苏高0。5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年均增长12。3%，高出江苏1。1个百分点。**年浙江三次产业比重为8。8∶51。2∶40。0，第三产业比重比**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高于江苏（37。3%）2。7个百分点；**年江苏三次产业比重为10。5∶52。2∶37。3，结构也有所调整，但幅度没有浙江明显。浙江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为地方财政收入超常增长提供了丰富源泉。浙江第三产业特别是房地产、金融业和邮电通信业及建筑业的加快发展，为其营业税高速增长拓宽了税源。从这些行业的计税营业额看，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浙江均好于江苏。

2、块状经济，激活产业。尽管就单个企业而言，浙江企业普遍较小，但由众多中小企业构成的专业化产业群却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如绍兴的纺织产业群、义乌日用小商品产业群、诸暨大唐的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慈溪的小家电、乐清的低压电器等。**年，浙江拥有超亿元的块状经济达519个，其中10—50亿元的区块为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为26个，超100亿元的区块有3个，形成了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在浙江省17个经济强县（市）中，具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共有33处，涉及近百个行业和几万家企业，逐步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特色块状经济占这些县（市）工业经济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的产品有160种。

3、民营资本，投资灵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个人或家庭是企业的主要创办者和投资者，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性推动力来自民间，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积累，是一种典型的内源性民间资本推动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来讲，民间资本投资灵活，责任清晰，参与意识强，高度市场化，潜力巨大。**年末浙江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少于江苏456。35亿元，但贷款余额却超过江苏378。23亿元，存贷差比江苏省834。58亿元，银行资金运用效益好于江苏。浙江中长期贷款超过江苏36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占30%，而江苏只有16%。**—**年浙江金融机构存贷款分别年均增长21。6%和21。3%基本持平，而江苏存款增速要比贷款高2。8个百分点。可见，浙江银行较之江苏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对激活民营经济发挥了更大作用。

**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51。4%，比江苏高6。5个百分点，其中个私经济增加值所占比重为43。5%，高于江苏16。8个百分点。企业性质的差异，带来其对税收贡献的不同，**年浙江内资非公有经济提供的税收比江苏多101。67亿元，占整个税收的比重也比江苏高10。9个百分点。

（二）在需求领域，投资消费，双轮驱动

从GDP支出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在省内需求中，受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不断扩张，占GDP的份额也在增大；而居民消费和存货增加在GDP中的份额有减少的趋势。**—**年间浙江这种变化比江苏更为明显。从增速看，浙江政府消费年均高于江苏8。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分别年均高2。2个和2个百分点以上，存货增加浙江年均下降16。9%，江苏仍在上升。从比重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政府消费浙江比江苏提升得快，居民消费下降得慢，存货增加降幅大。说明浙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政府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

（三）在分配领域，以人为本，效率优先

浙江注重“以人为本”，在充分尊重人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兼顾个人、集体和社会三者利益，使得个人、集体和国家实现“三赢”。**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1716元和4940元，与**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9。7%和6%，而江苏居民收入分别只有8178元和3996元，年均增长7。2%和4。1%，江苏不仅绝对额远低于浙江，增幅也不及浙江，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两省个人所得税差距呈扩大趋势。浙江个人所得税由**年低于江苏2。12亿元，到**年高于江苏6。32亿元；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35。6%，江苏为28。7%。江苏人口7381万人，浙江4667万人，主要就是江苏人均收入比浙江低，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个人所得税税基，进而影响整体个人所得税收入。

浙江在顾及个人利益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降低企业成本，政府也灵活利用政策加大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加财政贴息支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增强企业活力，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及江苏，但企业盈利却好于江苏。**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只有江苏的63。7%，但其创造的利润却是江苏的11倍，而利润总额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所得税的高低。

（四）在政策方面，浙江思想解放，大胆创新。

经济是税收的基础，政策是税收增收的保证。浙江不拘泥于国家现行税收管理政策，大胆创新，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浙江税收增长因素中，政策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次创新，全国领先。

创新之一：实行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减少管理级次，市级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财政，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县财政与地税合署办公不分家。相对于江苏的省管省辖市、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和市县财政地税分开办公的模式，浙江的省财政对县财政具有较大的调控能力和调控余地，县也具有更大的理财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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