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第三十六讲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思考

从“会通超胜”说到“古今中外法”

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和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这一主张不仅有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是先进的中国人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早在明朝末年中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科学家徐光启就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明史·徐光启传》）之说，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物理小识·总论》）之论，史学家万斯同则有“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送梅定久南还序》）之见，经学家焦循还有“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之辞。降至晚清，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海国图志后叙》）的预言，王韬也有“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瞍园文录外编》）的判断。这些早期的中西文化“会通”说，虽然还很难与折衷主义完全划清界限，有的也有“中体西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是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篱，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最先进、最开放的理论。徐光启等人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做了许多引介西方学术文化的工作。

到了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一直成为富有辩证思维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如章太炎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孙中山则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蔡元培在文化方面，同样也持辩证综合的观念，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是也应注意：“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要和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由于蔡元培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他的上述言论影响深远，尤其是反对被人同化之说，对具有民族情感的人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识到：“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这些提法都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表现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的思想高度。

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就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还说明，所谓“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方法也完全适合于一般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做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建国以后，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论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在概念上犯了错误，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总之，在古今关系上要做到“古为今用”；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洋为中用”。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徐特立曾通俗地讲解毛泽东这一辩证法的文化观，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应该说，毛泽东这一提法不仅富于辩证思维，精辟深刻，而且饶有情趣，雅俗共赏。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原则

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应坚持何种方针，怎样保证中国新文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持久、深入地发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我们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 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准确表述。

首先，当代中国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中国人民经历艰难困苦，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教训才做出的历史选择。在此之前，中国人也曾希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进化论和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然而成效甚微，失败却接踵而至。在怀疑和困惑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文化从此才真正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实践证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正确的，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在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个问题上，建国以后四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第一，中国文化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清原则界限，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才不致走到邪路上去。第二，在文化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干扰，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自我封闭的、定于一尊的东西，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开放的、容纳百家精华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思想体系。建筑在这种先进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新文化，必然是根深叶茂的，自身有永不枯竭的生机，对外有无比强大的竞争力。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古”和“今”即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立足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历史背景，它要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因而决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小的格局中孤芳自赏，更不能盲目地颂古、信古、好古、怀古；另一方面，它要对历史传统进行认真研究，谨慎地甄别，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为标准，分清糟粕和精华，然后进行正确的取舍。在这个问题上，把传统文化全盘接收过来是不行的，全面反叛、否弃也是不明智的，而应做到立足当今，古为今用。

再次，当代中国文化要辩证地处理好“中”与“外”亦即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所谓立足本国就是说中国文化建设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的民族习惯和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近百年来已受到近代经济和文化的洗礼，而更多的地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方面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的传统模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科学、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又对传统的文化、习俗比较适应。凡此种种都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加以解决。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说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闭主义。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的看法是：第一，资本主义文化是人类阶级社会中所取得的高于以往各个社会形态的精神成果，它含有以往各个时代先民的智慧，也含有当代工人阶级的心血。尤其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和接受过来。第二，中国人民在取得政权后已经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主要任务已从破坏旧世界转变为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任务的转变，我们的文化方针也要有所改变。在过去革命时期看来与中国人民格格不入的一些东西，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理论、社会学说、哲学思想，立足于当前和平建设的任务，则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我们提出面向世界，学习、吸收外国文化，决不吸收那些腐朽丑恶的东西，决不吸收其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而拒绝一切外国文化，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我们要以“文革”时期的教训为戒。也就是说，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这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适应

对于“古今”、“中西”的辩证关系，还应给以哲学的关照和理解。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途程中，都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之为“认同”与“适应”。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可见，任何民族都有其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从世界文化史来看，欧美各国和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各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们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亦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今天仍然常常以虔敬的心情缅怀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迹，那怕片纸只言，也视若瑰宝，倍加珍惜。这种非常执著的、被人们称为“寻根”意识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化心理认同。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它的民族文化认同心理更较其他民族为甚。仅以近代为例，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些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志士们，他们的基本原动力就是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深层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方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的产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出现这样一种论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文化传统的“断裂”和“自我超越”。持此论者对旧的传统充满了义愤，渴望与传统一刀两断，于是将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救药。其实，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它的文化传统也是不能强行“断裂”的，任何一个民族成员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涵泳其内的文化传统，正如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貌似激烈的口号和过分夸张的言辞所包含的主观随意性，决不能真正给民族文化找到正确的出路，至多只能稍稍掩盖他们对传统的束手无策、软弱无力而已。章太炎曾针对这种虚诞的论调，指出：“自国的人，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因此，企图“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设想完全是一种“无根”之论，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并在客观上起到销蚀人们的民族自信心的作用，完全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肯定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没有任何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立足于20世纪的时代高度和面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绝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复归，而是立足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鲁迅说得好：

“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

这些话是鲁迅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冲突激荡的时刻说的，时隔数十年，仍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他对于“怀古”与“创新”的辩证分析，至今仍可以作为我们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其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民族文化的适应性问题。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于封闭状态，与外域文化不发生任何联系的时候，是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的；只有当它与异民族发生交往、特别是激烈冲突的时候，发展阶段较低的民族文化才有一个如何适应发展阶段较高的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更新发展。所以说，外部挑战乃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世界文化史看，欧美国家和日本（他们大都是临海国家）自古以来就崇尚贸易活动，重视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因此把对外文化交流视为习惯和自然，深感文化交流可以带来本民族的文化进步。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型文化的范例。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说：“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做异端，也没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思想为师，并积极地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事实确是如此。它在古代一直以中国为师，深受中国文化的恩惠。近代当它意识到不以西方为师便难以生存和发展时，便断然“脱亚”，而大量地、普遍地引进西方文化，终于使自己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适应能力是比较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机制和历史上长期的领先地位，遂产生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心态。在近代中国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认为，“华夏”文化高明而精微，“外来”文化低劣而粗浅，因而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总是难以摆脱自我本位的对应模式。这种对应模式直接繁衍出“文化本位论”、“国粹主义”的种种论调，什么“中国道德天下第一”啦，“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啦，“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今天，依旧有人主张复归传统，复兴儒学，以此为自救之路。我们要排除这种不合时宜的自大心理，就必须从思想上明确：“中央之国”的观念是封建时代的观念，平等观念、全球观念才是现代观念。我们要面对现实，以世界多民族、多种文化中的普通一员的身份来界定自身，以平等的身份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对话。这样中国文化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否则，深闭固拒，限于一隅，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另一方面，对待外来文化的消极适应、全盘西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错误之一是散布民族自卑感，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甚至鼓吹“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既然事事不如人，无可挽救，俯首投降算啦，还有什么民族自救可言！其错误之二是不辨良莠，全盘引进。这种引进方法不啻是把痈疽当宝贝，岂不是病上加病！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心理，看似相反，其实是一种病态文化心理的两个方面、两种症状，究其病因都是对于文化适应问题缺乏辩证的认识所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鲁迅的看法较为正确，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即不合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这就是说，对待外来文化既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敢于正面迎接它；同时又要在保持民族文化固有血咏的基础上对它加以分析权衡，去取得当，这样才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益。这种分析，充满辩证法的光彩，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认同与适应是一对辩证的矛盾，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适应不是消极的适应，应当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能保持民族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而最终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依归。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选择和继承原则，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辩证法。

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和走向，从“五四”以来直至今日，议论纷纷，但总的说来不外三种意见，三种典型看法。有的学者概括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三条道路：第一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自以为高明，这是没有前途的；第二是全盘西化，完全抛弃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是主动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成就，同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发扬固有的优秀传统，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争取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①。也有的学者概括说：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既互相对立又互动发展的思想格局，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70年来的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延伸”。②上述论者共同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即马克思主义派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完整回答，是缺一不可的。这一概括和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提法，和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关于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很值得重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综合创新”论是在学习、继承毛泽东“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了正确的理论导向。

古今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是建立在对文化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完整的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如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观念文化层面），每一层面又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换言之，文化要素构成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构成文化系统。对此是可以加以分析的。

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有种种复杂的情况，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中去。前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间，具有不可离的关系，例如中国殷周时代的分封制、井田制、贵族制，就具有“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的不可离关系，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并与原系统相终始。后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之间，具有可离的关系，例如科学和宗教、艺术、风俗是可离的。文化要素之间除了上述可离与不可离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认识到文化要素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十分重要，是我们把文化当做一个动态系统来把握的关键。

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即是这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新系统的要素。这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相继而起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可以肯定二者之间包含有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

在空间上并存的不同文化系统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也各自包含一些不同的文化要素。前者表现了文化的普遍性，后者表现了文化的特殊性。这些不同文化系统的要素之间，也存在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这既是它们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据，也是它们可以互相吸收、相互融合的根据。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融会贯通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无论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系统，还是对于西方文化系统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系统，都应该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研究、分析、剔抉，就像庖丁解牛那样把整体的牛分解为各个部分，对各个文化系统的剖析则是把系统分解成各个要素，对于当代中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益的就“拿来”，无益的就舍弃，有害的就加以批判肃清。这样就能够像百川汇海一样，吸纳各个文化系统的优势和长处，建立古今中西文化的合理互补结构。社会主义文化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创造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工作，中国固有文化一定可以实现质的飞跃，实现创新。

总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亦即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承认原有文化基础的历史继承性，承认文化的发展进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进化，否则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同时，这种新文化也承认文化在空间上的交流、民族间的沟通，以开放的胸襟迎接、吸纳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充实自己和增加生命活力。建立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高扬民族主体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把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衡量、择取文化的标准。任何外来文化的吸纳和利用，都必须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这个古老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使它能够真正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们坚信，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通过综合创新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3．方克立，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载：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思考题：

1．建国以后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2．怎样认识和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3．怎样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深刻理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990de1dccbff121dd36836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