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及其当代境遇

红色经典及其当代境遇

——当代文学的红色传统与当代变异

王学谦

【摘要】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是经典。 20世纪40年代到文革期间的“红色经典”并非稳固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虽然依然被记录在权威文学史著作之中，但整体上看，对其文学性的评价逐渐降低；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相当陌生，少数读者以怀旧心理接受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改编与红色题材的创作，是商业化、传奇化和红色化的混合，体现了各种文化、文学力量的相互妥协、融合。

【关键词】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改编  商业化 

一、经典与红色经典

文学经典，就是具有持久而广泛地发生影响的文学著作。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水浒传》、《红楼梦》、《文心雕龙》等都是中国文学经典；鲁迅的《呐喊》、《彷徨》是现代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流传时间长，社会阅读面大，不仅专业研究者阅读，一般读者也有所阅读或了解。

文学经典是在历史的变动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变动有所波动，成为经典当然具有复杂的、乃至偶然的历史性因素，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文学性，即文学价值本身。距离现实越近，越会参杂更多的非文学因素，一旦与现实拉开距离，非文学性因素就会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文学经典比较牢固而现代文学经典却处在动荡之中的缘故。某些现代作家曾经被认为是经典作家，而现在其文学史地位就不如过去那样崇高。比如，郭沫若曾经被看作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但是，现在却不再有人这样评价郭沫若了。茅盾被认为是第三个重要作家，但是，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其经典地位也不如原来那样的稳固了。在文革之前的中国大陆，，张爱玲很少为人所知，但是，文革之后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却直线上升，乃至成为经典作家。钱钟书在50-70年代默默无闻，但是，现在却成为经典作家。

什么是文学价值呢？就是具有永恒的人性的作品。如果从具体作品着眼的话，这种文学价值可能丰富多姿，不同的经典作品具有不同的个性和魅力，但是，它们往往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思想。现在，学者往往喜欢以历史性眼光研究文学问题，认为一切都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不存在抽象的游离历史空间的文学精神，其实，还是存在着超越具体历史空间的稳定性结构的。经典都是既有历史性同时又具有超越性。因为具有超越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对经典产生共鸣，都可以从经典中获取一些艺术、思想、情感资源。所以，我们读古希腊神话、蒙田散文、读《诗经》、《楚辞》、《论语》……，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红色经典”，应该算是当代中国性的经典，具有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特征的文学经典。其实，经典是不分颜色的，经典就是经典，无所谓红的或白的或黑的。西方文学中并不把经典分成颜色，没有红色经典，不知道苏联文学是否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学自然也打上这种特殊国情的烙印。

在当代中国，“红色”具有一种很明确的政治性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党旗、国旗都是红色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红色具有更高的级别。我们曾经有红色崇拜。文革时期，红色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红太阳象征毛泽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被称作是红宝书，红小兵、红领巾、红卫兵、红袖章，解放军是红领章、红帽徽、红星，工厂里的女劳模往往被称作是“三八红旗手”。文革时期出生的，很多人名字上都带有红字。

在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之内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浪潮，中国产生了左翼文学，所以，有红色二、三十年代的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红色经典”这个词，好像没有人说《国际歌》、高尔基的《母亲》是红色经典。40年代解放区文学、49年以后的新中国文学，一直到80年代文学，在文学界，都没有“红色经典”这个词，甚至“经典”一词使用率也非常低。但是，并没有使用“红色经典”这个词称谓无产阶级文学。

“红色经典”一词是90年代末期产生的。90年代初期，荷兰学者佛克马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０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问题。此后，“经典”一词开始在文学研究界和各种传播媒体之间扩散，逐渐普及。90年代末期，有三种文学选本出版：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全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海天出版社）同时，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等，可见，最初的红色经典是指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此后，“红色经典”一词不断扩散，在社会、文坛被广泛使用，它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红色经典”比较确切的含义是指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其中，50、60年代的长篇小说占很大数量。《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有人概括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还有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红色经典作家，都是革命者，很多是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作品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创作的。题材是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就是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大致涵盖了中国革命的主要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生活；其主题是歌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张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与道德风范，主人公是英雄人物，集体主义、献身精神是其性格的核心；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吸收古典小说的传奇性，类似于英雄传奇故事，善恶分明、情节曲折、惊险，主要人物是英雄人物。也有史诗化的追求。一类是现实题材的，比如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人的作品。这类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应。主要是书写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合作化运动。

如果按照经典的标准去衡量当代的红色经典的话，红色经典，还算不算经典？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红色经典”不过是当代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无法成为永恒性的文学经典，它无法和古典经典相比，也不能和现代经典相比。红色经典的文学性和文化蕴含，无法和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作品相比。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红色经典的文学性不是很高，它的最大局限在于以政治为核心建构作品的，不是以人性为核心建构作品的，即它没有切入永恒人性这一文学母题，只是适应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要求而已。

二、红色经典的当代境遇

这些“红色经典”，在当年文学生活甚至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逐渐被写进文学史之内。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也还要记录它们的，仍然是我们文学教育的内容之一，还是大学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构成部分，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国家也一直重视红色文学传统的延续、传播，仍然希望文学能够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

在50年代，文学承担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使命，是国家构建意识形态、阐释自身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工具。这种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即使是今天，仍然具有明显的表现。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之中，人们公认存在着三种文学类型或文学力量：精英文学（纯文学）；大众文学；主旋律文学。按今天的说法，“红色经典”就属于文学史中的主旋律文学。但是，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性，价值观念、文学观念都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整个社会对于“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统一，往往汇聚着各种不同的的社会心理、文化意图和文学精神，各种不同观念相互冲突。这反应了我们当今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首先，我们看到，权威文学史对“红色经典”的态度，不仅没有把“红色经典”作为经典，而且，对其文学性是持怀疑态度的。从文革以后的80年代，到目前，在文学史上，“红色经典”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篇幅越来越小。人们对它们的肯定性评价，开始的时候基于对文革的拨乱反正。随后，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以启蒙主义情怀面对红色经典，这些红色经典显然缺乏更高的意义。到90年代以后，人们喜欢用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当代文学。文学史学者把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看作是高度“一体化”的文学，注重分析“一体化”过程的诸多因素或机制，这种分析及其结论，蕴含着明显的怀疑倾向，即使进行美学的分析和判断，也不会进行太多的肯定性，只是分析其美学特征而已。只要翻一翻流行的权威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教程》等等，几乎都是这样处理红色经典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书写主要是学术性书写，主要基于纯粹经典的尺度来进行的，如古典经典，现代经典、外国经典，以这样的经典标准来看，红色经典显然文学价值不高。

其次，社会阅读率不高。尽管出版社翻印这些作品，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去认真阅读，人们是否可以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诸如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英雄主义，也是很难说的。有人搞过“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调查”，调查数据显示：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40名大学生中，65％以上的学生几乎不知道“红色经典”为何物；27％的大学生能够说出作者和主要内容的“红色经典”不超过3部，主要集中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并且大多是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有不到8％的大学生能够流畅地说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等大部分“红色经典”的书名、作者和内容。当问到“红色经典”的可读性时，70％的大学生认为不好看，离当下生活太远；18％的大学生觉得一般；12％的大学生认为值得一读。看来，曾经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青年的阅读视野中已被逐渐遗忘。

在繁忙的社会现实之中，在艺术资源丰富化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学日益边缘化，人们很难静下心来阅读“红色经典”。其实，其他经典的阅读，也并不是很多。大家喜欢于丹那样的“心灵鸡汤”，无意进行认真阅读。“百家讲坛”是通俗性的大众文化，不是学术性研究，在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上，只能在娱乐过程中传播一些文史知识。李零还有一个《丧家狗》，试图将通俗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在学术上更严谨一些。

再次、个人性阅读。一些人接受红色经典，但是，和“红色经典”的传播目的并不一致。现在，人们往往是本着一种好奇、怀旧、个人收藏，乃至纯粹艺术方面的接受，这种阅读范围不是很大。比如，94年浩然的《金光大道》（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将《金光大道》第一、二卷予以再版，同时首次出版了该书的第三、四卷。）曾经再版，浩然签名售书，很多人排队购买。包括“样板戏”的重播、重演，也是这样。很多地方都演样板戏，而且，有一些观众。台湾演过《红灯记》，反响很大，很多人很喜欢，这里有猎奇的心理，也有对样板戏艺术上的接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京剧票友演出的《杜鹃山》，大家演得很认真，观众看得也非常认真，这些人与其说是留恋文革，毋宁说是喜爱现代京剧。

应该注意的是，个人化阅读不应该进行简单的否定。红色经典的重演、再版往往引起文坛争论。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值得警惕，仿佛人们还在留恋文革。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人留恋文革，只不过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个人心理在起作用。《金光大道》就引来一些学者的激烈批判，其实没有必要。我以为这种再版，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在思想、文化、文学中，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使用政治标准、时代标准，而更多地应该尊重个人的趣味、爱好，不要简单将个人的爱好、趣味看作是代表一种历史时代，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其实，建国以来的教训，就在于完全否定个人性趣味。大家要把新中国与旧社会区别开，凡是不符合新中国时代要求的，一律清楚。个人情感是非常复杂、丰富的，往往沉湎于过去之中。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是他的全部。

三、红色经典的改写与红色题材的创作

在世纪之交，红色经典的改编、重演，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尤其是影视方面。2000年，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改编，搬上荧屏，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然后，红色题材、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扩散，并产生巨大影响。逐渐一些红色经典、红色题材作品被影视界改编成电视、电影。电视剧《烈火金刚》、《小兵张嘎》、《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鸡毛信》、《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新儿女英雄传》、《阿庆嫂》、《红灯记》、《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革命传奇小说改编的几部电视剧，收视率很高，影响非常大。2002年，根据小说《父亲进城》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后来，又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的天空》、《亮剑》，《亮剑》之后，又有《狼毒花》，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现在很多电视台都上演《狼毒花》。应该说，当下人们对于红色经典、红色文学的阅读、接受，主要就是这类改编的影视作品，严格说，这些已经不属于红色经典，属于红色经典的当代延续。

这些改编、创作，整体倾向是大众化、商业化与红色主旋律的混合。一方面要满足读者、观众的娱乐要求，要有读者、有收视率，经营者要有商业效益。大众艺术是当今各类艺术之中最普遍的艺术，它和商业化交融在一起。大众化、商业化往往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想获取利润，必须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否则，大众媒体、出版社也不会播出、出版这样的作品的。另一方面也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规范，具有教育人民的现实意义，即使达不到教育的目的，也不能触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

大众化、商业化、红色化混合在一起，都统一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度人情味的人性化，一是高度戏剧性的传奇化。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传奇性、人性化来到达大众化、商业化、红色化的目的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的小说、电视剧，都属于传奇，革命英雄传奇，是一种传奇风格。

传奇性，就是故事奇、人物奇，也就是情节曲折、惊险、扣人心弦；人物奇，就是主人公性格、命运奇，充满戏剧性。这是叙事性通俗艺术、大众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

 “红色经典”有一部分是带有传奇性的，有可读性。故事具有传奇性，其中的主人公是英雄人物，英雄的性格、成长经历，带有很强的传奇性。《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敌后武工队》，样板戏也几乎具有传奇性，等都有这个特征，就连《青春之歌》也具有传奇性。当时，何其芳就认为《青春之歌》是革命传奇小说。改编版的红色经典和新创作的红色小说，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传奇性更突出，这也就是影视所追求的卖点，好看。从而能够获得很多的读者和观众。

“红色经典”的人情味、人性化比较薄弱，都是严格按照政治规范进行创作的，带有很强的禁欲主义色彩，具有明显的反人性、反人情的特点。那时文学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精神生活，是建设革命思想、革命伦理的重要构成。49年以后的文学观念政治第一，是拒绝人性、人情的。人性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为创作的禁区。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经典，高度压制人性化，拒绝人情味，往往把那些与政治有距离的或者不能充分体现政治意图的个人生活、个人性格尽量删除。即使去写，也不能充分展开，总是用政治生活代替一切生活，人物行动都是体现最高政治觉悟、政治意识，最大程度去除个人性因素。也就是说，到了文革时期，个人性的情感、生活就完全被取消。“样板戏”的时候，个人性的生活、个性化的内容，全部被删除。样板戏里没有爱情、甚至连个完整的家庭都没有，作品中的人物行为的一切动力，都来自于革命。改编的红色经典、新创作的红色题材，在这方面进行了强化，最大程度地纳入人情味、人性化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主要以人情、人性为作品的结构核心。如果说红色经典总是从阶级意识去看待一切的，改编的却总是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去看待一切，最主要的两个内容是：爱情生活与原生态生活、原生态的性格。实际上是一种英雄美人的模式。

后来的作品往往是更典型的英雄美人模式。作品把战争、英雄与爱情结合起来，是更典型的英雄美人模式。一方面是炮火硝烟，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一方面是曲折的爱情故事。革命英雄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原汁原味的性格被极大地凸显出来。不是过去的那种非常规范的英雄，不是正规军人英雄，而是带有更多的江湖气、草莽气的英雄豪杰，讲究义气，能征善战，甚至身怀绝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敢恨敢爱，但是，他们的草莽性格，常常和军队的纪律、党性原则相冲突，甚至总是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种冲突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其中的美人，往往两种类型以上，一种是村姑，乡村女性，一种是知识女性，或者是知识分子女性，或者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英雄与这两类女性发生情感纠葛，构成复杂的爱情纠葛，从而形成激烈的冲突。

《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革命英雄的爱情传奇。石光荣与储琴之间的爱情构成电视剧的核心线索。石光荣的另类军人性格、农民性格与储琴的女性性格和知识分子性格不断发生戏剧化的冲突，成为全剧主要线索和最好的看点。这种爱情处理，显然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是，和一般人理解的爱情大相径庭，带有很强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2000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是典型的“革命英雄传奇”。是比较典型的英雄美人模式。主人公梁大牙，一身江湖气，甚至有些匪气，大腕喝酒，大块吃肉，又能征善战。这种个性气质远远超出了党性和阶级性。算是另类的八路军英雄。他是蓝桥埠首富户朱二爷的伙计，是朱二爷的干孙子，两者不仅没有阶级对立，反而亲如一家，显然，淡化了阶级意识。在当年英雄是不会有这样的出身的。他对待部下起初，往往带有军阀、土匪习气，看到战士穿新鞋，他让战士脱下来，给他穿上，打胜仗以后让人用担架抬着。在他的性格中，始终有强烈的爱欲。作品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和韩秋云的冲突，韩秋云宁可上吊，也不愿意嫁给给他。他参加八路军完全是偶然的，本想参加国民党，却误入了八路军队伍。看见八路军有漂亮女人，就觉得在八路军里试试。喝酒的时候，和东方政委握手，握着就不撒开。当上大队长点名让东方闻音当政委，把女政委当作压寨夫人，一直追求东方闻音。他对爱情的追求也很特殊，先是追求韩秋云，后来是东方闻音政委。

最近的《狼毒花》传奇性更强，英雄美人的模式也更标准。主人公常发，是土匪出身，参加八路军以后总是难改土匪习气。他有一句口号，“骑马跨抢打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电视广告把他称作“另类八路军”，迅雷资源网页上说他是李逵式的八路军。能打仗，会武术，讲义气，不讲纪律，更不讲原则。嗜酒如命，不喝水，整坛子喝酒。部队进驻东北的时候，靠喝酒收编了北四师。尤其是好色，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他。多次上演英雄救美人的惊险剧。作品有两个女性，和他有关系。一个是梅子，被他救，并以身相许；另一个是陆桂平，是学生出身，也被他救过。他和梅子发生过肉体关系，却不爱梅子，一直爱着陆桂平，单相思。

这些内容，在50、60年代不可能写的。1950年，青年作家萧也牧写一部《我们夫妇之间》，情节模式、小说冲突类似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说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叫李克，是知识分子，初中毕业，是一个机关的资料科长。妻子姓张，农民出身，11岁当童养媳，被婆婆虐待。没有什么文化，刚刚认识一些字。15岁参加革命，在军工厂当过工人，而且被评为“劳动英雄”。两个人在农村结婚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少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矛盾，所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但是，进入大城市以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却经常发生冲突，感情上出现了一点裂痕。最后，两个人达成了相互理解，重新和好。作品中夫妇之间的冲突，幽默、生动，反映了知识分子性格与农民性格的矛盾冲突的，触及到城市价值与乡村价值之间矛盾冲突。进而也涉及到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妻子说话粗鲁，经常带脏字：他妈的，鸡吧之类的，和石光荣有类似之处。他对城市生活毫无好感：“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到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看不惯。”看到一个小孩拉人力车，车上坐着一个胖子，气愤不已，认为是剥削。到饭馆里，觉得太贵：一顿饭顶好几斤小米，够农民一家人吃两天的。丈夫“抽烟卷”、“吃冰激凌”是奢侈和浪费。丈夫在舞场跳舞，她把孩子抱到舞场，扔给丈夫。看见有钱人打乞丐，也义愤填膺，把那个人送到派出所。对保姆格外照顾，教保姆识字。

小说被批评者看作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萧也牧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在文革中，萧也牧被迫害致死。

《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始终伴随着爱情生活。但是，作品关于爱情的书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几乎算不上爱情了，而且，爱情味越来越淡，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爱情，更有爱情意味，等到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等人的爱情，几乎没有什么爱情生活描写。林道静与他们之间的个人感情，和革命同志之间的阶级情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爱情，一开始就结束了。两个人一开始没有什么感情交流，徐改霞似乎对梁生宝有轻微的单相思，而梁生宝似乎毫无感觉，他只是一心为公，顾不上考虑个人问题。作品不到一半的时候，徐改霞就离开了蛤蟆滩进城当了工人，作品中的爱情不再存在。

但是，这些红色经典改编、红色题材的创作，从整体上看，文学性不高，大体上可以看作是红色大众化、通俗化作品。在现今的文学背景之下，这种革命英雄传奇，既缺少艺术的深度，也缺少文化、思想的厚度，最后也许仅仅达到了娱乐性的目的。或许娱乐性、商业性本来就是这些作品的最真实的目的。

有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类似于“戏说”、“恶搞”，也引起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渡追求人性化、人情味、传奇性，引起争议。薛荣创作的小说《沙家浜》（2003年）曾经引起争议。在这部中篇小说中，阿庆嫂变成了风流女英雄。他是胡传魁的姘头，还是郭建光的情妇。阿庆嫂的丈夫对此不闻不问。《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等认为，“阿庆嫂”是民族英雄，是个完美形象。这样写阿庆嫂是对民族精神的触犯和亵渎。也有读者佩服作者和编辑敢于写作和发表这样的小说。他们认为，一些人中“文革”和样板戏的毒太深。样板戏中的阿庆嫂太完美了，我们学不起。否定她的英雄传统，并不能说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了灵魂的尊严，现在的中国人变得更理性、更实际了。沙家浜人要起诉作者薛荣和《江南》杂志。

电视剧《林海雪原》将杨子荣的形象进行了很大的改动，也是进一步增强他的个性、传奇性。在剧中，杨子荣变成了一个伙夫，而且还有了一个叫“槐花”的初恋情人，“槐花”的儿子认“座山雕”为干爹，后来又被“座山雕”当成人质威胁杨子荣……对此，很多观众觉得有点突兀，惹出不少争议。杨子荣的养子甚至提出起诉编者，索赔10万元。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向全国各地有关职能部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改编者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根据2007年8月在长春市图书馆的讲座整理成文）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96c36fa04a1b0717fd5dd80.html